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纲
来源：智纲智库（ID：wzggzswx），本文为9月21日下午王志纲在“进无止境——纪念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暨企业精神高峰论坛”上发表的演讲精编
深圳的发展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王志纲总结，深圳能一路走到今天，除了世界产业转移的天时、比邻香港的地利之外，还依靠三大内在动力：一是开放、创新、效率、先行先试、百折不挠的深圳基因；二是政府提供服务型治理以维护市场生态；三是鼓励释放人性、顺应人性。
今天的深圳，已经成为传奇，关于“深圳密码”的解读，也是众说纷纭。我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官员，但我可以说是深圳四十年的亲历者、观察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推动者。因此我想换一个角度，谈谈我所理解的“深圳传奇”。
在开始演讲之前，我想问在座的李子彬市长一个有趣的问题：曾经有个说法传得很广，你在当市长时，为民营企业请命，做了很多工作，对华为的帮助也很大，任正非却从来没有请你吃过一顿饭。但我听华为相当权威的人士不是这样说的，在你卸任之后，任正非曾经专程到美国请你吃饭，是这样吗？李子彬：是有这么回事，当时我在纽约，任正非坐飞机到纽约请我吃的饭。我认识任正非11年，都没有请我吃过饭，过春节连一束花都没有。我们两个人确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当时华为还没这么大，我当市长时做调研，尤其是关于民营经济和企业体制方面的调研会，每次任正非都参加。华为那时候也不大，经常有困难，他就到深圳找我协调解决。那时候一年见几十次面。现在华为大了，困难也多，还面临美国的打压。没有那么容易了。我一年跟任正非董事长喝一次茶，不能再打扰了。王志纲：感谢子彬市长，这么小故事，从侧面深刻反映了深圳的政商关系，是一种有别于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相对单纯的关系，这个故事看起来简单，其实背后蕴藏着深圳发展的密码。好了，言归正传，讲深圳之前，要先了解一下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直到现在，美国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历史的意外”。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几乎全世界，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秉承的要么是中国崩溃论，要么是中国威胁论。根本不把中国看在眼里，认为一切尽在掌握当中。美国前几任总统和政客都曾对于改造中国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认为中国会跟着美国的节奏走——这也成了特朗普今天向前任甩锅的最佳理由。特朗普这个精明的商人、纯粹的实用主义者，上台之后，发现遏制中国为时已晚，但又不得不做，所以才对中国表现出如此烦躁，如此横蛮，如此不择手段。不光是西方的学者和政客看衰中国，连中国大批先富起来的精英也在明里暗里持这种态度。在20年前、10年前甚至5年前，我身边的很多成功人士都不看好中国，一心想着逃离。这一批人是“两国一家”，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安顿在海外，而自己在国内继续赚钱。追逐安稳和幸福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批老兄也都是聪明人。支撑他们这样做的深层次思考，就是“沉船心理”在作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艘四处漏水，迟早会沉没的破船，在沉没之前，最好的办法是换船。因此，尽管他们在中国大发横财，但他们始终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况且他们的财富积累也有说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所以越是赚钱，越要换船，临走前还要拆一块船板。
原来美国限制中国过多移民，因此新西兰、澳洲等都成了中国人移民的乐土。奥巴马上台以后，给中国提供了“投资移民”的政策，大批中国土豪一下子蜂拥而至。那段时间我去美国，在洛杉矶的尔湾一家中国餐厅吃饭，饭店里面熙熙攘攘，烟雾弥漫，仿佛一下子就像回到了中国。遇到了好多“老熟人”，都是这些年陆陆续续移民去美国的中国人，还有一些躲在美国的通缉犯。我刚坐下来，就有不少人来打招呼，他们告诉我，光是深圳沙河高尔夫球会的3000名会员当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就在美国，甚至可以单独组成一只球队了。我问他们带了多少钱走的？我一听，发现少的也有200万美金，多的更是不计其数。我看这些富豪的房子，都是千万美元级别的豪宅。支撑他们这么做的背后逻辑，是对中美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但谁也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全球化经历巨变，特朗普对中国实施正面狙击和打压，两国关系骤然紧张。特别是出现疫情以后，美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孱弱暴露无遗，梦寐以求的自由王国、山巅之城突然破灭了，现在他们想换船回来，可惜已经是难上加难了。我和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一直坚信中国的未来，坚信中国一定是全球机遇的汇集之地。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深圳四十年，深圳背后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天翻地覆的缩影。四十年成功固然不易，但在当下面临国际国内压力越来越大的节点，如果我们搞不清楚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无法做到继往开来。因此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和大家探讨深圳乃至中国崛起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必然在哪里？关于深圳的崛起，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分析，官员有官员的讲词，都很精彩，我也有我的看法。在我看来，深圳是逼出来的改革、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没有生死压力，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像深圳这样“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成绩。在改革开放前夕，出现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逃港潮，这起于一个谣传，说英国女王为了庆祝生日，给大陆人提供开放政策：只要能到香港，就能拿到香港户口。这个消息一传开以后，不光是珠三角、汕头，凡是有能力的人都拼命往香港跑。深圳有近香港之利，却也带来了在管束上最大的难题，这么多年，我见到过很多香港的老板，堪称枭雄。这些人很多都是大陆逃过去的，一讲到当年他们是怎么冒着生命危险逃港的时候，一个个不善言辞的人就都变得口若悬河，一个个毫无感情的人都会泪流满面，一个个性情木讷的人脸上都神采飞扬，为什么？因为这段经历是他们人生中最惊险、最刺激、也最难忘的，它会永远刻在每个逃港人的心里。当时的广东省委领导到基层视察，他发现公安、武警、民兵漫山遍野地追捕这些想要逃港的人，但是再多的公安武警根本挡不住。而深圳乃至广东，相比内陆，已经又强了不少，按照邓小平的话来说，当时中国已经处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在这样危机倒逼之下，才有了破釜沉舟的改革。
1978年刚开始建设的深圳
“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这句关于特区建设简单的话，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
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作为这艘大船的舵手，邓小平的立场其实很简单：“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因此，他才能不为僵化的教条所拘束、不为高大上的口号所绑架，不唱高调，只坚持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贯穿改革开放全局的精神内核。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深圳的伟大崛起完全是逼出来的。危机倒逼改革，那么接下来怎么往前发展呢？我总结为“放出来的活力”。这股活力可以从“东莞现象”来一探究竟。改革开放之初，在广州、深圳之间一百多公里长的走廊地带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工潮。作为“百万移民”的主角，农民工背井离乡，不是为了伟大理想，而是为了解决切实的生存问题。他们在家里面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在地里找食吃，甚至连自由迁徙的权力都没有。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一个能够改变命运的选择：背井离乡，到遥远的珠江三角洲打工。这看起来很可怜，离开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夜以继日地挥洒汗水，但一个月这两三百块钱的工资，或许是他种地一年都挣不到的钱。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收获的是未来。与农民工朴素的发财梦类似，香港商人们不是国际友人白求恩。几年前就从珠三角游水逃到香港去的人，作为第一批港商开始回来了，在本乡本土办厂，并在这里探索出一种叫作“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香港商人只要有订单，就不用给钱，村集体拿出土地来入股，借钱找包工头把厂房盖好，港商只要把设备拿过来，就可以开始生产，最后利润两边对账。港商的成本之低简直无法想象，土地不要钱，厂房因陋就简，又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最大的成本就是那些二手的设备。只要有订单，工厂就可以运转。一个个香港大小老板，把欧美订单拿到手后，跑到老家珠三角，找到当地的农民租块地建厂房，不断地扩大规模再生产。这些港商们几乎没有什么道德水准可言，为了一己私利，对工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剥削与压榨，甚至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来一补”企业中有不少是塑料厂、玩具厂、人造花厂，这类企业的拌料工、喷漆工、印花工几乎天天要同有毒气体打交道，却毫无保护措施。但就是这样一群利欲熏心的老板们，使整个东莞从村到寨到区，崛起了成千上万的“三来一补”企业，为日后华为等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温床。珠三角本地的农民，想法同样很简单。只要在农地建好厂房，转手租出去就能挣钱。
伴随“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诞生了数以万计的厂长、经理的新职位，以至于出现了咄咄怪事：即使一些乡村干部（包括原生产队会计、粮库保管、记分员）、派出所干部、知识分子（小学毕业生也算）悉数出任官职，人数也不够用。在一个村拥有几十上百家企业的情况下，每一个村里面的男人都可以在厂里面挂个副厂长的名，名利兼收，何乐而不为？从 1980 年开始到 1988 年的短短八年时间，珠江三角洲就成了中国的新兴制造业高地，建起了成千上万的工厂；一个小小的东莞，从只能容纳六十万人口的县级市，变成了能够容纳一千万青壮年人口的超大型城市。四十年过去了，珠三角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形成了在全世界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无数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深圳成为世界级城市，东莞成为世界工厂。等到深圳要实现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时候，东莞自然成了最好的卵床，华为等一大批高新科技企业花落东莞，这是之前谁都想不到的。
只有一群毫无基础的农民工，一群贪婪逐利的商人，一群渴望致富的当地农民，他们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而驱使他们不断奋进的正是被释放的人性。
1992年广州火车站，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在候车广场
这里面有太多说起来不人道、不人性的故事，但它符合常识。
1990年，我去深圳，李灏同志见了我的第一句话是：“北京对于市场经济究竟怎么看？”当时的深圳已经摩拳擦掌，一定要给市场经济争口气。但是，当时市场经济还有些禁忌，很多人觉得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能谈。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的时候，我在新华社，因此非常有幸间接参与了这个过程，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这个口子撕开以后，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为什么呢？它顺应了规律，顺应了潮流，从此中国有了放出来的红利、摸出来的市场，终于走上了市场经济。“摸出来的市场”后面还有一句话，叫“挡不住的国运”。我发现中国有一个现象：但凡日子难过的时候，艰难突围，绝处求生，这时候反而能尊重人性，释放活力，政策空间的弹性也比较大，大家都能实事求是谋发展；一旦日子好过，总会有人头大，把成就归功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各种不符合规律的乱象也随之出现，反而容易出乱子。深圳也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90年代末到世纪初，是深圳最迷茫的一段时间。
特区的外贸红利基本用完了，新的产业还在孕育。一边是网上那篇《深圳，你被谁抛弃》也传遍全国。一边是深圳市委公开提出，深圳正面临着“四个难以为继”：地少人多，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难以为继；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但就是在这种里里外外的不看好和危机感之下，深圳却开始了腾笼换鸟的二次创业之路，坚持把发展工业、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面对这样的局面，就像时任市长李子彬自己说的那样：各个城市的发展路径不同，有的以商业外贸为主，有的是旅游业为主，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是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依靠中央给的15年政策，再加上体制机制的优势，香港的投资等发展起来。在这波红利快消失的时候，深圳进行了产业升级换代，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第一推动力，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经济发展第一增长点，通过工业化进入现代化，打下了深圳未来20年腾飞的基础。现在的深圳，鲜花着锦，歌舞升平，人人称颂，我却很担心。华为、平安、腾讯这些世界级企业已经到了收获时节，每年上缴千亿税收，一举一动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很多人也因此淡忘了这些世界级企业当年播种、萌芽和成长的困难岁月。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的深圳在享受八九十年代遗留下来的创业红利时，更要高度警惕当下深圳经济存在的脱实向虚、泡沫化和空心化等问题。高企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也让现在深圳的年轻人，远没有十年前幸福，这一切都标志着深圳的光鲜外表之下，新的危机正在酝酿。现在可能看不出什么，再过几年可就很难说了，值得高度重视。03
“深圳奇迹”背后的三个根源
深圳为什么能一路走到今天，除了世界产业转移的天时、比邻香港的地利之外，内在动力有哪些？我想由表及里谈三个方面：为什么四个特区中，只有深圳走出来了？只有深圳能够一枝独秀？多的理由不说了，只想讲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走过很多地方，发现很多大学生、很多人才曾经到厦门、汕头、珠海等城市，但是最后都待不住，离开了。这三个特区我都深度接触过，为什么待不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文化排斥，这些地方都以本地人为主，外来者很难融入当地，机会也比较少。本土文化越强烈的地方，社会圈层就越板结，长成参天大树非常难。而深圳恰恰相反，深圳现在接近1700万的人口中非本地人或流动人口占绝大多数，本地人极少，没有强烈的本土文化认同感，自然形成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社会风气。为什么深圳能够撑得起全球性企业，我想和蛇口基因有关，很多深圳的大企业都是从蛇口走出来的，这至少有以下原因：第一点，蛇口这个地方有全球化意识。它从创办之初，就是一个被可以开放的口子，一切可以先行先试，更加易于市场化、国际化和全球化，也赶上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天有多大，胆有多大，市场和成就才可能有多大，就是这个道理。第二点，蛇口乃至深圳最大的特点是鼓励创新。举个例子，当年任正非缺钱的时候，想了一个“招”，让员工将自己的工资拿来集资，还给了一个“美其名曰”的理由：你既是在华为打工，还是华为的股东。那个时候，对于他能走多远，很多人都是怀疑的。任正非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吹牛高手。当年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任正非说，以后华为在全世界三分天下有其一。现在来看，都说对了。其次，任正非是一个煽动大师，他提出某个愿景后，能够让所有员工去努力。员工们既是公司受益者，同时也是股东，这其实根子深处还是同一个道理——人性，懂激励，大家敢行敢试。再有，任正非是一个践行大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且身先士卒。任正非和牟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有着极为坚强的毅力和超强的行动力。这个东西一年看不出来，十年、二十年就不一样了。这三方面构成了华为的企业文化，最后打造出了一个世界级公司。不光是任正非，平安的发展也体现出了锐意创新的蛇口基因。深圳的改革开放，始自邓小平的一句“杀出一条血路来”，而第一片试验田就在蛇口。当年袁庚创办的蛇口开发区，就像站立在改革的潮头，一时十分新鲜，以致当时中国许多热血青年像当年投奔延安一样地来到蛇口。在蛇口这块试验田上，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而跟全球接轨，拥抱市场化和国际化。当时蛇口开发区有很多便宜行事的权力，可以做很多超常规的探索。蛇口工业区管理局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虽然隶属于深圳，但实则是独立王国，在地位上甚至平起平坐。其他地方成立企业走流程要三个月，而在蛇口，企业从申报成立到拿批文只需十天。平安集团的创始人马明哲先生正是在这样享有特殊政策的舞台上，在激情和理想主义的驱动下，花了近两年，多次跑到北京游说，终于搞定了平安的保险牌照，并最终做成了一个全世界领先的综合金融集团。平安的成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实践，这样一个非常普通、也没有很高学历，但有理想、愿意尝试的人，在蛇口基因的孕育下，几十年以后，走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上。
华为和平安都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以世界为师，花大价钱向全世界学习先进经验。马明哲和任正非也都非常热爱学习，平安内部有个说法：“平安的发展，赶不上马明哲的想法”。华为内部也有类似的说法，但他们也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在麦肯锡、IBM等咨询公司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最终造就了这两家世界级公司。开放、创新、效率、先行先试、百折不挠，这些从蛇口一路传承到深圳的基因，很值得我们思考。相比国内大部分政府，深圳的特殊之处在于，形成了服务型治理模式，不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并在市场失语时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在生态学的概念中，维持一片湿地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在于保持好环境中千分之三的含盐量；同样的，如果把深圳比作一块大湿地，如何维持市场盐分的合适比例，是政府的主要职能。至于湿地的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但凡是政府用力过猛，结果往往会破坏生态；政府用力适当、无为而治、有求必应，无需不扰的时候，反而会出现充分的自由繁荣。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把一百多家中小型电子工业企业“合纵连横”，打包成立了赛格集团，其中上市公司都有不少，其董事长的级别也很高，可谓雄心满怀，固一世之雄也。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有着超强配置的赛格集团，即使在最兴盛的时候，全力打造的电子工业产业也没有起来。具有竞争力的终端产品没有做起来，反而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山寨市场华强北，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生活中这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辩证法也比比皆是。随着电子市场大爆发，华强路由工业区变成了电子市场，振华路成了金融证券一条街，大批的配套商业也陆续进驻。在华强北，一个一平米的柜台，就是个创业大舞台。一张柜台申请表登记表，被炒到了几万，一个柜台，日成交少则万计多则数百万计。
华强北电子市场
不计其数的人在这里发家致富，腾讯也是从这里走向世界，华强北不仅支撑了深圳家电、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与当初的蛇口一样，华强北的故事，也吸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到来。这一切见证了华强北全民创业和财富神话的历程，也感受到了全球电子元器件的天堂、亚洲电子第一市、中国电子第一街的魔力。随着2000年赛格广场全面落成，华强北步入辉煌，而当时名扬天下的赛格集团却逐渐地泯然于众人之间。伴随着政府的清理，华强北的山寨产品市场现在已经变得干干净净了，与此同时，原来深圳市扶持的很多大型工业国有企业，也因为水性不佳逐渐被市场经济淘汰。它们就像是侏罗纪公园里的恐龙一样，体型庞大，动作缓慢，当环境变成了热带雨林，恐龙不在了，人们惊讶的发现：恐龙的尸骨腐烂以后，变成热带雨林的肥料。在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热带雨林中，“兔子吃草，狐狸吃兔子，狼吃兔子”的生态迅速形成，自由演化，产生了一大批华为、腾讯、大疆等参天大树。
深圳腾讯总部大楼
从大型国企到民企，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从侏罗纪到热带雨林，这里面有一些本质的东西，我们也需要好好思考，尤其值得很多内地城市借鉴。多少年来，大家都希望成为雷锋，最后发现在这种要求下，产生的多是伪君子。人是有欲望的，人的欲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澎湃的动力，也是一朵“恶之花”，政府要做的是引导，而不是单纯的打压。中国这40年的改革开放，就是释放人性，释放人的贪婪、侥幸和虚荣。深圳的成功，从基因，到生态，归根结底，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人性，人的本能。40年来，我采访过、接触过、服务过很多成功人士和企业家，说一千道一万，这些人都是一句话，就是欲望的释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深圳，就像是当年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的美国西部，向所有希望改变命运的人打开大门。深圳提供了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大舞台，被伦理道德、三纲五常约束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深圳这片谁也不认识谁的土地上，突然遇到了某种程度的放纵。这种放纵不是纲纪废弛、打砸抢掠，而是有限度、有前提、可控制的放开，是在对和错之间、好和坏之间、红和黑之间的广泛中间地带寻找共识，是对灰色地带的容忍。比如容忍重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容忍血汗工资制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容忍倒卖批文、合法走私贸易的存在，容忍山寨产品的风行，容忍民营企业家在法律边缘的游走……这样的容忍使深圳在一段时间广受批评，成为众矢之的，但也正是在中间地带的不断探索，使人的欲望得以最大限度地张扬。深圳并不完美，也不是伟光正，而是上帝释放了“魔鬼”，人性在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与释放，无数充满活力与欲望，希望改变命运、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年轻人，像潮水一样涌向深圳，鱼龙混杂、大浪淘沙，最终“魔鬼”创造出了天堂。这个天堂虽然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但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淘选，今日的深圳成为中国社会最文明、平均素质最高的区域之一。这种高度的文明又促使人性不断向善，社会共识得以凝聚，最终使大湾区走向了更加成熟和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大私终于造就了大公，大恶终于造就了大善，大破终于造就了大立，辩证法在这场“深圳之变”得到了最佳体现。追因溯源，深圳产业化的成功，不仅是政府领导的成功，也不仅是国家力量推动的成功，更不仅是什么深圳模式和能人政治的成功。根本的还是最常识的市场主导经济的成功，最基础的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的成功，最简单的顺应人性的成功，从“一个脑袋想问题”到“千万个脑袋想问题”的成功。人性的水推动了深圳的船，顺水行舟成就了深圳。这才是深圳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