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宜：沈从文的礼物
沈从文先生
孙康宜：一直到最近， 我才从我的表弟志明那儿获得正确的信息，原来姑丈的父亲李沛阶是沈从文的好朋友，所以两家并非真正的“远亲” 的关系。参见沈从文“致李沛阶”信， 《沈从文全集》， 张兆和主编（山西太原市：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第25卷，页364﹣366，并见编者注：“李沛阶：昆明的开明士绅。1944年作者一家迁居桃园新村，因租用李的草房而相识， 并成为朋友”。 见 《沈从文全集》， 页366。
必须一提的是：2015 年10月初，沈从文先生的两个儿子虎雏先生及龙朱先生到耶鲁大学访问，他们回忆起当年在云南的经验 ， 特别提到我的亲戚李沛阶先生（绰号“地主”）所作的许多有益于公众的事业，尤其是他所设立的桃园新村，以及沈李两家人的特殊友谊。 因为沈从文夫妇认李沛阶的女儿为干女儿， 所以沈氏兄弟对我说，我现在也算是他们的“远亲” 了。（补注，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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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礼物
作者：孙康宜
《明报月刊》（ 2001年2 月号）曾经刊载瑞典马悦然教授的一篇演讲稿， 其中提到诺贝尔奖金得主高行健的文风有些类似沈从文的小说风格﹕
沈从文对高行健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灵山》第三十九章里作者叙述他在黔州鄂湘四省交界处旅行。他对苗族过端午节举行龙船竞赛非常精彩的描写让读者联想到沈从文的语调和文体。像沈从文一样，《灵山》 的主人翁 “我”很羨慕苗族年轻男女之自然而然的纯真的情爱……我知道高行健很欣赏沈从文的著作…… 。（页31）
马悦然的这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也勾起了我对沈从文先生的无限怀念。许多人都知道，如果1988年5月沈老没有突然病逝，他将是该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强有力的候选人。看完马悦然教授的那篇讲辞，我就发出了一个邮件给他，告诉他我作为读者的一点感受。他立刻送来回函，告诉我他也很想念沈老，他说他永远忘不了从文先生，沈老实在是个“伟大作家兼伟人。”
非常凑巧的是，我给马悦然教授写邮件的当天（2月15日），也同时在我的办公室信箱里收到了沈从文先生的孙女沈红亲手给我递来的一包东西。沈红来耶鲁作访问学者三个月，现在期满即将回大陆，所以我想那一定是她留给我的一个小纪念品。但打开那个大信封后才知道那是沈红为怀念她的祖父从文所写的一篇散文。那篇文章题为《湿湿的想念》，全篇用美丽工整的毛笔字抄写而成，又无标点符号，乍看好像取自一套古老的线装书。其中还附上一封短函解释道：
在我即将离开美国之际，寄上我九年前的一篇短文作个小小纪念。那是在地球另一面崇山峻岭中的一次旅行给我的记忆。在不期然的机会里被一位老先生抄录下来，给朋友们看……
一股被温情所唤起的兴奋，使我一口气读完了那篇散文。沈红以一种诗 的语言写道：
七十年前，爷爷沿着一条沅水走出山外，走进那所无法毕业的人生学校，读那本未必都能看懂的大书，后来因为肚子的困窘和头脑的困惑，他也写了许多本未必都能看得懂的小书。大书里面有许多很美的文字和用文字作的很美的画卷，这些文字与画托举的永远是一个沅江水边形成的理想和梦想。七十年后我第一次跑到湘西山地，寻回到沅江上游的沱江边……水边一条青石板，街上有一座清幽院落，人们告诉我，这里是爷爷出生的地方，这是我的根……
面对这篇动人的寻根文字，我不得不想起我自己二十二年前在中国初遇沈从文先生的情景。而那回的相遇也与我自己的寻根之旅息息相关。
记得那是1979年的春季，中美刚建交不久，我们全家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与离別了30多年的大陆亲戚们取得联系。经过百般折腾，后来有一天终于收到了姑姑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我用颤抖的手慢慢地打开了那信：
小红，你们离开中国时，姑姑才十多岁，现在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我有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你的姑丈是个老好人，他来自云南，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远门亲戚。所以现在你也算是从文先生的一个远亲了。你快来中国一趟，我们请从文在北京接待你……
这个突来的消息令我难以置信。在美国这些年来，我一直喜欢阅读沈从文的小说，尤其对他所写有关湘西的一些小人物——诸如水手、士兵、农民、巫医、商贩、女人等— —的故事格外感兴趣。从前50年代和60年代间在台湾上学时，所有大陆作者（包括鲁迅）的作品均列为禁书，所以学生们连沈从文的名字都没听过。但上小学时，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看一部电影叫《翠翠》，我被电影里的女主角林黛给迷住了，所以不停地就那故事里的情节向老师发问。之后老师只得偷偷地告诉我，据说那故事是从大陆作家沈从文的名著《边城》改编过来的。但他说，千万不要声张，千万不要告诉別的同学……。
当时台湾的政治气氛与今日大为不同，那时台湾正值白色恐怖期间，我父亲被人连累，被冤枉成政治犯，一判就判了十年，被关在牢里，所以小小年纪的我已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我很早就对自己发誓，这一生无论走到那里，一定要远离政治。我喜欢读书，就努力读书吧，千万不要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当別的同学还很天真地过着童年生活的时候，我已开始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专一向前的人生目标 了。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还是觉得奇怪，为何沈从文笔下的那种既美丽又与政治无关的小说在台湾会是禁书？这问题一直到我念大学主修文学时还在我的脑海里徘徊不去。后来听说沈从文的小说在大陆也一度被禁，这才更令我不解了。
1968年我终于移民到了美国。抵美后，我第一件事就是从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图书馆里借来了一大堆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我像一个长久饥饿了的人，贪求无餍地狂嚼起那些书来。我读鲁迅、沈从文、施蛰存、郁达夫、茅盾、巴金、老舍和张天翼，也读丁玲、萧红等女作家。我欣喜欲狂，觉得自己发现了一片新大陆。我边读边做笔记，几个月下来已写满了好几本册子。有时一边做笔记，一边还流泪，尤其读到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之纯洁而悲情的故事，更是感动不已。我感于《边城》里的那个老船夫的一颗伟大的心；书中的每个乡下人都懂得如何“定下决心，捺住自己的痛苦，体贴別人的不安。” 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的短篇里，我看到了底层社会人物的纯真与无奈，也能衷心体会到作者本人所说的那一点“人生的苦味。” 在另一个故事里，我读到了一个年轻寡妇，她因拒绝族长的调戏，毅然与自己所爱的人私奔，最后被剥光衣服，背上石磨，沉入河底。如此纯真的爱情居然落得如此悲剧的下场，真令人咏叹那永远缺憾的人生。另一方面，我也特別喜欢像《常德的船》那种短篇，故事中有关“桃花源”的描写使我想起了历史中的陶渊明。还有，沈从文所写有关“沅陵的人”也都是一些勤俭耐劳的人民，只要官吏不随便去压迫他们，那些乡下人也都愿意好好地活下去……。令我深深感到佩服的是，作为一个“乡下人” ，小说家沈从文自己从头就养成了一种凡事敢于孤注一掷的勇气— —他当初离开湘西，一个人跑到北平去奋斗，就是为了“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理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一点。”这真是一种特殊的乡下人的人生哲学。这使我想起，其实我自己也是个乡下人。自从1950年初家中遭遇到那晴天霹雳的政治悲剧之后，妈妈就带着不满六岁的我和两个弟弟搬到了乡下。所以，我基本上是在一个极为偏僻的南方小镇林园长大奋斗起来的。当年妈妈整天忙着教人裁缝，整个屋里全堆满了裁缝机，每天我下了课没处去，只得和大弟康成坐在前面的大树下听人讲那永远说不完的故事。听的全是些有关乡村人的故事，听久了我也自然就和这些人认同了。
但妈妈说，不，你的根不在这乡下；你爷爷是天津人，你出生在北京，你的根是在那北京城里，你将来长大了，一定得找回故乡呀……。
所以，1979年6月，我申请到了签证之后，就动身前往中国去探亲，并顺便访问一些学者作家们。7月10日那天抵达北京，我立刻给从文先生打了个电话，约好次日上午在和平宾馆会面。
第二天一早，从文先生和她的夫人兆和准时来宾馆看我。也许是太兴奋了，我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我自己后来回忆当天的情景，常为此感到惭愧 ）。但从文先生却是那般诚恳而谦逊，总是眯着双眼微笑 着，还不断鼓励我要把这些经验尽量写出来。兆和也是那么温柔而优雅，在旁边安静地坐着。从文告诉我，他已从历史博物馆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在准备出版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书。接着，他们讲给我许多有关云南的亲戚的往事，也说了两个儿子小龙小虎的幼年故事，让人听了十分有趣 。我告诉他们，我很喜欢从文写的那篇《虎雏再遇记》 ，想那个顽皮的小豹子一定是他们家的老二小虎无疑了。（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后来将要认识的沈红就是沈虎雏的女儿）。听我这么说，他们都点头笑了，笑的很开心。看他们两人都那般轻松而幽默，很难令人相信这就是文革期间受过许多打击折磨的人。我想他们夫妻之间的温爱大概是维持他们的活泼生命力的主因吧。总之，我很羨慕他们两人互相的恩爱，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而和谐。兆和还告诉我一个年轻时代的笑话；她说，她曾是从文过去的女学生。当初从文开始教书时很害羞，第一天上课就在讲台前呆坐了半个钟头，面对着无数个女生，却一直说不出话来。最后从文就站起来，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你们人多，我就没话了。”这个事件一时成为学校里的趣闻。我听了这个故事，忍不住大笑了。就这样，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两个多钟头，还拍了几张照片。最后，临走前，从文从书包里慢慢拿出了一包东西，一面展开，一面微笑地说着：“这是四个正在下棋的人，这是刚出土的古物的仿制品，这个粗糙的仿制品给你带回美国作礼物，希望你喜欢。”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在旅馆里把那四个小人拿出来，再三地赏玩着。我知道古代下棋的人总是按一定的规则来定输赢，必须从他们个別的手势和表情来确定他们四个人的坐位。但我不会下棋，故左摆右摆均不得要领，只觉得那四个人很可爱、很富有表情，很像从文小说里那些精彩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心想这些年来从文虽然放弃了小说的写作，但他实际上已在博物馆里找到了他的另一个充满了古人的小说世界。
我特別珍惜从文给我的这个“四人下棋”的礼物，把它当成宝物来收藏着。不久，从文来美国各校讲学，1981年元月7日借着来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服装史的机会，他与兆和就顺便在我们当时的纽泽西家中住了两天 （由兆和的妹妹充和和她的夫婿傅汉思教授陪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从文先生。那次他带给我一本刚出版的《从文散文选》，上头签有他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拥有他的毛笔书法。我告诉他，我喜欢他再给我写一幅字。几天后他在返回大陆的途中，就在马幼垣教授的家中为我写了一幅书法，还用航邮寄来给我。二十年来，这三件礼物一直成为我书房里不可缺少的珍品兼陈列品。我每次望见那几件礼物，就会感到一种出自心里的愉悦。我也会想起《从文自传》里《女难》那篇故事中的一 句话：“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值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察它在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 ……”。
1981 年沈从文为作者及张钦次先生所写的书法。 该书法集录杜牧的两首绝句。
最近沈红送给我的那篇《湿湿的想念》算是沈家赠给我的另一件超越世俗价值的礼物了。今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取出该文来朗读了一番：
爷爷，有一天我要送你回来，轻轻地回到你的土地，回到你的风景来，那风雨里，透明的阳光里，透明的流水里，有我湿湿的想念，永远永远湿湿的想念……
我又一次咀嚼起那寻根的况味来了。诚然，那是一种苦中有甜、哀中有乐、既美又悲的情怀。
原载《明报月刊》， 2001 年7 月号。 今摘录刊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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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康宜，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原籍天津，1944年生于北京，两岁时随家人迁往台湾。1968年移居美国，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首任Malcolm G.Chance’56 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曾获美国人文学科多种荣誉奖学金。2015年4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学院院士。2016年被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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