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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6年10月28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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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黑天鹅事件难道不应该是难得一见的吗？为什么我们刚一进入投资市场的大门，这个世界就三天两头发生史无前例的各种黑天鹅事件呢？
1大众的困惑
看看国内，2015年的断崖式股灾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楼市持续14年不断膨胀的泡沫是史无前例的，自1994年人民币第一次汇改以来，人民币连续20年对美元升值，但如今却人人都在恐慌人民币贬值潮而争相做着海外投资，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放眼世界，乱象就更多了。
反人类的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鱼肉百姓两年多，居然怎么打也打不死！怪了~ 一直被外界视为伊斯兰世界中的世俗化模范，也是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土耳其居然发生军事政变了！怪了~ 巴黎恐怖袭击案伤疤尚未抚平，又爆发了尼斯恐怖袭击案，而且从趋势上看，未来欧洲的恐怖袭击恐怕还会继续此起彼伏！怪了~ 已经加入欧盟40多年的英国居然说脱欧就脱欧！怪了~ 最奇葩的是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或许将会选出美国有史以来最离经叛道的总统——特朗普！怪了~
不光这些离我们老远的国家出现了各种怪现状，我们天朝周边也不太平。
日本政府正在想方设法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自卫队”出海。 应对朝鲜不断升级的挑衅，韩国不顾中国坚决反对以及可能接踵而来的经济制裁还是布置了对中国萨德反导系统。 台湾方面，民进党上台执政后，蔡英文始终不肯正面承认九二共识，反复强调台湾不是美国口中的“政治实体”，而是“国”，两岸政府间关系迅速降温。 而最近南海问题则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焦点，更是未来中美世纪大博弈的主战场……
上述这些看似独立的热点新闻事件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深层次的共通的联系呢？
力哥试图用我过往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以及我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为你拨开奇葩表象背后所隐藏的真实逻辑，最终帮你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乱世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财？
由于这些话题太过宏大繁杂，力哥的分析阐述难免挂一漏万，我只能把最核心的逻辑线条抽出，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如有不同见解，欢迎拍砖指正。
2永恒的矛盾
让我们回到一切问题的原点——
今天所有创业者都在高喊我抓住了用户的需求痛点，所以我的商业模式能成功，那么我们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核心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最基本的需求就是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服穿，刮风下雨时能有个房子来遮风挡雨。
为了能满足这些基本物质需求，人类从原始社会一步步走来，花了数千年的时间才好不容易慢慢解决这些基本温饱问题。
而在解决温饱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学会了分工协作，成立了一个个小团体，进而形成了部落、民族、国家乃至国家联盟，“自己人”和“外人”的观念深深植根在每一个进入这个协作体系的个体心中。
通过协作范围的不断扩张，使得每一个在协作体系里的个体的物质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后，便出现了更高层次的物质需求，比如住茅屋不够，还要住宫殿，吃五谷不够，还要吃山珍海味，有麻布衣服穿不够，还要穿绫罗绸缎，有马骑不行，还要有马车坐……同时还产生了专门满足精神需求的服务，唱歌跳舞，诗词绘画，乃至于天文地理各种研究……
然而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不断提升，总体财富不断积累并产生大量富余以后，就会出现两个棘手问题：
1协作体系内的财富如何分配？
如果均等分配，就会激励人们偷懒不干活吃大锅饭，最终导致财富总量减少。
如果按劳分配，虽然会鼓励大家多生产财富，但又会产生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因为一个社会中总有勤劳的人也总有懒人，总有聪明的人也总有笨蛋，最后容易形成马太效应，即前者的财富积累越来越多，后者越来越眼红，导致最后社会出现大分裂大动乱。
而在古代社会，实际上大部分国家都是按照“上层按权力/身份分配+下层按劳分配”的模式来分配财富，即皇族和官僚统治阶层优先分配超额财富，剩下的再由平民按劳分配，从而进一步加速了阶层和财富的两极分化。
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根本逻辑都是如此，而他们打出的旗号都是反对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提倡均等分配。可真正建立起新政权后，又没人会真的100%执行财富均等分配的伟大理想，因为这么做大家都得饿死。然而我们在1958-1960年曾经还真尝试过进行一次不完全的财富均等分配运动，结果真的饿死了人。
2不同协作体系之间的财富应该如何分配？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一个主旋律就是生产力更发达的农耕民族和生产力欠发达，但战斗力更强大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征战。
适合农耕的地区可以自己有计划的生产并储备粮食，只要不打仗，就算遇到天灾，往往也能靠储备粮食活下去。但不适合农耕的土地上生活的人只能靠畜牧和打猎为生，一旦遇到天灾，牲口被冻死或饿死，整个部落或民族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所以他们天然更倾向于从生产力更发达的周边农耕文明掠夺财富。
从匈奴到鲜卑、从突厥到契丹，从回纥到蒙古，人类文明的中心——亚欧大陆中心的草原地区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一次又一次崛起强大的游牧民族向亚欧大陆四至的先进农耕文明地区发起战争。
3工业化的本质
而到了近现代社会，人类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生产力得到了质的飞跃。而工业文明的本质就是通过对已经发现的科学知识的实用化运用（技术），来延伸人的器官——比如说汽车、火车、飞机、轮船是对我们脚的解放和延伸，电话、广播、电影、电视，乃至于VR技术都是对我们眼睛和耳朵的延伸，洗衣机、冰箱、微波炉、热水器、抽水马桶则是对我们手的解放和延伸，我们不再需要砍柴生火洗衣服倒马桶……而人工智能则是对我们大脑的延伸，让我们连思考和学习的工作都交给机器了。
也就是说，过去需要我们自己亲力亲为的事，如今许多都可以被代替了，过去我们无法实现的梦想，现在都可以实现了。
虽然科学技术在过去200多年里突飞猛进，不但使今天人类的生活质量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且人类的协作方式以及观念（民主、共和、平等、自由、博爱……）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困扰人类社会和平安定的根本逻辑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即一个协作体系内的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和不同协作体系之间的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直到70年以前，由于这两个问题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随着矛盾的不断积累激化，最后人类便选择走向极端——
为了让一个协作体系内的财富能够合理分配，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各种思潮观点此起彼伏，不断碰撞，其中影响力最大也是最后唯一成功在国家层面进行试验的是GCZY思潮，它曾一度被许多有识之士视为人类的希望之光和前行灯塔。而不同协作体系之间的财富合理分配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有效解决，当然这已经不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矛盾，而是同属工业文明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以最终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
而这两次大战不但使得一手把全人类带入全球化进程中的欧洲文明整体衰弱了，也激起了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的民族意识，他们纷纷要求独立自主，不希望殖民宗主国继续剥削压迫自己，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浪潮，也使得二战以后，不同协作体系之间财富分配不合理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二战以后，人类终于进入了有史以来最美好的新纪元。这首先还是要感谢科技进步。
美国做梦也没想到，在苏联举国体制的优势下，二战结束仅仅过了4年，苏联就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从而在美苏之间形成了恐怖而微妙的核平衡，谁都不敢主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时，当时大部分人的观点是：或许再隔20年——也可能根本不用20年，新兴的美苏两强之间的矛盾会再度激化，必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不仅仅是杜鲁门、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的判断，也是许多普通知识分子的判断。
这种核平衡一直保持到冷战结束，美苏始终没能真正打起来，而当今天中、英、法、印、巴、以色列都拥有核武器，甚至金三胖目测也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这种核平衡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使得今天世界各大国之间直接爆发战争的概率变得微乎其微。
所以过去70年，虽然地区性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从不消停，但从全球范围看，和平一直是主旋律，在总体和平环境下，人们得以放心的去进行劳动生产，创造财富。
而科技进步并不仅仅在原子能领域，而是在各个科技细分领域全面开花，使得全人类的福祉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如此良好的环境，导致原本的欧美殖民者纷纷在这几十年间完成了后工业化改造，而原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则纷纷快速进入工业化大潮中。
而我们中国的处境比较特别，我们的大北京、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三大发达板块今天已经三步变两步迅速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人均GDP和现代化基础设施水平已经赶超许多发达国家，而广大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则依然处于GDP至上的工业化进程中。
4全球化的挑战
从理论上说，肇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州新大陆的全球化浪潮应该会大幅提高人类的协作效率，从而造福全人类，但在全球化1.0阶段，欧洲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杀戮，在美洲、在澳洲、在非洲，无不如此。
而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开花，全球化进入2.0阶段以后，殖民者的野蛮杀戮虽然少了很多，但战争以及不平等的压迫和剥削还是普遍现象。
而当GCZY试验在苏东破产后，悬挂了40多年的铁幕徐徐落下，苏东集团快速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
几乎是在同时，中国、印度这世界唯二的10亿级人口大国也主动拥抱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所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纵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是为全球化3.0阶段。
这里插句题外话，今天许多中国人对印度有大量误解。
事实上印巴分治以后，尼赫鲁长期担任印度国大党党魁和印度总理，他选择带领印度走不同于美国和苏联的独特的“第三条道路”，即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又在具体政策制定上具有明显的左倾社会主义特征（套用中国官方语境，可以称为“印度特色社会主义”）。
当1958年中苏交恶后，1962年中印也产生了严重的边境冲突，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政治逻辑，印度选择在外交上完全倒向苏联以对抗中国，但这么做得罪了美国，而印度永远的死对头巴基斯坦则借机完全倒向美国，美国也通过和巴基斯坦建立同盟来惩罚印度。
同样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政治逻辑，中国为了在南亚牵制印度也和巴基斯坦建立了事实上的同盟。而当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获得苏联全力支持的印度打败巴基斯坦，东巴独立成孟加拉国。这时深陷越战泥潭，国内一片混乱，国际上又遭遇美元危机而国力相对衰弱的美国则想要调和与中国的矛盾从而共同牵制苏联，结果刚刚被印度胖揍，但一直同时在和中国与美国两个小伙伴单独愉快玩耍的巴基斯坦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牵线搭桥的作用——1972年，尼克松访华，蒋介石在台湾气得差点吐血。
哎，这不就是春秋时代合纵连横的翻版嘛，不管时代如何变，人性永不变。
正是由于印巴两国作为同一民族却有着不同信仰而在历史上结下了血海深仇，所以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必然会继续非常“铁”，而巴基斯坦将最优良的深水港瓜达尔港长期租借给中国，不但让中国拥有了让印度感到芒刺在背的印度洋出海口，而且波斯湾石油一出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在瓜达尔港上岸，走铁路经新疆进入中国，对中国未来的能源战略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万一未来中美交恶，南海爆发战事，中国就不会那么被动。
总之，冷战时期，印度虽然没有像中国那样在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上掉进过大跃进或者文革这样的天坑，但印度经济也是一路蹒跚走来，国营经济效率低下，尾大不掉，印度真正打开国门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其实比中国改革开放更晚。
为什么突然说这么一大段关于印度的话题？因为如果你不能理解印度，就很难对未来全球大势有一个全面的认知，我最后还会说到这个问题。
在进入今天这个全球化3.0阶段后，虽然表面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但占据法律制度、科技水平、人口素质、金融和贸易主导权的发达国家依靠资本和技术输出，还是获得了全球化过程中的大部分红利，而发展中国家虽然也获得了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进入全球化分工体系后的红利，但总体上红利要少得多。
而当发展中国家不甘心居于落后地位，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话语权时，与发达国家的固有利益就产生了激烈冲撞（美国主导的TTP，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人民币加入SDR……），从过去的G7决定世界向哪儿走到现在G20决定世界向哪儿走，这本身就是发达国家整体国力相对衰弱后与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妥协后的产物，而作为已经做了70年全球老大的美国和正在快速崛起大有抢班夺权架势的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之间的矛盾和博弈无疑是最激烈的。
可见虽然今天互联网的普及把全世界缩小成了地球村，但还远没有达到天下大同的美好时代，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之一——不同协作体系（国与国）之间的财富争夺战依然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只不过由于核平衡，我们不再敢轻易选择全面战争，但还是会通过各种贸易战、关税战、货币战、间谍战、外交战等方式，进行国家之间的角力！
12年前有一本风行全球的畅销书叫《世界是平的》，尽管正如这本书所预言的，科技飞速进步的恐怖力量正在把这个世界快速推向扁平化，但人性并没有因为技术进步而发生改变，我们争夺自身和后代更好的生活资源的方式改变了，但强烈的争夺意愿本身从来没有改变！
另一方面，GCZY试验在苏东破产后，全人类整齐划一的重新回到了经过了300多年不断摸索改良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中国、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融入了进来，今天唯一不愿做出调整的只有被全世界视为奇葩的朝鲜）。
但不管资本主义制度如何自我改良，最终在财富分配方式上还是采取“上层按资分配+下层按劳分配”的模式，还是没有逃出马克思在160多年前的判断——上层财富分配方式只不过从过去国王贵族的按权力（身份）分配，改成了按资本家口袋里的钱来分配，这种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依然在道德上面临巨大的拷问。
长期跟着力哥学理财的荔枝都知道，钱本身是有敏锐嗅觉的，它天然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能，在复利效应作用下，资本主义制度会使财富分配更快速的走向两极分化，造成社会阶层更尖锐的对立。
尽管有了普选、全民公投、工会、司法援助、强制社保、最低工资……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顽疾得到了极大的治疗，但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治愈，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久而久之，就是会天然形成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马太效应。当左翼政党上台想要让社会财富分配更均衡，社会更和谐的时候，都是以牺牲财富总量增速为巨大代价的。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不但不同协作体系之间（民族、国家、宗教等文明意识形态）财富分配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且一个协作体系内的财富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阶层矛盾）也没有得到解决。
在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内部，富人变得更有钱，穷人虽然财富也在增长，但增速远远赶不上前者，在比较心理作祟下，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和忿恨感。
这种情况被经济学家茅于轼称为“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人却比以前更多了”，这种人今天的中国俯拾皆是——没错，很可能你就是这其中之一。
别的不说，光是名下有没有大城市的房产这一项指标，就把人群分成了两大阶层——有房阶层和租房阶层。
有房阶层享受着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资产膨胀快感，最顶层的有房阶层则选择抛售国内价格高得令人咋舌的房产，移民海外，而租房阶层面对令人窒息的高房价，不断心生怨念，觉得社会无良，人生无望，而且实际上他们依然每月要承担不断上涨的房租，从而导致有房者和租房者之间的资产鸿沟越拉越大。
所以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人人都在抱怨高房价，而是没房的人天天梦想房价崩盘好让自己买得起房，有房的人则希望房价继续上涨，好让自己的账面财富不断增长。
大部分普通民众注定不是从理性的上帝视角来看待中国房地产问题的，而是屁股决定脑袋——这不是中国特有的，全世界都是如此。
这种情况，在中国的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也存在。
97以后，香港底层民众并没有能从回归中获得太多的红利，反而是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权贵资本享受到了绝大部分的回归红利，从而导致过去近20年来香港社会的大分裂，底层民众观念走向极端，产生了直接对整个中国大陆的一切说NO的抗拒心理和满满的戾气。
台湾社会也是如此，台湾本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在中国大陆强势崛起的过去20多年里就处于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两岸经贸交往迅速升温，但大陆方面为了示好台湾以各种方式明着暗着送给台湾的钱，大多还是进入到了台湾各种资本财团老板的口袋——我们不可能给台湾每个老百姓普发红包来争取他们支持回归祖国，一定是以各种商务合作的方式变相给台湾企业各种优惠待遇，结果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好处自然大部分就流入了资本方的怀抱，而不是普通劳工的口袋。
今天台湾大量普通年轻人并没有从大陆示好红利中获得多大的好处，反而由于近年来台湾本土产业空心化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进而导致台湾本土企业和中高端人才的进一步外流，留在台湾发展的年轻人自然对大陆产生了更大的怨气，反“服贸”的太-阳-花运动由此而来。
放眼世界，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亦或者是印度、土耳其、巴西、阿根廷、俄罗斯，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最要命的是，一个协作体系内和不同协作体系间财富分配的矛盾，过去往往是相互独立或者此起彼伏的。比如汉唐亡于前者，晋宋亡于后者，但在全球化进入纵深发展阶段的今天，中国人已经遍布欧亚非美澳全球各个角落，而上海也形成了规模浩大的韩国人社区，广州则成了全亚洲最大的黑人聚集地，力哥在上海参加一个fintech论坛也会出现许多印度码农的身影……这样的时代，这两对矛盾其实已经融为一体了。因为今天和你明争暗斗争夺财富的，并不只是其他屌丝或者土豪中国人，还有可能是千里之外的越南人、印尼人乃至墨西哥人……
今天就像明末——李自成的军队和多尔衮的军队同时开到了崇祯的面前……
在经济持续昂扬向上，财富总量不断快速增长的奔腾年代，这两对矛盾都容易被暂时掩盖掉。
而一旦国内经济增速下滑，一个协作体系内部的矛盾会迅速激化，执政当局给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又本能的回到了农业文明时代——自己生产财富的能力下降了，就选择从其他协作体掠夺财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从而导致协作体之间的矛盾激化，二战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阶级矛盾升级到一定程度后，引发了更为激烈的民族（国家）矛盾。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会做出“一切民族矛盾都是阶级矛盾”的论断（尽管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
但今天的情况和马克思或毛泽东的时代又不一样了。
在全球化已经进入纵深发展的今天，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同呼吸，共命运”真不是唱唱高调开玩笑的说法，所以往往一个核心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出现下滑，就会带动其他经济体的经济也走弱，全球经济进入共振时代，蝴蝶效应随处显现。
打个比方，过去是遇到天灾，匈奴的日子不好过了，就来犯汉，这时汉朝的日子并不会因为匈奴日子难过导致自己日子也变得更难过，所以更愿意和亲做生意来解决矛盾。而今天变成了只要匈奴的日子难过了，汉人的日子也会跟着难过，或者说汉人的日子难过了，匈奴的日子也会变得难过。可能一开始是匈奴的日子不好过，但后来汉人的日子变得更加不好过，变成汉人反而跑到草原去侵略匈奴了……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奇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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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2016中国老百姓理财醒世恒言）
最近这一两年才开始学习理财知识，关注投资市场的理财小白们或许大多有这样的困惑：
看看国内，2015年的断崖式股灾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楼市持续14年不断膨胀的泡沫是史无前例的，自1994年人民币第一次汇改以来，人民币连续20年对美元升值，但如今却人人都在恐慌人民币贬值潮而争相做着海外投资，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放眼世界，乱象就更多了。
不光这些离我们老远的国家出现了各种怪现状，我们天朝周边也不太平。
上述这些看似独立的热点新闻事件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深层次的共通的联系呢？
力哥试图用我过往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以及我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为你拨开奇葩表象背后所隐藏的真实逻辑，最终帮你回答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乱世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财？
由于这些话题太过宏大繁杂，力哥的分析阐述难免挂一漏万，我只能把最核心的逻辑线条抽出，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如有不同见解，欢迎拍砖指正。
让我们回到一切问题的原点——
今天所有创业者都在高喊我抓住了用户的需求痛点，所以我的商业模式能成功，那么我们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核心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最基本的需求就是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服穿，刮风下雨时能有个房子来遮风挡雨。
为了能满足这些基本物质需求，人类从原始社会一步步走来，花了数千年的时间才好不容易慢慢解决这些基本温饱问题。
而在解决温饱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学会了分工协作，成立了一个个小团体，进而形成了部落、民族、国家乃至国家联盟，“自己人”和“外人”的观念深深植根在每一个进入这个协作体系的个体心中。
通过协作范围的不断扩张，使得每一个在协作体系里的个体的物质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后，便出现了更高层次的物质需求，比如住茅屋不够，还要住宫殿，吃五谷不够，还要吃山珍海味，有麻布衣服穿不够，还要穿绫罗绸缎，有马骑不行，还要有马车坐……同时还产生了专门满足精神需求的服务，唱歌跳舞，诗词绘画，乃至于天文地理各种研究……
然而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不断提升，总体财富不断积累并产生大量富余以后，就会出现两个棘手问题：
如果均等分配，就会激励人们偷懒不干活吃大锅饭，最终导致财富总量减少。
如果按劳分配，虽然会鼓励大家多生产财富，但又会产生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因为一个社会中总有勤劳的人也总有懒人，总有聪明的人也总有笨蛋，最后容易形成马太效应，即前者的财富积累越来越多，后者越来越眼红，导致最后社会出现大分裂大动乱。
而在古代社会，实际上大部分国家都是按照“上层按权力/身份分配+下层按劳分配”的模式来分配财富，即皇族和官僚统治阶层优先分配超额财富，剩下的再由平民按劳分配，从而进一步加速了阶层和财富的两极分化。
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根本逻辑都是如此，而他们打出的旗号都是反对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提倡均等分配。可真正建立起新政权后，又没人会真的100%执行财富均等分配的伟大理想，因为这么做大家都得饿死。然而我们在1958-1960年曾经还真尝试过进行一次不完全的财富均等分配运动，结果真的饿死了人。
但这还不是矛盾的全部，还有第二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一个主旋律就是生产力更发达的农耕民族和生产力欠发达，但战斗力更强大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征战。
适合农耕的地区可以自己有计划的生产并储备粮食，只要不打仗，就算遇到天灾，往往也能靠储备粮食活下去。但不适合农耕的土地上生活的人只能靠畜牧和打猎为生，一旦遇到天灾，牲口被冻死或饿死，整个部落或民族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所以他们天然更倾向于从生产力更发达的周边农耕文明掠夺财富。
从匈奴到鲜卑、从突厥到契丹，从回纥到蒙古，人类文明的中心——亚欧大陆中心的草原地区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一次又一次崛起强大的游牧民族向亚欧大陆四至的先进农耕文明地区发起战争。
而到了近现代社会，人类从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生产力得到了质的飞跃。而工业文明的本质就是通过对已经发现的科学知识的实用化运用（技术），来延伸人的器官——比如说汽车、火车、飞机、轮船是对我们脚的解放和延伸，电话、广播、电影、电视，乃至于VR技术都是对我们眼睛和耳朵的延伸，洗衣机、冰箱、微波炉、热水器、抽水马桶则是对我们手的解放和延伸，我们不再需要砍柴生火洗衣服倒马桶……而人工智能则是对我们大脑的延伸，让我们连思考和学习的工作都交给机器了。
也就是说，过去需要我们自己亲力亲为的事，如今许多都可以被代替了，过去我们无法实现的梦想，现在都可以实现了。
虽然科学技术在过去200多年里突飞猛进，不但使今天人类的生活质量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且人类的协作方式以及观念（民主、共和、平等、自由、博爱……）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困扰人类社会和平安定的根本逻辑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即一个协作体系内的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和不同协作体系之间的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直到70年以前，由于这两个问题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而随着矛盾的不断积累激化，最后人类便选择走向极端——
为了让一个协作体系内的财富能够合理分配，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各种思潮观点此起彼伏，不断碰撞，其中影响力最大也是最后唯一成功在国家层面进行试验的是GCZY思潮，它曾一度被许多有识之士视为人类的希望之光和前行灯塔。
而这两次大战不但使得一手把全人类带入全球化进程中的欧洲文明整体衰弱了，也激起了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的民族意识，他们纷纷要求独立自主，不希望殖民宗主国继续剥削压迫自己，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浪潮，也使得二战以后，不同协作体系之间财富分配不合理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二战以后，人类终于进入了有史以来最美好的新纪元。这首先还是要感谢科技进步。
美国做梦也没想到，在苏联举国体制的优势下，二战结束仅仅过了4年，苏联就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从而在美苏之间形成了恐怖而微妙的核平衡，谁都不敢主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时，当时大部分人的观点是：或许再隔20年——也可能根本不用20年，新兴的美苏两强之间的矛盾会再度激化，必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不仅仅是杜鲁门、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的判断，也是许多普通知识分子的判断。
这种核平衡一直保持到冷战结束，美苏始终没能真正打起来，而当今天中、英、法、印、巴、以色列都拥有核武器，甚至金三胖目测也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这种核平衡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使得今天世界各大国之间直接爆发战争的概率变得微乎其微。
所以过去70年，虽然地区性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从不消停，但从全球范围看，和平一直是主旋律，在总体和平环境下，人们得以放心的去进行劳动生产，创造财富。
而科技进步并不仅仅在原子能领域，而是在各个科技细分领域全面开花，使得全人类的福祉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如此良好的环境，导致原本的欧美殖民者纷纷在这几十年间完成了后工业化改造，而原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则纷纷快速进入工业化大潮中。
而我们中国的处境比较特别，我们的大北京、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三大发达板块今天已经三步变两步迅速进入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人均GDP和现代化基础设施水平已经赶超许多发达国家，而广大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则依然处于GDP至上的工业化进程中。
从理论上说，肇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州新大陆的全球化浪潮应该会大幅提高人类的协作效率，从而造福全人类，但在全球化1.0阶段，欧洲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杀戮，在美洲、在澳洲、在非洲，无不如此。
而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开花，全球化进入2.0阶段以后，殖民者的野蛮杀戮虽然少了很多，但战争以及不平等的压迫和剥削还是普遍现象。
而当GCZY试验在苏东破产后，悬挂了40多年的铁幕徐徐落下，苏东集团快速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
几乎是在同时，中国、印度这世界唯二的10亿级人口大国也主动拥抱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所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全球化纵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是为全球化3.0阶段。
这里插句题外话，今天许多中国人对印度有大量误解。
事实上印巴分治以后，尼赫鲁长期担任印度国大党党魁和印度总理，他选择带领印度走不同于美国和苏联的独特的“第三条道路”，即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又在具体政策制定上具有明显的左倾社会主义特征（套用中国官方语境，可以称为“印度特色社会主义”）。
当1958年中苏交恶后，1962年中印也产生了严重的边境冲突，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政治逻辑，印度选择在外交上完全倒向苏联以对抗中国，但这么做得罪了美国，而印度永远的死对头巴基斯坦则借机完全倒向美国，美国也通过和巴基斯坦建立同盟来惩罚印度。
同样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政治逻辑，中国为了在南亚牵制印度也和巴基斯坦建立了事实上的同盟。而当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获得苏联全力支持的印度打败巴基斯坦，东巴独立成孟加拉国。这时深陷越战泥潭，国内一片混乱，国际上又遭遇美元危机而国力相对衰弱的美国则想要调和与中国的矛盾从而共同牵制苏联，结果刚刚被印度胖揍，但一直同时在和中国与美国两个小伙伴单独愉快玩耍的巴基斯坦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牵线搭桥的作用——1972年，尼克松访华，蒋介石在台湾气得差点吐血。
哎，这不就是春秋时代合纵连横的翻版嘛，不管时代如何变，人性永不变。
正是由于印巴两国作为同一民族却有着不同信仰而在历史上结下了血海深仇，所以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外交关系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必然会继续非常“铁”，而巴基斯坦将最优良的深水港瓜达尔港长期租借给中国，不但让中国拥有了让印度感到芒刺在背的印度洋出海口，而且波斯湾石油一出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在瓜达尔港上岸，走铁路经新疆进入中国，对中国未来的能源战略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万一未来中美交恶，南海爆发战事，中国就不会那么被动。
总之，冷战时期，印度虽然没有像中国那样在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上掉进过大跃进或者文革这样的天坑，但印度经济也是一路蹒跚走来，国营经济效率低下，尾大不掉，印度真正打开国门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其实比中国改革开放更晚。
为什么突然说这么一大段关于印度的话题？因为如果你不能理解印度，就很难对未来全球大势有一个全面的认知，我最后还会说到这个问题。
在进入今天这个全球化3.0阶段后，虽然表面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但占据法律制度、科技水平、人口素质、金融和贸易主导权的发达国家依靠资本和技术输出，还是获得了全球化过程中的大部分红利，而发展中国家虽然也获得了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进入全球化分工体系后的红利，但总体上红利要少得多。
而当发展中国家不甘心居于落后地位，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话语权时，与发达国家的固有利益就产生了激烈冲撞（美国主导的TTP，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人民币加入SDR……），从过去的G7决定世界向哪儿走到现在G20决定世界向哪儿走，这本身就是发达国家整体国力相对衰弱后与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妥协后的产物，而作为已经做了70年全球老大的美国和正在快速崛起大有抢班夺权架势的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之间的矛盾和博弈无疑是最激烈的。
可见虽然今天互联网的普及把全世界缩小成了地球村，但还远没有达到天下大同的美好时代，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之一——不同协作体系（国与国）之间的财富争夺战依然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只不过由于核平衡，我们不再敢轻易选择全面战争，但还是会通过各种贸易战、关税战、货币战、间谍战、外交战等方式，进行国家之间的角力！
12年前有一本风行全球的畅销书叫《世界是平的》，尽管正如这本书所预言的，科技飞速进步的恐怖力量正在把这个世界快速推向扁平化，但人性并没有因为技术进步而发生改变，我们争夺自身和后代更好的生活资源的方式改变了，但强烈的争夺意愿本身从来没有改变！
另一方面，GCZY试验在苏东破产后，全人类整齐划一的重新回到了经过了300多年不断摸索改良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中国、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融入了进来，今天唯一不愿做出调整的只有被全世界视为奇葩的朝鲜）。
但不管资本主义制度如何自我改良，最终在财富分配方式上还是采取“上层按资分配+下层按劳分配”的模式，还是没有逃出马克思在160多年前的判断——上层财富分配方式只不过从过去国王贵族的按权力（身份）分配，改成了按资本家口袋里的钱来分配，这种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依然在道德上面临巨大的拷问。
长期跟着力哥学理财的荔枝都知道，钱本身是有敏锐嗅觉的，它天然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能，在复利效应作用下，资本主义制度会使财富分配更快速的走向两极分化，造成社会阶层更尖锐的对立。
尽管有了普选、全民公投、工会、司法援助、强制社保、最低工资……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顽疾得到了极大的治疗，但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治愈，因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久而久之，就是会天然形成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的马太效应。当左翼政党上台想要让社会财富分配更均衡，社会更和谐的时候，都是以牺牲财富总量增速为巨大代价的。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不但不同协作体系之间（民族、国家、宗教等文明意识形态）财富分配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而且一个协作体系内的财富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阶层矛盾）也没有得到解决。
在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内部，富人变得更有钱，穷人虽然财富也在增长，但增速远远赶不上前者，在比较心理作祟下，自然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和忿恨感。
这种情况被经济学家茅于轼称为“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人却比以前更多了”，这种人今天的中国俯拾皆是——没错，很可能你就是这其中之一。
别的不说，光是名下有没有大城市的房产这一项指标，就把人群分成了两大阶层——有房阶层和租房阶层。
有房阶层享受着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资产膨胀快感，最顶层的有房阶层则选择抛售国内价格高得令人咋舌的房产，移民海外，而租房阶层面对令人窒息的高房价，不断心生怨念，觉得社会无良，人生无望，而且实际上他们依然每月要承担不断上涨的房租，从而导致有房者和租房者之间的资产鸿沟越拉越大。
所以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人人都在抱怨高房价，而是没房的人天天梦想房价崩盘好让自己买得起房，有房的人则希望房价继续上涨，好让自己的账面财富不断增长。
大部分普通民众注定不是从理性的上帝视角来看待中国房地产问题的，而是屁股决定脑袋——这不是中国特有的，全世界都是如此。
这种情况，在中国的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也存在。
97以后，香港底层民众并没有能从回归中获得太多的红利，反而是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权贵资本享受到了绝大部分的回归红利，从而导致过去近20年来香港社会的大分裂，底层民众观念走向极端，产生了直接对整个中国大陆的一切说NO的抗拒心理和满满的戾气。
台湾社会也是如此，台湾本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在中国大陆强势崛起的过去20多年里就处于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两岸经贸交往迅速升温，但大陆方面为了示好台湾以各种方式明着暗着送给台湾的钱，大多还是进入到了台湾各种资本财团老板的口袋——我们不可能给台湾每个老百姓普发红包来争取他们支持回归祖国，一定是以各种商务合作的方式变相给台湾企业各种优惠待遇，结果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好处自然大部分就流入了资本方的怀抱，而不是普通劳工的口袋。
今天台湾大量普通年轻人并没有从大陆示好红利中获得多大的好处，反而由于近年来台湾本土产业空心化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进而导致台湾本土企业和中高端人才的进一步外流，留在台湾发展的年轻人自然对大陆产生了更大的怨气，反“服贸”的太-阳-花运动由此而来。
放眼世界，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亦或者是印度、土耳其、巴西、阿根廷、俄罗斯，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最要命的是，一个协作体系内和不同协作体系间财富分配的矛盾，过去往往是相互独立或者此起彼伏的。比如汉唐亡于前者，晋宋亡于后者，但在全球化进入纵深发展阶段的今天，中国人已经遍布欧亚非美澳全球各个角落，而上海也形成了规模浩大的韩国人社区，广州则成了全亚洲最大的黑人聚集地，力哥在上海参加一个fintech论坛也会出现许多印度码农的身影……这样的时代，这两对矛盾其实已经融为一体了。因为今天和你明争暗斗争夺财富的，并不只是其他屌丝或者土豪中国人，还有可能是千里之外的越南人、印尼人乃至墨西哥人……
今天就像明末——李自成的军队和多尔衮的军队同时开到了崇祯的面前……
在经济持续昂扬向上，财富总量不断快速增长的奔腾年代，这两对矛盾都容易被暂时掩盖掉。
而一旦国内经济增速下滑，一个协作体系内部的矛盾会迅速激化，执政当局给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又本能的回到了农业文明时代——自己生产财富的能力下降了，就选择从其他协作体掠夺财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从而导致协作体之间的矛盾激化，二战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阶级矛盾升级到一定程度后，引发了更为激烈的民族（国家）矛盾。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会做出“一切民族矛盾都是阶级矛盾”的论断（尽管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
但今天的情况和马克思或毛泽东的时代又不一样了。
在全球化已经进入纵深发展的今天，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同呼吸，共命运”真不是唱唱高调开玩笑的说法，所以往往一个核心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出现下滑，就会带动其他经济体的经济也走弱，全球经济进入共振时代，蝴蝶效应随处显现。
打个比方，过去是遇到天灾，匈奴的日子不好过了，就来犯汉，这时汉朝的日子并不会因为匈奴日子难过导致自己日子也变得更难过，所以更愿意和亲做生意来解决矛盾。而今天变成了只要匈奴的日子难过了，汉人的日子也会跟着难过，或者说汉人的日子难过了，匈奴的日子也会变得难过。可能一开始是匈奴的日子不好过，但后来汉人的日子变得更加不好过，变成汉人反而跑到草原去侵略匈奴了……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奇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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