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毛主席（2）

作者：王芳

酷爱读书的毛主席

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书不离身，手不释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这样。他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谈古论今，皆成文章。我有幸能经常聆听主席的教诲，并且他同我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读书和学习。

一次，我陪主席爬玉皇山。那时山顶寺庙里有周武王、姜太公等塑像，都是历史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主要人物。主席看了看我，问道：“《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我说：“在家读中学时看过。”“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我说：“纣王宠信妲妃，乱了朝政。”主席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则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主席又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却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则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他被我们打败了。”主席博古通今，为我所用，随便抓住一个话题，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主席还问我：“你看过《三国演义》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看过。”主席又问：“你知道关羽姓什么？”我随口说：“姓关。”主席说：“不是，关羽原来不姓关，也不叫羽。因为关羽生性仗义，在家乡杀了人，被官兵追捕。他逃到潼关，但出关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为了安全，他便指关为姓，以羽为名，比喻自己像鸟一样飞出潼关。所以，后来就叫关羽。”主席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事后，我特地查阅了鲁迅写的《古代小说史考》，也咨询了历史学家，都没有查清楚。关羽原来到底姓什么，至今我也不知道。

毛主席读书很勤奋，可以说读书成了他的“一癖”。他睡的床与众不同，一边堆着各类书，一边是睡觉的。他的办公桌、休息室，甚至洗手间里，都放着书。毛主席初来杭州时，我不熟悉他的读书习惯，为他整理书籍，毛主席看到后，立即过来阻止。他说，书是用来读的，不是装饰门面的。有些人把书锁在书橱里，实际是不看的。我们要做工作，没有多少专门的时间读书。我到处放书，随手拿来，读上一页一段，多方便啊！

有一次，我们陪主席去绍兴游东湖，主席一路兴致勃勃地与我们谈《红楼梦》，结果湖未游成，谈书倒谈了两个小时。

据我观察，主席读书非常认真，常常在书页中圈圈点点，作旁注眉批，写评论。他读书很多，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真是博览群书。他经常向我们讲唐代杰出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勤奋治学的精神。他说，韩愈的《进学解》是篇好文章。“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很有道理的，要获得精深的学识，就得靠一个“勤”字。

毛主席谈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时说,屈原如果再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产生如《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中国状元写不出好东西，好的文章通常是那些不得志的人、穷秀才写出来的。 毛主席还以杭州西湖的6合塔作比喻，说明做学问先要打好基础，然后“再一层一层地叠起来”。

毛主席的这些谈话和比喻，对我们教育很深。在繁忙的公务中，毛主席还那么勤奋读书、刻苦学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毛主席读书，很重视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他常常用孟子的话来启发我们：“心之官则思”，大脑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用来思想的，它是加工厂，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积极思索，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养成勤于思考的习惯。

主席十分重视把读书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他对我说，住在北京出不了好东西，要经常到下面去，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调查实际情况，呼吸新鲜空气，为“加工厂”收集原料。他经常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作调查。在浙江视察期间，他主动深入基层；在杭州小营巷，他走进普通居民的家，详细询问街道卫生和群众生活情况；在省农科所，他扶犁耕地，饶有兴趣地听取农机科研工作的汇报；在省军区后勤部的油库和金华驻军的连队里，他和解放军战士亲切交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富阳新登、萧山西兴，他下田察看水稻、蚕桑、络麻、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设想如何发展农业生产问题；在金华双龙洞水电站，他仔细察看水电机组设备，热情赞扬工人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在列车车厢里，他接见金华、兰溪、永康、诸暨、萧山等县委书记，向他们调查有关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问题；在杭州住处，他亲自提名，请上海的几位著名专家和教授，来杭州共议大政方针。毛主席这种不耻下问、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959年冬1960年春，毛主席主持读书小组的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人，在杭州丁家山聚会，华东地区省、市委书记也参加了。会上，主席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田家英负责记录整理。由于长期工作的关系，我和田家英十分熟悉，他经常把整理好的主席讲话拿给我看。我看后常常把主席讲话的要点摘录下来，觉得这是我学习的绝好机会。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我盗窃党和国家机密的重大罪状。

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毛主席不仅重视正面经验，而且十分注意反面的经验。1957年，毛主席在杭州准备接见外宾，外宾未到之前，他问我，“你犯过什么错误没有？”因为问得突然，我有点茫然，回答说：“政治上的错误没有犯过，工作上的错误恐怕不少。”主席说，“你没有犯政治上的错误，这就是你的缺点。”我疑惑地说，“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犯错误，中央发了文件，我们都认真学习了。”主席语重心长地说，“那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只有正面的经验还不行，还要学会接受反面教育。人不要怕犯错误，比如小孩子学走路，摔跤就是犯错误，可是不摔跤就学不会走路。人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只有接受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才是全面的。”毛主席的这段话，至今铭记于心。

毛主席爱听京戏

主席工作之余，活动时间很少，内容也很单调，除了爬山，就是游泳，他通常是晚饭后，在南屏游泳池里游上个把钟头。夏天还游钱塘江。那时，钱塘江水深、流急、风大，但主席喜欢大江大河、大风大浪。我陪主席游钱塘江，他每次都是兴致勃勃，风浪越大，他越高兴。

星期六的晚上，通常情况下，主席也参加住地举办的舞会。江青也来，她各种舞都跳得很好，舞场上她是当之无愧的舞星。主席跳舞很随意，只是跟着舞伴随着曲子走步。他总是到得最迟，离开最早。因为主席的办公时间大多在晚上，每天有很多重大事情在等他处理。

主席闲暇时间很少，听京戏是他休息时最大的乐趣和精神享受了。当时所有京剧名家的唱片，他那里都有。主席极少观看京剧名家演出，生怕打扰别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搞了一些唱片，平时没有工夫听，只是吃饭时听上几段。主席有一个特点，干什么都很投入，听戏也一样，高兴时还跟着唱片哼上一段，有板有眼的，唱得真不错。主席最爱听老生戏，尤其是言、马、谭、高老生四大派的戏，百听不厌。如言菊朋的《卧龙诸葛吊孝》、马连良的《借东风》、谭富美的《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高庆奎的《逍遥津》，他都能一字不落地背唱出来。

主席在北京几乎不看戏，来杭州期间倒是在杭州饭店的小礼堂里看过几次戏。比如，小七龄童的《追韩信》等。看宋宝罗的《朱耷卖画》时，宋宝罗一边唱，一边画大公鸡，一段唱毕，一只大公鸡也画好了，当场送给主席。主席还看过越剧《双下山》、婺剧《吕洞宾戏牡丹》。他说，这两个剧种都不错，应当好好提高和发扬。婺剧本来是金华地区的小剧种，没有什么影响。1962年进京参加全国地方戏会演，得了奖，从此名声大振。

主席知道我也喜欢京戏。一次在从杭州去江西的火车上，我陪主席吃饭，正在放京戏唱片，是筱爱茹的《辕门斩子》和《二进宫》。主席问我：“你熟悉筱爱茹吗？”我说，“在济南读书时，星期天经常跑去看她的戏。她是济南戏曲学校的老师，很有名气，也很爱国，日本鬼子侵占济南后，她坚持不上台唱戏。不过她有抽鸦片的坏习惯，后来听说病死在滕县。”主席听后十分惋惜。

还有一次我陪主席去上海，他想听京剧言派的戏。当时言菊朋已去世，言少朋又不在上海，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找来一位言派的票友唱《卧龙诸葛吊孝》。这个票友长得很胖，扮相不像诸葛亮，唱得也一般，但主席一直看完了才走。

主席不仅爱听京戏，还懂戏，对京戏有不少研究。对京戏人物上场下场，锣鼓点子时间太长很有意见，说上场就那么几个动作，按按帽子，捋捋胡子，摆摆水袖，用那么长时间。下场呢，连抬轿子的轿夫都下场了，还一步一摆地慢慢走下去，而且骑马也是那个台步，走路也是那个台步。

《苏三起解》中唱道：“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到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信传，纵使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其中“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那两句台词，主席认为意思不通。苏三既然离开了洪洞县，怎么还在大街前？应当是“苏三要离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才通。主席说得有道理，可是至今这两句台词仍然那样唱。

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头上唱：“城外的街道打扫净，准备这司马好屯兵。诸葛亮无有别的敬，早买定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到此就该把城进，为什么犹疑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左右琴童人两个，我是又无埋伏又无有兵。”对“又无埋伏又无有兵”这句，主席说，“兵”和“埋伏”是一个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应该是“内无埋伏外无救兵”或者是“既无埋伏又无救兵”，不能说“又无埋伏又无有兵”，这句话不通。

主席讲《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当时历史情况。像杨延昭这样的官在家时应穿紫袍，而且他穿白袍同戏里唱的内容也对不起来。八千岁向杨延昭讲情时唱：“那时节不是我将你来保，焉有你今日里玉带袍。”杨延昭唱：“那一阵我杨家得到关照，论功劳才挣下这玉带紫袍。”这个事我后来还专门作过考证。“文化大革命”中岳飞庙拆了，岳飞像砸了，“文化大革命”后群众强烈要求重建岳飞庙，重塑岳飞像。我请杭大历史系教授查一查当时历史，岳飞应当穿什么衣服。他们说，应当穿紫袍。岳飞和杨延昭都是宋朝的一二品官，应当都穿紫袍。可是不知为什么，如今上演的《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还是穿白袍。看来，成了习惯的东西，即使错了也难改。

1959年三四月份，毛主席来往于沪杭之间，并于4月6日至10日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刘庄、汪庄还未改建好，于是主席办公、休息的地方都在南屏游泳池。一次，我陪主席游泳后吃饭时，他因为知道我喜欢京戏，在山东根据地时又演过京戏《黄鹤楼》中的周瑜，就问我周瑜是怎么死的。我说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他说，不对。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被孙权气死的。孙策死后，他的老婆大乔年纪很轻，住在后宫很寂寞，因此，大乔经常请小乔去陪她，有时周瑜也陪小乔去后宫看大乔。他去的次数多了，在后宫留的时间又长，因此，孙权对周瑜很有意见，但又不能当面讲，就处处刁难他，给他脸色看。再加上军事上不断失利，一再败给诸葛亮，孙权对他的看法更大，脸色更难看。周瑜是个十分高傲、器量又小的人，哪里受得起这种屈辱，忧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

毛主席视察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毛主席在杭州饭店接见外宾后，准备离杭赴广州。浙江省委的同志去杭州饭店等候，看主席有什么事要吩咐。当时全国正在推行消灭“四害”的卫生运动，毛主席突然提出要看看杭州市的卫生。这时，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说，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于是毛主席说去看看。此时，毛主席的一些警卫和工作人员已提前出发去笕桥机场，他身边只有我、叶子龙等几个人。我立即告诉杭州市公安局长前去部署，并通知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到场。路上，我又有意识地要司机把车开得慢一些。

小营巷居民区住着两百多户居民，房屋较陈旧，大多是太平天国时期建的，一个不大宽阔的墙门里往往住着十几户人家。解放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人们都说那时的日子是“荒年缺柴米，丰年少棺材”；解放后，小营巷居民摆脱了贫困和传染病的祸害，“讲卫生、爱清洁”蔚然成风，成了杭州市卫生先进单位。

车子一到小营巷，毛主席走下车，便进了一户人家。主人不在，只有一个小孩，主席说：“我来随便看看。”小孩开始未反应过来，主席顺便拿起小孩的课本来翻。这时，小孩认了出来，激动地说：“您是毛主席！”主席笑了，反问道：“你看我像吗？”小孩说：“您是毛主席！”并转身到门外喊：“毛主席来了！”这一喊，人群就涌过来了。接着，主席连续走进三个墙门，走进十户居民共用的灶头间和几家居民的住房，向居民了解日常生活和工作情况。主席还在一个军属家小坐，看了当天的《杭州日报》，闲话家常，参观了居民俱乐部的墙报和菜园子。此时，小营巷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毛主席来了，大家都奔到巷子里，把墙门外围得水泄不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不免有点着急，催主席赶紧走。主席说：“还早嘛，别急。”当主席被人群簇拥着走出大门时，大门口响起一片欢呼声。好几位胆大的年轻人伸过手来和主席握手，主席立即把手伸过去。有一位白发老人想挤过来和主席握手，主席看见了，就赶紧走上前去握住老人颤抖的手，那位老人顿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主席上了车，挥手向群众告别。人们主动地让出道来，高呼：“毛主席万岁！”

主席到小营巷视察，由于很突然，无论是卫生工作还是警卫工作，事先都来不及准备和布置，看到的都是和平时一样的真实情况。警卫工作看似仓促上阵，但预案周密，基础扎实。我陪主席一边上路，一边调动警力迅速到位，点和线上的重点早已不动声色地控制起来，主席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在群众没有事先组织的情况下，整个场面热烈而有秩序，人群拥挤而不混乱，居委主任和卫生组长也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就主动给主席带路介绍情况。这些都令主席非常满意。

离开小营巷，主席又到浙江农科所观看双轮双铧犁的操作表演，并亲自试用了这台农具。主席除了向该所所长询问农科所的工作情况，还指示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进行农具的研究工作。随后，主席乘飞机去广州。

后来主席从广州乘飞机回北京时，空中遇到雷阵雨天气，飞机中途迫降，非常危险。此后，中央作出决定，为了保证主席出行的绝对安全，以后外出，不再坐飞机，改乘专列。

毛主席视察钱塘江堤

钱塘江在全国来说算不上大江大河，但在浙江却是覆盖面积最大的河流，可以说是浙江的母亲河，它的支流，布满半个浙江。钱塘江源出安徽省休宁县西南怀玉山脉主峰六股尖（高1629.8米）东坡，干流向东经屯溪、歙县等流入浙江。钱塘江在出口处，因其独特的喇叭形和巨大的拦门沙坎，形成了天下奇观“钱塘潮”。

1954年1月下旬，那是毛主席第一次来杭州期间。一天，他对叶子龙和我说，要去看钱塘江。我当时以为毛主席要去观潮，就说了句，现在不是看潮的时候。毛主席说，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我立即要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易成铸去选好地段，第二天下午就去了。是日，天气比较凉，毛主席穿了件大衣，我们的车子沿杭沪公路过杭州七堡(具体地址已记不清)就停下来，这里离钱塘江堤大约有六七十米。毛主席走上江堤，沿堤坝步行了足足有一里多路。这段堤坝修得比较好，可能是清朝后期修的，长方形的石块与石块之间用特制的铁条扣住。毛主席显得比较满意，但未表示什么意见。1957年春天，毛主席又提出要到钱塘江边去看看，这次我记得是到余杭翁家埠附近。当时正值农村春季作物即将成熟时期，毛主席看完江堤，意犹未尽，还走到公路旁边的油菜花田、麦田和桑园地观看。在桑园地，毛主席待了好一会儿，才乘车返回。

同年9月，毛主席来杭州，又提出要到钱塘江游泳。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到钱塘江游泳。我们立即踏勘现场，作了充分准备。同时，我们建议毛主席去海宁看潮，也得到了他的同意。9月11日，我们安排毛主席到海宁七星庙观看钱塘江大潮。这天，好像不是农历的八月十八日，潮水不是很大，但也还可以看。毛主席看了一会儿，回到住地，写下一首诗：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从容杀敌回。

当天下午，毛主席就到钱塘江游泳。我们坐车到大桥警卫部队驻地，乘上船，开到江中心，毛主席即下水游泳。我们都陪着毛主席一起游，逆水而上，游过钱塘江大桥桥孔时，浪高水急，水特别凉，我们都有点担心。这时，毛主席一面游，一面笑着说，潮急一点，水凉一点，没关系嘛，这样才能锻炼人的意志呢！游了将近两个小时，到闻家堰我们才回到船上。以后又去游过三四次，还有一次，陈毅副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外事工作后，也陪毛主席一起去游泳，每次都是游过钱塘江大桥，到6合塔上船回住处。

毛主席在杭州会见重要外宾

杭州，也是毛主席会见外国党政、议会领导人及国际友人最多的地方之一。1954年到1963年，我在浙江负责警卫接待工作期间，毛主席会见的重要外宾就有二十二次（批）之多。毛主席在杭州会见重要外宾时，我们警卫工作一般采取内紧外松的原则，严密部署，对会见的场地一一精心布置安排，反复检查落实，做到有条不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1960年5月14日晚，毛主席临时决定要去杭州饭店回访金日成，还特别交代我和李银桥不要事先告诉他。当时我觉得有点为难，怕金日成没有准备，要是在休息我们怎么办？但毛主席说走就走，容不得我们考虑。我当即对李银桥说，我乘前卫车先去，到饭店后我去通报，你陪主席乘电梯慢慢上来。我刚通报好，金日成正起身准备迎接，毛主席已走到客厅门口。金日成对毛主席的突然回访有点惊讶，连声说“欢迎欢迎”！毛主席坐定后，他亲自为毛主席点了一支香烟。

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显得自然而亲切。交谈中，往往深刻地揭示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深入浅出地阐述我国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他因人而异，根据会见的对象不同，引经据典，妙语连珠，总是给外宾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些外宾接见前表情拘谨，非常严肃，等与毛主席交谈后，就表现得非常轻松愉快。

确保领袖安全

主席来杭州，除了工作之余稍事休息外，主要是来这里搞调查研究，思考问题，召开重要会议，作出重大决策的。

主席在杭州住的次数多，有时一年数次，每次一般住一二十天，有时两三个月，因此，中央领导来杭州的次数也比较多。如周恩来来过三十次，刘少奇来过十次，朱德来过十二次，邓小平来过十次（“文化大革命”前）。陈云同志来的次数也很多，“文化大革命”前有段时间曾长住杭州。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国务院几位副总理等也常来。他们或来杭州参加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重要会议，或来汇报工作，或陪同外宾到杭州参观访问等。

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来杭州次数多，住的时间长，活动又特别多，作为浙江省公安机关所担负的警卫任务自然是非常繁重和光荣的。同时,在警卫工作中，我们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具有优良传统和严谨作风的警卫队伍,总结和积累了许多至今仍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尤其是在狠抓基础工作、提高安全质量上，我们下了很大工夫，形成了浙江鲜明的特色。 

警卫工作要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重要外宾的绝对安全，做到万无一失，责任大如天；同时又要便于中央领导能够深入接触人民群众，不能只强调安全而切断领导和群众的联系。两方面不能顾此失彼，必须做到有机统一。

警卫工作无小事，千头万绪从何做起？首先要从基础工作抓起。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展社会基础调查，摸清社会基本情况。杭州解放后，政治和社会治安状况十分复杂，明里的敌人虽然已被镇压和管制，隐藏起来的敌人却更加危险。拿中央首长活动最多的西湖风景区来说，社会政治和治安状况就令人堪忧。那时，全市有庙宇五百余处，在西湖风景区内就有一百六十九处。住持和尚多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如虎跑寺住持赵连海曾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警卫组组长，不少尼姑也是如此。各主要风景点的商店、茶室绝大部分为政治背景复杂的恶霸特务所把持营业，因此，给社会治安，特别是内外宾游览西湖的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在调查摸底、做到心中有数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要“打扫院子，迎接客人”。首先在西湖区，清理了包括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数百人，对这些人按党的政策进行适当处理和安置。与此同时，我们对凡是主席有可能去的路线和地方，都认真进行调查摸底，适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绝对安全。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情况都在发生变化，因此，搞好社会基础调查，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无论在平时，还是各种会议上，我反复强调，警卫工作的重点是要加强基础建设，它看似被动，但我们必须做到主动。我曾在警卫工作会议上多次批评那种工作被动应付的“马弁思想”。只有扎扎实实地把基础建设搞好了，警卫工作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对周围情况的了解做到“清如水，明如镜”，确保警卫对象的绝对安全。

西湖区是来杭的中央首长和外宾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在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做到心中有数的同时，还通过赎买等办法，将西湖风景区内背景复杂的主要商店、茶室收归国有。并且，在风景区内建立多个由保卫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自觉参与的群众化、社会化的警卫据点。

1957年4月24日晚上，在杭州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一个人去龙井，事先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又无随从。总理一到龙井，那里警卫职业点的负责人朱玉林同志便主动接待，陪同总理参观茶室，介绍生产情况。同时立即布置治保干部控制内部及周围复杂人员，保证总理安全。总理十分满意。多年来，总理经常陪同外宾去吃饭的“楼外楼”菜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因此他多次称赞浙江的警卫工作基础建设搞得扎实有效。解放初，警卫工作的条件非常艰苦，大家“凭着一杆枪、两条腿，凭着一颗赤诚之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证首长的安全”。

随着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警卫工作的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与此同时，中央对警卫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社会治安基本稳定，中央领导为广泛接触群众，要求在首长警卫工作中不要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但台湾国民党当局不放弃进行武装偷渡袭扰，并派遣特务潜入勾结残余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为此，警卫工作形式转向内紧外松、不露行迹。这就要求我们警卫队伍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那时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参加警卫中央首长的人员，严守纪律，守口如瓶，在家属面前也不说实情。因此，主席在杭州住了那么多次，召开了很多重要会议，从来没有发生过泄密的情况。一般在主席离开杭州之前，社会上是不知道的。

警卫工作的基础建设是多方面的，刚到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来杭州时总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浙江的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是不分家的，都由浙江省公安厅警卫部门统一负责管理的，这与其他省、市的做法是不同的。浙江警卫工作这种区别于其他省、市的做法，也是历史形成的。从1952年成立警卫处开始，我一直主张在浙江省委领导下，警卫、接待不能分开，警卫工作必须统一领导和管理。因为警卫对象外出活动要确保安全，饮食起居也同样要确保安全，两者目的任务是完全一致的，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开来。警卫工作和接待工作结合在一起，它的好处是不仅有利于统一领导和管理，提高工作效率，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扯皮，而且把首长安全警卫和生活起居各项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提高了警卫工作的安全质量。因此，这样做的合理性是十分明显的，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一些外省市公安机关的同志，想参照浙江的做法，但不知什么原因，思想很难统一起来。所以，警卫和接待合一的体制，全国只有浙江一家，从解放初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

中央领导对警卫工作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规定省委领导“不接不送，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每次主席来杭只有我和少数警卫人员去机场、车站迎接他，送到国宾馆住下。日常事务均由我统一负责，省委主要领导不参加迎送，也不搞接见和宴请等客套，不准趁中央领导来浙江时提出要这要那。主席还规定，有事请省委汇报，平时不要相互干扰。主席外出时轻车简从，通常是三四辆小汽车，不鸣警笛，不闪警灯，不张扬，不扰民。主席经常突然改变行动方向和原先的日程安排是考验警卫工作基础是否扎实过硬的最好方法。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深入接触群众，客观地了解基层情况。

为确保毛主席、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来浙江的绝对安全，浙江的警卫工作在浙江省委的领导下，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我前面已讲了不少，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建立警卫机构，选调素质良好的警卫人员。

——抓警卫基地建设。现在西湖、西子两个国宾馆（当时叫刘庄、汪庄）和谢家花园（柳莺宾馆）及南屏就属于这个性质，由警卫处直接管理；根据杭州的情况，省委还决定新建了杭州饭店、西泠饭店和花家山几幢房子，保障接待的需要。浙江省公安厅还派出得力干部担任这些地方的领导。

——抓警卫基础建设。在首长经常涉足和游览的风景点等一些地方，建立职业掩护警卫网点，并定期进行培训。

——抓警卫制度建设。每次任务，都由我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明确任务，做出部署，各负其责；还在调查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制订了住地、路线、现场、专列等警卫方案，每次任务都事先定出方案，对饮食卫生、医疗都有预案，并反复检查落实。

——为了警卫工作方便，要排除多头领导。浙江省委决定外事工作归我负责，当时我还兼任杭州市西湖区委第一书记。

这一切，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