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9年伊朗德黑兰参与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的人，ARISTOTLE SARIS/AP）
Esfandyar Batmanghelidj, Zep Kalp, “Why Won’t the Workers of Iran Unite?”,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3,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11/03/iran-workers-general-strike-oil-protests/。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做其他用途。编者按：最近会陆续发一些立秋翻译的关于伊朗文章，这是第二篇。埃斯凡迪亚尔·巴特曼赫蒂杰，交易所&集市基金会(Bourse & Bazaar Foundation)创始人和CEO.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作者：埃斯凡迪亚尔·巴特曼赫蒂杰 / 泽普·卡尔布和1979年不一样，今天伊朗的工人阶级大多处于不稳定雇佣状态——参加抗议，他们失去的不只是锁链。
在过去六周里，大规模的抗议席卷了伊朗。来自伊朗库尔德斯坦省萨盖兹市的22岁伊朗女子玛莎·阿米尼的死，迫使伊朗社会与国家算账。伊朗女性正在维护自己的权利，更广泛地说，伊朗人们正在要求根本的政治变革。迄今为止，伊朗政权还在用武力来回应抗议者，致使数百人死亡。当局没有任何会启动政治进程来满足公众要求的意思。抗议还会持续。
迄今为止，工人在抗议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组织示威活动，并利用自己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来表达对抗议者的团结并对当局施压。律师和医生已经在德黑兰和其他大城市发起抗议。各路产业和运输工人群体也组织了示威活动。教师也帮忙组织学生谈话小组和论坛，学生的公民不服从活动也已经变成这场新生运动的亮点之一。可即便不同的劳工群体都对此事业做出贡献并呼吁罢工，但加入抗议的工人依然人数有限，或者说，工人还没有发起持续罢工，给当局制造巨大经济压力。在社交媒体上，自抗议开始，“总罢工”就成了热搜词。伊朗国内外支持示威活动的人为运动头几周多个城市集市店主举行的“巴扎罢工”而欢呼。接着，他们分享了关于坎甘城、布什尔城和阿巴丹城石油工人罢工的新闻。当伊朗教师行业协会协调委员会宣布将于10月23日至10月24日举行全国范围的罢工活动的时候，人们的期望也越来越高。然而，这些罢工并不成功——它们的规模都不足以使商品停产，服务断供。参加巴扎罢工的大多是这样的店主，他们用木板封住窗户，以免自己的财产收到损失。石油罢工仅限于一小部分合同工，并且他们大多也只在午休或换班时罢工。教师的罢工仅限于库尔德斯坦的少数教师。万众期待的总罢工还有待落实。认为在伊朗的新抗议运动中，总罢工会带来变化的想法，和1979年革命的记忆有关，后者导致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从1978年开始，公务员、市政工人甚至是石油工人的罢工，给沙王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今天，使1979年大规模劳工动员成为可能的条件不复存在了。那些罢工之所以会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由在综合部门和国家主导的部门有稳定工作的工人来领导的。在巴扎外，在私有部门工作，工作不那么稳定的工人发起的罢工是有限的。今天伊朗工人的雇佣状态比1979年还不稳定，这就使得它们很难被动员起来。伊朗的石油部直接雇佣的石油工人，不到全国石油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它主要依靠私人承包商来提供支持。公共部门的教师和博士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野蛮生长的私有部门便宜又好用的低薪工人使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在多年的私有化之后，只有不到100家大型企业还在国家手中。而这些国有企业里的雇员也大多只是临时工。1979年革命对工人的组织做出了贡献，但今天，工会化率低得可怜（即大部分工人都没有建立和参加工会）。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伊朗经历了广泛的私有化，大量的工会被解散，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因为受到制裁，各大企业纷纷裁员，工人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这两个因素合到一起使伊朗工人失去了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会结构的丧失，又使得政治斗争越来越难以转化为工作场所的罢工。比如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工人尚且能够把自己的组织动员起来，支持改革派领袖穆罕默德·卡塔米。十年后，在绿色革命期间，因为工会组织日益衰落，人们已经没法在工作场所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了。今天的情况甚至更加严峻。除缺乏正式的组织外，经济因素也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阻碍工人领导的政治活动的因素。在2010到2020年间，根据伊朗统计中心的数据，以蓝领工人为户主的家庭的年支出中位数从4600美元跌至3900美元，下降了百分之十五。因为几乎没有什么继续，所以大多数工人都靠工资生活。他们离不开工资，并且在一个高失业率的经济环境中，他们害怕失业。据报道，10月，当局要求大型国有企业哈夫特·塔普甘蔗农产(Haft Tappeh Sugarcane)的管理层“不惜一切防止工人抗议”。在工人计划抗议的前一天，他们突然同意付清拖欠几个月的工资。最近，波斯湾矿业与金属工业经济特区也要求霍尔木兹甘的雇主把拖欠的工资付清“以防止工作场所的不满，后者可能成为参加抗议的原因”。伊朗当局认识到，经济上的不满是抗议的一大动机并加强了压迫力度。一次计划于10月29日举行的石油工人罢工推迟了，因为，就像组织者解释的那样，“我们的工作场所已经变得安全了”。但当局也知道，伊朗工人的工作不稳定，一旦工资和工作受到威胁，很多工人就不会去参加抗议。在近来用波斯语发表的一篇访谈文章中，研究社会革命的著名理论家杰克·戈尔德斯通(Jack Goldstone)指出，“石油设施和其他重要和关键部门的持续罢工”是伊朗当前抗议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但组织和经济上的因素，使得这样的重大罢工不太可能在伊朗落实。即便如此，这也不意味着，工人就没法对抗议运动做出贡献了。罢工在1979年革命中起重要作用，因为当时罢工是可行且有效的战略。但罢工不是工人能够采取的唯一一种政治行动。抗议头几周的情况表明，工人也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示团结并提出自己的要求。对那些从远方观察抗议的人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把自己关于有效动员是什么样子的想法强加给工人，特别是在短期内。而且，当前伊朗工人缺乏工会和制度结构以至于没法快速组织起来，但参加抗议的政治必要性本身也就激发新的组织。在1979年革命前夕，全国罢工是在几个月的民众示威活动后才成为运动的特征的。如果抗议运动能在政权压迫下维持下去，那就会给劳工活动家留出时间，使他们能够去建立新的网络，利用形形色色的伊朗社会群体和侨民表达出来的超常团结，把工人再次组织起来。最后，工人的经济状况也会发生变化。伊朗的经济依然处在脆弱的复苏期，在持续的动乱和制裁下，伊朗的家庭福利几乎不会有重大改善。但国外的行动者可以对伊朗工人提供经济支持。在这方面，最值得考虑提议的是建立一个罢工基金。但任何此类基金都会创造一种不正常的经济激励，因为它只会帮助那些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的工人。伊朗当局也可能主动出击，封锁国外流入的可被用作罢工基金的资金。一个更好的办法是为海外的伊朗侨民向国内的家人和朋友汇款提供便利。这可以通过帮助工人克服失去收入的恐惧，从而使大量的工人能够参与罢工。对其他工人来说，转账也有助于他们在西方制裁导致的高通货膨胀环境下维持生计。令人鼓舞的是，研究表明，无条件的汇款，与更高的政治参与（包括抗议）相关。增加汇款将有助于恢复伊朗工人的动员能力，但考虑到其固有的风险，什么时候参与罢工还是要留给个体来决定。前阿亚图拉霍梅尼曾在劳动节对伊朗工人致辞时说，“伊斯兰共和国的目标之一，是把全国的产业交到信仰者受众，革命属于信仰者。”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后，相信革命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人们失去这个信仰的众多原因之一，就是政权未能保障工人的福利。今天，伊朗工人几乎什么也没有，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权力。新的革命不太可能出现的原因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