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帮我“走后门”上了前线

——李世安同志二、三事

（据姚天成口述整理）

（一）

我与李世安同志算是多年交往的老熟人、老战友了。他是一个很关心同志的“老政工”，为提高部队素质做了不少的好事。不过，我个人最感谢他的一件事，就是他帮助我“走后门”上了前线。

1946年我在东北民主联军（即后来的四野）总部警卫团工作时，除了剿匪（警卫团经常独自或者协助苏军剿灭东北自卫战争初期散兵游勇，其中一些还是日本兵）外，没仗可打。所以，那时我一门心思想上前线，但久久未能遂愿。后来，松江军区政治部分管干部的副主任李世安到总部开会时，帮了我这个忙：他把我要到了松江军区，我才算正式到了作战部队。

在一些军事题材影片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渲染官兵们积极要求上前线的热烈场面，可能有人会觉得有点“假”。平心而论，其中确实有“假”的成份，那就是描写一些人在那种时候大讲“理想”、“信念”之类的“大话”，我也算是个老政治委员了，这种情况确实不多见。不过话要说回来，它也确实有真实的一面，设想：如果那时的干部战士都不是积极要求上前线，我们怎么会打了胜仗？当然，既然不是大话空话，又积极，那是为什么呢？就我自己体会，当时积极要求上前线，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平时宣传教育还是起作用的，至少，作为一个当兵的，谁不积极上前线，别人也看不起你。第二个原因，则有点“私心”夹在中间了，不过它还是特别重要，就是那时任用干部的标准，主要是看你能不能“打”，而只有到了前线，才看得出这一点。一般地说，那时候在前线的干部，比不在前线的干部要提拔得快，而又有谁不愿意提拔得快一些呢？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一直很感激李世安同志，所以还特别写在我的《自传》中。

李世安同志在红二十八军老同志中，确实算是个很热心的人，很关心同志。有件事一直弄得我很纳闷：一次，他对我儿子（当时孩子去他那里玩）说：“你妈妈与你爸爸结婚，是我介绍的，她还不认识你爸爸以前，就认识我了啊。”我的爱人何志范同志，原来在松江军区下属的哈东军分区当组织干事，经常要去军区出差，那时候部队没有招待所，她有时侯就住在分管组织的李世安同志家中，因为正好也可以与李的爱人任芝同志做个伴。而我则是后来从哈北军分区调去的，所以，何志范先认识李世安后认识我是不假。不过，我与何从恋爱到结婚纯，粹是“自由式”的，与其他人毫无关系。所以李对这事可能是记忆有误。不过他说这话，倒也可以看出这确实是一个很关心同志的好人。

李世安同志在红二十八军老同志中，人缘一直是很不错的。

（二）

这位好同志，却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人生历险。这不是在战场上遇险——军人在战场“历险”不算什么，而是他经历了与大名鼎鼎的高敬亭之冤死联系在一次的一件事。

这事发生在1939年5月下旬。一天，新四军四支队八团的领导通知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同志，说叶挺军长要他到八团来见高。高随即带着教导大队前往，而当时教导大队的大队长，正是李世安同志。高敬亭去叶挺处时，身边只带了三个警卫员。殊不知高一到叶处，就被叶的副官黄序廷让叶带来的警卫员出其不意地将他逮捕扣押，并缴了高的警卫员的械。之后，叶把李世安找来，严肃地对李说：“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已经关起来了，你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

李世安同志当时一下子就懵了。正当他不知所措之际，支队政治部主任、原来在与红二十八军渊源很深的红二十五军当过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同志来了。戴要李回去将教导大队集合起来，向指战员说清楚：高违抗命令已被关押，叶军长过江来就是处理高的问题的。

李当时是非常难受的：他肯定不敢、也不能违抗军长和支队主任的命令，否则不仅他个人处境危险，整个部队也将面临危机；但他又实在害怕难以管住部队，因为教导大队是高的基本队伍，不仅与叶、戴等人有矛盾，与原来不属于红二十八军系统的八团关系也不大好，一旦激化矛盾，后果不堪！但是，时间又不允许他多想，所以他还是按照一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本份，赶紧去安定部队，他与政委江枫同志一起，传达军长的讲话，做教导大队的工作。即便如此，三天之后，叶、戴等人又要求教导大队拿枪去装备新成立的一个支队警卫排，和一些没有枪的干部（实际上就是与戴等从延安同来四支队的干部）。结果部队一下军心涣散，跑了20多人。最后，戴要随他从延安一起来四支队的杜国平同志，替换李世安，接管了教导队。

这是李世安同志一生中最大的一次风险。无论怎么看高敬亭问题，当时叶挺军长处理这件事，特别是轻易地杀掉高，显然不仅是一个误着，更是一个“险着”，弄得不好，完全可能激化军队内部矛盾，甚至引起兵变。而就当时条件看，首当其冲的就是教导大队。不管这其中还有多少原委，李世安同志当时的做法还是合理的：他没有使矛盾朝可能被激化方向发展，维护了部队统一团结，个人也没有去推波助澜或者是投机取巧。而且说得再可怕一点，如果这些事稍微处置不当，或者他可能导致大乱子而改写新四军的历史，或者可能与高敬亭的“小号官”等几个同志一样，被当作高的“亲信”而处决。

（三）

“文革”中，李世安同志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其中有件“蹊跷事”，弄得他挺别扭的，这就是他的孩子去西北工业大学念书的事。他孩子是1973年上西工大的，真是早不去晚不去偏偏在一个最麻烦的时候去了，因为那一年，恰恰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因此掀起了一股反对“走后门上大学”的风。其后不久，又冒出了个自动退学的钟志民，更是使“后门学生”大伤脑筋。无奈之下，西工大就把他孩子退了，理由之一，是那孩子是陆军的怎么会跑到空军的院校（西北工业大学属于航空工程院校）念书了。然而，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当时与李世安同志孩子一起以“后门学生”名义被退的，还有西工大本校一位教师的孩子，于是，这事又引起了学院的教职员工们为那教师的打抱不平，结果，许多教职员工对李的孩子走后门不仅没有意见，反而大有“连带同情”之意。当时成为西工大颇为轰动的一件事。

“走后门”读书，当然总是有点问题的，但是，那种目的是出于整人而“反走后门”问题就大了。而且事实上，当时有些“后门学生”并没有被清退，这显然就属于有点什么“名堂”了。就此而言，李世界安同志又确实受到了“不公待遇”，特别是联想到李当时工作的空军系统属于清查“林彪问题”的重点单位，肯定矛盾重重，也就难免会殃及一些人了。

不过，此事的最后结果却有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为解决“不公待遇”，1977年恢复高考后，西工大又把李的孩子招了进来，结果，这孩子不仅没有什么损失还得到了应有的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