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快乐，“没人再想工作了！”
Nicholas Burman, “Fight for Your Right to Be Lazy”, Jacobin, 12.18.2022,
https://jacobin.com/2022/12/paul-lafargue-marx-socialism-post-work/。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做其他用途。
尼古拉斯·伯曼，作家、编辑，主要关注艺术和文化。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为你懒惰的权利斗争
作者：尼古拉斯·伯曼
翻译：王立秋
19世纪末，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保尔·拉法格提出了在一个半世纪后仍能引起共鸣的要求：工人有权懒惰。
许多回应2022年“静退(quiet quitting，安静退出，安静离职)”现象的文章称：“没人再想工作了！”白领工人只做份内事——这就是静退，它被当作一个信号，即我们都变得没有生产力了。一个突出过去130年来人们写的文章里的同一个短语的梗图也很快火了起来。
静退只和那些在工作市场相对还有些特权的人有关。仓库工人、打零工的劳动者和很多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可没有这种自主劳动的奢侈。雇主逼他们过度劳动，却只给他们极低的报酬。如今，“努力”(hustle)文化已经扩散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这种文化的反应以及工作场所的组织和罢工行动又把工作条件重新引入公共话语。像萨拉·贾菲(Sarah Jaffe)的《你爱工作，工作可不会爱你》(Work Won’t Love You Back)和珍妮·奥德尔(Jenny Odell)的《怎样什么也不做》(How to Do Nothing)那样的书已经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减少工作、增加关怀和游戏的必要性。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保尔·拉法格肯定会欣赏这些让我们更加对抗工作的努力。他最著名的小册子，最初起草于1880年的《懒惰权》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afargue/mia-chinese-lafargue-1880.htm)，
也试图唤醒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最近，亚历克斯· 安得列斯(Alex Andriesse)又重新把这个小册子译成了英文。《懒惰的权利》对“爱工作”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拉法格看来，“爱工作”是一种“精神失常”。拉法格用当时一位英国牧师的话反讽道，“通过工作，你增加了自己的贫困，而你的贫困又使我们不必用法律来强迫你工作。”
他把矛头对准了机器，认为机器的“生产力使”工人“贫困”，但他不是卢德分子。他的论点是，工业化国家的工人与其搞资本主义那套——过度生产商品然后把多余的商品出口到国外——不如好好待在家里享受富足，每天只工作三小时，让机器来做大部分的工作。这样可以遏制资本主义的扩张欲望，使全世界人民不必再“害怕文明世界的维纳斯女神的鞭笞或欧洲道德卫士的训斥”。在某些方面，拉法格是有先见之明的：“在产品中掺假，这是为了加速商品流通和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我们的时代将被称为“掺假”的时代”。
资产阶级道德是拉法格持续攻击的目标。在《懒惰权》中，他攻击了维克托·雨果赞美的那种欧洲式的“进步”和被他描述为“资本家剥削权”的人权。他鄙夷西方文明的自吹自擂，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出身：他的祖父母是牙买加人、海地人、法国犹太人和法国基督徒。在库拉索裔美国社会主义报刊编辑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问及传统对他的影响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最自豪的是我的黑人血统。”不过，他的家庭出身并不妨碍他在《懒惰权》中套用一些反犹主义的说辞——但他对被诬陷的德雷福斯的支持又表明，他的确和大多数法国左翼不一样。
在其他人的故事中，拉法格经常被当作小人物。但他对社会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在法国）和他对国际主义的无私奉献又使他注定不是一个小人物。他的故事也表明，从一开始，加勒比人和非裔欧洲人就和社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拉法格于1842年出生在古巴一个富贵家庭。他的父亲有几个咖啡种植园，并且直到1866年都还“蓄有”一名奴隶。1851年，也就是洛佩兹远征的那一年，他们家因为黑人和混血儿在岛上受到的压迫而搬到法国。拉法格在法国长大并变成一名激进人士。他接受了实证主义哲学，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否定浪漫主义者。他批评他们“不好玩、没有怀疑精神还开不起玩笑”，《懒惰权》就不这样。
拉法格原本计划学医，但在接触共和党人、接受蒲鲁东提倡的无政府主义后，他参加了反对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的抗议。结果，法国的大学都不要他，他后来也流亡到了伦敦。在他的三个孩子夭折后，他完全放弃了行医。他因为参与第一国际而拿到一封介绍信，从此成为马克思在伦敦家中的常客。虽然一直抱有无政府主义的感受力，但拉法格很快成为社会主义的公开支持者。
拉法格娶了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两口子搬到了波尔多。他们一直没有稳定的收入，在恩格斯的持续资助下生活。虽然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支持拉法格，并且拉法格在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上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但马恩在提到他的时候，经常会使用种族辱语把他非人化。看起来，人们一直在用混血儿的身份来针对拉法格，消解他在左翼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回到法国，拉法格开展反对梯也尔政府的运动并拜访了巴黎公社。他也因为这两个举动而受惩罚再度流亡。直到1879年大赦后，劳拉和他才得以归家。两口子现在马德里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拉法格试图通过宣传岳父的思想来遏制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浪潮却徒劳无果。然后，夫妻俩回到伦敦。在此期间，拉法格先是和茹尔·盖得(Jules Guesde)取得联系，后又在某种程度上充当马克思和新兴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信使。
在伦敦，总的来说，拉法格并不和法国的流亡圈子打交道，相反，他把自己的时间用来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进路。拉法格对批评感兴趣是因为，就像莱斯利·德弗勒(Leslie Derfler)解释的那样，“资产阶级为它的智识成就而自豪，必须攻击它的偶像。”他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像维克托·雨果那样的作者，试图描述读者的“社会氛围”，把文学作品理解为社会语境的结果。劳拉和拉法格生命中的最后几十年是在法国度过的，在此期间，拉法格因煽动暴乱等罪名而多次入狱。
1880年，拉法格和盖得一起协助建立了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盖得还与人合作创办了激进报刊《平等报》。拉法格经常为《平等报》撰稿，写作关于罢工和合作之重要性等话题的文章。有时，他甚至会在体制内刊物上发表文章，这引起了很大争议。同时，劳拉和他把马恩的各种作品翻译成了法文。
拉法格也是最早被选入法国议会的社会主义者之一。我们可以把他在这一时期的努力描述为试图用长期的、历史的观点来平衡眼下的改革。但他的同时代人却不是那么地欣赏他的做法。来访者普遍对第二国际的组织不满意，对此，拉法格要负一定责任。拉法格把当时法国的社会主义工程描述为“一张没有身体的嘴”。马克思主义可能在法国留下了印记，但工人阶级还没有被说服，他们还不想当革命者。拉法格在退休后专注于写作。就像德弗勒说的那样，他的作品“试图描述……他感知到的，黑人和‘其他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的联系”。我们可以把他的努力诠释为交叉性(intersectional)进路的雏形。
1911年，劳拉和拉法格双双自杀。虽然有像考茨基和列宁那样的人物为他致辞，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拉法格都在很大程度上为法国的学者和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所忽视——虽然古巴学者为恢复他在历史上的面目上做出了一些努力。这可能是因为，诋毁他的势力过于强大。乔治·索罗斯便是拉法格的诋毁者之一。索罗斯批评拉法格只是“主搬”了马克思的作品，没有提供新的想法。莱谢克·科瓦科夫斯基说拉法格是“享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说法在像“迷幻马克思主义”、“全自动奢华共产主义”这样的概念层出不穷的今天算不上是冒犯，但在当时可不一样。
《懒惰权》认真对待了恩格斯的看法，后者坚持“要给工作时间问题最优先的考虑”。当时，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已在进行，人们也在就该拿资本主义生产的充裕怎么办展开讨论。甚至J.S.密尔也描述过一种可能的“静止状态”的充足经济。但围绕工作时间的问题还有待严肃对待：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英国北部工业化地区的平均工作时间从每年2860小时增加到每年3666小时。
可拉法格在他的小册子中梦想的“懒惰制”是什么？它的细节很单薄，拉法格只是说，好的生活应该结合运动和艺术追求。这部作品有时确实会让人觉得天真。很难分辨拉法格在把美国西部、和工业革命前女性生活理想化的时候是不是在开玩笑。他对“原始社会”的回归不但是一种原始主义，也是一种误入歧途。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文字出现之前的社会是多样而复杂的，并且它们往往不是那么地共产主义。不过，拉法格的论文读起来依然令人兴奋，因为它依然给人一种强烈的、发自肺腑的感觉。你可以给它理论挑刺，也可以拒绝其中一些概括，但这个小册子有一种直接、有一种能量，而抓人的就是这种直接和这种能量。据说，拉法格不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他的著作表明，他的能量在纸面上的表现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