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吴德峰
戚元德口述 吴持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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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的5月16日，第四野战军第118师进入汉口，17日，第153师和江汉军区独立一旅分别进入武昌和汉阳，武汉三镇宣布解放。
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为新生的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
53岁的吴德峰没有想到，他在阔别家乡22年后，会以市长的身份回家。离开前，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解放初期在武汉发现的国民党刊物上，曾这样描述他——“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滑吴德峰”。
本报今起刊登吴德峰夫人戚元德（武汉市妇联首任主任）生前口述的相关文字（女儿吴持生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我们回來了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我军乘胜追击蒋介石部队，解放了不少地区，城市急需配备大批干部。我们11月南下出发前，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的曾三同志通知吴德峰，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在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要找他谈话，谈话中提到武汉解放后要成为特别市，吴德峰（上世纪）20年代就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公安局长，对武汉的情况最了解、最有发言权，中央决定，任命吴德峰为武汉特别市市长，全面负责武汉市工作（上海特别市市长是陈毅同志）。
12月7日，与我们同行南下的有夏之栩等19人。出发前，德峰召集大家开会，成立了临时党支部，选夏之栩大姐担任支部书记，德峰在会上讲了行军路线和纪律要求，告诉大家，中原是新区，那里政治思想、工作作风与老区不同，环境艰苦，我们要尊重地方领导，搞好群众关系，下车伊始，要多听少讲，遇到不懂的问题要虚心求教。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哪里来的，就讲我们是从华北局来的，不要盛气凌人的中央长、中央短的去讲话……
因为战事，南下的最大问题还是交通工具问题。没有直达到中原的车，交通部门所有的车辆和汽油都支援前线去了，最后还是德峰亲自出马找了华北政府交通部部长，总算搞到了一辆刚从外面回来的汽车，从孙口过河经荷泽直到朱集（现商丘市）再乘火车至郑州。途中因过泥洼地，有土匪出没，我们改乘弹药车等，几经周折，走了近20天，终于在12月26日晚到达郑州，郑洛警备区司令员孔从周同志亲自到火车站接的我们。
到郑州前因原派任郑州市委书记未到位，中央组织部门临时决定由德峰暂任郑州市委书记，兼郑洛警备区政治委员（原政委由谷敬生同志代理的）。德峰在组建郑州市委同时，也积极组织人员筹备迎接武汉解放工作，派人到武汉找各种关系调查了解武汉三镇情况，组织工人、学生和市民保护水厂、电厂、兵工厂、长江堤坝、交通要道等城市设施，防止敌人撤退时破坏，确保武汉安全解放。
我和德峰随解放部队前后脚进入武汉市区。我作为中原妇委书记、中原局南下干部，带领妇委的一些女同志，是5月17日从郑州乘火车到漯河后改乘大卡车进武汉市的。进城后在武汉市召开的各界人民首次庆祝解放的群众大会上，德峰用一口武汉话，向几万听众满怀豪情地宣布：“武汉三镇解放啦！我们说过一定要回来的，现在我们回来了！”会场掌声雷鸣、经久不息。
看到大家热泪盈眶，我也心潮澎湃，我们当年在武汉闹学潮反帝反封建，先烈们前仆后继、刑场就义的场景一幕幕浮现眼前。经历了南征北战、艰苦岁月，22年后重归故里，胜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先烈们若在天有灵，喜看人间伏鬼魅，遥在仙空舒彩虹，也会欣慰含笑九泉了。
22年前的告别演讲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国民临时政府在武汉成立。党组织决定，时任中国共产党武汉地方军事委员会书记（秘密）、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公开）、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通过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推荐当选国民临时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
德峰利用公安局长的合法身份为国共合作、保卫党中央、掩护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夏斗寅、汪精卫也相继叛变。屠杀共产党进步人士后，国民党内部的清党也公开化，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反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主张讨蒋，被蒋扣上“煽动暴乱”的罪名予以通缉，德峰也被列入免职铲除之列。
但反动派顾忌德峰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未敢贸然行事,设下“提拔重用、另有高就”的圈套，想待德峰交权后密捕除掉。
德峰识破敌人这一阴谋，立即报告党组织，党组织同意了德峰自行把握时机安全撤离公安局的提议。德峰当即利用敌人不愿公开抓他，而公安局大部分下属对他存在敬畏和攀高结贵的心态，布置我们的同志和“亲信”、下属，传播“吴局长要荣升高就，新局长马上到任”的消息，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动全局上下在交接那天安排了一个盛大的“送旧迎新大会”。
开会前，德峰要人事先悄悄通知警察大队全体人员，持枪荷弹准时到会受阅，听局长训话。新局长在会上看到这阵势顿感不妙，在交接仪式上也不敢轻举妄动逮捕德峰。会上德峰慷慨激昂地致辞告别，重申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并借题发挥抨击了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嘴脸，最后高呼，中国国民革命必定胜利！他向大家挥手告别说:：“再见！我还会回来的！”
在一片鞭炮锣鼓和欢送吴局长荣升的喧嚣声中，在前呼后拥的欢送人群中，德峰安然归宅化装与等在江边的我（当时组织安排我以德峰未婚妻的身份配合德峰工作）乘小划子过江到汉口，自此德峰就脱离了国民党，结束了武汉国民政府常委、公安局长的政治生涯，并立即走马上任，担任我党湖北省军委代书记、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鄂南特委书记等职，依据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精神，领导湖北省武装斗争，组织领导了鄂南暴动。
1936年，我和德峰随红军长征到保安不久，即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蒋抗日的“双十二事变”，恩来同志命德峰和我带肖佛先、女儿岷生随他去西安工作。
蒋介石回南京后将张学良将军扣押软禁，局势突变，根据毛主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指示精神，恩来同志决定德峰留在西安负责组织、领导秘密情报工作，守护延安大门。我和德峰再次由公开转入秘密工作。1938年秋，抗日战争环境越来越恶劣，我们的情报工作任务也越来越繁重，人员组织不断增加扩大，为了轻装上阵，解决孩子的拖累问题，经组织同意我于11月份将岷生送回武汉抚养。因德峰的母亲年纪大，带爱生、中生两个孩子已不容易，我就将岷生送人做养女。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出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华，以“公正”的面目“居中”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在重庆成立了以国、共、美三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并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代表饶伯森共同组成。周恩来同志调德峰到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配戴中将军衔）。德峰受命从张家口出发前慢性盲肠炎急性发作，中央改派李克农去了。盲肠炎控制住后，中央又通知吴德峰赶往北平任执行部秘书（改穿便服）派往武汉。
寻找烈士遗属、遗孤
德峰随周恩来到武汉办事处后，周恩来同志宣布，在武汉方面，党内由吴德峰、郑绍文、薛子正三人组成领导班子，由德峰全面领导负责，并负责协调武汉执行组和建立新四军办事处工作，负责中原军区的军费供给、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联络、组织搜集情报等项具体工作。这是18年后德峰第一次重回故里——武汉市。德峰这次到武汉途经张体学旅等部时，向他们传达了党的“七大”会议精神，并为中原军区提供了物资、经费及重要情报……
德峰获取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谈准备再次发动内战等情报后，立即报告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当时驻在南京)，经周恩来同志同意，他安排武汉我方部分人员撤出，并按周恩来同志命令，他辗转南京安全撤回。后来据薛子正同志说，当国民党由刘峙指挥发动对中原军区宣化店战争后，反动派到德明饭店软禁了我方工作人员，指名要抓吴德峰时才发现他已走，气得特务顿足大骂：又让这个“老狐狸”跑掉了！最后把软禁的我方同志送回了北平军调总部。
武汉解放后，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寻找烈士遗属、遗孤。
我和德峰首先找到并探望了徐全直烈士（陈潭秋夫人）的母亲，从徐妈妈处知道了潭秋、全直烈士所生的平平（大儿子陈鹄）、慈君（女儿随母姓徐）、志远（小儿子）3个孩子的下落。德峰知平平、慈君远在重庆读书，生活困难，当时重庆还未解放，德峰曾想通过地下组织送些钱去接济他们，但考虑到孩子们的安全，未能行事。重庆解放后他立即让秘书与重庆市长陈锡联联络安排照顾烈士遗孤，后依照徐妈妈和孩子们的意愿，德峰与先念同志联名发电报给时任西南局书记的小平同志，请他关照，将烈士遗孤送回武汉。
我们还找到了林育南和陈荫林烈士的妻子、遗孤，为解决其困难，由我把母女安排在妇联主办的健康托儿所吃、住、工作；找到蔡以忱烈士遗属，德峰要秘书陪同他们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找民政局局长以烈属安置厚待；林祥谦烈士的夫人在烈士牺牲后住在尼姑庵以糊纸盒为生，找到后也让民政局以烈属安置厚待；找到龚增祥烈士的母亲及妹妹龚增懿发给了烈属证，并写信告知其在美国当医生的小妹夫妇，全国解放了他们兄长的理想实现了，欢迎她们全家归国继承兄长遗志报效祖国，后来他们不仅回来了，而且还是到祖国缺乏医疗、条件最艰苦的大西北去效力。
解放后的第三天，我的表妹章文彩烈士的姐姐章文华在报上看到了德峰的名字，她打听不到我的消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试着到德明饭店找德峰，在德明饭店门口她看到一个正在玩耍的小女孩，心想，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没有家庭、孩子”，怎么会有小孩呢？见到德峰才知道我还活着、门口玩的小女孩就是我们的小女儿持生。互道离别后情形才知道，文华表妹的丈夫抗战时车祸死在四川，女儿宁胜患眼疾看不清东西寄养在伯父家，儿子送进新华书店为徒，文华与母亲章（欧）阳氏失业生活无着落，住进寡妇堂，靠做手工讨生活，无法养活烈士的儿子谢小黎，只得将他送进孤儿院……看到她们孤寡三餐不饱、风雨无遮的悲惨生活，我心里很难过，文彩随我参加革命，现在我回来了，她却为革命牺牲了尸骨无存，在革命队伍中生的双胞儿女也不知所踪……我们都哭了。解放初期，政府也很困难，一点抚恤金也实在难养他们孤寡数口人，我和德峰商量后决定把章（欧）阳氏视为亲生母亲接到家中奉养，从此我和德峰改口称她为“娘”，我们让孩子亲切地叫她“家家”（外婆），孙子们视她为曾祖母尊称为“太”(太祖母之意)，为其养老送终。同时将文华、宁胜也都接到家中扶养，宁胜养到出嫁，文华养到儿子接走去四川，谢小黎解放初，子承母志参加革命工作，抗美援朝时参加志愿军成为一名革命军人。
为老领导、老战友们寻亲
解放初期，我党校同学浦安修（彭德怀夫人）从北京来信讲，彭（德怀）老总惦念在湖南老家的兄弟和亲属的下落，又不愿以家庭小事麻烦中央和湖南地方领导，所以拜托我和德峰，希望能在百忙中派人到老总家里去看看……
接信后德峰立即派人去湖南寻找，派出的人打电话回来说，彭老总的两个弟弟（彭金华、彭玉华）等成年男丁几乎都遭反动派残杀，只剩孤儿寡母四处躲藏度日……德峰听后心里非常难过，当即命派出的同志，留些家用钱，先把彭总的适龄上学的侄子、侄女带回武汉抚养，其余问题放后再逐步解决。去人带回来彭鹏、魁梅、康白、玉兰4个孩子（时间长了名字记忆可能有误），初见面时最大的20多岁，最小的大约12岁。
解放初，我和德峰都各自住机关宿舍，连个家都没有，所以彭鹏四兄妹到汉后就先安排在招待所住。由于老家家境困难，4个孩子基本没念什么书，德峰让秘书按程度分别安排他们补习文化，我们与王长德校长（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夫人）联系，把最小的玉兰送到四野子弟学校（后改名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和我们的女儿持生同住校读书。因去得匆忙，被褥等生活学习用品一时没准备齐全，我就叫持生照顾玉兰，跟她同睡一个被窝，并将笔墨、纸张等学习生活物品平分给玉兰用……1950年2月接到安修的信后，我们才将彭鹏兄妹送往北京。
在离开西柏坡时，曾三同志讲，他有个儿子叫朱玉久，因战争原因寄养在商丘附近，希望我们帮他找回。德峰到商丘开会时专门要秘书找到曾三的儿子朱玉久，来武汉后朱玉久才知他的父亲是曾三同志。
远在西安工作的刘抗同志也来信讲她哥嫂牺牲后生有一女流落湖北，托我们帮助寻找，最后通过线索从一个贫苦农民家找回了这个已经改名“崔娣”的烈士遗孤。我就把她接到家中与章（欧）阳氏祖孙住在一起。崔娣是个非常勤劳、朴实、懂事的小姑娘，刚接来时才10多岁，经常想回养父家，并偷偷落泪。据她告诉我们，养父母家虽穷但非常疼爱她，视为亲生，养母病逝后养父再婚，因后母虐待她，养父一气之下将后母赶走，她惦记养父一个人在家无人照顾，我们大家劝慰开导她，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等长大了才有能力帮助、照顾养父。她很懂事，后来安心在我们家一直住到她姑姑刘抗把她接走。
我们还接到过党内一位老同志的信，要我们照顾安慰他已离异的身体不好的前妻，并帮她找回长征时生的小孩。考虑到她们长期住招待所不便，德峰就将政府分给他和儿子、秘书、警卫员住房的四间房中腾出一间让他们住。
任弼时同志逝世后，我和德峰都非常伤心，专门接陈宗瑛同志到武汉住了一个多月，希望从精神上、生活上尽量给予她体贴、关照和安慰……
这一桩桩一件件，虽都是家事、琐事、儿女之事，但都反映了战争年代的残酷，表现了我们革命同志为革命事业献身，不得不割舍儿女亲情的共产党人的情操。德峰常说我们的先烈们为了今天革命事业的成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的战友们为保家卫国继续上前方战斗，他们的遗属、家属就是我的亲人，我们不管谁管！因此解放后凡是烈士的遗属、战友的家属有困难找到我们的，我们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想方设法去帮助解决。德峰经常对我和孩子们讲，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得到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千万不能忘记为之奋斗牺牲的先烈们和帮助、支持过我们的人民大众！
恰当处置盘根错节的复杂亲友关系
湖北和武汉是德峰和我土生土长的家乡，人情风俗、地理环境、人际关系、社会情况……都非常熟悉了解，对开展工作带来诸多方便。但作为执政党的一市之长，盘根错节的复杂亲友关系如何处置恰当，是摆在德峰面前的一个新问题。德峰当时解决的原则是，立党为公、遵守党的纪律国法、依章办事，顾全大局，该办的办，该回避的回避，不该办的不办，不论亲疏、贫富一视同仁，在处理过程中注意政策、讲究方式方法，尽力做到给党、国家和社会不增加麻烦和减轻负担。
德峰家庭出身特殊，社会关系复杂，我虽出身城市贫民，关系也千丝万缕。我俩商定亲属家事都由我承担处理，减轻德峰负担，也留有回旋余地。
解放军南下时，德峰以同乡、同学、同事、亲友等老关系名义向在武汉、襄樊、保康等地的国民党军政、地方官、甚至土匪头目写信劝降，回武汉后见到亲友、同学等老关系，第一件事就告诫大家，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参加过反动组织，或做过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要立即主动向政府坦白交待，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给予出路”，政府对有问题甚至有罪恶的人只要交待彻底、表现好是会宽大为怀的，有问题、有罪恶的人不要怀有侥幸心理、错过良机去选择自绝人民的道路……
但德峰的一个表弟龚××未听劝导，最后因反革命特务问题被武汉市公安部门逮捕关押。德峰的大舅娘带着表弟妹找到我和德峰，一进门就哭跪不起，求我们法外施恩放出她的独生子，我们分别用双手把大舅娘和表弟妹扶起来，德峰语重心长地对她们说：“大舅娘、表弟妹，不是我不帮忙，我在离开武汉时就跟我母亲交代过，嘱咐家人、至亲不要参加任何反动党派组织及活动，解放后第一次见面时我又向亲友们讲了党的政策，有什么问题一定主动坦白交代，争取宽大。表弟隐瞒欺骗我，没讲老实话，这是他咎由自取。你们现在要去做的，就是协助政府做好他的转化工作，他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坦白，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别无他路。我是市长，是代表人民政府的，不能徇私枉法，我没有权力去讲情放他，他对人民犯了罪就应该服刑，只有向人民低头认罪争取宽大，是他唯一的出路。舅父参加过辛亥革命，以实业救国支持过革命，为革命尽过力，这一点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舅母今后生活如有困难我会尽力帮助的，表弟妹你有文化，也应放弃养尊处优的生活，不要再坐在家里当太太享清福，要参加工作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和全家了。只要你努力工作，你和大舅娘、孩子们是有出路的。”
1949年秋，德峰的胞弟吴士悉持保康县县委证明其开明绅士身份和襄阳地委书记张廷发（后任空军司令）和副书记杜景云介绍信，送我们寄养在老家的几个孩子从家乡到武汉。吴士悉大革命时代曾随德峰任过武汉市公安局督察长，为革命做过不少事，抗战后随继母回老家再未见过面，当时德峰工作忙得经常连轴转，看张廷发等同志写给他的信后，叫我与吴士悉谈过一次话，后交待秘书肖望接洽送他到政府办的“留用人员学习班”学习，交组织审查安排。不久，湖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农民进城将吴士悉带回乡斗争、镇压。我和德峰始终尊重地方政府，在处理吴士悉问题的过程中从未干预过问过，没有让其逃避土改斗争（注：据肖望同志说，“若干年后，吴老早已去世了……原武汉市硚口区委书记于鸿章同志，武汉解放前，他在保康当过中共区委书记。他说对吴士悉处理太不慎重，当地政府也承认是误会。吴士悉对革命有过贡献……在剿匪反霸斗争中，人民政府要吴士悉上山说服国民党散兵游勇投诚。他为此立了功）。
有本事接收旧城市，也有本事建设好新武汉
武汉市在解放前就是南北交通、商业文化重镇，刚解放时经济萧条，城市千疮百孔，百业待兴，人口密集，鱼龙混杂，国民党走时做了很多反动宣传，留下一个烂摊子。
人民政府在经济问题上首先遇到的是金融、粮食问题。金融市场紊乱，货币贬值一日数变，粮食紧张，奸商囤积居奇，有价无市，不法分子妄图拖垮、饿死新政权。
在财政税收问题上，不法分子也千方百计捣乱破坏，大肆造谣污蔑，扰乱新政权财政税收。
在政权问题上，反革命活动也很猖狂。说什么新中国政权是“红旗飘五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镇反开始，特务打电话向我们公安机关公开叫号，说什么我就是特务在某某地方，你们来抓吧！并开展暗杀、纵火、投毒等反革命破坏活动。在新生花园等地集会会场曾破获多起企图暗杀市长吴德峰的特务案。
解放后农村土改反地主恶霸，城市取缔反动会道门、反霸头、打击地痞流氓反动恶势力，封闭妓院暗娼，解决妓女安置就业问题，揭露帝国主义育婴堂残害中国孤儿的罪恶暴行……斗争尖锐复杂。
武汉是个江城，要防洪防汛、修堤筑坝，建设维修公用设施，恢复工厂生产，发展经济建设，开展劳动竞赛、救济灾民……全市120万人口，衣食住行，养生送终，人民政府都要考虑和安排，千头万绪，百业待兴。
解放不久，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唇亡齿寒，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全市上下动员适龄青年参军参干，男女老少支援前线热情高涨。
解放初我们遵循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政策，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全市人民迅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支援前线，安定秩序，为巩固新政权、建设新武汉努力奉献。德峰在青年剧院（现为市政府礼堂）发表施政讲话，明确指出：武汉过去是消费城市，今后要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城市，主要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商品交流，保障供给；共产党有本事接收旧城市，也有本事建设好新武汉。
我们进城的前一天，武汉下了一场大暴雨。为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德峰一进城就找到水利专家涂允成工程师，仔细询问，听取意见，采纳良策，并请涂工程师陪同他和有关人员查看了沿江大道防水墙、张公堤、岱家山排水闸和金潭、银潭等堤防险要地段，并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认真做好防汛工作。汛期内，他天天关心水位涨落情况，有几次水位超过警戒线，德峰就睡不好觉，紧急召开防汛会议，布置防汛部门率领军民上堤，抢修险段，确保了江城安全，终于度过了解放后第一个汛期。
德峰经常深情地对同志们说：“大革命时期，武汉人民支持、保护过我们共产党人，我有切身体验；今天解放了，我们共产党人要百倍地回报武汉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的确，我们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血肉、鱼水情。1951年5月汉口“重划区”（现汉口大兴路一带）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烧毁了棚户区几乎所有的木板房，受灾居民达3300多户，许多灾民无家可归。据德峰的警卫员告诉我，德峰闻讯后立即带秘书和市公安局长朱涤新、市府秘书长易吉光等同志奔赴火灾现场，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火灾善后处理委员会，及时解决了万余受灾居民的吃、住、用水、医疗等急迫问题。受灾居民们含着热泪激动地说：“共产党真是穷苦人的救命恩人。”一位老婆婆拉着德峰的手说：“我活了70多岁，没见到像你这样好的市长！”
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牢牢树立了共产党新政权不同于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形象。
经济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建国初期，我们党十分注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加强党的凝聚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好新中国。民主人士陈经畲，曾经为共产党和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为团结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一道搞好城市建设，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新生的武汉市政府牢牢掌握党的统战政策，聘任他担任了武汉市副市长，陈经畲先生接到任命后十分激动，连连声称中国共产党胸怀博大，吴市长深明大义。
新政府成立，旧政府留下人员，何去何从，很多人心怀疑虑、忐忑不安，德峰立即召开全体人员大会，讲明党的政策，一视同仁，指明出路，安定了人心。对待曾在旧政府工作过的留用人员，我们政府都给予热情地关怀和适当安置。德峰进城后的第一任司机干师傅，是原国民党武汉市市长晏勋甫的司机，随汽车接收过来的。有的同志出于安全考虑，提议要给德峰换司机。他不同意，说：“只要我们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那么人民也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工作。这位师傅有开车技术，为什么不能给我们开车呢？”
人民政府解放后经济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就是解决数百万军队和老百姓吃饭穿衣、工厂开工、金融市场货币流通等等问题。当时不法资本家、奸商囤积居奇抢购粮食、布匹及棉花等工矿企业用原料，拒收解放区货币，致使粮食等物资短缺、无货，工厂不能开工，物价和房地产价都飞涨，银元黑市猖獗、金融市场极其混乱。各种谣言一时四起，说什么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边区纸币要贬值不如废纸……反动派甚至针对我财政局局长伍能光和税务局局长张先进两同志的名字做文章，写了一副所谓“张罗货先进，伍月定能光”的反动对联，影射用不了两三个月共产党一定被赶出武汉三镇，新政权一定会垮台。
为了捍卫、巩固新政权，德峰几乎天天召集市委党组成员和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行长及市贸公司经理开会，我作为政府委员、市妇联主任，也列席过一两次会议。针对系列问题，政府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譬如，依靠军队从解放区调运进大批的粮食、棉花、布匹等物资；成立自己的贸易公司，组织干部亲自上街卖粮、卖布等物资，专收边区币；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稳定市场平定物价；控制加工订货，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设置房地产管理部门，限制房价租金；在市容建设上主张因陋就简、节约开支，先盖职工宿舍，发展生产，解决失业人员就业和市民的住房问题，反对大兴土木，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制定了全市机关干部利用节假日参加公共建设义务劳动的制度；树立了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走访贫苦棚户的良好作风……
在全市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武汉市政府很快打败了不法资本家、奸商、敌特的进攻，稳定了市场价格，解决了粮食、布匹、原料、货币流通、市政建设、水患、火灾等等问题，当年就完成了7亿多斤粮食税收，名列全国第一，受到中央表扬。（注：5月6日见报之“恰当处理盘根错节的复杂亲友关系”，谈到吴德峰市长的表弟龚××。龚先生之子龚昌时、龚大时先后与本报联系，说他们的父亲已于1985年平反，并出示了吴德峰当年的秘书肖望于1993年写给武汉市供电局党委的证明材料。他们说，父亲平反后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迟到的好消息告诉吴德峰，因为吴德峰夫妇已先后于1974年、1976年去世。
时任武汉市科委主任的肖望当年在证明材料中说：龚增益先生原系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总务处副处长，他是吴德峰市长的亲表弟。因解放前与吴老保持联系，并接受维护城市水电安全、迎接解放任务，因之解放后吴老即与之有接触，并布置龚先生继续在公司协助当时军代表搞好接管工作，以保证城市正常供电供水，安定城市人民生产生活，并争取公司上层人士返汉工作，作出很大贡献。但1951年龚先生被审查，成冤假错案，1985年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改判，全面平反……
武汉解放初期的妇女工作
武汉解放后，我先后任中共武汉市委委员、政府委员、市妇委书记、市妇联主任、中南局妇委书记等职。德峰和市政府其他领导非常重视支持妇联工作。
武汉刚解放，社会情况极其复杂，妇女团体组织五花八门，有我们地下党领导的妇女组织、也有资产阶级和教会办的妇女组织，还有国民党官办的妇女组织。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各界、各阶层的妇女对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大都缺乏了解，有的听信谣言，持怀疑态度；有的则持过高要求对党的政策不满意；甚至还有少数的在封建、帮派恶势力的压迫影响下，对我们党的政策采取敌对不友好的态度。
针对上述种种复杂情况，我们根据全国妇联、武汉市委、市政府要求，尽快在市、区、街道、工矿、码头、机关和事业等单位分别建立各级、各种妇联组织，把全市的妇女组织发动起来，进行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教育，把全市妇女紧紧地团结在妇联周围，共同为建设新中国、建设新武汉而奋斗。
我们遵照“以女工为基础，团结其他劳动妇女，争取知识妇女、自由职业妇女及其他各阶层妇女，为肃清敌人、建设人民的新城市而努力”的方针指示，一方面迅速接管和整顿武汉市原有的各种妇女组织，召开各方面、各类型妇女代表座谈会，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和我们成立妇女联合会的目的、意义、宗旨和基本任务、要求；一方面又派出工作组到女员工密集的纱厂、烟厂、打包厂、被服厂、电讯局、邮政局、学校以及失业劳动妇女、家庭主妇中去开展组织、宣传、教育工作，使女员工和失业、家庭妇女懂得我们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以及建立遵守劳动纪律、努力生产工作、支援前线的端正劳动态度。通过我们耐心细致的工作，很快消除了各界、各阶层妇女对党的政策、方针的疑虑。我们不仅深入基层做劳动妇女群众的工作，而且也十分注重做知识、工商、宗教及上层民主妇女的统战工作，向她们讲解宣传党的政策、了解她们的思想状态、表彰她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奉献。鼓励她们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并欢迎她们参政、参与妇女工作，与我们共同努力为建设新中国、新武汉而奋斗。
我们曾亲自登门拜访过民主人士李冬青、胡文裕等人，请她们参加市妇联筹委会工作，还聘请了名伶艺人陈伯华、杨菊平等人，武汉市妇联成立后她们都成为我们市妇联成员或骨干带头人，为武汉市妇女工作做出了奉献。为了把妇女姐妹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了解除家庭双职工的后顾之忧，妇联首创主办成立了第一座公办的“健康托儿所”，为全市及工矿企业后来办托儿所树立了样板。
武汉市第一次妇代会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领导下，经过四个月的筹备，在9月25日正式开幕，出席武汉市第一次妇代会的妇女代表共298人，都是经武汉市各界、各阶层、各条战线层层选出来的杰出代表，会议开得非常成功。这次大会确定以女工工作为中心、以纱厂女工为重点开展妇女工作，并通过了《武汉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及《武汉市妇运方针与任务的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武汉市妇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武汉市妇联正式成立。代表们在会议讨论中从始至终都热情洋溢，大家都为有了能保障妇女自己权利的组织，为妇女能与男人一样平等，同工同酬同劳动、同参与管理国家大事而从心底感到了高兴和兴奋。
当时妇女获得解放、获得新生的情景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和体会的，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看到过旧社会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妇女被压在最底层的悲惨命运，对妇代会代表当时的喜悦心情最理解、最体会、最有感触的。在后来的岁月里，我经常提醒在新社会长大的后代儿孙，要她们了解旧社会妇女的遭遇，要努力奋进，珍惜、捍卫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和权力。
积极支持两个儿子和两个外甥参军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正式成立了!
10月2日，武汉市各界人民群众在汉口中山公园体育广场，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暨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中南局领导和市委书记张平化、市长吴德峰都发表了讲话，讲话指出：新中国象征着东方和平的力量，是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市政府组织的20余万人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直至夜11时才告结束。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为了保家卫国，我们中国出兵援朝为正义而战。武汉人民响应政府号召，大张旗鼓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政府发动全市各界民众积极支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以各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形势的宣传、教育。全市各界民众举行大游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全市抗美援朝达到了高潮，显示了武汉市民的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觉悟。
紧接着，全市上下动员适龄青年参军参干，我和德峰也积极支持正在学校读书的两个儿子——卅生、中生和两个外甥汉堡、瑞士带头参军、参干。
在捐款、捐物活动中，各界人士踊跃参加，很多人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和金银珍宝等物资捐献，我们妇联还主持了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捐献香玉号飞机在武汉市的义演和座谈会；市政府各机关社会团体齐动员，组织工农商学各界市民支援前线，为志愿军战士制鞋、制棉衣、炒米炒面制干粮。发动组织了25万妇女共生产棉军服94万6千4百多套，军需装备308万8千多件。
武汉市在民主改革、民主建政、反帝、反霸、反封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市妇联接管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开办的花园山育婴堂，揭露了盘踞在育婴堂内的反动组织“圣母军”在二三十年中虐杀四万五千多中国婴幼儿的滔天罪行，组织市民实地参观，展示了从地下挖出的被残害的婴儿和修女白骨，并组织被残害、受侮辱的儿童、修女控诉“圣母军”的罪行，对广大市民进行了一场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反动分子披着宗教外衣罪行的爱国主义教育。为了配合这次教育，武汉京剧团还根据揭发出来的事实编写成剧本，由扬菊萍女士担任主角演一个受残害受污辱的青年修女；还以解放前在汉口璇宫饭店发生的“美国大兵集体强奸中国妇女案”史料为背景编剧，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美帝欺压、污辱中国妇女的罪行；组织全市码头、纺织纱厂等工矿企业开展民主改革反封建、反把头等恶势力斗争，组织纺织、纱厂开展反对拿摩温、取缔搜身制等运动。
1950年4月至5月全市组织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积极地大力广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市妇联配合市司法机关自《婚姻法》公布后的22天内，受理婚姻案件达110件，这期间市司法、妇联等相关部门门庭若市，每天接待来访、询问婚姻法内容的相关群众不计其数，甚至不少受歧视虐待的妇女跑到妇联投诉请求保护，市司法、妇联等部门都一一热情接待帮助解决，并帮助分析原因讲明道理协调和好了一些婆媳、夫妻、家庭关系。市妇联、新闻宣传等机构经常以报刊资料、歌舞戏剧、座谈会、深入基层工作、抓典型等方式积极宣传贯彻婚姻法，记得当时有一首宣传婚姻法的歌，“春天里来百花开，政府贯彻婚姻法，男长二十，女十八，婚姻大事自当家；包办婚姻要废除，重婚纳妾决不许，寡妇改嫁自做主，坚决禁止童养媳……”，此歌易教、易学朗朗上口，妇联就组织教大家唱，几乎大人小孩都会唱，大街小巷都在唱，掀起宣传执行婚姻法高潮。
消费的武汉变为生产的武汉
1951年5月，武汉市政府下令，在武汉市全面开展取缔卖淫嫖娼、关闭妓院等淫秽场所的活动。
娼妓、妓院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它严重地污染社会，危害社会的道德风尚，它逼良为娼，无视妇女尊严，把妇女当作地痞、恶霸、人肉贩子泄欲赚钱的工具，严重地损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必须坚决取缔它，消灭它！这也是一个政权文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这对旧社会三教九流集中的码头城市——武汉市是件大事。
早在1950年，武汉市公安机关就曾对娼妓活动采取登记管理办法和若干管制措施。当时全市登记的乐户仅有336户，妓女668人(不含暗娼)；而到了1951年春天，由于外地解放而逃跑的妓女、舞女纷至沓来，致使武汉市妓女达到5000人左右，依附她们为生的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社会渣滓、流氓地痞，竟多达2万余人。
在这次取缔娼妓的活动中，武汉市政府的方针是：严格限制，逐步缩小，准备条件，最后消灭。这次活动持续到翌年的9月，在乐户、妓女大大减少的情况下，武汉市政府一举封闭了全市妓院，逮捕法办了罪大恶极的乐户老板52人，收容妓女251人。与此同时，政府还创办了新生妇女教养院，对收容来的妓女进行政治教育和劳动改造，并帮助她们医治性病、学文化、学技能，将她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有文化、有技能、能自食其力的新人。
在全市领导重视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配合下，武汉市对妓女及旧社会人员的改造和教育，在全国同类直辖市中当属开先河之举，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可鉴之处，曾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认同和表彰。
1951年2月15日，武汉市召开了第一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表彰了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会议由市工会主席江浩然同志主持，德峰作为市长也到会为朱玖等七位特等劳模授奖。德峰在会上号召全市“组织起来，为建设新武汉而奋斗”，他曾讲过，“光靠劳动模范本身不行，必须党(组织)、政(府)、工(会)、青(年团)、妇(联)支持”。根据这一精神，市妇联为了配合政府的工作，于2月25日，主持召开了劳模家属大会，强调家庭要和睦。讲明了，职工和家属要互敬、互爱、互相体谅；把家庭搞好，把生产搞好，这是职工和家属的第一政治任务；家属们把家务搞好了，就是帮助了职工，使他们在生产上无后顾之忧，生产工作才能搞得好；生产搞好了，生活才能提高，家庭、社会才能安定团结的辩证道理。青年团、工会、妇联，围绕劳模大会精神，配合市政府分别召集了“劳模大会女青工、女青年团座谈会”。
由于我们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从有利于生产出发，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切身利益着想，得到了广大工农、干部、市民群众支持，武汉生产恢复发展很快。武汉市当时作为中央直辖市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在全国各地区、各级组织支持下，在全市各级领导和民众的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奋斗下，到1950年底，全市电、水、纱等月产量已达到解放前最高月产量的86.7%，纱布、机米、火柴都已超过解放前最高月产量。京汉、粤汉铁路于1949年底即已通车，武昌到汉口的轮渡也早就恢复，武昌到汉阳的航线于1951年初已恢复。通往汉口工人密集区的硚满路也于1951年4月修好通车了。硚满路通车当时是件大喜事，在大雨中举行的通车大会上，由德峰剪彩，这象征着消费的武汉变为生产的武汉的开始。武汉市的面貌迅速地发生着变化，在改造旧武汉、建设新武汉的工作中，凝聚着武汉市各级领导、全市人民的心血和奋斗。在中央的领导下，武汉市的经济斗争很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终于度过了难关，很快恢复了经济，初步奠定了武汉市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