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吗？ （2）

读《毛泽东年谱》第二卷笔记

这一卷记述的是从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为止，毛主席的事务活动记录。我从三月六日开始，到三月二十九日为止，共二十四天读完这643页。也是逐字过目地粗读了一遍，没有细想，更没有认真领悟，只是偶有所感就随手记下了一些情节提示和在书上的页码。以备查阅。我读二卷后有较多的感想，兹记述主要的如下：　

一是他多次表示不赞成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表现了他贯彻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要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尽管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会上提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全党的确认和共识。建国以后，毛主席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高涨，但他却更加谦虚谨慎，对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一直持否定态度。在《年谱二卷》中有多处记载。五三年四月十日，在审阅〈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和〈成立宣言〉两个草稿时，将几处“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并批示彭真：“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P81页)。五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审阅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新闻稿时，删去文内‘毛主席认为’、‘毛主席指出’、‘毛主席的主要意思是’等字样：将一处“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修改为“一致同意上述意见”;将‘主席所指示’、‘主席指示’、‘毛主席指示’等改写为别的文字。毛主席在给该会主任马叙伦的信中说：“如要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请照修改样式为荷!”(P102页)五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审阅肖克报送的中央军委例会通过的三个条例草稿时，毛主席批示;“(一)可以付印。(二)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P104页)五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在审阅修改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少年先锋队改名的说明草稿时，在说明稿的“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一语后加“和他的战友们”六个字;将“沿着毛主席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改为“沿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及其战友们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勇敢前进!” 将“为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改为“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理想而奋斗!”(P153页)五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审阅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结果给中央的报告上批示;“此件送邓小平同志，在第四页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P226页)五四年四月一日在彭德怀报送的刘伯承关于军事学院学员毕业证件的请示报告上批注：“‘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P230页)五四年四月十七日在审阅罗瑞卿在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上，将“依靠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改为“依靠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删去“我们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中的“和毛泽东同志”六个字。又删去“这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分得开吗?”中的“和毛主席”四个字。(P234页)五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审阅修改中央批转西北局传达贯彻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报告中删去其中的“西北地区全党同志只是，也只能是相信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思想基础上的党中央”一句中的“毛主席思想”六个字。(P238页)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草案时，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一语中的“和毛泽东主席”六个字删去。(P315页)五四年十二月五日，在审阅刘少奇同志报送的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讲解问题的通知稿》时，在末尾加写了一句话;“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通知稿中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必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的内容的可能误解。”(P319页)以上这些记载使我深深感动，只要是真金总是会发光的。过去不会因为毛主席反对使用，人们就会忘记‘毛泽东思想’。今天，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八年了，更不会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力否定和贬低毛主席而忘记‘毛泽东思想’。相反，‘毛泽东思想’将永远留存在人民心中，而且越来越光芒万丈。

二是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虽然集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等职务于一身，他也多次强调要加强集中统一，宣布过凡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未经他看过的一律无效。但他却非常民主，充分尊重其他领导同志。从《年谱》记载中可以看出，凡是他直接草拟、批转的文电，都要先送刘、周、朱、任、陈、邓(‘八大’前任中央秘书长)等书记处书记们阅过征得同意后再发出;凡刘、周等人先审阅修改过再报他审阅的文电，经他修改后也要再送其他领导人阅过再交原报送人参考、酌定后再发出;凡是其他领导人以个人名义在中央级会议上发表的讲话稿等送请他事先审阅修改的文电，他在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后仍退交报告人最后审定。只有军事方面的紧急电报经他审定后即发的也要同时抄送其他领导人知晓。《年谱》中记载的相当一大部分都是这些来来往往的文电交流。其中尤以《宪法》草稿的讨论、修改以及“八大”的政治报告草稿的讨论、修改为甚，真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送来送去，反复修改。正如他在五六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的：“这次文件的起草，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P623页)其次是他主持的会议很多，几乎平均每两天都会有一次书记处会议、或书记处扩大会议，《年谱》只记载有那些人出席或列席，而从不透露会议讨论的什么内容，而且在时间安排上经常是在晚上或下半夜召开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央的集体领导机制，而决不是有些人污蔑的是‘毛泽东个人独裁’。还有就是与其他领导人及党政军各方面干部的谈话，有个人单独谈的，也有约请多人一起谈的，也有在开会后留下来谈的。《年谱》只记载谈话时间和谈话对象。除极个别情况外，绝大多数的谈话内容在《年谱》上都没有透露过。这种谈话他几乎每天都会有一次或几次。这充分表明毛主席与其他干部的思想交流很多，能广泛听取各种相同或不同的意见。　　

三是毛主席很重视调查研究，通过多方面的渠道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因而他作出的批示和决策都是有事实依据、切合实际的。这是他能正确领导的基础。其办法：一是通过党政军各方面的报告请示来了解情况，这是主要来源。他多次规定和督促下面定期或不定期向中央报告工作，可以是全面综合的，也可以是某一方面、某一事项的。他通过批转这些报告来指导全党全国参考、效仿，以推动工作。‘三反’、‘五反’、‘农村合作化’、‘城市工商业的改造’等全国性的大事，都是在做出总体部署后通过批转各地经验来推动的。二是他派出调查组调查某些事项向他报告，如他多次派陈伯达等人专题调查某些问题，对他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三是通过他的警卫战士们(除新疆、西藏外，其他各省区的人都有)回家探亲的机会布置他们调查他们家乡最基层的情况向他汇报，他对此特别重视。如五五年七月十九日，他批阅三名河南籍战士回乡调查后写的材料，一个材料反映兰考县一个村缺粮户达百分之五十，他批示：“这个村缺粮，值得重视。”另一个材料反映延津县一个村的调查，实际上现在没有吃的是少数，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他批示：“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再一个是新蔡县一个乡的调查材料，反映该乡连年受灾，粮价上涨，而有些区、乡、村干部的余粮则未卖，农民有意见。他批示;“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老中农)有三百二十斤余粮，只卖出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二十斤，人民有意见。”以上三个材料，毛泽东都批送吴芝圃(注：时任河南省委书记)阅后退还(P401-402页)。四是他亲自下去作调查。如五五年十一月一日晚七时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后乘专列离京南下，沿途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情况。十一时五十分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书记和副市长谈话;二日晨七时到达山东德州，同地委书记谈话;十一时四十三分到达济南，同谭震林和省委书记谈话;晚九时十分同济南市委正副书记、市长谈话;十一时五十六分到达泰安，在列车上同地委正、副书记谈话;十一月三日晨一时五十四分到达兖州，同地委书记和副专员谈话;六时四十五分到达江苏徐州，同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上午九时四十五分到达安徽符离集，同宿县地委书记、专员谈话;十一时四十五分到达蚌埠，同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谈话;(P463页)十一月四日晨一时四十一分到达滁州，同四位地委副书记谈话;三时到达南京，同江苏省委书记、省长、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七时二十一分到达镇江，同地委书记、专员谈话;上午十时五十四分到达无锡，同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中午十二时四十七分到达苏州，同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副市长、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下午四时二十五分到达上海，游泳一小时后回到专列上。十一月五日晨同柯庆施和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并共进早餐。中午下车游泳一小时，下午到达松江，同地委书记、专员谈话;同日晚上，到达杭州，住刘庄。十一月七日，向警卫一中队的七名江苏、淅江籍战士了解农村情况。十日，又向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了解他们家乡的农村情况。”(P462-464页)从《年谱》的上述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他在这前五天时间内边走边谈，不管是白天黑夜，除列车开行时间（还有一次在开行的列车上谈话）外都在找人谈话，与之谈话的对象，从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央局书记、省委、地委、市委的书记、专员、市长，共约四十多人。到杭州后又在两天内找他的警卫战士共约十来人谈话了解情况。这样高密度、多层次、多地域的调查研究，令人惊讶敬仰，真是前无先例，后无来者。这世界上有那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此紧张忙碌地做过？　　

四是他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定，最彻底，在事关路线、事关原则的问题上，是非常警觉、十分严格的，但对犯错误的干部又是非常关爱的。《年谱二卷》记载中，有三件曾经震惊全国的大事，他的处理过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也有很多感受、感悟和感动。

第一件事是处理高饶的反党问题。五三年六月一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财政税制改革报告时，毛主席说：“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社论说到‘公私完全平等’，是绝对错误的。落后于孙中山”。“会议认为，已公布的对税制的若干更正(注：经政务院会议核准的)，在政治上有原则性错误，同时，这一问题事先未向中央请示，也未提交中央讨论，在组织上也是严重错误的。……会议提出，原决定由薄一波准备全国财经工件会议，现决定由周恩来主持。”(P107-108页)五三年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中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党纠正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在会内会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纠正了他们的错误意见，使会议取得预期的效果”。(P113-114页)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在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在他外出期间(注：到杭州主持起草宪法)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提出由书记处书记们轮流主持，多数同志不赞成，而高岗一再坚持说：‘轮流吧!’会后又分别找陈云、邓小平，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主持。会议确定为：由书记处共同讨论解决问题。(P208-209页)这件事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警觉，从十六日到二十四止，毛主席就轮流、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彭德怀、陈毅、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黄克诚、薄一波、刘澜涛、饶漱石等人谈话(每次参与谈话的人数一、二、三、四人不等，各人参与谈话的次数也不等)调查了解高岗的有关情况。并委派陈云同志去高岗南下所到之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有关方面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还特意要他向在杭州休养的林彪通报高岗利用第四野战军的旗帜、在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军区负责人如何到处活动的情况告诉林彪，并说;“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二十四日下午，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公开揭露高岗的问题，毛主席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会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在毛主席外出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主持中央工作。(P208-211页)五四年一月六日，毛主席在杭州审阅修改〈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七日致电刘少奇，说草案已经在杭的同志(包括林彪)修改同意，认为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全会报告请刘少奇作。“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于你的报告宣读完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准备的自我批评稿”，“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P215-216页)。后收到高岗来信说他完全赞同〈决议〉草案，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要来杭州谈自我批评事，毛复信说，开会在即，不必来杭，在京与刘、周、邓谈即可。(P218-219页)一月二十八日与杨尚昆谈四中全会问题，毛泽东说;“会议三天为好，必要时四天，看情况。方针是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争取逐步改变环境，决议通过后就会改变。造成不利于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P221页)”。二月六日至十日，四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向全会作报告，朱德、周恩来等四十四人发言，会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P221页)。二月二十八日审阅修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的讲话提纲时，在提纲讲到‘高岗的黑暗面(个人主义和私生活的腐化)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而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以后，毛泽东加写;“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 在提纲讲到‘高岗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之后，毛泽东加写：“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P223页)。”九月一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报苏共中央：通报说：“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的事正式通知你们。……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时期，却仍毫无悔改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药死的。……对于高岗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P273-274页)”。《年谱二卷》公开的以上情况，有力驳斥了现在有些人污蔑毛泽东在胜利后排除异已的胡说八道。

第二件事是处理薄一波的错误问题。上面所说税制改革的事，就是薄一波干的，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致信周、邓、陈、薄四人，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省市委也未发出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竟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P11页)”。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财经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提要(草稿)》时，在封面上写道;“财金贸系统的工作同志绝大多数是忠于党与人民事业的”。草稿引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在后面加了一句话：“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他对草稿的修改还有(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年谱上是用下加重点号、这里改用下画线标明)：(一)“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这次税制上、商业上、财政上所犯的许多错误，向党闹独立性，是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委的错误倾向，是与分散主义分不开的。而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路线的措施，不向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而修改税制一事却与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事先取得了协议，这种离开了党的立场的错误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所必然有的结果。”(二)“应该指出，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在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的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的批评，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另外，稿中凡是说薄一波犯了路线性的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均将‘带路线性’四字删去。(P147页)八月十二日晚八时，毛泽东出席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并讲话，他说：“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我同意少奇、小平两同志的意见及恩来同志的结论所说的，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批判薄一波同志的错误中间，恩来、陈云同志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一)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在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二)统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次会议提醒了我，要集中统一，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三)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人民币，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我也有急躁冒进。(四)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这个问题有反映，我说过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绩，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五)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六)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有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反映这个问题的，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周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一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这些错误都有我的份。”(P148-149页)在这里，毛主席举一反三，从对薄一波的严肃批评(向党闹独立性、离开了党的立场)到肯定他过去的成绩;从周、陈也说要负责任，到他自己挺身而出为下面分担责任;从税制改革一个错误到他全面检讨自己在经济工作上的六个错误。这种坦荡的心怀和严于律已、平等待人的风范，使我十分感动和敬仰。八月二十七日晚，他同薄一波谈话，薄说现在有些抬不起头，在中央不好干工作，有要求到地方去工作的想法，毛主席劝他;“不要再这样讲了，你还要在中央做工作，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空气，看看光明前景。”(P155-156页)对他充满了关爱。

第三件事是批评邓子恢的右倾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年谱二卷》摘要引述了他讲话中的重要内容后，写道;“《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农村合作化进度问题上的所谓‘错误’”。(P409-412页)在412页的下面有一条注释;“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为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指出：”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已经中央同意。”中央认为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这是《年谱二卷》中对毛主席提出的异议和否定。但我却认为：毛主席当年对邓子恢同志的批评不是错误的而是正确的。从《年谱》的记载看，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问题有很多次的谈话、讲话、批示、文章，他关于革命胜利、土改完成以后不认真关心农民的疾苦，不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农民就不能原谅我们，就要损害工农联盟的思想;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农民还很贫困、没有储粮甚至还缺粮，经不起严重灾荒。依靠个体农民发展生产，必然导致两极分化重新回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先搞合作化再搞机械化的道路是可行的思想;农村最需要的是耕畜、肥料、农药，农机具和水利设施、科学技术等，只有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才有多余的粮食支援国家和城市建设，农民才会有购买力，国家和城市才能发展，工业和手工业的农用产品才会有销路，才能巩固工农联盟的思想;农业合作化是贫农、下中农的迫切愿望，只有且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先把他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达到上中农和富裕中农的水平，才有可能吸收上中农和富裕中农参加合作化的思想;合作化道路必须贯彻自愿原则和由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逐步发展的思想;农业合作化道路是农民群众的愿望和创造，各级领导必须热情支持，对他们前进中的失误和缺点，要耐心帮助，而绝不应该阻止和限制的思想;等等。我认为当时都是正确的。现在看也还是正确的。《年谱二卷》中有很多记载说明，合作化是受到农民欢迎和支持拥护的，效果也是增产增收的。合作化的进程也是可以比中央原来的发展计划加快的，毛主席经过很多调查研究，对此是肯定和支持的。当年合作化中也有缺点和不足，主要是有些地方违背了毛泽东要暂缓吸收上中农和富裕中农入社的指示、出现强拉他们入社的现象，对他们的耕畜和农机具作价较低，揩他们的油，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出现了退社的现象，和叫喊‘合作化化太快了’的声音，当年合作化运动出现‘马鞍型’的错误，就是邓子恢同志和农村工作部指导下代表了这种呼声搞出来的结果。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晚，毛泽东听取邓子恢汇报时说：“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邓子恢对这个警告未引起重视，次日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作总结时，未向会议传达毛泽东这个话，仍按照三月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仃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量发展。(P369页)。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召集邓子恢等农业口负责同志谈农业合作化问题，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P396页)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同几个省委书记谈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问：搞合作社主要是依靠贫农，还是中农?什么人拥护社会主义?他们的动态如何?王任重说：“贫农听说合作社要慢一点，感到冷半截，说又要多受几年苦了。富裕中农听到合作社要放慢一点，感到很兴奋，说如同朝拜木兰山。”毛泽东说：“关于合作社的发展，原来我也主张仃一年，在南方不要办得太快。看到浙江、安徽两省都搞了好几万个社，我的主意变了。为什么其他省不可以多搞一些呢?说合作社办得不好，不巩固，刚办起来当然会有许多问题，河北省派了两万多干部下乡，搞了两个月，只有百分之六的社解散了，百分之七的户退出了。各省也要这样做。把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改为三分之一左右是我的意见，实际上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现在已经有的县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并没有什么问题”。(P399页)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中央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共开了六次大会，有很多同志发言，如陈云说;“我们应该把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错误，作为教训，来检查各个部门的领导，那末，得益的将是更多的同志，党的工作将得到更多的效果(P447页注1)”。邓小平说;“在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抱有右倾观点的共产党中，确有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P447页)”。彭真的发言也讲了“应当知道农民的优点和缺点”、“论述了‘四大自由’”、“论述了合作化的意义”(P448页)。毛泽东在最后作了会议总结。他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许多争论”。“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他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P448-450页)。”　既然是当时经过六中全会的大辩论，全党统一了思想，确认邓子恢同志犯了右倾错误，他本人也在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的事，怎么到一九八一年却成了“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呢?怎么能说是毛泽东批评邓子恢的‘错误’不是错误呢?再看五十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就要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就解散集体经济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结果是‘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十八大”虽然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但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只能说明党内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到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更能说明当年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有英明的预见。　

五是感到他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一是他亲自动手为中国人民制订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大法，这是他对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贡献。毛泽东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离京赴杭州，亲自主持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小组工作，一九五四年三月七日回到北京，三月九日宣布起草工作结束。他们搜集了苏联宪法汇编、俄罗斯宪法汇编、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法国1946 年宪法以及中国的一九一三年的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二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等汇编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比较，讨论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草稿)，仅在杭州就进行了二十多次修改，真是字斟句酌。而且每稿都送北京请其他政治局的同志们审阅、修改。为此，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了四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陈伯达同志在起草《说明》中说：“宪法草案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条，毛主席都亲自参加了讨论。” 三月二十三日起，又多次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逐章、逐节地讨论修改，再报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多次会议进行讨论、修改，才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获得大会一致通过。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规定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民族地区自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等，确保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最高法律规定上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部《宪法》虽然经过多次修改、补充，但这些根本性条款，都一直保持下来。始终是中国执政者的最高准则，巩固了中国的执政根基，在法律上保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改变。虽然目前有一些背离宪法的现象发生，违法事件时有发生，但都是违宪的，必须追究。二是他经过不断的探索和调查研究，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发展主体到改造两翼，也就是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矛盾和斗争，付出了多大的精力，才找出了一条由低到高、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和限制、改造、合营、赎买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道路。从而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超英赶美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寻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典范，既不是照抄照搬苏联的现成做法，也不是盲目追随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而是一条快速发展、和谐相处、共同富裕的道路。虽然在实践中产生了某些偏差，但已经纠正或正在纠正，却遭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攻击和破坏，也被党内某些人加以利用和篡改，籍改革开放的名义，塞进了很多资本主义的货色，搞得面目全非，并取而代之。还自诩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毛泽东开辟的正确道路却反而被污蔑为‘封闭僵化的老路’。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历史和事实都已证明，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都已提高，逐步看清了什么才是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毛主席为中国开创的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的意志才是决定的因素，这条道路迟早是要回归的。三是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共听取了中央三十四个(实际上是三十五个)部委的工作汇报，边听边议，最后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样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文献，为正确处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再加上以后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章，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套理论的指导，完全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目前也被党内某些主政者们淡化或抛弃了，他们另搞的一套在现实中越来越行不通，很多事情都不能自圆其说，矛盾百出。最终毛泽东创立的这套理论也是必然要回归的。　　

六是他对中国的中医药事业有特殊的关爱，保护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十几亿中国人民群众的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年谱二卷》中就有他五次关怀中医药事业的记载。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旬听卫生部汇报时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中西医要团结”(P205页)。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在同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沼谈话时说：“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治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P245页)。 一九五四年七月九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主要有：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够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等(P258-259页)。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五日下午(当时在杭州)派汪东兴去朱琏(中医针灸专家，时任卫生部妇幼司副司长)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精华之精华，要好好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晚上，又与朱琏在留庄谈中医问题。毛泽东说：“巴甫洛失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发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P364-365页)。我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当年那么强调和重视，中医药可能早就被西医取代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能够保留到今天并有所发展，我们不应忘记他老人家的贡献。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