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之争（3）

远方来信又来人
　　

4、5月间，发生了两件事情使这种内在矛盾表面化了。
　　

先是中央的“二月来信”。红四军红五军瑞金会师后，在得到一个相对安定和缓的环境的同时，也得到了中央在两月前发出和一封信——人称“二月来信”。“二月来信”调子比较悲观（该信发出之时，正值红四军退出井冈山之时），要求将部队分散，朱毛离开部队。
　　

其中对红四军影响最负面的意见，就是这个“朱毛离开部队”。
　　

对这封信，朱毛意见一致：抵制。
　　

4月5日，前委复信说明不能分兵的理由，但朱毛均对个人职务问题及去留比较克制，在声明了不能离队的理由后，表示了可以“服从组织分配”的态度，同时建议，如果朱毛离队，宜派刘伯承和恽代英前来接替。
　　

据当事者回忆，红五军军长兼红四军副军长彭德怀是表态反对“朱毛离队”中最激烈的一位。
　　

这件事情很快在四军中引起了议论，因为毛泽东比较注重党内的正面教育，把“二月来信”前委的复信一起，交各个支部讨论，以明辩是非。
　　

这一讨论起来，自然就要谈到朱毛该不该走？是两人一起走？还是一位走一位不走，哪一位走？谁该走谁不该走？要走了谁来接替？……等等等等。这些议论，与红四军在内部山头和积累的分歧相汇合相影响，自然而然地就有诱导人们作简单选择的负面作用，同时也不会不影响到红四军领导集团内部相互揣测与隔阂。
　　

这个时候，从上海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又来添了一把柴火。
　　

刘安恭是朱德、陈毅的四川老乡，留德学生，川军行伍，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也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也很勇敢。一来红四军，就备受推崇——他是中央来的，又从革命中心苏联归来，讲起国际国内形势口若悬河，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带着一圈神圣的光环，“土包子”成堆的红四军干部战士，当然也就很钦佩他（其实刘是因“托派”嫌疑被苏方遣回的，同样因“托派”嫌疑被上海中央送到苏区来的）。朱毛之前有不同意见和争论，刘安恭一来，双方当然都想得到他的支持。毛泽东也请他出席各种会议，扶植他的威信。但因为四川老乡及留欧经历，他与朱德陈毅却更为接近。
　　

但朱陈二人对刘安恭的看法又有所不同。因为刘从苏联带来的“一长制”（其实当时苏联还是“政委决定制”，“一长制”似乎还在后几年）和侧重军事工作的观点与朱德更为接近，朱刘关系更为密切。而陈毅则认为刘下车伊始就对红四军内部的一些分歧问题哇里哇拉，有欠妥当，且影响领导人之间关系和党内团结，曾提醒他应该作一番调查研究再说话。
　　

然而刘安恭听不进去。
　　

毛泽东因为已经感到了大家对他一人兼三职的意见，自己也觉得忙不过来误事，在前委扩大会上主动提出更换政治部主任，由刘安恭接任。
　　

这个意见因为符合朱毛双方对刘的期待而取得了一致，在前委扩大会上获得了通过。
　　

据后来李立三向中央政治局汇报陈毅谈话时说，当时投反对票的只有两人：陈毅、林彪。
　　

然而毛泽东主动示和的表示并未将朱毛之间的分歧缓和下来，朱德有了刘安恭的支持，就想为一些自己认为很原则的问题争辩个清楚明白了——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在气头子上指责的“久抑求伸”。
　　

刘安恭刚就任政治部主任，就赶上蒋桂战争结束，局势于红军有利。前委决定入闽作战，于是大家把分歧放下，又一心一德发展局面，直至“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这时敌情相对缓和，未得解决之矛盾又一次表面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