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红人在扫厕所
文/龚伟力
题记文化大革命中南昌的红卫兵组织多如牛毛,名称诡异。如南昌五中的“一小撮”、“反到底”,江西医学院的“井”,江西师院的“东方红”等等。一个学校里边红卫兵组织也不少,名称叫都叫不全,南昌二中更是如此。
二中红卫兵,是南昌乃至江西全省最早的红卫兵,最初的二中红卫兵多由干部子弟组成,观点偏保守,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一代的红卫兵组织,如“井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等。由于二中红卫兵成立得最早,也由于南昌二中的特殊地位,二中的红卫兵组织倍受关注。
那时,首都红卫兵开始大联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等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简称“红三司”,开始统一组织,统一号令,统一行动。首都红卫兵的大联合启发了各地红卫兵,各地红卫兵也开始了红卫兵的大联合。而在红卫兵的大联合中,一些具有文字功底、演说能力和组织才干的学生领袖人物开始崭露头角。
南昌二中高三(6)班是个农村班,由于照顾到南昌以外的外地学生,尤其是外地的农村学生,二中在高年级每个年级中各设一个“农村班”,专门招收来自农村的成绩较好的学生。这个班上的同学全部来自农村,全部住校,这一点和其他班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学校,无论师生,对农村班的学生都没有歧视。因为,农村班的同学成绩并不差,也有不少表现好的学生。他们不见得没有出息,也未必考不到好大学。例如,高三农村班一个同学入了党,还是高一我们班的辅导员,和我们很聊得来。我记得他来自江西抚州,普通话很不标准,讲的一口抚州话。他说“抚州”的“州”,发音是“丢”,听起来就是“抚丢”。这可让我们抓住了把柄,和他开玩笑,老叫他“抚丢蛤蟆头”。他也不生气,还是同我们合得来。——南昌二中农村班在二中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班级。
南昌二中高一(6)班部分同学 右五为作者 白城摄于1967年2月南昌八一广场
南昌二中“井红卫兵”负责人,是个高三年级农村班的男生,姓张(这里隐去名字),大我两岁,当年也就19岁吧。文革前,我对他不是很熟悉,只是有点面熟而已,从来没说过话。文革中,他是二中红卫兵垮台后二中井红卫兵的发起人、组织者和负责人,我们加入二中井红卫兵后,才和他联系多起来。说联系多,其实也无所谓多不多,只是一个组织的人而已。他作为头头,肯定很忙,我们之间也说不上几句话。
当全省红卫兵组织大联合,成立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全省红卫兵司令。
和部分参加铁路执勤的同学(除左1和右2外)合影 右3为作者 摄于1967年10月南昌八一公园
时势造英雄。真是年少万兜鍪,少年得志。我心里有点佩服他的组织才能。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在江西省团委,他回二中的时候就更少,难得见上他一面,所以联系也并不多。不过,他要是回二中,见到我,还是很客气,总会主动打招呼,让人觉得他当了全省红卫兵司令也没有什么架子。
当全省红卫兵司令还不是他最得志的时候,全省大联合搞老中青三结合的时候,他作为学生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和造反派代表被结合进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当了省革委常委,进出省委大院,享受副省级待遇。那时,就根本见不到他了。
在此之前,我和他的交往,还是一般的交往,只是停留在同学关系,或是一个组织的上下级关系,还没有什么更近的关系。当我参军转业回南昌,我们再次见面时,关系才开始发生变化,由一般同学而成为朋友。
那是我当兵十年(1978年)转业回来,此时文化大革命早已结束。我转业到省委组织部工作。一次我去团省委一个朋友那看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突然,我在厕所看到他。他在扫厕所。
高一(6)班井冈山红卫兵和军代表合影 戴领章帽徽者为军代表 后排右3为作者 摄于1967年12月南昌二中
我叫他:老张!他见是我,既惊喜又尴尬。我问:你怎么在这里?他答: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我说:走,到你宿舍看看。
他的宿舍就在团省委机关办公楼内,但只是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其他空空如也。
他对我说,两年来,你是第一个到我宿舍来的人,从来没有人敢来他这里看望他。
我说,我们是同学啊,怎么不可以来看看啊。
他面露窘色,又略带感激,慢慢和我谈起了我参军以后他的一些往事。
在高炮二师6团5连上海红梅北路连队阵地前留影 摄于1968年5月
原来,他作为学生、年轻的造反派,进了省革委领导班子后,成为最年轻的省级领导。四人帮倒台后,他也随即倒台,被视为四人帮的追随者,被革职查办,并进了监狱。和他同时进监狱的身居高层的造反派都判了刑,刑期都在十一二年。
后来,他给当时的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说明文革中自己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文革中也没有做打砸抢之类的坏事,请求省委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看了这封信,省委书记动了恻隐之心,免除了他的刑事处罚,让他回原单位——省团委就地改造。所以他在这里天天扫厕所。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成为真正的朋友。为落实党的政策,在他解除改造后,单位补发了工资,他分到了宿舍,妻子也回到了他身边。我们一起搞文艺创作,写剧本,写诗歌,写文艺评论,一起上夜校,一起读电大。记得我和老张还有一个出版社的朋友,我们三人共同创作的单幕话剧《一张准生证》,作品发表后总共获得10元钱的稿费。
政策虽然得到落实,但是他一直没有分配到工作。为了谋生,他自谋职业,做起了个体户,搞啤酒批发。这反而使他发了一点小财。可是妻子只知道他是被打入另册的,没有工作,并不知道他搞个体户赚了钱,提出了离婚,孩子归他抚养。他孩子是个男孩,和我的女儿一样大。婚姻的破裂,有时是家庭的原因,有时却是时代的原因,尤其在文革那种特殊时期。
此后,在我和几个朋友的张罗下,他重新找了伴侣结婚。婚礼在南昌喜来登酒店进行,我为他们主持了婚礼。老张婚后育有一女。可是不久,不幸再次降临。在他的晚年,儿子不幸罹患癌症去世。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使他的人生充满悲剧。
红卫兵司令的悲剧。他悲剧色彩的人生,折射出什么?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浪潮,把稚嫩的学生推向风口浪尖。浪潮过后,跌入谷底的正是曾经冲到浪尖的那些人。
风吹浪打,兴风作浪,其始作俑者,是风还是浪?
我突然想起鲁迅的名句:喜剧,将人生中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悲剧,将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想,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老张会是怎样的一种命运?中国整整一代人,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假如再来这样一场革命,中国的新一代又会怎样面对?中国整整一代新人,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这样的“革命”还会再次发生吗?
龚伟力,男,1949年生,上过学,当过兵,经过商,从过政,做过官。1992年辞官下海,做股票分析师。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新闻、文学作品数百篇,在《金融时报》、《中国证券报》等媒体发表股评文章数百万字。著有《如何赚大钱?——股市实战操作技巧》。
主编:范建
责编:梁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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