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乡村】王竹：乡村认知与影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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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旧是那支致力于乡村规划与建设的团队，为了和朋友们一起呼唤对乡村的关注，于2018年发起“望田园”投稿活动，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2019年，我们带着同样的初衷再出发，邀请长期关注乡村的专家，带领朋友们一起深入乡村、了解乡村、熟悉乡村、传播乡村！

第一期，来自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的王竹教授将通过实地考察和影像记录，开启在云南元阳“阿者科”的乡村认知之旅……

文中所有图源©️王竹

作者：王竹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 委员

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浙江大学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主任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原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建筑系主任。担任中国建筑学会地区建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评论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山地城乡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

创立了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乡村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长江三角洲地区低碳乡村人居环境营建体系研究”、“十二五”国家科技计划农村领域课题“村镇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化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十三五”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子课题“长三角地区基于气候与地貌特征的绿色建筑营建模式与技术策略”等重要课题研究。获得联合国人居环境署的世界人居奖、建设部“华夏建筑科学技术一等奖”、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华人住宅与住居设计大奖、住建部“第一届田园建筑一等优秀作品奖”、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美丽乡村与绿色建筑设计一等奖”。完成100多个农村调研与规划设计；出版专著5部；主编《乡村建设》丛书一套（已完成5本）；发表论文200余篇；已培养博士30人、硕士120余人。

一 | 我对乡村的认知

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是产业形态、社会形态、空间形态、文化形态的“异质同构”，我们今天的“乡建”应该是真实地建立在这一空间所赖以存在的地域特征和生活状态之上的。

自然原生的乡村聚落是经由居住者的自组织机制下建造生成的，所采取的策略往往体现出与邻里、环境的友好与趋同。建造者基于个体微观而局部的视角来观察基地环境特征，并结合具体的自我需求进行建造，合理应对地区的气候、地貌、材料。在这样的驱动下，村落中的建筑相互之间在局部形态的关系上普遍形成了小微环境秩序的随机差异，局部空间呈现出非均质性与紊乱化现象。然而，随着时间的延续，乡村的空间结构逐渐稳定，汇集到村落整体层面上，其肌理则呈现出因个体秩序微差而在整体上造就了某种柔韧而自然的有机性与丰富性。由此可以建立起我们对传统乡村演进与发展的“认知框架”。

村落大都坐落在山、水、岛等地貌之中，其营建的下垫面呈现出破碎地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乡村：一个是“地貌单元”，另一个是“聚落单元”，人们在长期的乡村营建过程中智慧的将两者有机融合。我把这种乡村营建的应对称之为“种房子”，这是不同地区乡村千姿百态的形态之源，乡村营建的结果则是“人地共生”。

二 | 我眼中的影像乡村

通过影像手段对乡村的记录，可以促使我们用更强的观察力、更细腻的视角来审视乡村的真实与细节，用以记录乡村中的生活需求、社会关系、空间形态……，有助于我们对乡村从整体到微观的认知。

我对乡村题材的拍摄，没有固定的概念与模式，但是坚持拒绝“摆拍”，也避免把乡村影像拍成“糖水片”，现实中的乡村没有那么浪漫的“诗和远方”，也不应该成为做秀的道场。

强调对乡村客观现实的深入观察，我更倾向于一种具有视觉冲击感的乡村影像拍摄，并且有意识的模糊客观记录与主观诠释的边界，既高于仅仅局限于记录客观的场景，又避免单纯的摄影作品的创作。另外，通常情况下，“单片”的影像具有即时性，寓意可以有多重性，而“组照”所要表达的主题则指向明确，逻辑线索更加清晰。

对乡村真实的记录和主观视角的呈现，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客观再现，而应该能够敏锐的捕捉到乡村的本真，应该是一种基于理解与认知的诠释，拍摄的视野应该从描绘一个对象深化为有价值的影像。而对乡村聚落的真实感染，能够触发出拍摄者潜意识里的思维动机。

三 | 我的“乡村认知与影像记录”从“阿者科”开始

云南元阳“阿者科”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五个申遗村寨之一。红河山地、哈尼梯田与村寨聚落的“异质同构”，呈现出原生朴素“三生系统”共生共融的完整形态。

“阿者科”原生朴素的“三生系统”

“阿者科”村适地营造的传统建造方式、敬畏与崇拜自然的传统观念、以及自然与人文景观所构成的和谐人居环境，体现出哈尼族传统村落营建的凝聚力、勤劳和顽强的精神。

“阿者科”的稻米梯田

“阿者科”按照字意是指最旺盛吉祥的一个地方，蘑菇房是“阿者科”特有的哈尼族的传统民居，墙身采用粗砺的岩石和夯土建造，棚顶用茅草覆盖搭成，看上去像是山地上长出来的一个个蘑菇。

“阿者科”村寨中的聚落形态与空间肌理

“阿者科”村寨中的蘑菇房

在“阿者科”的实地考查与影像记录过程中，除了通常意义上的专业与学术思考外，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个是村子里的老人与孩子，只要是看到有挂着相机拍照的，都会伸手向你要钱，这在我20多年的乡村调研中，还是头一回碰到，其实，村子里常年住有乡村民居研究的专家团队，所以，乡村建设绝不仅仅是空间形态与建筑风貌那点事儿；另外一个是，目前进村的道路连拖拉机与摩托车也走不了，而保护专家则提出，为了保护村子的传统风貌，不允许修路，是为了防止汽车运输现代建筑材料进村。从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女人们背着几十斤重的石头，一趟一趟地走在凹凸不平的石头路上，孩子们每天上学艰难地在高低坑洼的路上跳跃……

“阿者科”的女人背石头，男人背娃

“阿者科”的婆婆与媳妇

“阿者科”的孩子们

我认为一个地区的建筑文化现象，之所以具有超民族性、具有世界性，首先取决于它在当时人类建筑文化发展中所达到的历史高度，即领先性；另外一个，就是取决于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是否始终与社会发展同步，能与现实共鸣，并与其它建筑文化交融的广泛程度。而那种不具有历史进步性、低层次的，所谓的纯碎民族性的现象，只能是落后的标志。

以上现象处使我思考到，在地区原生的建筑体系生长演进过程中，一些发展出某种特别的形态表征或营建机制而成为某一特定生态区域里的最适者，即生物学中的“特化现象”。而从进化的角度看，某一环境和时间下特化的最适者，可能在特定阶段非常适应于那个环境（自然与人文）。但是太适应、太特化的结果，也可能使其走入死胡同，一旦周围的环境状态发生改变，过分特化的现象反而会因为无法改变而死亡。在“地区人居环境”的发展中应避免盲目崇拜历史上某一“辉煌的瞬间”，我们贡献出怎样的历史才是关键。有机更新，聪明增长，地区人居环境的“活态品质”提升是其核心。而如果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一定要体现绝对保护原则的话，前提则应该保证生活在其中的村民们有一个体面的生活水准。

“阿者科”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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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王竹 

 编辑：孙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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