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期的严肃调查——饿死20万
作者：大顽童哥哥
近20年以来，关于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农村饿死3000万人的说法越来越流行。近来，为了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突出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说解放后的前27年“经济濒临崩溃”的文章又多了起来。直到10月1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才纠正了过来。《人民日报》社论的说法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基本小康”。
《人民日报》社论的这个说法，从纯经济意义上，我认为是实事求是，比较准确的。
说来也很有意思，提出“经济几乎濒临崩溃”这个判断句（结论）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华国锋。但是，华国锋指的是“从1974年到1976年”的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1974年到1976年的这个时期，是邓小平主政和四人帮作乱的三年。对于华国锋的这个说法，邓小平从来没有认同过。
受题目限制，还是回到饿死多少人这个话题上来。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过人，这是真的。但是在当时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始终没有成为一个话题。因为亲眼所见的人很少。
我那时十岁出头，在福建惠安县实验小学读书。我记得那几年，学校都在正常上课，但是同学都说吃不饱。“瓜菜代”是那时候的专有名词。我父亲所在的守备第八师抽出不少兵力开荒生产，海岛部队组成了打渔队。父亲也命令我星期天跟着警卫排担水挑粪上山。在学校里，学生们也积极参加地瓜种植，上山采撷黄栀子卖钱缴公，收获颇丰。我养了一窝兔子，每天傍晚去郊外拔草，后来妹妹也跟着去。母亲在小院子里种南瓜，养着一大群鸡。
有一天，过冬至，我的好同学曾安国（第一对兔子就是他送给我的）请我去他家（县城居民）参观他家兔子的新生幼儿。看见他们家在吃地瓜酒干饭。
在这个学校里，也有日子很难过的家庭。例如我另外一个好同学李海澄家（郊外农村），他父亲失去了劳动力，粮食不够吃。过冬至这天，他开口跟我要几斤福建粮票。我把他领到家里，妈妈给了他3斤粮票。事后妈妈对我说：“下不为例了。家里粮食也不够吃，还得给老家寄去一些呢。”
就在这一天，妈妈告诉我，山东老家的姥爷得了水肿，死了以后老家还不敢说。为什么呢？1958年底，老家写信给上海的四姨和姨父，反映县政府农业生产瞎指挥、有农家断粮的问题。四姨一看就发火了，她急匆匆搭船到青岛，再乘车去诸城乡下。她看到的景象是无法容忍的。回到上海，她就跟姨父如实说了。姨父王绪飞是华东局监察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是老家那一带的地委书记。1949年接管上海，陈毅点名把他带去了上海。
姨父一向钦佩陈毅，工作作风也是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他经过一番调查后，给华东局写了一份报告，不料引得柯庆施勃然大怒。到了1959年批判彭德怀之际，他跳出来支持彭德怀的万言书。结果可想而知。
四姨（上海中国唱片厂人事科长）和姨父双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四姨当工人，姨父去了金陵路中学当校长。文革开始后，姨父成了“彭德怀的走狗”……有一天，姨父实在忍不住了，决心去跳黄浦江。刚从江西中路374号302室走出门去，就被我四姨一声怒喝：“回来！你这个孬种！”
姨父愣住了。
四姨骂道：“你死了就会增加一个罪名：叛党！”然后她上前几步，对着姨父就是两巴掌：“你平时不是老说实事求是吗？你写的那个报告就是实事求是的！实事求是没有罪！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好好给我活下去！坚持真理！”
是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是我们共产党的命根子。
再回到饿死多少人的话题来。
三年困难期，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有一次在家里吃饭（爸爸吃馒头，我们吃地瓜片干饭），听见爸爸对妈妈说：“周总理要求福州军区部队大力加强副业生产，节衣缩食，给大西北研究尖端武器的专家支援粮食。国家困难，苏联逼债……我们军队要多做贡献！”
后来得知，军区各级部队纷纷响应，毫无怨言地压缩自己的粮食定量，迅速调集军粮，给大西北运送了过去。军区皮定钧副司令亲自抓副业生产，指示部队满山种南瓜。
1964年，就在国民经济全面复苏之际，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68年我当了兵，部队里副业生产一直红红火火。饿过饭的人更加积极。也有在那三年过得不错的兵。我曾经问过一个1965年入伍的江西宜春籍的老班长，他说：我们那里如果饿死人，全国都得饿死。我又询问福建闽南的兵，他们都说：过得去。可能南方的情况比较好些吧。一个河南籍的老兵说：我听说过我们河南有的地方饿死了人，但我们老家没有。
文革后在咒骂毛泽东的声浪里，饿死多少人的问题出现了。我感到困惑的是，当时全国人口6亿，如果饿死了3000万，也就是平均每20个人就要饿死1个。为什么部队里那么多年那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村战士居然没有强烈反应？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在1961年到1963年,全国怎么会有城市职工1800万人（含家眷2600万城市人口进入乡村，他们吃什么？……为什么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公布这个数字？
这个困惑，今天终于得到了答案。跟各位报告，早就有机构在调查这个问题。时间是1963年到1971年。可是他的结论，一开始被认为是“夸大阴暗面，思想右倾”。而到了1985年，在一个高级会议上又被结论为“掩盖极左路线的错误”。
根据这个机构长期全面的实地调查，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因为饥饿人死去的人口数字是：大约20万。
该资料来自学科学学区历史论坛：2005-09-21 22：00。
据这位提供原始资料的干部说，他当时不顾个人政治风险，给毛主席写过一个专题报告。现将原帖全文附下。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人在二十万之内》
作者：春天的惊雷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当年号召下的社会调查表明：“饿死三千万人”是一个夸张。自从网上有人载文说，在中国，上世纪60年代初，饿死三千万人，我就在找一个当年同我有过颇深接触的人。因为，这个人，自1963年——1971年，曾先后多次在安微等地调查过此事。根据这个人自已要求，这里不公布他的名字。但对下文中的事实，他表示，绝对愿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人曾因调查过当年饿死人的事，并一直坚持实话实说，三十多年来，遭遇过两种指责，截然相反——颇具戏剧性——的指责。三十年前，被某些人说为：夸大阴暗面，思想有点右。1984年后，却被另一些人批评成：思想较左，掩盖左倾路线下的错误。也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我如愿以偿，找到此人。遗憾的是，这人今已年迈，耳虽聪，目却完全失明。——这是一个视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为生命的人；一个说真话，——不管在什么人面前，都不曾有“李锐式的”、“捏一把汗”后怕的人；也是走到那里，都能镇邪慑鬼的正人。有人说他应“官居大位”，他爽然大笑，说“和平的开拓年代，要的是老黄牛，铺路石和拓荒者，有时要甘当‘众矢之的’——冷静理智的‘众矢之的’，或说‘为人民——这个拳王——当陪练’”。
他常有惊人之见，也算是多遭误解和某些不公正，但他自已决无“蹲牛棚”的命运夸张和悔怨。他认为，这太正常了，共产党人要奋斗，要斗争，会有牺牲，只要做得正，成就也好，牺牲也好，都对别人有好处。他同时说，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未曾有过那么多的人蹲牛棚。中国哪有那么多牛棚，人蹲了牛棚，牛放那里呢？！
鉴于他有知有识、脱出尘俗的境界，近几年，圈内有人同他开玩笑，说他是“活脱脱，一个小毛泽东”。对此，他一般这样否论：“不！我们是毛泽东的‘孝子贤孙’”。
下边，是他对1963年——1971年若干次调查的归纳性回忆。
我按他原话整理，——并经过他确认。
毛泽东从来都主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任何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未尾，而不是它前头。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2年经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后，毛泽东尤其强调，全党要下大力气调研。毛泽东本人就多次走出红墙，来到人民群众中。
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们当时也去过很多的地方。自1963年——1971年，我先后同我的同事们，在苏北，浙江，安徽，河南，四川和云南等灾情较重的地区，搞过19次，累计280多天的调查。根据我们的调查，加上其他人的数据，当时全国农田受灾面积，最重的为1961年，全国16亿亩耕地有9亿多亩受灾（后来国家公布为9 亿亩）。其中江苏、安徽是全面遭灾。次者，是1960年，再次是1962年，受灾面积为5亿亩左右。至于饿死人，是有的，据我查析，人数不是当时某些干部汇报的“寥寥几个”；更不是今天极少数极度夸张的“以千万计”（这太离谱了）。1963年的调查宗旨是救灾和恢复生产。对饿死人情况，我们采取的“循大追多”法，即，哪里这方面情况严重，就到哪里调查，并且，顺着群众提供的线索去追寻。
就省而言，安徽省，河南和四川，这方面的反映最多。我们就选择了安徽和河南。就地县而言，天长、铜陵和凤阳为最，我们就选择凤阳和铜陵。我们摸索到一个这方面情况最惨重的大队（由几个自然村落组成），饿死达7人（后几年的调查，没有突破这一数字）。在河南的驻马店、兰考和杞县，调查情况都好于凤阳。在苏北，滨海县的五汛路建、东海的马陵山，铜山县，我们也分别查实了1、3、3例饿死人。在后来的四川和云南调查中，饿死人的事，比之安徽，也轻得多。
由这样一个摸底，我曾以一个党员干部的名义，报过一个材料给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基层干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缺乏更大的力量；调查统计知识又相对不足；手段也落后，无法作得更全面和精确。几年下来，我们几个人粗概地估算，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人在二十万之内（这在当时，也是个惊人数字啊！要知道，这是饿死啊！）。
就是这样一个数字，——戏剧性事情便开始了。文革前一两年，我安然无事。只是到了1971年，不知是谁漏出了前几年调查情况。秋天，即有一个领导找我谈话，说“那个饿死二十万人的调查”，太夸大了，对共和国的形象有影响。我和气而平静地说明其客观性。领导也是无话。不过，从此也就决定了我的个人前途（这无所谓）。
而到了1985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个会议负责人，在批评大跃进带来的困难时，居然说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饿死上千万人。我在惊讶的同时，指出这一数字的不可靠性，——二十万就了不得了。随即遭到一帮人颇为尖酸的批判，说这是为左倾……掩错。……哦！现在，又变成“饿死三千万”了！
……这就是这个年迈老人的回忆。
随后，他让他的家人递给我一叠材料，当年调查的笔记。今天，我已将其复印件保存。读了以上文字，不同的人，感想一定各异。但毛泽东的忠告，很多人是挥之不去的，这就是：凡事都要“实事求是”！
网友“夏过了是秋”跟帖：
3000万的数字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国家统计局一个***时代上来的副局长和一个老外搞了个项目，用一种线性统计方法计算出了三年非正常死亡2500万人的数据。现在俺在外面溜达，回去翻翻，可以准确地说出这小子的大名和那统计方法的学名。另一来源是一份杂志，好像是炎黄春秋上载有一段廖伯康与杨尚昆的对话，其内容是廖说四川死了1000万，杨问廖数据从哪里来的，廖说是省委通报的。敌对分子因此推论全国至少3000万。
第一个来源那种统计数据的基础数据是全国分年人口统计数。他先计算出一个平均年份的死亡人口统计数，计算出一个线性规律，然后再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人口减少数纳入，把规律线外的统统称为非正常死亡。注意，他用的是非正常死亡，而不是饿死。现在网上就把这非正常死亡说成饿死了。第二种来源我曾经问过廖家公子，他说他爹当时只是重庆团市委的干部，如果他爹看过那省委通报，我爹也应该看过，杨尚昆更应该看过。只是现在有几人已经没在人世，这官司没办法打。
好几个朋友的爹在四川境内当地委书记，他们有个共同的说法，就是那三年四川也有灾，但不至于饿死人。四川曾经发生缺粮，也有饿死人的情况，那是因为粮食外调原因。有个地区出现粮荒，那地委书记命令保证每人每天至少二两粮食，一个人都没饿死。李井泉到基层调研的时候，这位地委书记实事求是的对李说，不能再调粮了，再调就要死人了。李回去后西南局就发了调整粮食调运通知，停止困难地区外调粮食。
非毛化时代错误信息满天飞，上面没人出来澄清。现在这些虚假信息成了敌对势力攻击党和国家的炮弹，真是令人痛心。不能讳言建国几十年中的错误和教训，但是历史更应该真实客观。
当时有人饿死也是事实，主要发生在河南、安徽这些地方。这与当地干部虚报浮夸有关，更重要的是天灾。天灾是不可抗拒的，中国的农民起义大多就发生在天灾年间。抗战时期某年（好像是 1943年）河南也发生天灾，因灾死亡300余万人。当地政府向国民政府报告要求减负，老蒋不答应，要汤恩伯继续征收军粮。所以河南有水旱蝗汤四害之说。美国人白修德深入灾区调查后写成报告，通过信阳邮电局把报告发了出去，国际舆论大哗。蒋因此把信阳邮电局那个电报员给枪毙了，罪名是泄露军事机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人现在是敌对势力的重要炮弹。国军余孽在这方面没有攻击力，上述河南灾荒他们也没解决好。一些精英渲染夸张三年自然灾害的损失，针对的是社会制度，他们认为三年困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他们的着力点在这里。朋友们在此问题上应该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