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台湾共产党的兴衰
作者：佚名
多年以来对台湾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就是一个盲点，在下也多次想弄清真象均不得获，后来一偶然机会得以发现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台共兴衰的冰山一角，翻开历史沉重的一页，真相令人震惊。国共内战中共产党之所以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摧枯拉朽，不是偶然的，周恩来领导下的第二秘密战线，敌后情报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台湾作为这样一个战略要地当然也就早处于周恩来的视野之中，早在40年代初周就多次派出共产党的骨干人员分批赴台秘密发展组织，扩大力量，1945年又找到蔡孝乾谈话，蔡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唯一的台湾籍老红军老干部，考虑到他是台湾人，了解当地情况，并且利于开展工作，决定让他亲自赴台主抓秘密工作，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也就是当时中共在台最高负责人，周对他是满怀期望，临行前把在台的一些多年以来苦心经营的内线也悉数告之，其中就有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吴石将军等，蔡到台湾以后化名为"老郑"开始长期潜伏，暗中发展组织，1947年台湾就发生了2.28大起义，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血腥大镇压，被屠杀群众高达数万人，不能说其中没有中共的宣传和煽动。这一期间国民党忙于国共内战，无心顾及台湾岛内风起云涌的运动，台共在这一期间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党员人数多达上千人，形势一片大好。
再说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吴石将军，在大陆期间由中共地下党策反，大量提供国军布防机密资料。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利用其军事首脑的地位，收集机密军事情报以作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参考。由于台湾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吴石无法通过地下组织将军事情报送给华东局。1949年10月25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在缺乏军事情报的情况下，攻打金门失利。同年11月，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也受到重大损失。这两仗给人民解放军敲了警钟。解放台湾比原先预订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与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其中，几份绝密军事情报还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特别注意，并查问这些情报的来源。当毛泽东听说这些情报是一位秘密女特派员赴台从一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密使1号”那里取回时，当即嘱咐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还挥毫写下了一首诗：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朱谌之与吴石一共见面七次，获得了大量的有价值的重要情报，１９５０年２月，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回到浙江定海。
1949年12月，蒋介石集团面对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攻、解放台湾这一态势，以“反共复国”、“固守台湾”为中心任务，加强了台湾的军事防务。同时，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其子蒋经国出任主任，对武装部队实施政治控制。同属蒋经国督导的保安机构也加紧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破坏。
在蒋经国的精心策划下，国民党特务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疯狂的破坏。1950年1月29日，突然秘密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蔡的被捕至今仍是一个谜，在不到一周内，蔡孝乾就叛变了，供出所有名单资料，国民党特务机关，军警宪马上按名册开始了全岛大搜捕，造成了在蔡领导下的包括其他负责人在内的1800多名党员和骨干被捕，情况极为惨烈，变节者活命，坚贞不屈者则立即被押赴马场町刑场就地枪毙，全岛共产党组织遭到血腥镇压，一时间血雨腥风，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几乎被破坏殆。
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蔡孝乾时，蔡还供出吴石提供重要的国防情报给中共，联系人是华东局派出的朱谌之。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逮捕吴 47 26251 47 12332 0 0 4769 0 0:00:05 0:00:02 0:00:03 4768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不久，朱谌之便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特务当局先后逮捕了吴石将军夫人、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1950年6月10日，台湾。包括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共地下组织暗定代号为“密使1号”的吴石中将，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以及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朱谌之（朱枫）女士一起在台北街头同时被杀，临刑前视死如归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数弹，壮烈就义，成为震动海内外的一宗大案。
吴石是一位怀才不遇的中华精英，他如果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台湾仍可以过着高官厚禄的优逸生活；他如果听从吴仲禧的劝告，留在大陆，不去台湾，以他对革命的贡献，人民政府自然也会厚待他。他弃暗投明，在国民党政权垂死挣扎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赴汤蹈火，毅然去台湾，想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坚贞不屈，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实在可嘉。
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时隔25年之后，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重之际，曾动情而又郑重地说：我们不要忘记对人们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不要忘记帮助过我们的台湾那边的朋友！其中提到两个人，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前者被周恩来称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铁血男儿；后者被毛泽东称颂为孤岛虎穴忠魂，是一位甘愿为祖国解放统一大业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随着1950年4月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蔡孝乾叛变后即被任命为台湾情报局副局长，他被捕前是共党在台的最高负责人，当时组织规模如何、力量如何，他自然非常清楚，于是任专职搜捕在台中共地下党人员和组织及以前的战友同事下级，成绩斐然。蔡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成了国民党的大功臣，后来还以上校军衔退休。
祸不单行，1952年4月25日中共在台湾重建的地下党组织再遭破坏，400余人被捕，后期台湾主要负责人省工作委员会书记陈福星被捕后也随即叛变，陈福星带领特务四处劝降岛内残余的共党分子，中共在台湾的活动彻底陷于绝灭，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建立下赫赫功劳的第二战线在台湾登陆中已无力发挥配合作用。
根据台湾《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其中抓人最多的两个案件就是“匪台湾省工委蔡孝乾叛乱案”和“匪重建台湾省工委陈福星叛乱案”，其他百余政治案件中许多是以上两个案件的延伸。
关于陈福星案，文件的相关记录如下：“３９年民国５月，以陈福星为中心之北部台共组织已设法与匪共中央取得联系，接奉匪共中央１９５０年４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级匪干商讨建立临时领导机构，至３９年底，全省各地匪党组织已再具规模，赓即发出‘１９５０年工作总结’，检讨过去失败教训，具体指出以后工作方针，再度展开活动。在重整过程中，匪干周慎源与主要负责人陈福星发生歧见，不服陈之领导，陈乃于４０年春改组领导机构，开始整风，发出《向偏向斗争》一文，列举台湾知识分子的特点、弱点和所谓台湾知识分子的偏向、包袱，并指出改造道路……运用劳动方式建立基地，在劳动中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争取群众同情，利用山乡行政薄弱的地区，建立据点，加强气节教育，训练必死决心，清除不稳分子；必须走小路、走夜路、反对太平观念，时时提高警觉……匪党重整后的省委组织，经我情报机关配合行动后，至４０年８月止，匪地下主力被迫从桃园、新竹转移至苗栗地区，该地区在地理环境上，存在着复杂的山脉、溪流与绵密的山林，形成于匪有利的山川地带，且该地农村副业发达，需要大量生产劳动力，匪首陈福星及其领导干部曾永贤、萧道应等，均潜窜于这一地区，企图生存和发展。根据上述地形与山区农林社会特有环境，如果要进入苗栗山区进行布置渗透之工作人员，必需具备几个基本条件：一有劳动经验的知识分子，并懂客家话。二与陈福星或曾永贤等有组织上渊源。三在苗栗地区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可以初步立足，作为深入的跳板。根据上列几项需要，如在我方工作同志中找寻符合这类人员，事实上很难找到，因此，惟一办法是向敌人内部去找，经过自新人员刘兴炎、黎明华等建议……”
以上的文字记录勾勒出１９５０年后在苗栗山区所发生的事。即使事隔这么多年，那一幕又一幕似乎仍历历在前：国民党军警的搜山追捕，片片段段的武装冲突，夜里他们彼此喊话，痛苦与泪水交织一片。不只是苗栗山区，那两、三年全省山区的武装据点都重复着类似的情节。重要的领导人被押至大牢里，许多被送到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另一些则送到绿岛，在孤岛上一蹲就是十几年，耗掉了宝贵的青春，等到回到家时，人事景物全非，顿有换了人间的恍然。此后重新投入社会生活时，过去的事被刻意埋藏在记忆的深处，公开的场合中绝对是禁忌的话题。事实上，它只片面地存在国民党官方绝密的档案文件中，除此以外。没有人敢触及。直到１９８８年蒋经国过世后，台湾政治环境改变，以前的地下工作者们才陆陆续续地公开出来组织互助会，系统化的历史调查研究始出现。博州是年轻一代研究者中最出色者之一，他把白色恐怖的研究赋于文学的内涵，再变成小说、纪录片和电影，让历史记忆进入新一代人的真实生活中，唤起反思意识。
马场町的枪决刑场成为最重要的历史现场，地下党员们就义前的情景终于被忠实地记录下来。博州所主持的《５０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就义者郭？琮的妻子林至洁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枪毙，有时１５个，有时１９个这样抓出去；这些人被抓出去时都很镇定，他们不是呼口号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呼的口号就是‘共产党万岁’或‘毛泽东万岁’，‘中国民族万岁’，只要窗户关了一半，不让我们看，我们就知道当天有人要被枪毙了。郭？琮枪毙当天，我爬到窗口，因为他是关在楼下，我关在楼上，我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他也叫着我的名字。
这就是当年革命者无惧无畏的写照，然而这背后还有更大的时代背景。１９５０年，中共地下党发展迅速，在各地建立武装据点，为的是迎接解放军渡海来台，台湾岛内人心浮动，期待全中国解放历史时刻的来临；然而６月份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情势，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大陆和台湾在地理上被一刀割断，地下党员们所迎接的解放军终究没能来，加上国民党记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实施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工作，首先强迫地主减少佃农的租金，接着又以公营企业的股票和公债补偿的方式逼迫地主出售土地，再分配给佃农。如此一来，革命力量的社会基础被大幅削弱，农民们为了保护自己刚获得的利益，不仅不愿庇护中共地下组织，反而催着他们赶快离开，走向逐一被捕杀的结局。附带一提的是，朝鲜战争不仅划开了台湾海峡，也使得两边的政权得以关起门来，从容地巩固本身的脚步。大陆方面，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展开，原国民党在社会基层的骨干分子也受到严厉的镇压。
地下党员们在马场町被枪决后，依惯例遗体由家属领回，但也有不少人尸骨不知去向。１９５２年８月，苗栗铜锣徐庆兰被枪决，尸骨无踪。他的妹妹曾梅兰也坐了１０年的牢，出狱后一直找不到固定的工作，所有公司的老板害怕惹麻烦，不敢收容她。曾梅兰只好四处打零工为生，偶尔回到铜锣，父母都对她再三叮咛一定要找到哥哥的坟墓。因此只要有空，曾梅兰就骑着脚踏车，到台北每个墓地去找，结果一无所获。１９７４和１９７６两年，父母双双过世，临终特别叮咛的还是这件事。１９９３年５月，曾梅兰认识的一位捡骨师偶然间在台北六张犁公墓的一处草丛边看见一块碑石刻着“徐××”字样，他知道梅兰的哥哥姓徐，却不记得名字，不过他还是跑去告诉梅兰这件事。隔年，梅兰拿着除草的镰刀跟着捡骨师到现场，除去野草，擦拭了字迹模糊的墓碑，上面正是“徐庆兰”三个字。曾梅兰事后说：“我的心非常痛非常痛我想，找了那么多年了，终于给我发现了啊，我爹娘交待几十年了，现在才给我发现”。曾梅兰接着意外地发现四周还有类似的碑石，她一个个找下去，竟找到３７个形状一样的碑石。很明显，墓主都是当年音信杳然、曾让家属们牵肠挂肚的政治犯，他们无语问天，在这野草下静静地躺了半个世纪。曾梅兰立刻打电话给当年跟她同监的林丽锋，林是“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于是该会全力参与这件事，找到当年埋葬这些人的老人，然后又循线寻获另外两个埋葬枪决犯的地方。这些墓碑的发现震撼了整个社会，家属们赶来认碑，现场满是辛酸泪水，仿佛突然间唤醒了一场埋藏了５０年的噩梦，又庆幸失踪的亲人终于回到了身边，哪怕早已是白骨一堆。
最后，互助会找到了１６３座政治犯的坟墓，并发表声明说：“这些被屠杀的尸首，或因来自外省，在台湾没有亲人领尸，亦无朋友敢于认领；本省籍或因家贫无力支付狱卒巨额赎尸金，或因极端恐惧而不敢认领归葬，最终由国府当局交由殡仪馆草草掩埋于公墓之隅。于是孤魂枯骸，局促荒野，无人尊祀，与一时代暴力、逮捕、拷讯、刑死的历史，同遭湮泯，长达４０余年。以‘反共’、‘国家安全’为借口的暴力，使谎言、诬陷、懦弱成为制度，正义与自由枯萎殆尽，良心麻痹，恐怖和暴力横行，同胞相疑，两岸血肉相憎相残，在我们的心灵和生命中，造成深重的残害……”
物换星移，历史真相得以逐步还原，不过在史料上仍有一极大的缺憾，即有关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的照片极少，几乎是没有，似乎没人见过政治犯枪决前后的照片纪录。不过今年春天，我却在一处照片档案室的小角落发现一袋照片，打开一看大吃一惊，里面有一组枪决政治犯的照片，包括原国民政府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以及原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等人遭枪决的照片，他们均被控以受中共鼓动谋反的罪名。１９４７年，陈仪主政下的台湾爆发“二·二八”民变，台湾人民因厌恶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出现全岛性的暴动，陈仪协调未成，竟由大陆调兵镇压，造成严重死伤，也在台湾人民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一道深刻的伤痕。陈仪并未因“二·二八”事件而遭受惩处，只是调回大陆避避风头，没想到却因意图投靠中共而又被国民党押回台湾。１９５０年，陈仪被送到台北刑场枪决，行刑前未穿囚衣，未上镣铐，反而一袭白西装、戴领带、神情从容，这位曾被视为蒋介石亲信的军人显然仍受一定的礼遇。台湾人民看见陈仪行刑的照片，内心有着复杂的感受。
１９９４年台湾《传记文学》有回溯吴石案的专题报导，包括来自大陆方面原地下党联系人黄仲廉的完整证言，文字资料十分详细，至于新发现的这一组照片可说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最具震撼性的影像纪录。这些照片已在台湾巡回展览，让白色恐怖的事实永远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
什么教训呢？半世纪以来，幸存者以及受难者家属各有境遇，有的长年暗夜饮泣，埋名隐姓；有的穿起西装打起领带，没入商业社会的洪流；有的则投身国民党政府部门，甚至最后当了国民党的大官；当然，也有的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组成劳动党，在办公室高挂着毛泽东的肖像，或组织车队上街游行，呼吁民众支持两岸的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