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前的六个瞬间[二]

2 基马的卡片

《忏悔》让无数苏联人感觉振奋和激动，基马就是其中之一。他本名叫德米特里·尤拉索夫，生于1964年，比王小山只大几岁，但脑容量要比王小山大上八百多倍。从高中时代起，基马就致力于一件在当时毫不起眼、后来却证明无比重要的工作：他收集那些在苏共统治下被囚禁、被处决的受害者名单，然后把这些名字写入卡片，卡片上列有他们的姓名、生卒年月、被迫害的事实……到1988年，24岁的基马已经填满了200，000张卡片。换言之，在成千上万的遇难者尸体中，他已经找到了20万具确证无疑的骸骨。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或者说，从更早的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的军警特务就已经无力阻止人们在饭桌上谈论这个政权所犯下的累累罪恶。这也是极权末期常见的景象，当独裁者的权力日渐软弱，平民的反抗——无论是行动还是言语——就会越来越直接和激烈，而任何试图重建极权的努力都将被证明是徒耗心力，他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平民的愤怒，还有知识精英的嘲笑，以及整个官僚系统的懈怠与抵制。在1987－1988年间，在莫斯科、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人开始自发地聚集起来，他们讨论历史和时事，嘲笑苏共及其领导人，模仿他们的动作、姿势和话语，常常引起哄堂大笑。许多我们熟知的苏联笑话就出自其中。其中一个不定期的聚会就是“莫斯科论坛”，参加者包括著名的萨哈罗夫，以及列恩·卡平斯基，后者是苏联著名的红二代，其本人也曾是体制内的明星，但在1987年前后，他开始公然称自己为“半个异议分子”。

基马是“莫斯科论坛”最年轻的参加者，萨哈罗夫这种“长胡子的成年人”一定给了他不少启发，但他也不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事实上，他常常在论坛中露出轻蔑的笑容。按今天的说法，基马出身于一个粉红色的家庭，他爸爸是一位体制内的工程师，他妈妈热爱斯大林以及斯大林的时代，他们家从不谈论时事，也从来不读那些“反动的”地下刊物，但基马还是一点点褪去了身上的粉红色，渐渐成了一个坚定的异议者。

他当过兵，退伍之后在苏联最高法院的“书库”找到一份工作，书库里藏有数百万份“罪犯档案”，基马就利用这些档案慢慢充实自己的卡片。这种事注定不会长久，他的一位主管很快发现了他的秘密，他们开除了他，失业之后的基马做过一段时间搬运工，但一直到1988年，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卡片事业。

没人知道基马后来过着怎样的生活。在苏联解体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动荡中，他的名字没有再出现过。我想他应该不会死，他今年52岁，也算是美好年华，不知道他会不会为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自豪。但在当时，并不是每个苏联人都能理解他的工作，有人这样问他：你很有热情，但你是否想过，你的热情能否带来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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