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感悟之半读半解《秦基伟回忆录》
作者：陆军准将
庶务缠身，笔头又很懒，磨了很久才写出这片文章，而且对于我的精力和能力也最多是半读半解，希望诸位拍砖的力道不要太重。
秦基伟的回忆录完成于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方面他对于建国前的历史叙述较详，言语也比较中肯，而且有些事敢于实话实说，不回避矛盾；另外较之有的老同志回忆录对于建国后经历根本没有述及而言，秦基伟回忆录记叙的史实则截至到1973年为止，因此他的回忆录读起来颇有价值。
白雀园苏区大肃反
对于肃反的原因，秦基伟的评价比较中肯“这么大的运动，恐怕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左右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利用党的幼稚，把运动推向极端，那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的确对于肃反，除了张国焘还有很多人要负责任，比如陈昌浩。而我的感觉当时陈昌浩年轻气盛，对于肃反所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早期革命的“幼稚”，另外他在军事上虽无建树但相对比较冷静，能从大局出发，一定程度上尊重军事指挥员的意见；而张国焘则不同，他的肃反带有很大程度的愚民目的（愚人者自愚），肃反工农将众是为了立威，肃反知识分子则是为了排斥异己，因此他对于知识分子毫不留情，这也就是他“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的根本原因。于是“短短几个月，（知识分子）几乎全被杀掉。” 红三师师长周维炯在白雀园被害前，大声痛斥张国焘：“老子暴动后，一天没离开过红军，没离开过根据地，老子不是反革命，你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你打死老子不怕，老子20年还要革命！”
张国焘晚年花了四年苦思冥想的写了《我的回忆》，我想他还该出一本书，书名叫《我是怎么搞垮了红四方面军》，必然是信手拈来，不用四年。
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及西征
秦基伟说“红四方面军为什么要离开川陕根据地，同一方面军会师究竟是个什么背景，为什么合而又分，南辕北辙，当时对全局方面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应该说这是当时红四方面军下层的一种普遍认识。秦基伟对于西征也是颇有“怨言”，他说“我不想对当时的决策者评头论足，只是从一个军人的角度，认为当时的策略是出于对形势估计不足造成的。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当时这几个“知”都是一知半解。合而又分，是兵家大忌；孤军深入，也是兵家大忌。这些忌我们都犯了。”
关于西征中陈昌浩的头脑发热，我以为他的内心还是痛苦矛盾的，恐怕他的出发点是在服从中央决议的同时也希冀利用军事胜利来挽回政治劣势，甚或取得再次翻身的机会亦未可知，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碰上了剽悍异常且对红军充满极大仇恨的青海马家军。
身陷囹圄
秦基伟因受赏金诱惑的老百姓告密而被捕，所幸的是羁押在马禄旅。以往青马可谓杀人不眨眼的代名词，但是就是因为曾经马禄旅在进攻红军时被包围在锁阜堡，弹尽粮绝，而为了对马家军进行统战工作，而网开一面，放了他六百多人一条生路。后来马禄在马家军的大趋势下，虽然又继续作战，但不杀红军俘虏，因此秦基伟得以幸免。至于马禄，他后来积极抗日，与八路军的相处比较融洽，毛泽东曾赠与他“抗日英雄”的锦旗，解放战争初期卸甲归田，于1947年病逝。
与秦基伟同时羁押的还有徐立清、方强、卜盛光等人，刘震、陈先瑞、韩先楚是开国将军中一个班的战友，徐立清、方强、秦基伟则成了开国将军中同处一囚的难友。至于卜盛光，他在建国初出任中南检察分署检察长，中南公安部部长，也是中将一级的人物，但是不久就因为“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敌我不分，以至腐化堕落”而被撤职逮捕，文革以后复出，安慰性地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秦基伟谈到“以后又出了个大叛徒，这个人当过三十军的参谋长。有一天，马家军把我们全体囚犯集合在大操场排队，让这个叛徒来认，谁是红军指挥员。由于我们支部的几名成员都不是三十军的，与他不认识，因而没被他认出来。这个无耻之徒还发表了一通讲话，内容不外是反对共产党。”但是秦基伟没有说出他的姓名，令读者就十分疑惑。秦基伟被捕是1937年3月，而西路军行动时参谋长是郭天民，之前陈士榘，彭绍辉都任过红三十军参谋长，另外曾任过红三十军参谋长的杨森，早于1936年为掩护红军总部和一军团回撤河西，在三交镇以南的阻击阵地牺牲，他之后由李夫克接任红三十军参谋长，李夫克也是55少将，他们肯定都不是叛徒。另外还有一位出任过红三十军的参谋长，即黄鹄显，巧的是他也参加了西路军而且被捕，后被押送西安关押，于1937年8月由周恩来接出狱，黄鹄显后来也成为开国少将。那么这里的三十军的参谋长究竟是谁呢，他又是在什么时候出任的参谋长呢？
秦基伟好不容易从押送的队伍中逃脱，找到红三十一军接待站。不久，就被送到援西军驻地靖原县。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经历了九死一生，对革命无比忠诚的红四方面军战士还要面临一场浩大的肃清运动。当时广大四方面军官兵恐怕和秦基伟当时的心情一样“我们都是在下面工作的，也搞不清上层路线斗争是怎么回事，一听‘张国焘是一枚毒药，投到井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喝了这口井的水，需要洗一洗。’就害怕了，于是胡思乱想，不知该怎么挨整了。”已经在延安的四方面将士，在得知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的时候，无不是抱头痛哭，扼腕叹息，然而当时肃清运动的势头却把“西路军的失败”归结为“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产物”，并且有全面批判四方面军的倾向，因此某些人做出出走的举动不难理解。不过秦基伟选择了不走。这一方面说明秦基伟的革命立场十分坚定，且很有主见，他在很多关键时刻的抉择，今天看来都是十分的明智；另一方面他还不属于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受到的冲击还不是那么明显。
桂秦赖三个英雄各自为战
一九三九年初，根据战斗形势的需要，晋冀豫军区决定将秦赖支队和桂（干生）张（南生）支队合并为“八路军独立支队”，由桂干生任司令员，秦基伟任副司令员，赖际发任政治委员。独立支队归属晋冀豫军区指挥。
然而当月这个支队的领导就被大换血。原因就是面对驻正太线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的扫荡，晋冀豫军区首长的意见坚持要支队打中路，这种做法不考虑敌我力量对比，战术的合理性，结果支队险些被包了饺子。于是秦基伟在部队里放了一炮，说“说按游击战争原则，敌分路合击，应打侧翼一路。这次我们打了中间是个失误。”结果传到晋冀豫军区，军区主要负责人火冒三丈，当即给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发了个电报，扣了天大的一顶帽子：“桂秦赖三个英雄各自为战”。
这件事看得出秦基伟生性耿直，当时部队领导都有意见，但是桂干生选择了沉默，赖际发则是“嘿嘿一笑”，“怂恿”秦基伟发炮。当然处罚下来是不分出不出声的，桂干生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来桂干生调到华中工作，任新四军第五师干部大队大队长，率100余名干部奔赴华中。7月8日在行军途中突然遭到日伪军伏击，身负重伤。9日不幸牺牲。赖际发调到军区政治部工作。后来负责军工工作，1982年去世。秦基伟则因为黄镇的挽留，留在军区，但被降为军区司令部的作战科长，秦基伟为此耿耿于怀。
至于被秦基伟放炮而“失了威信”的首长，从任职情况来看，很可能就是时以129师参谋长身份兼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的倪志亮。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得出，作为晋冀豫军区的创始人，倪志亮在这段历史里没有提到一次名字，而曾任晋冀豫军区政委的黄镇则被秦基伟正面提到—— “他平时对我印象不错，认为我能打仗，说：‘老秦，不要走，我们一块工作。’”
两个处分
秦基伟提到在打下郑州以后，自己因为擅自听戏而被在中野范围内通报批评；而纵队后勤部长杨以山则因为向铁路局借了一部汽车而被撤职，这两个处分的决策者都是邓小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邓小平治军之严。
杨以山后来出任西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长，西藏军区后勤部部长，1964年晋为少将，赶上了授衔的末班车。
龙三公子之死
解放战争末期，秦基伟去云南缴匪，碰上了一个麻烦，那就是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的龙绳曾的反叛。龙绳曾是龙云的第三子，外号龙三公子，接受了蒋介石的“滇东北军政长官”和“川滇黔康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委任状，并发动武装暴乱，结果龙绳曾在战斗中被击毙。
龙绳曾还是阿朵土司禄廷英的倒插门女婿，所以还有一个名字叫禄勋霖，1937年禄廷英病故后，龙绳曾成为阿朵土司的继承人。这个人在国民党时期就是数一数二的花花公子，脾气深肖其父，且鱼肉乡里，口碑及差。龙云得知儿子死讯后，悲愤交加，当他回到昆明，看到了龙绳曾叛乱的确凿材料，只说了一句：“我的儿子很坏”。龙云对子过于纵容，方有今日之祸，然而丧子之痛，终难萦怀，不知他日后向政府放炮而成为右派不知是否有这一层的原因存在。
坑道里面“打老虎”
关于志愿军中的三反，秦基伟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九五二年，国内的“三反”运动远涉千山万水，进入朝鲜战场坑道。”这句话颇令人玩味，隐约透露出作者的一丝不满。
从秦基伟的回忆看，当时的运动很多都是自己引火烧身，“三反”运动后期，集中揭发和批判了官僚主义。秦基伟看到运动冷冷清清，心里难免着急，就一次又一次地动员，发动大家给军党委提意见。结果一旦群众谏言的阵势摆开，当领导的自然首当其冲的被批评。秦基伟有一句话说的挺透彻，当时提意见“无非一是觉得有意见要提，二是觉得运动中应该提。” 有意见自然该提，但为了迎合运动而提意见是多么的荒唐。
辉煌
秦基伟最光辉的军事业绩就是任志愿军十五军军长时指挥了着名的上甘岭战役。1952年10月14日，开始的上甘岭战役，是十五军由血与火锻造的辉煌。秦基伟在回忆中不仅是自豪于自己的战绩，15军的辉煌，同时他也对广大指战员所复出的巨大牺牲表示了极大的痛惜。他说“由于我们对敌边打边补的力量估计不足，在战斗开始的第一周内，我虽伤亡大，但看到敌人伤亡更大，便认为敌人不久就要收兵。特别是当阵地被敌人占领后，脑子发热，想一巴掌把他打下去。所以我对崔建功师长讲了那样的话，打不下来不要回来见我。我这句话放出去不要紧，下面脑子更热，一股血气上来就拼命，增大了伤亡。”当然其实在那种环境下，志愿军将士的群情激愤可谓已打到了顶点，有些情况也不是秦基伟一个人所能够控制的，比如一三四团团长刘占华在丢失597.9高地以后，几乎歇斯底里，全然不顾军长命令以及该团伤亡殆尽的情况，率领由通信员、卫生员、炊事员、司号员等组成的 “团部勤杂敢死队”再次夺回597.9高地。
虽然1952年定级的时候秦是正军级干部，但是很受器重，派他到军事学院学习，他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底到达南京，进战役系，实际上也是为进一步提拔做了准备。毕业后，他升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在回忆录中有一句话颇有意思，“我被授予中将军衔。我认为这对我是合适的，既不高，也不低。”秦基伟当时已经是昆明军区副司令，从这个角度看待授衔，似乎就是这个结论。但如果授衔仅仅是根据1952年定级来看，秦基伟也未必不是高了，因此评价授衔问题，当时的任职还是很重要的。
和谐
秦基伟在云南任职的那段历史人际关系非常融洽。他初到云南军区时候，谢富治是司令员，但是由于兼任省委工作，所以很少管事，司令部只有副参谋长王启明，政治部副主任胡荣贵。“我们这三个副职，人少心齐，精力集中，相互配合，工作效率是很高的···说句心里话，我也很怀念在云南军区工作的那段时光。” 其实就是对于谢富治，秦基伟仍实事求是地给予不错的评价，包括回顾在“陈谢集团”的经历，他正面提到“我对陈赓和谢富治一直都很尊重，他们都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政治水平高，在作战指挥上很有一套。”另外也正是因为谢富治的推荐，秦基伟才得以率领15军入朝成就人生的辉煌。
关于主政昆明军区的历史，秦基伟特地会回忆了与陈毅一起数次在阎红彦家吃腊肉的往事，显然这也是同事之间关系相处融洽的一种充分体现。秦对于阎红彦的好感一定程度上来自阎红彦在云南任上的杰出政绩和为人品质，其实从谢富治主政开始，云南的治情就比较出色，地方百姓的评价也很高。然而阎红彦自杀以后，云南乃至昆明军区出现混乱，诸如谭甫仁被害，两派明争暗斗等等，令人颇为叹息。
内斗与友谊
秦基伟在回忆录中没有交代为什么他会被牵连入贺龙案的原因，看者可能也会模糊，因为但凡在贺龙专案组的名单上挂了号的人，一般都是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师抑或晋绥军区的老干部，秦基伟为什么会牵连进来。从后来当时人的回忆可知，这种牵连关系是异常荒唐的，因为秦基伟的夫人唐贤美曾是西南军区的保卫干部，据传是贺老总为他们牵线做媒的，因此秦基伟也成了贺龙的人，其实实际亦并非如此。秦基伟因为这个莫须有的大媒而被强制在寿县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长达七年之久。
不过有一点到是可以肯定，贺龙方面的几员大将建国初都在西南军区工作，秦基伟与他们的关系都比较融洽，不是同一方面军的能够被划在一道却也“难能可贵”。金如柏将军的夫人郑织文曾著文写了《五位将军一次苦涩的欢聚》一文，讲的是1973年秦基伟、廖汉生、黄新廷、李成芳、金如柏在“解放后”于北京的一次家庭聚餐，文中提到“他们五个人来自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秦基伟、李成芳来自四方面军；廖汉生、黄新廷来自二方面军；金如柏原先在一方面军，长征前夕随红六军团西征，后来加入了二方面军···大家过去在战争年代就十分熟悉，有的还是生死之交的战友，解放后有都在大军区工作，交往频繁，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中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这些因素，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秦基伟恩怨分明，不论是否记仇，但还是要记叙一笔。比如他在西湖劳动时，受到班长小苏不公正的待遇。实际上这种待遇是一种普遍现象，一定程度上是士兵们“积极上进”的体现，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政治狂热的盲从，不过不论怎么说，秦基伟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还算有限，因为“待遇高低”要与“罪名”的大小成正比，比如黄克诚就发展到与看守他的警卫对打，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非常理解张爱萍对于恩人警卫的念念不忘之情了。
秦基伟提到了几位好人，比如对自己孩子多加照顾的昆明军区炮四师师长郭兴和他爱人黎斌；还有素不相识，但慷慨赠书的工程兵某师政委谷善庆。谷善庆1990年4月任成都军区政委。1992年10月任北京军区政委，1994年晋升上将。谷的能力突出，为人也不错，而在文革中的广解善缘，使他也极有可能得到了秦基伟的提携。
疑惑的断章
秦基伟在回忆录的最后一节重新工作中只有短短十几行，尤其最后一句话“很快，我就奔赴成都报到，开始了新的征程。”给人感到似乎虎头蛇尾，言犹未尽。既然最为苦闷的日子已经结束，为什么他不在对文革最后三年的历程进行回顾呢？
也许可以从他在记叙云南军区工作历程时的一句话看出一丝端倪——“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倒觉得领导干部少而精应该是条经验。相反，领导机关臃肿、人浮于事，是必然要滋生官僚主义的。”
什么时候机关臃肿呢？可能莫过于秦基伟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时候，单说排名一二三四的（正）政委就有严政、刘兴元、陈仁麒、郭林祥、谢家祥5位；而概计副司令员则有14位之多，包括原在的（“文革”前或“九一三”以前就在任的）李文清、何正文、韦杰、邓少东、胡继成、胡炳云、王诚汉、王东保、谢正荣、郑本炎，以后的（“九一三”以后到秦基伟调出前）陈宏、茹夫一、陈明义；而副政治委员有余洪远、余述生、谢云晖、何云峰、段思英、欧阳平、任荣7位，另外1975年5月又调入副司令员肖永银、副政委罗应怀，副大军区以上领导班子成员共计将近30位。
也许这里真的有什么故事等待挖掘，希冀能有知情者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