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联回忆录》的弦外之音

作者：余汝信

文革十年，陈锡联主政东北五载。当其时（文革中及文革后），能进入中央核心圈子长达十年以上，连任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未包括候补委员）而屹立不倒者，仅为五人，即两位元帅─叶剑英、刘伯承，两位上将─陈锡联、许世友，加上一位李先念而已（后三人同为出身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而文革中又长期得毛庇护，毛用人之道奥妙之处,有时确值得后人好生揣摸）。陈于1999年6月去世，今年1月，根据其生前口述整理、记录其一生经历的《陈锡联回忆录》出版。初览此书，以为文如其人，四平八稳，未得惊奇。及后再三细读，方察内中亦别有深意，不过，须十分留心，才能品味出来。 

一、“陈赖首长”

建国后自1950年10月到1959年8月，陈锡联在京担任军委炮兵司令员，风平浪静地过了九年。 

“1959年8月，总政负责干部工作的徐立清同志给我透风，说准备变动我的工作，让我到东北去。一天，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找我谈话，说现在中央确定，要你到沈阳军区当司令，你准备一下，尽快去报到。”[1] 

林彪为什么要陈锡联到沈阳，陈没有说明。实情是，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宣称彭德怀反党外还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涉及其中。9月，中央正式撤销邓华职务，未知何故，平日与心高气盛的邓华不大咬弦的军区政委周恒上将，此际却也受到牵连，被免去职务并调出军队系统，降为有职无权的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故此，当年10月，陈锡联被正式任命为沈阳军区司令员，人称“赖胖子”的北京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同时调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自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全部返国之后，沈阳军区辖下共有八个野战军的编制，为当时十三个大军区中拥有部队、兵员最多者。陈说：“东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工业基地，是首都的屏障，与苏朝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沈阳军区部队多，许多老部队战功卓著，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我到东北工作，深感责任重大”。[2] 

赖传珠是井冈山上下来的，论资格比陈还老。虽然，陈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委而赖未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在1959年11月新调整的沈阳军区党委内，赖排名于陈前，赖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陈为第二书记。陈不仅对此安排表示服气，且时时处处表现得对赖十分尊重，“‘陈赖首长’是军区的同志们对我们两个人的习惯称呼，在他们看来‘陈赖’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3] 

“1965年12月14日，赖传珠政治委员患急性黄胆萎缩性肝炎住院。接到报告，我立即返回军队。赖传珠同志在战争年代3次负重伤，解放后又长期负重工作，积劳成疾，不幸病倒。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们请了北京及军内外十几位专家和医务人员来沈阳诊治。尽管用尽了一切办法，终因回天无力，1965年12月24日，赖传珠同志因急性肝功能兼肾功能衰竭，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5岁。 

“赖传珠同志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中央军委特致唁电表示哀悼，并对赖传珠同志及沈阳军区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几年，沈阳军区各项工作成绩突出，尤其政治工作搞得好，是和陈锡联、赖传珠同志分不开的’。 “我对赖传珠同志的不幸去世感到非常难过，为失去一位好搭档、好政委而哀痛不已。赖传珠同志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同志。他年长我5岁，我们在一起工作，配合非常默契，彼此非常信任，相互非常支持，步调非常一致。正是在我和赖传珠同志紧密团结的影响下，我们军区领导班子非常团结，进而带动军区各级领导班子都非常团结，上上下下工作劲头很足，办事效率很高。 

“为了表达我对赖传珠同志不幸逝世的悲痛心情，我专门写了悼念文章：‘我和他在一起工作，始终感到非常亲密，非常融洽，非常合拍’”。[4] 

前面有四个“非常”─“配合非常默契，彼此非常信任，相互非常支持，步调非常一致”，后面是三个“非常”─“非常亲密，非常融洽，非常合拍”，前后七个“非常”，凸显出陈赖关系非同凡响的“非常”！ 

二、陈赖关系衬映下的陈宋关系

陈锡联忆述至此，太著痕迹，笔者感到他是有意著力褒扬赖而去冷落另一个人，这“另一个人”，就是──宋任穷。 陈锡联调至沈阳军区的翌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设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中央局，其中，东北局代表中央领导黑、吉、辽三省党的工作，驻沈阳，调国务院二机部部长宋任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 

其时，遵循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原则，各大区第一把手均兼任所在地大军区的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或政委）。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1960年11月兼北京军区政委（未设第一政委），翌年2月,增补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前于1958年在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任上即兼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0年兼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1960年起兼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政委（未设第一政委）；而在军队兼职历史最早的是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他们于1955年在广东省委书记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任上即分别兼任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和成都军委党委第一书记、政委（未设第一政委）。 宋任穷是中央局一把手中唯一被授予过军衔的（1955年在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任上被授予上将军衔），惟未知何故，1960年他仅被任命为沈阳军区第一政委，迟至1964年沈阳军区召开第三次党代会时才经中央批准，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比其他中央局一把手晚了至少三年。与此同时，赖传珠从第一书记降为第二书记，陈锡联从第二书记降为第三书记。[5] 

在叙述文革前那数年经历的回忆录第十五章“在沈阳军区（上）”里，陈锡联在谈及学雷锋题词时，仅有一处，也是全书唯一的一处，提及了“东北局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宋任穷同志”，[6] 

而在同一章里，提及赖传珠却不下二十处！陈不仅对赖推崇备至，对军区其他同僚，如副司令员曾绍山、曾思玉、肖全夫及副政委杜平也多处提及、赞扬，如称赞曾思玉“是个‘东北通’，对东北战区的地形、设防要点很熟” ，还称许其为“曾师傅”，又赞“曾思玉、肖全夫等同志顶风冒雪，奔驰在白雪皑皑的黑土地上”，唯独对宋任穷这位军区第一把手，陈却未著半字评价。 陈、宋其实都曾在二野呆过，陈锡联更是二野有名的战将，曾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宋任穷建国后也曾在云南任二野四兵团政委。与陈不同，宋是典型的政工干部出身，在任华野第三副政委时就说过自己主要还是在地方从事支前工作，军内职务是挂名多于实际，任四兵团政委时，也是以云南地方工作为主。文革前，宋虽然名义上是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但陈亲近出身于红一方面军──四野的赖传珠远胜于同在二野呆过的宋任穷，陈与赖抱成一团，等同一人，宋基本上对军区的事插不上手，难以过问，陈宋之间自然也不会有什么过节，两人心存芥蒂，还是在辽宁文革当中。 

三、文革背景下的陈宋关系

1966年8月以后，沈阳地区红卫兵矛头首先指向的是辽宁省委，9月中旬，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第二书记黄欧东已先后被批斗。毛泽东此时还是保宋任穷的，当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宋还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1月，黑龙江成立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周恩来让宋去参加，并安排其讲话表态，宋以后认为，周的用意很明显是想为他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1967年2月16日，“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在沈阳宣告成立，宋任穷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以示支持。“辽联”以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学生造反派为主体，思想较为活跃，得到了相当大一部分机关中下层干部和已经“站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 

“辽联”反对沈阳军区1966年下半年后对军内造反派和1967年1月介入地方文革后对地方造反派的压制，陈锡联在回忆录里提及的“炮轰延安里，火烧陈锡联”（延安里是军区领率机关所在地）、“打倒陈、曾、曾”（指陈锡联、曾绍山、曾思玉）恐怕也就是压制产生的反弹，随之成为“辽联”派主要的政治口号。[7] 

同年4月21日，东北局书记处发表“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三点意见’”，其主要内容为： 

1、最近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的“东工红旗造反团”、“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是保守组织； 

2、他们进驻或冲进东北局机关是违反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的通知的，是非常错误的，希望他们按照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中央2月21日通知精神撤出； 

3、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同他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三点意见”引起了冲击东北局的较保守一派学生组织的强烈不满。5月4日，这一派组织在沈阳市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批判“三点意见”，会场上与保宋任穷的“辽联”派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 

5月10日，冲东北局一派在沈阳南站前广场召开“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辽革站”）成立誓师大会，声讨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东北的代理人”，矛头直指“宋、马、顾、喻、徐”（指当时尚未打倒而又与“辽联”观点一致、受到“辽联”支持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第三书记马明方、书记顾卓新、候补书记喻屏和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 

6月5日，以辽宁大学“八三一”为主体的辽宁“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三一”）成立。至此，辽宁地区三大派三足鼎立、相互抗衡的局面形成。三派观点鲜明：“辽革站”─“保陈打宋”；“辽联”──“保宋打陈”；“八三一”──“既打宋，又打陈”。一般认为，“辽革站”是保守派，“辽联”与“八三一”是造反派，不过，“辽联”是造反派中较稳健一翼，而“八三一”是造反派中更激进一翼。 “三点意见”使本应长于政治斗争手腕的宋任穷本人及其为首的东北局书记处事与愿违，陷於被动。虽然，宋于7月4日被迫以他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但已于事无补。　　

8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东北局停止对东北各省市领导的决定”，“决定”标志著毛、周在权衡利害后最终放弃了保宋，从此，辽宁以至整个东三省为年初已介入“三支两军”的沈阳军区所左右。 

1968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决定省革委会主任由陈锡联担任。在省革委会委员中，军队干部占16%，地方干部代表占22%，三派群众组织代表占62%，虽然在人员构成上表面是“军干群”三结合且军队干部最少而群众组织代表最多，但实际上是军队干部主持了大局。 

自1968年后，正当盛年的陈锡联春风得意。这一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免去宋任穷在沈阳军区的一切职务，三个月后，陈锡联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这使陈不仅成为辽宁第一把手，而且名正言顺地成为支左部队遍布全东北的沈阳军区第一把手，实际上也就正式坐上了全东北的第一把交椅。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陈调任位置更显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成为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六人小组成员，直至1975年2月成立军委常委会，为常委之一。同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6年2月2日，叶剑英被宣布停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主持，10月，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次年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再次担任中央军委常委。 

而自1968年，却是宋任穷比较倒霉的时候。说是“比较倒霉”，那是因为其在“走资派”中待遇尚不算差。早在1967年中，宋已被中央接到京西宾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群众组织的剧烈批斗。1968年4月，宋虽被转移至条件较差的海运仓总参一所，但在5月辽宁省革委会成立的中央批示中，点了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恒的名，却对宋是留有余地，没有点名。翌年10月，又再疏散到辽宁39军“二五农扬”劳动，分配的工作是喂猪，农忙季节收庄稼，同时写交待材料，且不时被拉到沈阳、阜新、朝阳、凌源和大石桥等地批斗。在此期间，宋任穷可没有得到他曾任第一政委的军区部队的任何关照，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段日子给日后复出的宋心灵上留下了长长的阴影。[8] 

1974年9月，宋任穷回京，交中央组织部管理，虽然视为已被“解放”，但未有分配工作。文革结束后复出，1977年10月出任国务院七机部部长，次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接替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掌控中央组织大权，地位渐见吃重。 

1980年2月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是陈、宋地位变易的分水岭。此次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已是71岁高龄的宋任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仍兼中组部长），而陈锡联此际却被视为凡是派大将之一员，“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决定批准他的辞职要求”。自1968年后，陈、宋似乎一直都在暗地里较劲，而在他们人生的晚年，也似乎最终决出了胜负，后笑者，应该是宋任穷。

[1]、[2]陈锡联：《陈锡联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月），页405。 

[3]、[4]同[1]书，页431─432。 

[5]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附卷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6]同[1]书，页438。 

[7]本文有关辽宁文革的进程，主要参考高峰主编：《中共辽宁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组织史资料（1923─1987）》（沈阳，1995）及其它文革小报资料。 

[8]宋这段时期的经历，参见其本人所著《宋任穷回忆录[续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