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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1936年1月-2019年5月12日）

2021年5月12日，董健老师离开我们两整年了。最近格外怀念他，时常想起他对我的那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不经意间的教诲。

严谨地说，我可能算不上是董健老师的学生，或者只能算是他的半个学生。他真正的弟子中有好几位后来成了我的同事和前辈，偶尔还会和我逗趣：“防火防盗防师兄！没有正式入门，挺好！”

回想起来，2009年的初夏，是我第一次见到董老师。那时的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刚拿到博士学位，向全国多所高校投了简历，恰好有机会来到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艺术系求职。面试的那天清晨，我走在南方植物掩映下的校园小路上，突然就像是大白天做了一个预知梦，在恍惚间看到了自己在教学楼里给学生们上课的画面。这种陌生又熟悉、惶恐又渴望的感觉在我人生中还是第一次！后来试讲的细节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台下坐着近十位系里的老师，董健老师坐在第一排，整个过程他听得最认真。

等待结果的日子，总是特别难熬。虽然也有两所早前面试过的高校可以和我签约，但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个“白日梦”。一周后等来了系主任吕效平老师的电话。他说：“很可惜，因为名额非常有限，你无法直接入职；但系里觉得你有潜力，董健老师愿意接收你做他的博士后，你考虑看看要不要来。”最后吕老师还鼓励我说如果能来，就好好工作和出成果，争取将来再留校。撂下电话，我几乎不假思索就拒绝了去其他学校当讲师的机会，欢欣雀跃地申请了博士后这个为期两年的科研工作岗位。感谢董老师和吕老师的赏识，让我那个梦境成真了一小半。

刚进入博士后流动站，我就开始思考将来要完成的出站报告。当时自己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子意气风发又十分笃定的劲头，立志要在“东欧电影”这个之前从未涉足过的新研究领域搞出一番天地！带着这样的“雄心壮志”，我第一次以博士后的身份与导师见面了。出乎意料的是，董老师并不支持我的研究计划。他认为如果只是根据一时兴趣，“辞旧迎新”，很可能得到的结果是：一方面，我抛弃了过去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不再对原有选题继续做深入的探讨和推进，必然会影响之后产出优质而系统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短短两年内，在一个全新的领域里垦荒，任我再努力钻研，恐怕也难以做出扎实又有锐气的好文章。

现在想来，其实董老师说的是一个治学“时间与时机”的问题。一位学者的学术生涯也许很长，但需要把握住一个或几个机会，先跨入治学的旅程，然后才可能在其中纵横遨游。董老师的一番话，让我重新斟酌选题，放下了急于一时的执念，把已有的研究基础和博士后期间的科研计划做了更深远地结合。正如他的判断，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我在一直耕耘的领域里，连续发表了几篇有一定的原创性和学术价值的中英文论文。再加上我给本科生开设的核心课程《外国电影（上）（下）》几次在学生打分系统中成绩都不错，所以做完博士后我就通过了学校人事处的考核，留在系里成了讲师。后来我时常感叹董老师的智慧和经验，更感谢他的直言不讳，没有让我一时头脑发热，冲入一个自以为是短跑场地的马拉松赛道。那个在清晨的校园中袭来的不靠谱的白日梦，居然在两年后未脱轨地变成了现实。

我跟随董老师做博士后才得知，其实在几年前，他已经患有严重的眼疾。对于一位在专业素养和思想上都积淀到成熟醇厚期的人文学者来说，这是一件相当残酷的事。但是，学术兴趣是疾病偷不走的，董老师每天都请师母为他读一些大部头的文学作品集。师母退休前也是大学老师，可能由于长年的职业伤害，她的眼睛到后来也出现了问题。董老师就再请一些我们系里的研究生来家里为他读专业书籍。他的家就在学校小北门的对面，从鼓楼校区文学院走过去，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那些年，有不少学生在他的书房跬步斋里，伴着茶香和董老师一起读了一本本的好书。

在电子产品还不发达的时代，直到2010年前后，董老师才拥有了一台电子阅读器。记得阅读器刚拿到手，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钻研起具体用法，又焦虑要如何找书来看。其实，他还是怕麻烦学生为他读书。得知他的想法后，我和我先生就主动请缨，让董老师开书单，这样每隔一两个月，我们就为他在网上找一批能够匹配阅读器的电子书籍，于是解决了他一大部分的读书困扰。至今我们还会谈起董老师在读到一本渴望已久的好书时兴奋惊喜的样子，还有他听书时闭起眼睛、嘴角上扬的神情，那种毫无功利地沉浸在阅读和学习中的快乐，特别单纯却有感染力。至少在我懒散不想读书时，一想起董老师求知若渴的精神，当下就不敢怠惰了。

在我做博士后期间和留校工作的几年里，董老师一直在持续发表学术散文、思想性很强的杂文和回忆录。其中有不少文章都是经他口述，由我来整理成文字再发表的。每次用录音笔记录之后，我都是先在电脑中敲出电子版，再打印成最大字的纸本拿给他看。他用放大镜边读边做一些改动，把过于口语的部分转化为书面语，有时也进行大刀阔斧地修改，甚至要重写一些段落。然后我再整理文字和打印，他再校对两到三次，直至定稿。在对一篇篇具体文章的反复修改过程中，我收获甚多。董老师的学术思维、写作的逻辑以及语言语感都给了我很多启发。能协助他做这些工作，是我的幸运。

《跬步斋读思录续集》

董健 著

董老师治学之严谨，对文字的精准表述要求之高，仅从他患眼疾后依然对自己的思想成果丝毫不马虎懈怠，便可以窥其学术生涯之全貌。而且他的认真和负责是慷慨惠及学生的，即便眼疾越来越严重，在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接近完成时，他还是坚持让我把其中最重要的两章打印成最大字的版本给他过目。一周后，在跬步斋，董老师和我面谈了一个多小时，给了我非常详细的建议。在返回的打印稿上，满是他用铅笔写的多个长文批注，我很难想象他得倾注了多少眼力和精力在我那粗糙稚拙的两章里！至今仍很感激董老师对我的指导和帮助，这种做人做事的言传身教，对求知、求真的渴望和对学术工作极度严谨的态度，都是润物无声却能渗透到学生骨髓里的力量。在我成为学者和老师之后，也在不知不觉间，总想模仿他治学和带学生的精气神。

在多次拜访中，我先生也与董老师和师母逐渐成了忘年之交。我们经常一起去老师家里坐坐，一起聊书籍、聊时事、聊历史，也有幸从董老师口中得知了更多的“南大传奇”。他曾经很骄傲地谈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与中文系的系主任许志英老师如何抵制了当时极左思潮对南大文科的“清理”，从而保留了我们人文学科的传统和优势；也讲过许老师在学术会议上拒绝与一位不择手段追逐权势的学者握手这样的南大轶事。我对过去那代学者的遭遇感到愤懑不公，也折服于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担当。多希望这些人和事可以被更多的后人所知晓，还好董老师将其中的不少往事写进了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往往先是毫不客气地反思和批评自己没能跳出时代的局限和思想的桎梏，然后再展开对历史事件和文艺现象的真知灼见，非常的诚恳、坦荡和睿智。他捍卫的始终是大学的自由意志，以及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怀疑精神。记得在董老师家的客厅里有一幅水墨画，画中是一位大醉和尚骑在一只下山的猛虎背上。据说画作是早年那位高姓学者赠送的，并笑言董老师就是那个醉和尚，哪一天不小心恐怕就要被老虎吃掉了！让我欣慰的是，董老师最终没有被老虎“吃掉”。只是过了这许多年之后，他曾经批判的那些“老虎”，似乎仍在人间横行，是不是还要吃人呢？

董老师在前年春天与世长辞，我的心情很沉痛。就在那之前的两个多月，他说起肠胃不好，我给他送去了几瓶保护肠道的益生菌，当天我们聊了不少，他的精神还很矍铄。再两三个星期后我又打电话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他在电话那头仍然声若洪钟，谁能想到这竟然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董老师驾鹤西去后，我把他当年送给我的《跬步斋读思录》和《跬步斋读思录续集》放在手边，时常拿起来读一读，想从他的文字里再回看和品味他的学术思考、性情人格以及更深邃的信仰。在乌云蔽日的时候，他就像是雾霭弥漫的大海上的一座灯塔，为我指引航向。安息吧，董老师，我永远的精神导师。

作者简介

杨柳，200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获电影学博士学位。2009年至2011年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5年至201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影系做访问学者。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副教授。

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