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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升北降”格局之下，创业梦应该在何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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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北
来源：亿欧网（ID：i-yiou）
“北京让我做梦、有梦，杭州让我务实、赚钱。在北京，大家都浸淫在移动互联网的红利浪潮以及VC的规模化美梦中；在杭州，利润驱动，逐浪而居，一切向钱看齐。”
在这之前，从北大上学到中关村码农，再到创立自己的公司，九年间他从未想过要离开北京，导火索是疫情。
“疫情期间的三个月，我们的办公室6.6万的房租，从来没有让我们全员进入过。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是非常大的一笔沉没成本。”
除此之外，疫情期间北京严格的防疫政策、南方城市优惠的政策吸引，以及长期以来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都促使刘思毅做出南迁的决定。
2020年4月，一个星期敲定办公室、3天快速装修，5天搬家，刘思毅将公司迁到了杭州。
有相同想法的不仅刘思毅一个，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在考虑或决定南迁。南方城市优惠的政策、更低的经营成本、优质的营商环境，都于无形中聚合出一股强大的向心力。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看似细微的现象背后，蕴含着华夏大地新一轮的区域格局变迁。
长久以来，以“胡焕庸线”为标志的“东西差距”，一直分野着中国区域经济格局。
2008年之后，中西部经济加速上行，以西安、重庆为代表的西部城市，在全国经济版图中分量提升，“东西差距”已呈收缩态势。
与此同时，“南北差距”却开始不断拉大。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正在从“东强西弱”，变成“南升北降”。
人口流动，资本游移，物流重构。纵横交错中，伴随着失落、崛起，与新生。而无数人与企业的命运，也就蕴含在这暗潮涌动的格局变迁之中。
01
无问东西，先看南北
“25岁开始意识到，在北京的我们，哪怕是信奉民主、自由、流浪，以自我为核心的年轻人，也需要追求稳态。”在日记中，刘思毅如此写道，“你终究要在某一个城市固定地走完你的人生路。”
然而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严格的落户政策，都使得北京成为“留不下的大城市”。
根据各省份公布的2019年常住人口情况，2019年北京人口呈净流出状态，为-6.26万人，净流出全国排名第七。
除北京之外，山东、东北三省也是2019年人口净流出大省。其中山东位居人口净流出榜首，为-19.98万人，东北三省合计净流出33.13万人。
而与此同时，南方省份却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
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前五的省份分别是，浙江、广东、新疆、重庆、福建，人口分别净流入84.1万人、82.61万人、27.15万人、13.47万人、5.1万人。
总体而言，2019年共有11个省份处于人口净流入状态，其中南方省份高达10个。16个人口净流出省份中，北方省份占据10席。
“孔雀南飞”，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主要趋势。而人口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谁有更好的人口基础和更多的人口流入，谁将更有优势。
未来，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将遵循人口分布和流动规律重新排序。
资本在流动，“逐草而居”。
本外币存款余额相当于城市的小金库，能够反映出一座城市对资金的吸附能力。
据各地统计公报，2018年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城市排名中，前15名只有北京、天津、郑州、西安４个北方城市入围，其余均为南方城市。且除北京排名第一外，其余三个城市均排名垫底。同比增速方面，除北京排名第三外，其他三个城市也排名靠后。
固定投资额上也能体现出钱的流向。
2018年，8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下降，新疆、内蒙古、宁夏、海南、天津、北京、甘肃、黑龙江，其中有7个省份位于北方，仅海南1省位于南方。
如果说人口、资本的流动是自下而上的自由生长，那么行政力量的推动，则自上而下地驱动着“南升北降”。
2017年发布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中，北京有四个定位：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首都经济”不再被提及。
除此之外，停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拆除违章建筑，京津冀地区医保通用，建设通州城市副中心，规划千年雄安大计，都等于在宣告北京放弃对经济中心的追求。
脱离经济色彩，强化首都功能，未来北京将有可能成为“东方华盛顿”。
这也意味着经济资源会不断往外疏解，只要是以上四个功能以外的，都会被一一甩出，一部分到周边，而更多地则是往南。
而与此同时，南方各省市显示出的政策友好，成为吸引企业南迁的最大公约数。
2019年年初，戏格文化联合创始人张东到南方旅行的时候，与自己在当地政府工作的朋友聊天，对方提到政府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减免税收，给钱给地给落户，这真的很诱人。”
之后南下进行了三次考察后，张东最终做出决定，选择在南京先建立分部。
西安的教育信息化公司辰知科技则选择迁往杭州。其CEO何川对亿欧表示，他们也享受到了三年免租金、免装修、给研发补贴、免税等优惠政策。
刘思毅也提到对杭州营业执照和银行注册的快速便捷印象深刻，“去年在北京开始创业的时候，营业执照的办理用了1个月，而在杭州只用一天。”
个体意志的集合、资源的自由流动、“看得见的手”......一滴滴水珠正在汇成浩浩洪流，而“南升北降”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模式在重构。
在资源驱动、投资驱动的时代，北方天然的资源优势使得北方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而接下来中国将进入科技驱动、消费推动的时代，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活跃、营商环境优良的南方，就接棒成为中国新的经济重心。
2012年后，北方地区经济总量占比开始大幅放缓，2016年首次降至40%以下，南北经济差距持续拉大。
到2019年，北方地区GDP总量为35万亿元，占全国35.44%，南方地区GDP总量达到了63.4万亿元，占比64.56%。南方地区经济总量是北方的1.8倍。
除了GDP总量，万亿GDP城市也能反映出南北地区的经济差距。
2019年，佛山GDP破万亿。至此，我国共有17个城市GDP破万亿。其中13个位居南方，北方仅有北京、天津、郑州、青岛四座城市入围。
02
东西均衡，南升北降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历经三轮变迁。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造就了“共和国长子”东北三省。
事实上，从20世纪20年代始，历史原因东北就逐渐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1945年东北工业规模更是达到了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遍地，是当时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良好的工业基础，东北得到了计划经济下中央的大力支持。以1950年为例，国家对东北的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50%，苏联援助的156个工业项目中有56个在东北。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上的数据显示，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人口占比只有7-8%的东北地区，获得的国家建设投资全国占比21%，是当时浙江省所获投资的9倍。
政策倾斜、资本投入，也造就了大庆油田、鞍山钢铁公司、哈尔滨轴承厂、一重、二重、一汽等著名的国有企业，当时的人们也以能在“东北大厂”端上铁饭碗为荣。
但总体而言，尽管1953—1978年的区域发展政策偏重内陆，但该时期内南北地区经济发展较为均衡。1953—1978年间南北两地的GDP占比围绕50%上下交错变动。26年间南方地区GDP平均占比50.5%，北方地区49.5%。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2003年。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发展战略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出口导向的轻工业”，宏观政策也随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
198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开放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其中7座位于南方。
国家给予这些城市外商准入、金融扶持等各类优惠政策，这造就了东南沿海城市的崛起，也奠定了此后20多年间，中国经济以“东西差距”为主的区域经济格局。这一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其引导下，东西部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迅速拉大。
东部率先发展的战略，塑造了1978-2003年间中国的经济版图，也是很多人的命运暗线。
1984年1月24日，一名倒卖玉米的“倒爷”在骑车经过深圳国贸大厦时，看到人群聚集，一看原来是“那位老人”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全貌，他在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的时候到了。”
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家本质是倒卖换汇的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一家房地产公司——万科。
同年，一名基建工程兵从部队退役，也来到了深圳，在当时南油集团下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但在后来的一笔生意中，他因被坑导致公司200多万货款收不回来，不得不辞职。
1987年，他创立了一家公司，靠倒买倒卖为生，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公司代理了香港鸿年公司的用户交换机，并积累了一定资本，从此走上了销售通信设备的道路——也就是如今的华为。
以王石、任正非为代表的，受“老人”两次南巡影响纷纷下海创业，后来被称为“84派”、“92派”的两代企业家们，他们无不是在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潮水中嗅到了机会，创造了日后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企业。
在这一阶段，“东西差距”明显，但南方地区的经济总量也开始小幅领先。
1978年时南方地区的GDP为0.156万亿，北方地区为0.155万亿，南北差距约为当年GDP的0.09%；到了2003年，南方地区的GDP为2.07万亿，北方为1.69亿，差距约为当年GDP的10.30%。
第三阶段是2004－2013年的区域协调战略。
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战略，都是在这一阶段提出的。通过加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财税、金融、资金等手段，中西部、东北地区获得了政策和资源倾斜。
中、西部经济得到发展，差距逐渐缩小。2006年，东、西部地区GDP占比分别为63%、37%，到2013年，这两个数字变为57%、43%。
“东西差距”缩小的同时，这一阶段北方地区在GDP方面的表现优于南方地区，呈现出北方增长率高于南方的形势；2004—2012年间，除2007年外，北方地区的GDP增长率都超过了南方地区。
然而第三阶段的区域均衡战略最终难掩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问题。
2013年后，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模式从由要素、资源驱动转变为由创新驱动。
资源型的重工业产业结构难以适应新的形势。2013年开始，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速全面下滑，2018年后天津、山东相继失速。山东省委书记“我们落后了”的讲话连续刷屏。
03
非均衡、集聚性
放眼全球，“非均衡”和“集聚性”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
人口聚集意味着产业和经济的集聚，在人均GDP更高的国家，人口的聚集效应往往也更强。美国50%的GDP是由产业聚集区创造的，日本东京都市圈创造了日本1/3的GDP。
因此在接下来的阶段，非均衡的、以集聚效应和协同效应为导向的新型经济空间格局，将是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区域经济大格局。
具体表现为“以经济带为轴线，以城市群为支点”的经济带协同发展战略和城市群协同发展战略。
2013-2014年，“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战略先后出台。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及“十三五”规划要求建设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19个城市群。
这19个城市群以25%的土地聚集了75%的人口，创造了88%的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截止目前，已有11个城市群相关规划获得批复，其中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已经或即将上升为国家战略。
新的区域战略更注重发挥“看不见的手”，鼓励人流、钱流、物流等各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先撬动以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增长极，再通过经济带之间的传导和协同，让各大城市群共同发展，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一滴滴水已经开始缓缓流动，他们终将汇成涛涛江河。那么，创业是否应该去南方？身处北方的创业公司，是否应该南迁？
相比盲目南迁，根据公司自身特点，在基本的区域格局中寻找适合自身的位置，或许更为明智。
据恒大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2019》，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潜力居前，但它们也各有侧重。
长三角城市群是目前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层级结构最合理的城市群，目前已有六大城市跻身万亿GDP俱乐部。
长三角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以电子、汽车、现代金融等产业为核心，致力于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中心。”
珠三角城市群携手港澳建设港澳大湾区。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水平发达，未来将致力于构建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但除深圳外，珠三角城市主要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优质公共资源短缺。
京津冀城市群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整体创新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未来将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方向发展”。
其中北京将承担区域产业研发、设计、服务等功能，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津廊将承担京津冀地区科技成果产业化功能。
除此之外，搬迁成本也是企业不能盲目搬迁的原因。“只要公司超过30个人，搬离成本就很大了”，远望资本CEO程浩对亿欧表示。
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歌认为，对于上百人的企业来讲，搬迁就像将树连根拔起然后进行转移一样，“中小企业就像一个精密机器，需要可丁可卯地计算成本。搬迁明显属于开拓性过程，成活率可能过不了五成。”
他建议想要搬迁的企业先算笔帐：搬迁成本、人员损失、业务损失，把这些损失计算完，加上新搬迁地址的政府补贴、市场活跃度、市场额外的资源池，再减去搬迁冷启动市场推广的成本、人员培训的成本等，最终来平衡得失。
“但如果决定要搬，就早点搬”，程浩建议，等企业越大，搬迁的难度也会越大。
除此之外，“双总部”或许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2019年下半年，余向南也感受到“南升北降”的趋势，选择先在南京设立了分部。但他不同意本身诞生于北京的公司搬离北京的说法，“任何一个公司都不可能彻底离开北京。北京有很多天然的优势，技术、人才、资本、媒体的资源都集中在这里。”
他认为更适合的做法是“双总部”策略，“职责分工上应该有所偏向，对于科技公司来讲，北京更适合承担研发和资本，南方承担商业化运营。这种策略南北无轻重之分，只是职责分工的不同。”
04
结语
在城市环境和生活质量上，房租是最吸引我和团队的地方，作为一个从北京来的团队，无论在杭州哪里租房，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土豪；
在创业环境和氛围上，杭州市普遍流行的是赚钱和生态类创业，赚钱就是创业、创业就是赚钱，但就是在这样朴素的创业观下，诞生了很多净利润五千万、一个亿的公司；
在产业链上，杭州市就是一个阿里的中心、电商的中心、流量的中心。因为有阿里，于是有供应链，有电商生态，有围绕电商的基础设施；
在团队招聘上，杭州的人才构成只适合以电商为核心业务的公司，而内容公司、营销策划公司、运营驱动的公司，则不容易找到需要的人才。
也许无意识，也许深谋远略。但更多的人、钱、企业，正在冲破以往的藩篱，缓缓流动，纵横交织，然后重新聚合。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革的暗线已下笔，历史的大纲已再次写好。失落与崛起、衰退与新生也已蕴含其中。
我们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
参考文献：
1. 《中国城市大洗牌》，黄汉城、史哲、林小琬，东方出版社；
2.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8~2019），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赵弘主编，游霭琼，杨维凤，王德利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吴晓波，中信出版社；
4. 《创业的南方与北方》，刘思毅；
5. 《一个北漂创业者南下杭州一个月的感受总结：真香》，刘思毅；
6. 《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 2020》，恒大研究院；
7. 《中国城市群发展潜力排名：2019》，任泽平；
8.《希望与危机-东北经济的未来十年》，宁南山；
9. 《我国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及演变分析》；
10. 《重塑中国区域经济大格局》，李奇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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