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学生史力文为什么中止了学中文？| 苏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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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力文为什么中止了学中文？
作者：苏 炜
我可以坦诚相见，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林语堂《中国人》(My County and My People, 旧译《吾国吾民》)
01
在我耶鲁办公室的书架上，长年陈放着一张用塑料压膜保存着的纸片——那是我最为珍重的一件学生送的礼物。说“礼物”其实都有点过了，那只是在一张普通白纸上，歪歪斜斜写着、画着的带稚气的中文字和图画：
苏老师：
我们知道你现在家里有大事。我们学生想告诉你，我们正在想着你。对我们来说，你不但是我们的老师，而且你是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眼里，你是非常重要。谢谢你：
（以下分行的文字两边穿插着彩笔画的图画）
回来教我们/ 每天喝菜（茶）/ 跟我们开玩笑/ 做推荐信/ 请我们到你家去玩/是再聪明的作家没有了/有一个很可爱（“爱”写了错别字）的女儿/ 有一个很漂亮的声音的太太/ …… 跟我们去长城（饭店）吃饭/ 教我们书法/ 为了我们忙得团团转/ 到处都是粉笔（灰）/ 常常给我们改变（改错句）/ 去公园爬树子/ 跟我们说：“甜酸苦辣”
二年级中文班（以下是不规整的中文彩笔签名）
何若书 葛凯琳 刘维芳 史力文 吴慕贤
李崇正 武英美 叶洁思 谢琳达 费爱美 张琳
字写得拳打脚踢的，认真，使劲，稚嫩，率真，其间还杂陈着错别字。图画，则是用彩色铅笔随手涂鸦的漫画。那里面四只眼睛的“苏老师”，像是从哪一本儿童读物里走出来的怪物。
图1. 由史历文写画、由二年级同学签名送给"苏老师"的便签，至今还展放在作者的耶鲁办公室书架上。
那是我刚到耶鲁任教的某年秋末，课程间，惊闻母亲突患重症辞世，我匆匆请助教代课，飞返广州料理母亲后事。一周后，当我带着一身疲惫哀伤返抵校园，蓦地在系办公室门前的信格上，读到学生集体签名留下的这纸信笺，一时心头温热，感动莫名。那时候，大学校园里的中文热刚刚开始升温，我一个人同时兼教着耶鲁二、三、四三个年级的中文班。系里希望我逐渐把重心移往高年级（我现在是四、五年级中文小说选读课的专任教师），本来准备让我从那个学年的春季开始，就离开二年级课堂。但学生们不乐意，我也向系里表示：哪怕增大工作量，我也要把这个班整个学年的课程教完再走——这是“谢谢你回来教我们”的一点脚注；“有个很漂亮的声音的太太”，是因为他们当时课堂上使用的听力教材，是由我的“老婆大人”录制的；“再聪明的……也没有了”和“为……忙得团团转”，则是刚刚在课堂上学过的中文句型。
这页信笺，过塑后立在我的办公室书架上多年，早已成为了自己在耶鲁的教学生涯中一个非常具体的精神支撑点。如果不避自炫自夸的话，今天“苏老师”之所以在耶鲁校园里还算有不错的教学口碑，每年修读我任教课程的学生常常人满为患，可以说，大都，与这封信时时的激励、鞭策作用有关。
——当年执笔写下这封信的人，就是史力文。
我曾在前几年一篇校园随笔《为美国学生改中文作文》中，记写过这样一位美国学生——在一次题为“我学中文”的作文中，一位来自南部的出身破碎白人家庭的贫寒学生写道：父母离异后，他的母亲因为吸毒、贩毒至今仍被关在监狱里，他从小就在不同的寄养家庭中度过，受尽了各种歧视和冷眼。他是在上高中时决定选择学中文，用“学好一门最难学的语言”来证明自己，使他重拾人生的自信，最后以优异成绩被耶鲁大学录取的。我没想到这位平日带点玩世不恭味道的学生，却有着这么令人动容的学中文历程，从此对他学习上的关注，就更加真切细心了。
——喜欢读《南方周末》的读者，或许对我前两年写的这篇专栏文字，还存有一定的记忆。
——这位身世坎坷、几乎从少年时代起就以中文来“安身立命”的学生，就是史力文。
于是，你就可以想象，在大三那年开学，史力文——几乎是那些年间整个耶鲁中文项目有口皆碑的，最努力用功、也最有语言天分的高才生、优等生，突然非常平静地告诉我们：他决定从此中止学习中文，并改换原来选定的中文专业学位时（他原来准备修读本科双学位，中文是其一），在我心中引起的，是一场何等量级的地震，引发了任课教师们多么长久的唏嘘和浩叹！
图2.作者和他的耶鲁学生们期末一起包完饺子的合照
02
其因由故事，还得从史力文学中文的历程说起。
其实，在他成为我的学生以前，他先就成为我妻子的学生和朋友了。为了学好中文，作为“新鲜人”（Freshman-新生）的史力文，甚至早在大一正式开学前就早早来到了学校，提前在耶鲁暑期班上修读中文课程（以后他才告诉我，那是因为他考上耶鲁后马上就发现自己变得无家可归——一迈入十八岁，原来的寄养家庭立刻终止了对他的监管人的义务）。他在那时偶然认识了在校园旁听课程的我妻子，并主动请她作他的中文辅导老师。所以，作为新生一入学，洋学生史力文直接修读的就是我的二年级快班（俗称“华裔班”）的课程。前面那封信里提到的“爬树子”，说的就是他刚到耶鲁那个“无家可归”的暑假，我邀请他跟我们一家人一块出外郊游，和他一起比试爬树的趣事，图画中那个在树下吓得哇哇大哭的“娃子”，正是我女儿。显然，学中文，对于史力文，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他在中文里呆得特别舒服、自信，既能满足他无穷无尽的求知欲，又能获得那种与众不同而又游刃有余的自我满足感。所以，史力文不独和我们夫妇俩亲近，几乎和耶鲁中文项目的每一位任课教师都甚为亲近。以至有一年学期末，史力文在给不管男、女老师的圣诞卡上，都写上了“I love you”的字样，几乎要引起我们一些不谙此地“国情”的年轻老师的误解（其实，“I love you”在英文的不同语境里适合各种用法，普遍得就像喝一瓶矿泉水一样，和用中文说“我爱你”的况味大不一样）。他是少数几个在老师中享有“特权”的学生，从来不在乎那个规定的“办公室谈话时间”，随时随地，敲敲门就笑嘻嘻走进来，一坐就聊上个小半天。
二年级中文课程结束，史力文获得了耶鲁甚为优厚的“莱特暑期奖学金”，到中国北方某个大学的一个美中合办的项目去进修中文。假期中我还曾接到他隔洋寄来的洋溢着喜气的中文明信片，没想到，新学年开始，敲开我办公室的史力文，带着一脸的清冷颓然，一开口，就用了一个奇特的句式：“苏老师，我要告诉你我的对不起——我再也不想学中文了。”
我大吃一惊：“出什么事了？暑假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
他坐了下来。默默望着我，没有马上接过话头。
按照一种思维惯性，在那个短暂的停顿里我脑子里闪过许多：那些被世人诟病多年的关于中国大陆的似乎无可救药的顽症——日益污染的空气，无以“恭维”的公厕，随地吐痰、加塞插队、聚众喧哗的社会陋习等等，我想对于史力文，都算“小儿科”——在他的从小温饱有虞的恶劣成长环境里，这些，应该不是什么越不过去的障碍。我猜测，他一定是遭遇到什么涉及个人情感、尊严而跳不过去的沟坎了——也许是跟中国女孩子的情感纠缠，失恋、受骗，诸如此类？
他低下头，嘴里吟噙有声，好像在选择一个什么合适的中文字眼，抬起脸来，冒出来的却是一个英文字：“Racist，Racism，中文怎么说？”
我心中一沉，脱口说：“你说的是——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眼前这位白人学生，难道在中国大陆受到过什么歧视性的对待么？
找到了语感之后的史力文，马上就把话说得直截了当：“我这个夏天在中国很不高兴，因为我碰到了太多的Racist——种族主义者。”
我心中犯疑：“你说的是——Nationalism，民族主义吧？”
“不是。我最不高兴的就是这个——Racism，它比Nationalism更让我病！I am sick about it！ (它让我呕心！)”
我顾不上纠正他的中文语病。“Sick”这个字眼在英文里非同小可，既是“生病”，也是“呕心”、“腻味”。我给他递过一杯水，请他细细道来。
原来，史力文夏天所去的这所北方有名的大学（它在文革中尤其全国知名——原谅我姑隐其名），大概因为历史造成的原因，这个学校在当时依然“左”风甚炽。虽然他们接受了这个中外合办的中文暑期项目，却仍然严格遵循文革前后施行的“对敌斗争”的“外事纪律”来主导整个教学管理。据史力文所言，学校派来跟他们合住的中国学生，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和训练，“他们都是思想正确的革命分子，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随时随地教育我们许多正确的革命道理，除了一定必须正确的那些台湾、西藏的政治大问题以外，比如，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是怎么样的伟大，有多么伟大，他们会随时指着一座大楼或者一辆跑过的汽车，告诉我：它们是怎么样‘made’出来的，说明中华民族、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是怎么样的伟大……。”史力文非常流利地跟我重复着这些熟语，“我跟他们说：当然伟大，不伟大我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来学中文？他们就要继续问我：你觉得是中国文化伟大还是西方文化伟大？你们美国的历史才那么短，那么短……你觉得二十一世纪是不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不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完蛋。我心里想：显然，一整个夏天，史力文又落到一个总是要需要遵循“正确”的“寄养家庭”里去了——这是他以往一再对我说过的，他对各种“正确要求”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可我还是想开解他，我说：“史力文，恐怕这些，都还算是一种热情过度的、幼稚发烧的民族主义，还不能算是种族主义——Racism吧？”
跟“Sick”一样，“Racism”——“种族主义”，在英文里也是一个重得不得了的说法，尤其是对于在美国南方长大的史力文。
史力文却没有退让的意思——原谅我不能完全按原样复原他的中英文夹杂的原话（他的中文水平还不足以表达这么复杂的辩难话题），他变得有点结巴，语调急促起来：“当然是种族主义！苏老师！我知道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有什么样的区别！我是白人，莫里斯（同是我教过的学生）是黑人，在XXX，有些每句话都很正确的老师，就常常对我好，对莫里斯很不客气，这就是Racism，对不对？”他停顿了一下，“——从前，希特勒不是总是在鼓吹日耳曼种族的优秀吗？这个夏天我碰到了太多天天跟我宣传‘中华民族最伟大’，‘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中国人，伟大得让我Sick！——对不起，苏老师，我是把你当作好朋友才这么说的，你也知道，我是多高兴去中国，多高兴学中文的……”
——他总是分不清“高兴”和“喜欢”的不同用法。可是此时我已经顾不上这些，我还是想极力跟他分辩：说“中华民族伟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在美国，我们日常里不也会说“伟大的美国人”——Great American 吗？……
可是，他下面提到的话题，却真的让我哑了声——
“苏老师，你知道我这个夏天学会了一支什么中国歌吗？——《我们的大中国》。这是我们XXX项目的校歌，所有留学生都得学会唱的。你知道我们在‘中国之夜’表演什么节目吗？（“中国之夜”是每个海外中文项目都会举办的中文表演晚会），学校老师指挥我们所有外国学生，在台上合唱《我们的大中国》！——苏老师，你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你想，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大美国心态’挨了世界上多少人骂？如果美国有一首歌叫《我们的大美国》，会是一种什么效果？那一定就是在耶鲁以C毕业的我们Honor（荣耀）的布什总统最喜欢唱的歌了！”
我笑了：这个史力文，抓住个话题就顺便修理一下布什，倒是耶鲁学生中非常典型的“Liberal”(自由派)风格！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经过，那个多少，风吹和雨打……”史力文提高调门，果真手舞足蹈给我唱了起来，“我们的大中国呀……”我听着刺耳（别说洋人，这歌子在我们这些“海外中国人”听来，都异常刺耳），我让他别唱，他不搭理我，吭吭咳着，唱着，边唱边说，“我们在台上发了疯地唱，唱得高兴，最后干脆一齐喊起口号来了……”
“你们喊什么？”
“毛主席万岁！大中国万岁！毛主席 ……”
我止住了他，不让他再喊下去。
（事实上，不仅仅是一个史力文，很多学生都曾向我们反映那个XXX中文项目的问题。为此，耶鲁第二年夏天就没有再往那个项目送人。近年在多方努力下，那个项目有了许多改进，我们才又重新恢复送学生过去——此乃后话）。
03
也许是经过我的好一番劝解，又或是史力文其实已经无法离开他深爱的中文，那一年秋季开学后，他还是照样选修了我教的三年级快班中文课程。可是，随后我又犯了一个小错——也许是大错，又一次触碰了史力文对中国话题的认知敏感。
那时候北美的卫星中文节目刚刚开通，我自己家里装上了“小耳朵”，可以随时直接收看北京CCTV的海外频道。我便常常从中选录一些短小有趣的节目片断，作为新鲜听力材料在课堂上放给同学观摩，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我便有点忘乎所以，到了中国新年，就将好不容易头一次录下来的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拿到课堂上放给美国学生们看。我不记得那一年的节目里是不是就有那首《大中国》？（应该没有，《大中国》大概是三数年前“春晚”的“名曲”，但相类的曲子一定有），总之，学生们看得哗笑连连，神情和反应都非常古怪。我看见史力文一直低着头，还没看到一半，突然就站起来，一声不响地走出了课室。我当时心里咯噔一响：这是一向在公众场合显得听话、乖巧的史力文，从来没有过的举动！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我甚至预感到：史力文这样走出去，大概会就此“quit”掉（退出）这门课了——美国大学里，上得不如意的课程，学生可以在开学六周内“quit”掉。——尽管，这个结果没有发生，但自此成了一个明显的分界——不独是我，连班上的同学都发现：史力文上课变得无精打采、漫不经心的，虽然他仍是那样“一点就醒”，中文仍在飞速进步，但渐渐就开始迟到、早退，拖延完成作业。我为此曾专门约他谈过话，却变得有点话不投机，气氛淡漠。他只是告诉我：他这个学期遇到很多个人问题，比如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友最近在外州出了车祸等等，让他很分心，所以上课有点不专心。我想他说的理由也许是真实的，但我对此一直很难释怀。
在这里，我要郑重告诫我的各位热心的同行们（包括今天在世界各地负有推介中国文化使命的“孔子学院”们），千万千万，不要被“春晚”对于海外大陆人那种特有的乡愁解馋作用冲昏了头脑，将“春晚”一类“红火节目”用来作为向外国人推介中国文化的辅助教材——那，实在是最大的、最为立竿见影的“票房毒药”！对于那些对中国尚一知半解的外国孩子们，那种大红大绿、鼓乐喧天的夸张表演，特别是贯彻始终的那种煽情、矫饰、充满各种“伟大”字眼的高亢调门，可以说，成了一切放大而夸张的“中国式毛病”的集大成者，一定会让他们看得目瞪口呆，从而倒尽他们学中文的兴致和胃口！这一点，其实也已成了我们耶鲁中文项目同事们的共识。我们几位做过同样蠢事的大陆背景的老师至今提起，仍然为此懊丧不已。
04
耶鲁的好学生很多，毕竟不是只有一个史力文。况且大多数学生是到过中国留学以后更加热爱学中文的，所以，学期结束，我随后就把史力文的话题淡忘了。只是我也开始注意到，学生中这种“爱之深、责之切”的现象很普遍——越是对中文、中国和中国文化投注心力情感的学生，带着越多浪漫的心理预期，就越是容易形成心理落差，受到“中国”真实面相的伤害。我想，真实的中国（包括任何国家），不是为任何“美好想象”而设的。进入一种异质的语言文化，很像进入一个婚姻的“围城”，“因陌生而相恋，因了解而分开”，“在外面的想攻进去，在里面的想冲出来”，毋宁说，这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一种无奈，也是人性的共同弱点所致吧？这么想着，我也就没太把它放在心上。
第二年夏天，史力文还是请我写的推荐信，再一次申请到了“莱特”暑期奖学金去中国进修中文。我知道，除了他内心里其实无法割舍中文以外，还加上一个具体原因——他以前告诉过我的“暑期恐慌症”：因为母亲还关在监狱里，寄养家庭已对他关上大门，他实际上一到暑假就变得无家可归，利用漫长的假期到中国去学中文，正好成为他一种“回家”的方式。只是，我却对他这种“回家”的寄托，存有暗暗的担心。我告诉过他，他去年上的那个XXX中文项目是个特例，只是被你倒霉地撞上了。北京、南京、上海其他许多暑期中文项目，都比它强多了，你尽可以放心选修。大三那年开学，史力文第二次从中国留学回来，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带着一口滑溜的、充满卷舌音的京片子，向我讲述他在中国的各种经历见闻（有正面的、负面的，好玩的、不好玩的），最后，当他向我平静道出他决定中止学习中文的理由，并放弃他原来选定的中文专业时，一时之间，还真是让我错愕不已——
“苏老师，我生气我自己，”他的中文句式依然不正确，“我发现，我的中文学得越好，我人就变得越坏，真的。”他看我狐疑的眼神，“不骗你，我已经知道我在中国可以怎么‘混’了，而且我可以‘混’得很不错。”他闪过一个调皮的眼色，用的字眼却准确无比，“可是，我自己会变得这么——混，”他把“混”字仔细咬成了第二声，“对，就是‘混蛋’的‘混’，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我‘混’完了，就生气我自己，我真的不愿意。”
我压住惊诧，脸上还勉力笑着：“你说说看，你在中国，怎么——‘混’？”
“Fake,”他冒出一个英文字，“只要你学会Fake，习惯各种Fake，就行了。”
“你是说，假——说假话，骗人？”
“对，先骗自己，再骗别人。”
“怎么叫——先骗自己，再骗别人？”
“——就是先骗自己，你说中文的时候，你不是那个Steven，”他说的是他的英文名字，“然后，你把自己变成这个——‘史、力、文’，就可以Fake了。”
“你怎么‘Fake’呢？”我很好奇。
“随便什么理由都可以Fake呀，中国人爱听好听的话，我就说好听的；他们说不喜欢美国人，我就说我是新疆来的；他们要打听美国的事呢，我就说我是耶鲁的学生。北京话叫做‘油’，我这个史、力、文，现在真是挺油的……”
我打量着眼前的——“史、力、文”，想开一句什么玩笑，可是我笑不出来，只是，我还想着要开导他，我说：“史力文——我还是叫你史、力、文，而不是——Steven；我不相信，在中国，说中文的史、力、文，真的就会变得那么——‘混’。”
“谢谢你的不相信，苏老师，”他还是用那样的“不正确句型”，口气却异常平静，“所以，我决定quit（退出）中文。”
“好象，这不应该是一个quit的理由。”我坚持说。
可是，史力文最后诚恳道出的“理由”，却又一次让我哑了声。
“苏老师，你知道我很尊重你，你早就是我的好朋友了。我最生气我自己的，就是我发现我的中文越好，我就开始好像越来越不尊重中文了；这样学下去，结果就会是——中文和中国，我都不尊重了，我不愿意这样。”这时候，他的中文好像慢慢表达得流畅、达意了，“苏老师，我知道很多人学中文，是为了去做生意，为了中国的大市场。——我不是。我是为了我自己。我自己最早的自信、尊严，别人对我的尊重，都是中文给我的，我怕我最后要失掉它，所以，我要——quit。”
他脸上的平静神色，像窗外天上那片澄静的蓝。我再没有劝阻他。那天送他出门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hug”（拥抱），那是美国人在一个认真告别的场合的肢体语言。我知道，那个“hug”，也是他给中文的——他从此再没有敲过我的门，再没有踏足过我们东亚系这座红砖小楼。
05
也许，史力文只是一个独特而又独特的个案。
他太敏感。出身、成长于寄养家庭的特殊经历，使他对“尊严”、“自尊”、“尊重”几乎带着神经质的敏感。这种“神经质的敏感”，自然很难说是“正确”的、客观的，甚至，也许是带着“西方的、白种的、男人的” 偏见的（这是英文里讨论“政治正确”经常会使用的字眼）。但是，把史力文离去的身影，置放在今天被中西媒体炒得很热的那些字眼——“大国崛起”、“盛世”、“中国世纪”、“中华新帝国”（《时代周刊》语）等等等等这样一些大背景之上，史力文的“quit”，他对“尊严”、“自尊”和“尊重”等等的敏感，还是触动了我的——不管是自身哪一种角色认同的——敏感。限于文字篇幅，我决定删去我由此引发的一大堆感慨和议论，而把相应的思考和议论空间，留给读者。——末了，再回到史力文：在那以后，我在校园里还遇见过史力文两三回。他还是那样眯着在洋人中显得略小的眼睛，朝我嘻嘻笑着，一仍用中文跟我说话，只是因为长久缺少练习而显得生疏、磕巴，所以不时要用英文补够。他告诉我：他已经重新把西班牙语“捡”了回来；大三的暑假，他申请到一个奖学金到南美洲参加一个救助穷人的基金会的工作，收获很大。他决定毕业后到南美去工作，他的学艺术史的女朋友也支持他，会跟他一起去。“可是，她的个子长得比我高，我记得在北京，我这要算——三等残废的，让我有点……嘿嘿，自卑感。”这是我记得的，史力文对我说的最后一个准确而漂亮的中文句子。
2007年1月26日 于耶鲁澄斋
图4.作者的耶鲁办公室——澄斋。斋名是由张充和先生题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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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炜，中国大陆旅美作家、批评家，现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曾任耶鲁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文革中曾下乡海南岛农垦兵团十年（1968-1978）。1978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82年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助理。1986年回国工作，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0年后定居美国。
曾出版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1982，广州《花城》）、《迷谷》（1999 ，台北尔雅出版社；2006，北京作家出版社）、《米调》（2007，广州花城出版社），《米调》曾被评入“2004年中国最佳小说排行榜”，《磨坊的故事》（2016，美国南方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远行人》（1988，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1988，浙江文艺出版社）；散文集《独自面对》（2003，上海三联出版社），《站在耶鲁讲台上》（2006，台北九歌出版社）, 《走进耶鲁》（2009，北京凤凰出版社） ；交响叙事合唱——知青组歌《岁月甘泉》歌词（2008，广州太平洋音像公司），歌剧剧本《铁汉金钉》（2011，北京《中国作家》），《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2012，香港大山出版社；201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天涯晚笛》被新浪、凤凰、文汇、新华等网评入“2013中国好书榜”），古体诗词集《衮雪庐诗稿》（2015，广东人民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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