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庐山会议走向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佚名
一
在2006年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里，德高望重的王光美曾经谈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要大家表态站在哪一边，这不是要导致党分裂吗？”所以，刘才要反对彭总以维护党的团结。这个说法给人的感觉是，绕开了彭总的意见究竟是对是错、究竟该不该反对的实质性问题；绕开了庐山会议有可能实现的另一种结果，就是全党在彭总正确意见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统一而不致分裂。根据杨尚昆的回忆，毛主席公布彭总信后的一段时间内，与会人员“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只需支持彭总的正确意见即可促进党的团结统一，完全用不着反对彭总以避免党的分裂。所以，上述王光美关于刘反对彭总原因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
要知道刘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彭总的真正原因，就应当了解他当时面临的具体情势。
在庐山会议前几年的高饶事件中，刘因为“东北富农党员”、“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工会工作方针”等等问题与高岗多次发生争论；同时，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大都受到了毛的严厉批评（其中的是非曲直这里不做分析，只看刘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据悉，毛当时还说过，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1953年春夏之交，毛甚至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这也是文革中把刘打成叛徒的发端）。
后来，因为高的某些表现，毛改为支持刘，致使高对刘的挑战一败涂地。
然而没过多久，刘作为中央一线的主要领导，因为在大跃进公社化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等等严重问题，又多次引起毛的不满和批评。1959年3月5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见《毛泽东传》922页）。这话已经说得非常尖锐了。一个月后的4月5日，毛甚至在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的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要将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见《毛泽东传》939页）。毛的这一说法，明显地是表达对刘的不满，要让他离开中央一线一把手的位置。在这次讲话中，毛还讲了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毛还提到，他曾让彭德怀、周恩来看《明史·海瑞传》（见《毛泽东传》941页）。毛赞扬尖锐而又非常不客气地批评皇帝的海瑞，绝不是无的放矢，明显地也是表达对中央一线一把手的不满，希望有人“尖锐，非常不客气”地批评即将出任国家主席也就是“皇帝”的刘。
值得注意的是，毛在提倡海瑞精神的时候，特意让彭德怀、周恩来而不是别人看《明史·海瑞传》，就更不是无的放矢。也就是说，他不但提出了批评“皇帝”的任务，还为任务的落实指派了两个堪当重任的人选。否则，彭总作为主管军事工作的首脑，怎么会在中央分工明确的领导体系中越俎代庖，为别人主管的经济工作在庐山上给毛写信？这正是彭总在受命数月之后，以毛耳提面命的海瑞精神向毛复命（1959年8月16日，在庐山会议最后一天的大会上，毛说彭总“到处散播，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是海瑞”，又说“现在是右派海瑞。……
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349、347页]。这些话都可以印证彭总当时的“海瑞精神”，也是毛为自己曾经提倡海瑞精神，后来又批判彭总之事自圆其说，防止有人说他出尔反尔）。
在庐山会议上，彭总向毛复命的信件不唯上，只唯实，引起了毛的不满。可是信件被毛公布之后，多数与会者却表示支持，还对中央一线领导提出了许多意见；而且黄克诚曾经说过，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是想要刘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的人做公开检讨的。面对这样的情况，如《王光美访谈录》所述，“少奇同志这一段确实很紧张。毛主席批了彭总的信以后，少奇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甚至有一天凌晨，刘吃了安眠药不久，突然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见该书199页）。这些叙述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刘少奇当时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也就是上述王光美所说的“要追究个人责任”的压力），面临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前途。其第一种前途是：毛会不会翻出在高饶事件解决之前对他的那些严厉批评，加上大跃进公社化中对中央一线领导的诸多不满，把旧账新账一起算，让他“挪挪位子”？当然，除了这一不利的前途，刘还有第二种前途，就是尽量利用和扩大毛对彭《意见书》的不满，把旧账新账一起算的祸水引向彭总，力争将其扳倒，刘便可在高饶事件之后再次得到解脱！
避免第一种前途，争取第二种前途——这才是刘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彭总的真正原因，与上述王光美所说的刘是为了避免“导致党分裂”相去甚远。
二
然而，彭总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高居十大元帅第二，而且刚刚在抗美援朝中浴血奋战，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立下了旷世奇功，打得美国人惊呼“八国联军陷北京，十七国联军攻不动一个彭德怀”，在国内国外都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要想扳倒彭帅，谈何容易！于是，刘就必须使出其唯一可能制胜的杀手锏——翻出彭总与高岗之间的相互交往（特别是抗美援朝时期，彭担任前线统帅，高掌管东北的后方基地，二人交往很多，而且彭对高的工作十分满意），翻出1955年3月21日彭总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对待高饶问题做过自我批评等等旧账，将彭总“追认”为高饶集团成员！只要追认成功，就可以把庐山上的斗争扭转为与高饶反党集团斗争的继续；这不但顺应了毛批判彭总等“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需要，还可以顺理成章地促使毛在庐山上把几年前的反高饶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只要把批彭总与反高饶联系在一起，毛就别无选择，就不可能支持彭高饶而只能支持刘，特别是支持刘把对于彭总的批判加强加重，直至象对待高饶一样，结束彭总的政治生命，而决不仅仅是批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就完事。
这是决定1959年庐山会议走向的一个重要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明白：
为什么毛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对彭总说出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等最厉害的话，但他却没有说彭总距高饶反党集团还有三十公里，更没有说彭总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要知道，这一说法的性质和分量都大大超过了右派问题）；
为什么从7月23日到7月30日，批彭不断升级，已经给彭总等扣上了“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等等大帽子，但一直没有出现彭总与高饶集团有关系的说法；
为什么在7月31日中央常委会上，毛历数党内“五次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中彭总的历史旧账的时候，虽然说了彭一句“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却认为只是“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217页），仍未把彭总视为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
为什么到了8月1日中央常委会，林彪批彭总的调门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但是连他对前一天毛讲到了高饶事件都不敏感，一点儿也没提高饶集团的事；
为什么在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是刘，而且只有刘一人（！），不顾自己是高饶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对该事件的看法容易被认为缺乏客观性和说服力，多次把彭总往高饶事件上扯！
根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的记载，刘在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先是说彭总在“高饶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意在说明高饶事件前，彭总和高饶就是一起反对刘的。然后，他讲了彭对他有意见的“一件事”，即延安时期刘召集的华北座谈会，引起了毛的支持，为他做了辩护（见该书248页）。
紧接着，他又讲了“另一件事”，就是延安时期他与彭同去看望病重的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本文对关的这些话也不作评论，只分析刘引用的用意）。然后，刘说彭“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并重复此前已经说过的意思，又一次说彭总“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见该书248页）。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刘列举的引起彭总对他有意见的两个事例，即华北座谈会和关向应劝说彭总的两件事，均发生在解放前的延安时期，与解放后发生的高饶事件毫无关系，但刘既不提解放前，也不提反右派或庐山会议前，却偏偏提“高岗事件前”发生了这两件事，偏偏要把这两件无关的事情与高饶事件扯在一起，其用意显然就是要把彭总扯进高饶集团。可以理解的是，如果“高岗事件前”，彭总在某些问题上对刘的确有过不满，并且和高岗有过相同的看法，真的能和高岗扯上关系，刘也不会轻易在这里提出。因为这些问题有可能如前文所述，也受到过毛的批评。于是，刘当然不会在毛面前提起，当然只能借用与高饶事件毫无关系而且远在延安时期发生的那两件事来实现自己的用意。
第二，刘在借关向应之口点明彭总“反对毛主席，闹派别”之后，重复他已经说过的彭总“高饶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之意，又一次说起彭总“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如果仔细揣摩其锋镝所向，就会感到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要点出彭总不但以前就如关向应所说，闹过派别，“反对毛主席”；而且到了“高岗事件前”，彭总与高饶一致，对刘“有七八点意见”，讲了“很多不满的话”，这就是再一次闹派别，反对刘！而众所周知，刘在高饶事件中得以翻盘，全靠后期毛的大力支持。所以，反刘就是反毛，彭高饶一起闹派别反对刘，就是再一次被关向应说中了，就是再一次“反对毛主席，闹派别”！
刘真是精明过人！
首先，他利用关向应的话了无痕迹地借人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用意，提出了彭总与高饶一起“闹派别”反对刘，也就是彭总属于高饶反党集团的要害问题。
其次，他进而把海瑞们在庐山上对他的严峻挑战，变成了“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见《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变成了彭高饶“反对毛主席，闹派别”，顺理成章地把反对彭高饶的斗争塞进了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
然后，他就可以利用毛对于“反对毛主席，闹派别”的利害关系和高度敏感，提醒和刺激毛迎接彭高饶反毛派别的挑战，不动声色地把毛推上他塞入的反彭高饶斗争的第一线。
于是，他不但可以狐假虎威，稳操胜券，更为绝妙的是：明明是他极力调动和依靠毛为他充当抵挡海瑞们挑战的保护伞；可是，他把这场对他的挑战变成了彭高饶“反对毛主席，闹派别”的重大政治斗争之后，他又成了为毛抵挡枪子儿的受害者，成了毛的忠诚卫士和亲密战友！
他这番借助关向应的良苦用心还真有了一点儿效果：毛当时马上插话对彭总说
“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个人是搞派别活动的。”不过，毛的话到此为止，还未将彭总与高饶的派别连到一起。
这说明，刘还需要继续添枝加叶。
随后刘又对彭总说，“要挖一下记仇、记恨事。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见李锐书252页）。刘说的想与彭总谈话之事，只是其本人以前或有或无的而且从未实行的一个想法，别人（包括彭总）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反驳，却被他拿来自说自用；而且表面上说的是怕与彭总“谈不进”，“怕挡回去”，实际上点出的主旨却是“怕”的原由，即彭总因为高饶被整而记仇记恨（所以才该“挖一下记仇、记恨事”），从而也就再度强调了彭总与高饶反党集团的密切关系。令人难以听信的是，刘在这里说彭总“记仇”、“记恨”，却不提出任何根据。难道彭总心里的想法可任由外人随意想像？难道仅仅因为刘自己“高岗事件后”怕与彭总“谈不进”，“怕挡回去”，就可以认定彭总“高岗事件后”记仇记恨？
刘的这番功夫总算没有白费。在8月1日这天的中央常委会上，毛当面听完刘对于彭总与高饶关系的多方引导之后不久，终于提及此事，说彭总“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然而毛的话显然说得不重，只是说彭总摇摆，而且能摇过来，并未把彭总与高饶视为同伙。毛还对彭总说，“这一次又可摇过来，看环境形势。对你寄托希望。”这就更加说明刘施加影响之后，毛对彭总的态度并未过于严厉，甚至还对他“寄托希望”。这也是上述7月31日毛说过彭总一句“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以及“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之后，再一次重申自己对彭总基本的看法，而且态度较前还有所缓和。
很显然，较之毛提到彭总与高饶事件关系的时候表现出的直白与缓和，刘则是很有心计和分寸，同时把这一关系的问题说得非常严重，甚至认为彭总是“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所以，是刘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创造了彭总与高饶反党集团关系的重大命题！而且，也只有刘而没有其他任何人迫切需要这一重大创造来扳倒彭总和保护自己。
三
九天以后的8月10日，刘的重大创造终于为毛所用！毛在安徽省委关于张凯帆（省委书记处书记，曾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专门报告的批语中突然严厉指责彭总是“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对庐山会议批判彭总乃至此后全党全军全国的走向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九天当中，创造彭总与高饶集团关系重大命题的刘是否或如何进一步对毛施加了影响？七年后的1966年10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说的“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这说明毛对于刘在庐山反右倾斗争中塞入私货看得一清二楚，他之所以未予捅破，“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其中有无或有多少是指被刘的这个重大创造弄得不满意和没有办法？这些都无法得知。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清楚地看到，刘无需出头露面，也无需承担政治和历史责任，他扳倒彭总的用心终于在毛的大旗之下得以顺利实现！他在庐山会议的大风大浪中终于涉险过关，他的命运和前途终于展现了一片光明！
在随后的激烈交锋中，他放心大胆地对彭总拍了桌子，还说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与上述在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讲话时小心谨慎，极具心计和分寸相比，他的这一名言是何等的锋芒毕露和尖锐直白！这时，他已不再惧怕性情刚烈的彭总，反倒挟持雷霆万钧之力，爆出深文周纳之言，给了功勋卓著的彭大将军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名言集中了刘此时强势的权位、心态、情绪、意志、城府、锋芒、欺压和羞辱等等元素之大成，除了刘，无人能够想得出来，说得出口！我们只能感到，这一名言至少具有这样的意味：刘认为与其让彭总“犯上作乱”，追究他的“个人责任”，甚至动摇他的领导地位，还不如他借助毛的天大优势，篡改党中央1954—1955年处理高饶事件的基本决策，把彭总打入高饶阴谋反党集团；把庐山会议开展的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篡改为反对彭高饶阴谋反党集团的斗争；把海瑞们对他的严峻挑战篡改为他对彭高饶的全线反击；进而篡夺和恢复他在毛“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的领导体系中失去的权利和地位！然而，如此严重的“篡党”，虽然骨子里都是他“说了算”，令毛既“不满意”又“没有办法”，却又都是他拉大旗作虎皮，充分借助最高领袖的权威和支持，在公开的场合名正言顺地进行的，毫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已经取得了惊天动地的重大胜利——这也许是他说起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我篡党”来毫无顾忌的根本原因，也许是他为共产党员的修养著书立说，身体力行，达到的高超境界。
四
庐山会议批判彭总导致我党“左”上加“左”，导致大跃进公社化的错误愈演愈烈，导致全国经济连续三年严重困难，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1962年7月，刘为此曾抖胆冒犯龙颜，痛心疾首地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然而，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他却仍未想到，这些可怕的恶果，正是包括他在内的左派们所犯的批判彭总等等严重的错误直接造成的，更未想到批判彭总有错。此前的1月27日，他在其颇受好评的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虽然承认彭总“信中所谈一些问题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是不对的，也不算是犯错误。”但是他又强调，“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笔者：请再读一遍这句话！）“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恐怕是彭、高联盟。”“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他斩钉截铁地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有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这就是说，还不到两年半，庐山会议给彭总捏造的一大堆可怕的罪名，无论是“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还是“湖南集团”；无论是“军事俱乐部”，还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等等，统统不攻自破、土崩瓦解！就剩下了一个刘自创自用的彭总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的问题！而且该问题还成了庐山上给彭总定罪和后来拒绝为彭总平反之仅存的和唯一的根据！由此可知，既然彭给毛写信“不算是犯错误”，而且“信中所谈一些问题不少是符合事实的”，那么如果刘不在庐山上创造出这个彭总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之仅存的和唯一的根据，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就根本无法把彭总等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命运就极有可能大为改观，庐山会议的历史就会彻底改写；会后全国就很可能不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左”上加“左”，不会发生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不会发生骇人听闻的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剧；而且事后如果刘不能再次给彭总捏造并追加新的罪名，七千人大会就必须为彭总彻底平反；至于刘的命运，就得在庐山会议前极为不利的情势之下从头儿再来，只有天知道他会有一番怎样的遭遇！
正因为如此，刘在庐山会议上创造的彭总是高饶反党集团成员这一仅存的和唯一的重大问题，不容置疑地具有改变庐山会议走向的决定性作用！它不但创造和改写了庐山会议乃至党和国家的历史，同时也创造和改写了他自己的历史！
正因为如此，很多相关文章说过的在庐山会议上林彪三言两语，起了批彭定调的作用之类的断语，是不准确的。真正起定调作用的，乃是刘创造的彭总是高饶反党集团成员这一仅存的和唯一的重大问题！
正因为如此，刘尽管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很多直言正论，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给彭总摘掉他创造的彭总是高饶反党集团成员这一仅存的和唯一的大帽子；反而一定要变本加厉地提出高饶集团“是彭、高联盟”，“是彭德怀利用高岗”，把彭总升级为高饶反党集团的领袖！
也正因为如此，为了防止最后只剩下一个难以坐实的彭与高饶集团关系的问题压不服彭总和全党，无法对付七千人大会为彭总平反的强烈呼声，刘总算找出了又一个致命的杀手锏：硬说彭与高“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硬是给彭总捏造并追加了新的更加严重的罪名——“里通外国”！而且不提交专门的审查报告，不出示任何证据，连一丁点儿最起码的根据都不提供：彭总的“国际背景”是什么？“反党活动”又是什么（不就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吗？）？“某些外国人”姓甚名谁？他们“在中国搞颠覆活动”干了些什么？对中国产生了那些严重危害？这些颠覆活动和严重危害，与彭总的“反党活动”如何“有关”？这一切统统子虚乌有，就敢凭空诬陷彭总“里通外国”！这与因为陷害岳飞而恶名远播的“莫须有”何其相似！而且“莫须有”原本是“也许有”或者“难道没有”的意思，比起八百多年之后凭空诬陷彭总的“我说有，你就有”，真要自惭形秽了！
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形势的极度恶化，虽然已经完全证明彭总在庐山上的仗义执言毫无过错，可是他不但不能获得平反昭雪，反而在证明了是毛刘林等左派有大错之后旧罪升级并再获新罪，而且都是登峰造极、万劫不复的罪名——反党阴谋集团领袖和“里通外国”！这不免让人想到《三国演义》里的田丰。东汉末期的公元200年，袁绍拒绝田丰的忠告，招致著名的官渡之战大败；败后，田丰非但不能因逆耳忠言得到敬重，反因其令袁绍蒙羞而被诛杀！可是，刘在庐山会议上借用《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却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指的是魏脑后有反骨。刘这话后边还有另外两句：“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 ）。他说这话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他的这些生动的比喻完全是不着边际；而如果要用《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做确切的比较，则是彭总已经陷入了田丰的厄运，他和毛林等正在步袁绍的后尘。
呜呼！谁能想到，田丰的历史悲剧竟会在一千七百多年之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重新上演！
五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到了文化大革命，就轮到刘少奇主席大祸临头、在劫难逃了，也就是“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了。他在建国后受到毛严厉批评的、遭到高饶集团反对的旧账，在庐山会议上有幸躲过的大跃进公社化的旧账，加上庐山会议之后的新账，一块儿被翻了个底朝天——这回轮到他被旧账新账一起算了，这回他再也无法反对彭总那样人以转移斗争方向了，这回他再也不能影响毛的领袖意志以求得再度解脱了！1967年8月，在不堪忍受野蛮揪斗的时候，刘只好拿出宪法，郑重地要求保障自己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可惜的是，他作为党的领袖和国家主席，当年从未想到必须按照宪法保障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三百几十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这时候又能指望谁来按照宪法保护他自己呢？
真不知刘在文革中的时候是否有所醒悟，是否改变了对彭总的看法，特别是是否改变了他自创自用的对彭总与高饶集团关系的看法。而刘如果有所醒悟和改变的话，王光美就最有可能知道。可是《王光美访谈录》不仅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叙述，反而还是不理会绝大多数人对庐山会议已有的共识，还在数落彭总的“错误”，还在为刘的错误辩护。这就很容易让人想到：刘在饱受文革的迫害之后，很可能连自己与彭总“同是天涯沦落人”都还没有知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他醒悟和改变了！在数十年革命风雨中为人民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刘少奇主席，其最后的人生也就更加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