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前的六个瞬间[三]
3、 安德烈耶娃的来信
在1988年之际，苏联意识形态部门的官员对“舆论乱象”忧心忡忡，无数卡通、新闻小报、电视节目都在传播着他们不喜欢的“异端邪说”，在那年的一月，《旗帜》杂志刊登了话剧《前进、前进、再前进》的剧本，在这出戏的高潮部分，剧作家借罗莎·卢森堡的话来批判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没有政治自由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只有支持政府的人才能得到的自由，也绝对不是自由。”然后就是列宁的台词：“太棒了，罗莎！”
苏联的媒体向来都把吹捧领袖当成自己的责任，比如勋章大王勃列日涅夫，他一生获得过114枚奖章，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他自己颁给自己的。有个笑话讲的就是这个：勃烈日涅夫被鳄鱼吞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条鳄鱼连着屙了一个礼拜的勋章。不出意料的是，这位勋章大王还是成就极高的畅销作家，他的小说三部曲《微小的土地》、《处女地》和《复兴》出版于1978年，当年红极一时，并且获得了最高文学奖。但世人很快就会知道，这些作品没有一个字是出自他之手。
在1988年，《前进、前进、再前进》利用列宁来反对斯大林，算是一大发明。但意识形态官员还是很快嗅出了不祥的气味。1989年1月8日，《真理报》主编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激烈地批评《前进、前进、再前进》，认为这出戏不仅“不精确”，而且“污蔑了苏联的历史”。虽然戈尔巴乔夫并不同意他的见解，但两天后，《真理报》还是刊出了批评文章，并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安德烈耶娃事件”就发生在这样的氛围之中。
妮娜·安德烈耶娃是彼得堡（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一位化学教师，当时刚满50岁，虽然斯大林已经死了36年，但她和那时代的许多苏联人一样，依然狂热地爱着斯大林，绝难容忍那些“诽谤和诬蔑斯大林”的言行。1989年2月1日，她投书《苏维埃俄罗斯报》，认为“目前国内外的局势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历史”，而《前进、前进、再前进》则背离了马列主义，认为斯大林或许犯了错，但也正是他领导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些人要我们相信苏联的过去全是错误和罪恶，却对过去和现在的伟大成就一字不提。”“斯大林时代确实很困难，但人民都有工作，也可以保卫国家，没有那么多外国作品污染他们的心灵，也没有那么多庸俗文化污染他们的灵魂……”
这封信在1989年3月13日见报，苏联的舆论场瞬间为之沸腾，无数电报、电话打进《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编辑部，平民、官员，甚至是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都对这封信表示赞美和支持。在苏共高层的推动下，这篇文章很快被各地报刊转载，连东德的《新德意志报》也不例外。在这篇文章的带动下，苏联本已活跃起来的舆论场再次陷入肃杀和沉默之中，用当时一位编辑的话说：“那是一个令人颤栗的时刻，我们所期望和梦想的一切，都处于生死关头。”
他们的惊恐自有道理。在那时，苏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意识形态部门依然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真理报》的社论比法院的判决书更加致命，但自后来者观之，他们其实没必要那么惊恐，那时已经是1989年的3月，离苏联最终的失败，只剩下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妮娜·安德烈耶娃住在彼得堡郊外的“共产国际大街”，在1989年的初春，这条街上满目荒凉。本书的作者大卫·雷姆尼克在一片静谧之中敲响了安德烈耶娃家的大门。
如果不考虑政治立场，妮娜·安德烈耶娃的品行几乎无可挑剔，她生活简朴，甚至有点过于严肃，她出生于俄罗斯的贫穷家庭，一辈子遵从党的教导，也服从党的召唤，几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她爱国，有同情心，工作也兢兢业业，还烧得一手好菜。在她50岁的时候，她的国家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化，她一生之所信、一生之所为都在这场变化中显得脆弱和危险，她为此而奋起抗争。
“无论如何这个国家都需要秩序。我们现在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乌合之众。……国家、秩序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而国家的意义就在于秩序、秩序、秩序！”
像安德烈耶娃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他们一生都活在《真理报》的阴影之下，他们的教科书、他们的报纸、他们的广播都对他们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媒体把斯大林塑造成一个英雄，一个全才，甚至是一个完人，在几十年的浸淫和教导之下，这已经成了他们的青春记忆和人生信条，怀念斯大林就等于怀念青春，而否定斯大林就相当于否定了自己的一生。这需要相当的勇气。事实上，他们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完全无知，在1988－1989年间，无数媒体已经报道斯大林的所犯下的种种罪恶，但他们依然抗拒和排斥，对某一部分事实，他们选择无视；对另一部分事实，他们斥为捏造；而对剩下的那些，他们则竭尽所能地寻找理由：卫国战争那么艰难的时期，不搞大清洗能行吗？那么多坏蛋要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镇压能行吗？没错，他确实杀过人，但在那样的时期，不杀人能行吗？……
“年轻人从《青年》《微火》这种杂志究竟可以学到什么？”当安德烈耶娃走进厨房，她沉默的丈夫这样问大卫·雷姆尼克，“不就是说斯大林是个偏执狂、性变态、好色之徒、酒鬼和罪犯吗？他们甚至把他和‘你懂的’相提并论，好像这个人一点贡献都没有似的。”
有些偏激的人可能会说，安德烈耶娃和她的丈夫不是蠢就是坏，但我想也可能有第三种情形：他们得了某种病，一种对新事物的接受无能。而之所以接受无能，无非是因为以前强加给他们的东西过于强大。在苏联末期，像安德烈耶娃这样的人为数极多，他们抗拒新思潮，也反对变化，但变革始终要来。“民心向背”是一句大而无当的话，但苏联的结局可以证明：一个社会的变革，并不取决于有多少人反对变革，而是取决于有多少人期待变革、欢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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