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恩来在36位军事家中的排名说起

作者：眺望

第一部

中央军委先后确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林彪。其中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11人在新中国建立前献身。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都是“无衔”军事家，而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等11人新中国建立前献身是不可能授衔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无衔”军事家只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等5人，其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分别位于第一、第二、第四位，杨尚昆、李先念也仅列其他元帅之后（林彪除外）而位列十大将之前。这合理吗？特别是周恩来列于元帅之首的朱德之前。另外，而与周恩来同样被“传说”可领元帅衔的刘少奇为什么又没有进入这个名单呢？

周恩来，是中共最早从事军事活动的军事家之一，指挥过许多重大的战役和战斗。作为中国共产党委派的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他负责组织指挥了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共军史上的第一枪，也就是从“八一”起义开始，周恩来这个名字就一直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在一起。在毛泽东的“缺席”时，他与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胜利。在长征中，他是最高决策层“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就是在遵义会议后他也是军事行动上党内下最后决心者。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领袖之一，同时也是现代史上在众多方面留下巨大历史印记的少数人物之一。他的一生，与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几乎涉及到了党史上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进程和历史前进的方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是周恩来一生近五十年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最初的几个年头，周恩来曾一度是中共中央实际工作的主持者。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尚未成熟的特点，同样也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出来。在遵义会议上，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力主毛泽东回到红军的指挥岗位。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后，作为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主持者的周恩来，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做的各方面工作，特别是以极大的努力，指导各地农村游击战争，领导创建了六大区域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在政治指导、组织培训、干部输送和物资支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帮助红军和苏区战胜了初创阶段的严重困难，并壮大发展起来，成为革命开始复兴的主要标志。他自己则在这一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特征”的认识，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认识。

而在上述同一时期，刘少奇可以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活动基本无关，朱德的党内地位与在军事活动上在高层的影响力与周恩来还不能完全比肩。

抗战时期，周恩来的政治生涯进入了相对的“低谷”，其在党内的职务一度不如刘少奇甚至任弼时，他在军事上的贡献也远不如其在统一战线领域的成就，虽然对八路军的组织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建设上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但其“主业”是围绕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进行谈判，军事贡献与在军队中地位远不如其红军时期。而在这一时期刘少奇不仅参加了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出任新四军政委，还进入了中央军委成为副主席，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更是声名显赫。当然，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从毛泽东个人到中共党内基本形成系统并成为指导纲领。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最早提出了坚持持久战的正确战略思想，从１９３７年11月开始，他陆续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的抗战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等一系列文章，对为什么要进行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而且有些文章发表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之前，但客观地说（本人一管之见），就在党内还有复杂而又激烈的路线斗争的这个时期而言，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及其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系统形成之贡献不及刘少奇与朱德。

抗战结束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重庆和谈，他以惊人的酒量与胆识，挡住并喝下了一杯杯敬给毛泽东的酒。解放战争时期，再次进入中央最高层的周恩来，在与毛泽东、任弼时等共同度过了最危险的转战陕北之后，以其过人的精力与细致再次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文件、电文与具体的军事部署都是出自周恩来之手，周恩来与朱德等一道协同毛泽东成功地指挥了三大战役。在这一时期，周恩来无疑是毛泽东的主要军事助手，出谋划策，周密细致，精心安排，成为名副其实的总参谋长。刘少奇虽然在军委仍担任副主席职务，但承担的任务更多的是与党务党建及经济有关，严格地说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刘少奇与中共的军事活动又逐渐“疏远”了。诚然，无可否认，刘少奇在进军东北的决策上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但有历史资料表明刘少奇对进军东北的决策上还只是个有“创意”的而又果断的执行者。而作为总司令的朱德在中央书记处的排名第二，显示了中共在这一国共决战时期对打仗高于一切的理念之认同。不过，处于这一时期朱德，因为年龄原因，他无法像周恩来一样通宵达旦地工作，其在中共军事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至多等同于周恩来，朱德以其在军内的资历与威望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就整个解放战争的中共军事活动而言，周恩来的军事贡献不输朱德且应位列刘少奇之前。

建国之初，周恩来一度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是出兵朝鲜的最高决策者之一，并组织实施了中央军委援朝计划。周恩来在这一时期再次成为毛泽东最主要的军事助手，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并担负了后勤保障的组织工作，毛泽东曾说，在朝鲜境内作战，“由中国周恩来统一指挥”。在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周恩来亲自把大将军衔授予了粟裕等人。对军衔的评定与授予，就影响力而言，朱德与刘少奇已经不能与周恩来并论。在五十年代，他协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筹建了空军、海军、陆军的技术兵种。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诞生时，周恩来亲自命名为“第二炮兵”，这一称呼沿用至今。周恩来还参与了组织领导军事院校组建和军队教育训练的工作。不仅如此，在建国后，周恩来还亲自指挥了一次重大的战役，参与了对印度边境作战之决策与援越之决策，参与了对军队的人事安排并多次代表中央宣布军队人事调动或任免。特别是，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与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在国防建设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两弹一星”组织指挥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对国防建设的作用与组织贡献是朱德与刘少奇都不能相比的。可以说，建国后周恩来在军事上的作用与贡献已经完全超过了朱德与刘少奇。

周恩来的军事起点早于刘少奇，而军事终点却晚于刘少奇。朱德的军事起点与终点虽与周恩来基本相同，但其建国后在军事上的建树与总体影响已经在周恩来之下了。在中共军事的舞台上，朱德应该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职业军事家，是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其在建国前不是在打仗就是在指挥打仗，其在建国后虽担任要职却因年龄等因素又长期处于二线，与军事活动、政治活动若即若离，基本上被“闲置”了。刘少奇的军事生涯有点“客串”的味道，给人偶尔到军事这出戏里唱两句，唱完了也就走人的感觉。周恩来则始终脚踩军事与政治两条船，长期处于风口浪尖。本人个人看法，刘少奇未能进入36人名单是合理的，这与其军事履历与还不能称为解放军创建人之一有关。周恩来位列毛泽东之后朱德之前也是合理的，江泽民在《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这是对周恩来在中共军史中的地位评价与定位。

第二部

李先念凭什么进入36位名单而且位居元帅之后大将之前？

让我们来看看李先念的军事履历。红军时期，李先念率家乡农民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后在红四方面军30军任军政委，1936年率30军参加西路军，1937年率西路军余部转战到达新疆，同年底回到延安。抗日战争期间，李先念历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建立了拥有两千多万人口、６万武装部队的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李先念任中原军区司令员，指挥了著名的中原突围，1948年出任大中原军区第2副司令员，协助刘邓进行军事与政治工作。建国后，李先念曾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4年进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此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在军界任职。1978年，李先念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军界，他在11届党代会上进入中央军委任军委常委。几年后，军委组成人员变成了军委主席、若干副主席、若干委员，李先念又“离开”了军界。

应该说，就军事履历而言，李先念如果当时在军界兼有职务的话，以其当时政治上的势头，授予其大将军衔不会有什么问题。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初期的几个师长师政委都得到了应有的待遇。粟裕（新四军第一师师长）、黄克诚（三师师长兼政委）是大将，在建国前献身的彭雪枫（四师师长兼政委）、罗炳辉（二师副师长、师长）也进入了36位军事家名单。我们知道，1955年授衔时，曾有李先念、谭震林（六师师长兼政委）、张鼎丞（七师师长）、邓子恢（军政治部主任）等可领大将衔的说法，只因他们都进入地方工作而未果。如果他们真的获得大将军衔，相信他们与真正领了大将衔将领一样昂首进入这个“军事家”的名单。可是，历史不存在假设。 

那为什么李先念进入了36位军事家名单而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等却被排除在外呢？也就是说李先念比他们多了些什么？我们应该更关注1955年首次授衔后李先念的军政表现与李先念的其他个人因素。本人认为，以下几个因素应该是李先念进入36位名单的重要砝码：第一，李先念的党内地位较高，曾出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特别是李在二代中有显赫地位，更与二代中举足轻重的陈云关系良好，在名单出台时李还身居全国政协主席职位；其次，不管邓二代出于什么政治需要，长期与军界“无缘”的李先念，毕竟在1978年进入过军委领导班子，在其军事履历上又添上了一个重要符号，这是他的优势，如果没有这个任职，他进入36人名单理由将不充分；第三，李先念出身于红四方面军，更是西路军的代表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西路军伸冤的研究兴起，中央将李列进36人军事家名单，可能是出于平息西路军政治“翻案”的需要或政治抚慰的需要。因此，本人还进一步认为，第二个与第三个因素还更重要一些。

至于把杨尚昆、李先念的排名在元帅阵容与大将阵容之间，可能实属无奈之举，杨李绝对没有资格在元帅之前（林彪除外），他们列在大将之前虽然有些勉强但也有道理，因为在二代中，多年担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是邓小平最重要的军事助手，如果排位偏后的话，邓小平是不会答应的，显然与一个“代”的历史地位也不符。而李先念的军事履历与在二代中的政治地位绝对不输杨尚昆，因此杨尚昆、李先念放在一起看上去是“合理”的，杨在李前也无过多可指责。除特殊情况外，其他排名应该是一刀切的，实在是无法顾及造成的，中央并没有完全结合个人在建国后或建国前的表现，包括叶剑英元帅。第一阵容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作为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朱德理应不能仅列在元帅阵容中）、邓小平，第二阵容是根据授衔时排名而排名的八位元帅，第三阵容是杨尚昆、李先念，第四阵容是十员大将。大将阵容之后是建国前献身的11位“无衔”军事家及排在最后的林彪元帅，属第五阵容。

第三部

众所周知，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是1994年进入这个36位军事家名单的。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红军早期领导人，领导过某个起义或是某个根据地的创建者。可是红军时期的优秀领导人王尔琢怎么没有进入这个名单呢？在王尔琢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朱德高度评价了王尔琢为革命所作的贡献，追悼会现场还会悬挂着由毛泽东拟稿、陈毅书写的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始方休！”

我们来看看王尔琢的简历：王尔琢，１９０３年生，湖南石门县人。１９２０年考入长沙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１９２４年考入黄埔军校第１期，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任国民革命军第４军２５师７４团参谋长。同年８月，率该团重机枪连参加南昌起义。１９２８年１月参加领导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１师参谋长。１９２８年４月，朱德与毛泽东部队井冈山会师后，王尔琢任中国工农红军第４军参谋长兼第２８团团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等战斗，率２８团英勇作战，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会剿”，成为纵横井冈山的一员骁将，为保卫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飞兵二十八团”的佳誉。同年８月２５日，在江西崇义思顺墟追击叛徒时，英勇牺牲，年仅２５岁。“１９２８年１月参加领导湘南起义”是个极重要的履历。王尔琢没有进入这个36人名单是不是因为其过早牺牲了呢？本人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王尔琢牺牲时的职务略偏低，还不能称为红军高级指挥员，而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都被称为红军高级指挥员。第三，王尔琢虽然参与领导了湘南起义，但不能算是主要领导人。我们再看看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三人在红军时期的表现。方志敏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被俘时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总司令，北上抗日先遣队为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合编而成，方志敏以“两条半枪”起家，在本乡本土就地发动农民创建根据地和红军的方式，被毛泽东称为“方志敏式”。刘志丹，陕北根据地与陕北红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牺牲时是红二十八军军长。在陕北根据地内，刘志丹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牺牲后，陕甘苏区中心瓦窑堡数千人集会追悼，许多人痛哭失声乃至倒地。黄公略，同彭德怀等领导了平江起义，牺牲时为红三军军长，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初期，“朱、毛、彭、黄”四人曾一度齐名，可谓“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王尔琢与他们三人相比还是有些差距的。更何况，作为收留中央红军的陕北根据地，没有理由不贡献刘志丹这样的军事家。 

第四部

有不少军事爱好者为周逸群鸣不平，周逸群是湘鄂西红军和苏区创建人，１８９６年生，贵州铜仁县人。１９１９年赴日本留学。曾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爱国活动。１９２３年回国，在上海参加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入黄埔军校第２期学习，积极从事青年军人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年１１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贺龙部任师、军政治部主任。１９２７年８月参加南昌起义，南下后任起义军第２０军３师师长，率部参加瑞金、会昌等战斗。曾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与贺龙赴湘西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参与领导鄂中鄂西地区年关暴动和桑植起义。先后任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１９２９年春，任鄂西游击总队总队长。１９３０年２月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６军，兼政治委员。７月率第６军与第４军在公安县会师组成第２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中共前委书记，与贺龙领导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９月，调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兼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主席。在第２军团主力南征、国民党军重兵“围剿”的极端困难情况下，领导组建江左、江右军两个指挥部和独立团，实行全民皆兵，相继取得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保卫了洪湖苏区，壮大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１９３１年５月，在湖南岳阳贾家凉亭附近遭国民党军伏击，英勇牺牲，时年３５岁。

为什么周逸群不能进入军事家行列呢？在中央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敬仰和爱戴。我们注意到，在胡锦涛的重要讲话中，任弼时被“授予”了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等称号，同时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军事家的头衔并没有给予任弼时。可以这么说，任弼时与“军事家”称号无缘，周逸群也就不可能获得“军事家”称号了。

与周逸群、任弼时一样，被誉为红25军军魂的吴焕先也没有进入军事家行列。吴焕先是鄂豫陕苏区创建人，１９０７年生，湖北省黄安县人。１９２３年考入麻城乙种蚕业学校，开始接受革命思想。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他一家六口惨遭国民党地方民团杀害。１９２７年１１月率紫云区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后带领部分武装在黄麻地区和光山南部坚持武装斗争，为开辟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苏区创造了条件。后任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会主席、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黄安县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４军１２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第２５军７３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总司令，参与领导重建第２５军，任军长。在国民党军重兵划区“清剿”、苏区大部丧失的严峻形势下，指挥部队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１９３４年４月，第２５、２８军合编为第２５军后，任政治委员。１１月奉中共中央指示，率部进行长征，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陕西南部秦岭山区，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组织地方武装和发展红军主力，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开辟了鄂豫陕苏区，先后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副书记、代理书记。１９３５年７月率部西进，接应中共中央和红军北上。同年８月２１日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２８岁。随后，红２５军在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率领下于９月与陕北红军会师，１０月，毛泽东表彰红２５军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我们应该注意到，新中国建立前献身的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等11人都是军事首长或主要以军事指挥为主的军事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吴焕先同周逸群、任弼时一样可能更偏重于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与军队政治工作，军事指挥工作只是党分配给他的众多任务中的一个。

第五部

写到最后，我们可能会有这样个疑问：我们可以先不管这样由中央军委确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是否同评定军衔一样有其历史地位与经得起历史考验。但我们知道这个名单1989年出台后，于1994年 “扩编”了一次，以后还会“扩编”吗？如果“扩编”，谁有机会进入这个名单呢？以前的开国将军肯定与此无缘，因为该肯定的在1994年已经完成。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江泽民同志在“退休”的时候被冠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称号。名单扩编，江是名单扩编的首要人选，而作为55少将88上将、在“三代”担任多年军委副主席并担任过政治局常委的刘华清会不会以“三代”的一个代表入选名单呢？估计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刘与二代中的杨地位基本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