中国失控的县委书记
导读：县委书记、县长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有专家说：“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县委书记、县长)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在中国，县委书记、县长拥有的权力大得让人难以想象，以至出现了失控的局面。在强征强拆中，县委书记、县长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公民的住宅一夜夷为平地，可以让农民赖以生存的田地成片变为开发地、工业用地；可以把强征来的土地，百亩千亩以低价，甚至“零地价”捧送给开发商；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当然也可以让在当地呼风唤雨的大款一夜成阶下囚。可以一天提百名官员，可以把七姑八大姨弄进政府让纳税人养起来，可以包二奶养私生子，可以派人进京抓记者，而且凡是提拔重用的几乎全都是县委书记、县长……
原标题：中国失控的县委书记、县长权力大得吓人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既齐全又强大，不仅掌管着全县一切资源——决策权、人事权、财政权，甚至涉及公安检察法院的司法权——堪称一方“诸候”。
回家乡，一位老板的话却使感到了震惊。他说：“县委书记的权力大得吓人，可以把几千万元送人。”这位老板10多年前是一个村支书，如今他却成了家产亿元的富豪。
他的话，我完全相信。比如以招商引资的名义，把价值几千万的土地以几十万给开发商，有的地方甚至是“零地价”。本来一个销售收入几亿的企业，需交税千万元，但是县委书记引进的企业，交了税，财政却返还企业。朋友曾告诉我，一个企业不但三年不用交税，县里还给该企业担保贷款，拨几百万元的科研经费，原因也是该企业是县委书记引进的。媒体曾报道赣榆县原县委书记孙荣章擅自将房地产开发所得税、销售不动产营业税作为招商奖励退还给开发商。让连云港金宝公司的郭强承接时代广场步行街工程，尽赚6000多万元，违规退税还拿了200多万。码头开发公司的胡伟，他免费从孙荣章手上拿到海头港口岸线开发权。建起了一圈海景房，获利数千万。孙荣章还以每亩1万元的超低价批给金汇公司的赵飞500亩地建厂，还为其提供担保贷款1.5亿元。赵飞资金周转困难，孙荣章直接就安排开发区管委会借给他2000万元。
县委书记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有专家说：“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
可以说县委书记是“政治强人”，也可以说是权倾一方，甚至是独断专行的霸王。由于县级与中央隔着省级、市级，大多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确实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加上权力过于集中，监督严重失控，监督几乎呈现一片真空地带，从而造就了他们“我的地盘我做主”。
这里有几个坊间流传的段子，戏谑中展现了县级官场的真实生态：“县委书记绝对真理、县长相对真理、常委服从真理、其他班子成员没有真理。”“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做笔记不张口。”“一千个副手，抵不过一个正手。”许多落马县委书记都坦言，以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他们的话都是“绝对真理”。一把手的核心权力就是对人、财、物、事的拍板权。四川一位落马县委书记说，在他担任县委书记的4年间，从来没有人在他拍板时提不同意见，唱反调的更没有，“在县域内，我有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用不用，什么时候用，怎么用，都是我说了算。”一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最可怕的是无“杂音”。当今许多县委班子变得鸦雀无声。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原区委书记杨毓培封杀“杂音”还创立了一套“理论”。杨毫不掩饰地说：“作为‘一把手’，自然而然是‘一号’，是‘老板’，要拥有绝对权力，说了作数，定了算数，以我说的为准，以我定的为准，说的就是政策，必须无条件执行。”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就公开宣扬过“就是论”，他多次强调：“和县委保持一致就是和县委书记保持一致，在卢氏县就是县委书记说了算。”这些“一号”们，常常以“不准发杂音”为由，大树个人权威，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高压推行一言堂，从而导致众人闭口、空气沉闷、万马齐喑。
由于县委书记左右着干部的乌纱帽，连公、检、法大都仰书记大人鼻息，惟书记“最高指示”是瞻，这让他们更加为所欲为。安徽省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抓权敛财的所作所为，可谓众多腐败的县委书记中的一个缩影。陈兆丰深谙“要想富，动干部”之道，通过死死抓住权柄不放，达到聚敛钱财的目的。县委组织部将乡镇换届干部调整方案交给陈兆丰审阅时，陈把方案扔到一边说：“都是你组织部说了算，还要我这个书记干什么?”于是他自己鼓捣出一份长达5页纸、写有多达几百人名字的“名单”，交组织部门去“按程序”考核。湖南省株洲县县委书记龙国华在即将调离之际，突击提拔调整100多名干部，因此被当地群众称为“卖官书记”。由于权力的失控，一些地方就出现了官场乱象：比如三陪小姐当宣传部副部长;除了性别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团委副书记等。由于县委书记有绝对的拍板权，有了诸多权力寻租的机会，从而成了腐败的重灾区。一些地方的县委政府大楼建成了“白宫”与“天安门”，这是因为这些县委书记有领袖情节。2011年4月，一个名为《县委书记》的MV在微博上广为流传。这个MV的内容是歌颂河北省张北县县委书记李雪荣的，还配了一首主题歌，将其喻为“红太阳”。有意思的是李雪荣离任张北县委书记赴任张家口市副市长，张北上万群众为其送行，并打出“常回家看看”、“无论到哪里，保重身体”等感人条幅，李雪荣被感动得泪流满面，现场和群众久久地握手道别后踏上离任的大巴车。其场面比总书记视察场面还热烈。县委书记这个群体“集权度”高、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已成不争的事实。
重庆不雅照也说明了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问题。不雅照让雷政富倒台了，还让九龙坡区委书记彭智勇、璧山县委书记范明文、长寿区委副书记、区长韩树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艾东倒台了。应该说，雷政富的倒，是倒在县委书记的位子上。2002年12月至2006年12月，雷政富任垫江县委书记。垫江县土石方工程大都由其弟雷政奎承包。此外，垫江县的路灯、绿化等工程也全部由雷政奎承揽。而那些建筑商只能吃雷政奎的“剩饭”，或者到雷政奎门口“讨饭”吃，这就激起了建筑商们对雷政富的仇恨。于是建筑商招募美女，训练好美女进行“公关”，只要有了不雅视频，就能从雷政富手上拿到工程。“相对钞票来说，更喜欢美女”的雷政富，果然经不起美女的诱惑，成了又一个倒在裙子下的官员。有人说，雷政富是被人设陷害的，这个设陷者就是重庆永煌集团创始人肖烨。肖烨利用不雅照获得建设工程，仅3年资产从一百万元奇迹般地串到几亿元。由此可见县委书记权力是多么具有神奇的力量。
说起县委书记，不能不说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因为他是派人进京抓记者第一人。《法制日报》主办的杂志《法人》刊发了记者朱文娜《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文章报道了辽宁西丰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县政府对其所拥有的一加油站拆迁补偿处理，编发短信讽刺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判诽谤罪。随后西丰县公安局又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派多名干警赶到法制日报社抓捕记者。胆敢在“天子脚下”抓记者，在我看来，不是法治意识淡薄，而是为所欲为惯了。《法制日报》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报，如果张志国不是为所欲为惯了，敢掐中央政法委的喉咙?
不久前媒体报道，山西省蒲县有位官员老板(县安监局长)，家产3个多亿，惹得县委书记眼红，要他给5000万被拒绝后，这位官员老板最后被送进了牢狱。判处有期徒刑20年，是以逃税、非法买卖爆炸物、贪污、挪用公款罪，并处罚金8500万元;其妻，原蒲县民政局副局长于香婷，犯逃税、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8500万元;其妻弟于小红犯逃税、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5600万;他们所经营的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因逃税、非法买卖爆炸物，被追缴逃税额1871.85374万元，处罚金人民币9860万元。以上累计，仅罚金一项就高达3.2亿之多，创下山西各级法院判处的罚金刑最高记录。也就是他们家3人不仅要坐牢，其财产也被罚没光了。这种判法，显然不公，不说县委书记索贿是真，但得罪了县委书记是可以信以为真的。
本来县委书记权力就失控，还要来个“高配”，还要省管县，这就让县委书记的权力更加失控。对于省管县，我一直是持反对意见的。省管县后，县委书记将更加失控。一个省近百个县，省委管得过来吗?很显然“上级监督太远”的问题显然将更加突出，“山高皇帝远”之下的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风险也必将大大增加。至于“高配”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级甚至为正厅级，我就更加反对，县委书记“高配”副厅级，而其他县级班子成员的级别保持不变，将意味着，县委书记不仅仍是本级班子的“一把手”，而且事实上还将成为他们的“上级”——如比原先同级的县长高半级。党政分开，是为了权力的均衡，本来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是正处级，这样一来，这个功能就殆然失尽。再说县纪委书记，是副处级，如今县委书记是上级领导，同级监督本来就软肋，县纪委书记的监督的权力就更加没有了。如此一来，县委书记的官级完全凌驾于班子成员之上，“集体领导”的难度增加，“同级监督太难”的痼疾就倍增。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但他又说：“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县委书记的权力很难受到制约，因此他们成了当今中国最腐败的一群人。
县委书记的权力失控，最根本的是权力过大而又缺乏有效监督。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既齐全又强大，不仅掌管着全县一切资源——决策权、人事权、财政权，甚至涉及公安检察法院的司法权——堪称一方“诸候”。绝对的权力没有监督，往往如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我们不能忘记瓮安、孟连等群体事件的发生。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即权力)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是小布什2005年再次当选总统演讲时说的一段很经典的话。在中国，县委书记权力失控，就是他们没有站在笼子里，从而权力过分集中，滋生腐败的土壤。
延伸阅读：
为什么苏州中新工业园区不会一下雨就开启看海模式 良心工程铸就了今日的基础 | 苏州考察报告（一）
作者：叶檀
权力部门对于经济的主导权将在很长时间内延续，精英治理非常重要。
2016年11月15号到17号三天，苏州参观企业，实地调查当地的经济情况。从本周一开始，每周一发布考察报告。
中国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剧烈的转型过程，非常重要的需求是，在当下的现实土壤中，政府是如何作为的，哪些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哪些不能让人满意。哪些企业会生存下去成为经济新引擎，哪些会成为僵尸一族，企业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有哪些曾经被认为非常重要的需求，成熟的企业并不认为是太大的问题，现实与设想之间总有着巨大的差距。
三天的考察，促使我们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政府手里掌握了大多数资源;
第二，地方政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得以前行的重要制度保障;
第三，对于发达地区而言，企业转型需要新的制度供给，主要不是经济补偿、税收优惠等政策，简言之，从各个方面，他们需要安全的营商环境。
一，苏州园区的成功经验：地下管网建成良心工程 地下管网建了六七年 却没有多少地面建筑。
虽然都属于发达地区，江浙代表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大政府与小政府，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官，似乎是两条路径的斗争，这种意识层面的争议没有太大价值，只要适合于当地，都能趟出一条宽阔大路。
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在于规划的超前与稳定，一个规划一张蓝图，迄今为止已经使用了22年，避免了各种折腾，各种耗损，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几乎是个奇迹，1996年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参观时也对苏州市领导称赞其为“最羡慕的园区规划”。
之所以能够做到一张蓝图基本用到底，原因有两点：
首先，规划层面上高端决策。苏州中新工业园区一直被作为全国的一个样板，在引进外资的热潮中有着风向标的作用，领导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一旦定下的规划就不可能轻易改变。整体改变规划风险太高、成本太大，这极大地降低了短期投机行为的风险，避免了由于地方政府换届导致的规划不确定性。
肯尼迪政府学院约翰.托马斯在《体制创新和制度转移的前途：新加坡制度在苏州的移植》一书中指出，苏州工业园区这种高层色彩架空了地方政府的权力，摩擦在所难免。这种短期的架空是苏州的幸运，现在苏州很大一部分人承认规划的科学、前瞻，对于苏州中新工业园区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规划具有超前性，既有科学决策依据，又符合当地的实际状况。否则，蓝图将遭遇现实的挑战，导致无法实行。
1994年，中新工业园区在编制总体规划和各种详细规划上所投入的资金达3000万元人民币，当年整个苏州工业园区的财政收入仅4000万元人民币。按照广义货币发行量来说，1994年的3000万不亚于现在的二十几个亿，做出这样的决策需要极大的勇气。
园区采用发达国家通行的办法，只有授权规划师可以审批各类规划申请，政府批准的规划必须公之于众。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项目，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制”。领导班子换了，规划没变，园区现状与20年前的总体规划蓝图基本一致，形成不确定性风险最低的环境。
仅从一个事实就可以看得决心之大。工业园区六七年时间，地面几乎没有建筑，地下管网却花了大代价以最先进的理念铺设完毕，由此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以后地面建筑必须按照最先进的地下管网进行设计，不可能偏离太远。如果要追求短期政绩与GDP，绝不可能倾巨大财力在地面之下。
即使如此，新加坡方面也并不满意。在《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将新加坡在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描述为“惩罚性试验”，他表示，“我们当初以为会讲华语，有相同的文化就行了，我们忽略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就是双方工作方式的差异，新加坡注入了大量的西方规制，他们的工作方式却是中式的，而且能随意变动，不像我们在详细制定规则后就会遵守这些规则，以便将这些制度在另一个地方复制。” 新加坡此后退出大股东的位置，虽然有金融海啸的原因，有园区迟迟无法赢利的原因，但与摩擦、争议的存在，恐怕不无关系。
直到现在，园区开发主体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CSSD)，以及中新联合协调理事会仍然存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和长期的坚持，以及各方利益的协调，现在看是不二法门。在当初的发展过程中，付出的短期代价，今天看来都取得了成果。短期收益、GDP稳定与长期格局怎么协调，现在依然在一道坎横在地方政府的面前。苏州工业园区在新加坡方面的经验，与本土的GDP业绩之间艰难前行，试图取得均衡。
二，为什么温州的小政府模式的市场化成功 而苏南的大政府模式也能取得成功？
中国的市场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权力部门领导下的市场化，这是由现实的约束与路径依赖所决定的。当市场化与政府主导资源的现实相撞击，最好的路径是，受到法律与精英约束下的权力运行，与在精英治理下的强政府下的市场发展。
市场化不是口号，是提高配置效率的手段。政府主导由两个层面的因素决定。一方面，中国权力部门掌握最多的资源，从上下级部门之间的协调，到横向各部门之间的沟通，没有权力部门是无法想像的。手握财政大权，手握土地租金，把钱撒到哪个行业，重点扶植什么行业，需要政府部门的拍板。如果当时没有最高层面拍板，不可能有苏州中新工业园区。
我手上有一本《2016年上半年苏州转型升级监测专报》，从宏观经济数据、能耗数据到食品安全，以及全国、江苏省和苏州市的人才计划落地情况尽在其中，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才未必是马云那样的真人才，政府掌握的资源与对全局的把控尽显其中。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个公司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秘笈。到目前为止，从各地的情况看，这一运作模式仍是根深蒂固的。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把中国县域经济竞争推崇为中国经济成功的秘钥。他表示，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他肯定了政府的好处，反对意识形态化地高举市场至上，“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较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他认可中国基层干部的作用和眼光，“跟县干部的多次倾谈中，他们的常识与他们永远关注着互补性、招徕力、交通水电、娱乐等事项的意识，令我印象难忘。”
之所以以县域作为分界线，是因为县级政府是土地出让的主体。土地出让意识着从县这一级开始，可以拥有大量地租，有了实现规划的财政抓手。
在中国制造业链条融入国际的关键阶段，聚焦于产业链的招商引资非常关键。上海边上的“小台湾”昆山，是个县级市，台商云集。昆山的朋友至今津津乐道于上世纪90年代招商时的“坑蒙拐骗”，通过信息锁定一个商人，直接到车站想方设法把人领走，到了昆山全方位介绍、全方位服务，直到商人动了心。商人飞香港给太太庆生，阳澄湖的大闸蟹先一步飞到了餐桌上。最后的结果是，商人不仅自己留在了昆山，还引入了上下游产业链。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但更多的是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故事。
如果地方政府欠缺长远眼光，或者斤斤计较于个体利益，如果按照现行行政边界划分进行产业布局，各个县都会形成一个个小而全的重复的经济模式，什么赚钱做什么，哪个项目大就争取哪个项目，完全没有市场优化配置这一说，市场无法筛选出当地的优势产业，只有对于优惠政策的恶性竞争，这将造成最大规模的重复建设。
产能方面的恶性竞争触目皆是，重化工业时期争上钢铁项目，争上石化项目，而后陷入转型迷雾之中，你做光伏我也做光伏，你做新能源车我也做新能源车，打着高科技的幌子申请一项又一项补贴，借银行的鸡孵自己的蛋，干的是中低端制造业高污染的事。如果一个地方产业以农业为主，庞大的人口绝大多数甚至没有受过高中教育，吸引不来外地人才，这样的地方做高科技中心、金融中心，基本是个笑话。
产能过剩、产业布局不合理、行政边界断头路，都是地方政府画地为牢的结果。政府部门主导资源配置，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中新工业园区是个相对成功的模板，而浙江通过藏富于民的方式发展出市场，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不同的地区文化环境、法治环境不同，经济发展路径大不相同。
政治主导下的市场化发展路径，向高效与公平的方向发展，需要两方面的约定。法治约定。严防超出游戏规则边界的竞争，将有毒废水排到沙漠中发展高污染产业，通过竞次获得短期收益的无底线行为，必须通过规则加以制止。
精英选择约定。政府部门的人必须是有远见懂实务的精英人士，更高层面的人必须是更高层的精英，具有更健全的大局意识、对于市场的同理心，以及相对人性的公平观念，在各方面之间取得均衡。很难想像一个糊涂的非精英组成的政府，能够善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精英治理的效率。最糟糕的是，竞次方式选出一些既无操守也无实战经验更不可能有同理心的人，这些人将会成为铁板一块的利益成员中的组成部分，并成为中国法治市场发展的最大阻碍。
延伸阅读：
企业需要的不是减税不是呵护 企业家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苏州考察报告（二）
作者：叶檀
2016年11月在苏州参观了几家企业，这些企业家流露出难得的心声，全社会都应该倾听。
最近理论界一直在探讨政府应不应该减税，应不应该调低汇率，给予企业更多的呵护，以便让企业度过转型期难关。
我们应该问问一线的企业家，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与书斋中想像的相反，我在企业调研的时候，发现这些企业并不热衷于要求低税，并不希望得到特殊保护，他们要求的是稳定的政策预期，高效的服务，以及对诚实创新企业的到位保护。
这也许与我所参观的这些企业有关，他们或者是行业龙头企业，或者是领域内一流的创新企业，在完成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们希望建成百年老店，希望优胜劣汰。
一，好孩子：重要的不是降税
1989年创立好孩子品牌，现在，欧美每三辆童车有两辆是好孩子集团生产的。
2008年，好孩子引入资金、完成股权结构调整、2010年上市，没有类似于万科的股权后顾之忧，还可以通过国际化人才进入国际市场。健康而扎实的股权结构，对于完成了第一桶金的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保持优势，公司做了几项改革，这些改革在近几年的制造业转型中带有共性。
首先是创新，好孩子在波士顿、拜罗伊特、东莞等城市有八大研发中心，研发中心有400多人。
2014年公司立足欧洲与北美市场，进行了两次重要收购。2014年1月，好孩子砸7.51亿港元收购德国知名儿童用品公司Columbus Holding全部已发行股本。同年，收购WP Evenflo的全部已发行股本，以扩大在北美的制造业务，缩短交付周期及降低越洋运费增加的风险。虽然WP Evenflo在2013年收益为16.12亿港元，同比下降了4.9%，但从最新的数据来看，协同效应已经产生。2015年，好孩子国际净利润从上年5747.5万港币净利润上升到19743.4万港币，上升了243.51％。
这家企业基因已从中国企业转变为国际性企业，其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求国内奖状，而是量化指标，会反映在国际各地区的销售上，各种产品的利润率上。
其次是三次转型，我发现各行业殊途同归，经历几次转型后，最后落脚到服务链条上。
好孩子先是从制造耐用品向消费品转型，而后从消费品向服务品转型。好孩子目前致力于发展成为服务平台，建立服务跟踪体系。
每个家庭，从妈妈怀孕开始到婴幼儿、少年各个阶段，需要不同的服务。制造业十几亿美元就到了天花板，但转到服务业，前景一眼看不到边。在传统制造业陷入困境时，转型的企业“风景这边独好”。
有宝宝了，什么样的月嫂比较好，每件家具的边缘包上软性材料防止宝宝摔跤，婴儿床挑选什么样的，婴儿车能够用几年，对于每个年轻的父母来说，都是一个个重大的挑战，需要婴幼儿企业提供提供安全可靠的全服务链。
商机是无限的。少年每天的脚都在长大，脚型跟成年人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属于稀缺年代，父母买又大鞋子，或者穿哥哥姐姐的鞋子，现在孩子大不一样，他们应该穿大一号的鞋，还是穿合脚的，这里面又有无限的商机。
以前店里营业员就是卖货员，现在一个店是一个服务中枢，每个营业员都是掌握专业技能的服务员。好孩子正在做线上线下的整合，甚至把妈妈们在BBS里面热火朝天地聊天也视作宝贵资源，这些聊天都是一个个主意、一个个诉求，跟妈妈们之间建立激励机制，让她们成为服务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第三是在制订标准方面掌握话语权。
好孩子参与了70％以上的国内标准的制订，进一步成为国际标准的制订者。让人有所欣慰的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无论是特钢、钢丝还是婴幼儿产品领域，中国企业已经有了一部分话语权。
第四，最重要的是，希望政府保护知识产权。
别人都在说降税什么的，已经做大了的企业第一需要不是降税，而是解决他们的心头忧患，辛辛苦苦创新，结果被人家一天就拆解了，满大街都是，创新的企业就会成为冤大头。
听到好孩子董事长宋郑还先生的呼声，我想起在另一家企业，他们的模具都是自己开的，一问原因，也是担心知识产权的问题，因为仿冒的太多了，政府有关官员又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甚至觉得仿冒有助于脱贫，这让创新企业走投无路。
并非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是如此，接触到一些官员对创新保护有深刻的认知，这主要是完成原始积累、开始进入制造业中高端的城市，这些城市包括苏州在内，已经收获知识产权的溢价。
二，苏州纳米科技园：政府该管的没管 不该管的管多了
纳米是新技术领域中的领头羊之一，各国都在争夺话语权。
我们现在触目看到的产品都标榜纳米，从化妆品到保健品、日用品，但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还不够。
在这种基础技术领域，可以影响未来数百年发展的领域，政府一定要介入，美国、日本、韩国都是政府领头做一些基础研究，也出现了微软、三星等世界领头企业，俄罗斯、马来西亚也是政府主导纳米项目研究。
中国也有。问题在于，各部门条块分割太厉害，科技部、教育部、工信部产业指导委员会，看上去重视得不得了，大家都可以分配资金分猪肉，发展好的时候都可以管，等到产业需要协调的时候，发现找谁都不管用，就得一个个部门跑，用处还不大。
政府对这些基础性研究的管理缺乏系统性，九龙治水、撒胡椒面，各个部门形成系统管理机制，有效率地管，谁能够创新、谁能够商业化就奖励谁，在务实方面做得太不够。十几年前的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
所以，那些想创新的地方政府的出路就是建高新技术园区与产业园，先把产业集聚起来，当资源聚拢在一起的时候，解决问题的出路也会逐渐形成，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现在，汇聚高新技术园区的力量解决顶层设计的难题，已经到时候了。
仅苏州一地，为了建设产业高地和打造人才高地通盘谋划、联动实施，先后建成独墅湖科教创新区、苏州科技城等综合创新区，引进了中科院纳米所、医工所等重大创新载体，建设了生物纳米园等近20个专业化产业园区和苏州留学人员创业园等89家省级以上科技孵化机构。
另外，纳米园的老总非常佩服一个革命性的创举，就是智力外移，他特别提到阿里云的一个创新，把7万个知识创新者集合在一起成立中智平台，集合上万个脑力各自做个创举，企业可以在平台上招标，知识教育产业的数据全有。
这是个趋势，国外早就有，现在宝洁联合利华都在压缩他们本部的科研人员，用外包的方式做，成本低而效率高。
三，天瑞仪器、北人机器人公司与信达生物制药公司
天瑞仪器能够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认为难以实现的，已经实现了。比如，精准测量雾霾成份，环保部门配备了相关设施，不要以为他们两眼一抹黑。现在困难的是，在经济与环保之间如何选择。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对于文物古董也可以进行精准测量，比鹰眼还鹰眼，但市场并不欢迎，在文物鉴定、交易过程中还是鹰眼为主。原因各位自行想像。
北人机器人公司与信达生物制药则显示了中国企业创新的现实路径，不能一步登天，必须一步步来。
国际上主流机器人公司还是四大家族，ABB，库卡、发那科、安种机器人，到目前为主，我国机器人的核心零配件是进口的。
但国内弯道超车，可以做两件事。
一是收购。美的集团公告，1月6日完成要约收购库卡集团股份的交割工作，已全部支付完毕款项，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MECCAInternational（BVI）Limited合计持有库卡集团37,605,732股股份，约占库卡集团已发行股本的94.55%。二是非标设计的集成模拟，每家需要机器人的公司有各自不同的需求，应用非常广泛，在模拟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逐渐学会了技术，弧焊机器人就是典型例子。
工业领域最好的机器人，毛利率可以达到20%到25%，净利10%。由于国内机器人企业学会了部分手艺，有了安全边际之后，目前国际机器人公司已降价。目前弧焊机器人ABB售价是11到12万，2000年的时候还得卖30多万，国产品牌售价9万。考虑到机器取代人的增速每年在25％到30％，现在正是国内机器人公司强身健体的关键时刻。
信达制药显示了中国生物制药领域的路径，一流的人才跟一流的制药公司合作，信达与礼来有密切合作，已有三期临床等几类大分子药，礼来公司有5个人常驻在信达。
花10亿美元做九死一生的新药，对中国制药企业来说不大现实，最好的办法是学印度，先走仿制药，我们也是这么做的，看怎么找到市场，怎么在第一时间把快到专利期的药生产出来。
现在信达的抗癌药一个疗程大约三个月，在15万美元左右，而速度也是世界一流的。
四 在城市人才竞争中政府可以做什么？
中国未来各城市之间的竞争就是人才与环境争夺战。
由于政府掌握资源，因此人才争夺战反应的是政府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各城市之间的争夺已经白热化。
根据2016年11月的报告，苏州市全市人才总量228万人，引进留学回国人员累计超过2万人，219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其中创业类120人，位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
之所以这么多人落户苏州，地缘优势是一大原因，离上海、南京近，地处最富庶的长三角核心城市群中，物价又没有上海那么离谱。
另一个原因是梧桐树比较粗，苏州作为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拥有完善的工业基础，并建成生物纳米园等20多个产业园区，还有苏州留学人员创业园等89家省级以上科技孵化器。
除了在人才方面对各乡镇区政府的细致考核，还建立了上下游的服务体系。人才落户、办企业等大行方便之门，同时在帮助高层次人才解决资金困难上主要抓了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推进股权投资中心建设。通过政府设立引导基金、配套跟投等举措，引导和整合社会资本参与初创期科技企业股权投资，并逐步形成以沙湖股权投资中心为核心的创投业集聚区。截至2016年底，全市共有各类从事创业投资业务且比较活跃的机构近300家，实际拥有资金管理规模超过1000亿元。另一方面，创新债权投资新路径。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设立1亿元的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实施旨在促进银行对科技中小企业提供“低门槛、低利率”信贷支持的“科贷通”业务，全力打造支持人才创业和企业发展的宽松融资环境。截至2016年底，“科贷通”共为2616家科技创业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贷款资金达201.5亿元。
高科技也好，人才也好，需要生活与创业的生态，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引进一个院士，就是给10个亿当地科技生态也无法建立。
关键是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与服务链，形成对未来的良好预期，让人才在十年之后说一个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