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押过的中南局书记
作者：孙东海
我敢说，作为中南局子弟并以解放军的身份曾经看押过几位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经历，是在中南局子弟中绝无仅有的。
1969年12月我入伍到了广东省军区独立五团，这是一支驻粤北地区的警卫部队。1971年5月我从团宣传队被临时调到一个新建的叫着“西瓜地”的看押点上锻炼。同时被任命为军队最小的官——副班长。别看我官小，我将去看押一些很大的官。
一、关押中南局书记们的看押点
这个看押点位于乐昌县东北方向六公里处中山劳改农场的中心地带，该劳改场由我们一个连看守。围绕着西瓜地这个新建点，这个连有两圈十几个执勤点。这些执勤点既看押劳改犯劳动，又监控着西瓜地新看押点的一举一动，晚上則宵禁戒严。劳改农场附近的公社还有一个武装基干民兵营，随时待命围捕逃犯。
西瓜地看押点设有一个排，看守着用两人多高的高墙围着的两排平房。前排平房是办理专案的广东省革委会“31号办公室”和生活设施用房。后排平房有十个单间，每间各关着一个“叛徒”或者“特务”。两排平房相距六米。该看押点设两个固定哨和一个设在后排房走廊上的游动哨。这种多层把守的措施，更使我想知道里面关押的到底是什么人。
我第一天上游动哨时，带岗的班长给我挨个简单介绍了在押人员的情况。
他这一介绍可把我惊呆了！在押的人员竟然是：中南局书记处常务书记金明；书记处侯补书记王德、李一清；中南局常委李尔重（其余六位是广东省的副省级干部：尹林平……等，此文从略）。
我父亲孙毅与前四个人都挺熟。特别是与李一清和李尔重，他们三人1956年在武汉就认识了，后来他们又一同调入中南局。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尔重时是1968年初我去他家找他的二儿子李新民（绰号：老土）玩，他的记性很好，他肯定还认识我。
这是怎么回事？以前这些我十分敬重的前辈们怎么现在都成了叛徒和特务了？而且还成了我枪下的看押对象！
如果部队和“31号办公室”知道我是中南局子弟又与他们认识，还会派我到这里来吗？
我迷茫了，我不知道今后应该怎样对待他们。
二、王德征服了我
两天后我又上了游动哨，王德大声喊道要上厕所（单间内没厕所和洗漱的）。于是我给他打开了反锁的门，可是他并没有出来，我斜靠着门边等着他。
“你是刚调来的班长吧？”王德看我背着冲锋枪很和蔼地轻声问我，看来他是怕他的说话被前面平房里的办案人员听到。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轻轻地点了下头。
“你从哪里入伍的？”
“北方的”。
“北方哪个省的？”
“河北的。”
“不对，你们广东省军区这几年没有北方兵源，你是广州兵吧？”
哎呀！我心中一愣。心想：他怎么知道我是广州兵，肯定是李尔重认出了我向他通报了情况。我直怪自己忽略了他以前在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时，就曾兼任广州警备区第一政委（广州警备区属广东省军区管辖），他对广东省军区的部队情况了如指掌。完了！我在他面前一下子就成了一个透明人了。
“听你讲的普通话跟我的孩子们讲得是一个味，我就知道你是从广州来的。”王德的判断毋庸置疑。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一眼就能把人看穿的人，我立刻被他镇住，愣在那里不敢说话了。心想：王德你真厉害呀！你真不愧为中南局的组织部长，在延安时毛主席就特别赞赏他的观察能力和组织能力，曾经委他以重任，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的得力助手。
我为了掩饰我的尴尬，连忙岔开话题大声地对他说：“你要上厕所就快去吧。”
王德也就此中断了话题。他知道哨兵是不能随便与他们长时间交谈的。可是他上完厕所回到了房间后仍不让我关门，又继续轻声地问我：“小孙呀，你看我们这些人像叛徒和特务吗？”
王德竟然还知道我的姓，那么他也一定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了。这又把我吓了一跳！
此时我只能老实地回答：“我刚来，不太了解你们的案情，但是我知道你是61位叛徒集团里的人，可是这个案子早在延安整风时就澄清了，你们是受中央命令而为的，应该不算叛徒。”
听我这么一说，王德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他说道：“不错，算你还知道这些。你爸爸是新中国刚成立时派到苏联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如果有人说你爸爸是苏联特务，你信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差点喊了出来：“那是诬陷！”
王德马上示意我别激动，他又说道：“同样道理，金明、李一清、李尔重的档案，我都看过，他们的问题党组织早有结论，根本就不是叛徒和特务。那些不实之词都是些道途听说的小道消息。”突然，他话锋一转用犀利的双眼盯着我说：“想必你也是共产党员吧，你会对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开枪吗？”
哇！这么尖刻的问题我从来都没敢想过，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无言以对。此刻我只觉得我手中的枪特别的沉重。
王德见状轻松地说：“你不用马上回答我，你回去好好想想吧，你知道应该怎样做的。”
谈到此，我如释负重地关上了他的房门，但我心灵的另一扇门却被打开了。王德伯伯，我服了你啦！
在以后关押他们的日子里，我常常背着专案组给他们换个眼镜片、买本书、买些小日用品什么的。每当他们为这些小事感谢我，我看到他们饱经苦难的脸上露出笑容时，我却真的想哭！
我深知王德伯伯与我谈话的用意。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就时常以副班长的身份对我们班的兵说，这些被看押的老人现在还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问题还在审查中，只要他们不违规，我们还是要给予他们一些生活上的方便（除了提审，老人生活上的一切事都受我们的管制）。
每当我的兵对老人们做出些善举时，老人们笑了，我的心里也笑了。但其它班的兵我鞭长莫及管不了，有些兵因受专案组人在办案中恶劣态度的影响也做出一些刁难老人们的行为时，我的心也像老人们一样忍气吞声难受极了！后来我按照《管理在押犯人条例》中有关尊重犯人人权的规定向排长作了反映，排长制止了他们。这亊也不知道怎么让王德伯伯知道了，―天他对我竖起了拇指，我表面淡定心里却乐开了花！
三、金明的严正要求
金明在这十个人中职务最高，是他们的头。文革初期，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被揪到北京批斗。整个中南局的日常工作暂由金明一人挑头。他既精明强干又细致周到，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突然有一天，他被莫名其妙地被宣布为“叛徒”了。
关押金明他们的房间每间只有八平方米。房间里放一张小木床、一张可以放衣物和写字的桌子、一个没有靠背的方凳，就再也没有什么活动空间了。只有在提审、打饭、上厕所、洗漱时，通过哨兵的允许才能出房间，其余的时间都被关在屋内徒身四壁。为了使哨兵能观察到屋内的动静，晚上不能关灯。无穷无尽的提审并没有击溃他们对党的信念；但无声无息流逝的岁月却慢慢地催残着他们的肌体！能走出关押房晒一晒太阳，活动一下筋骨，几乎成了他们最大的奢求。
有一天，平时沉默寡言的金明突然问我：“你们部队还有看押像我们这样的人吗？”
“有啊，不过没有你们的官大。”
“他们有放风时间吗？”
“有啊，还有的是在哨兵的看押下在外劳动。”
“为什么我们这里没有放风？”
“我们没接到给你们放风的命令。”
说到这里，金明表情凝重起来。过了两天，金明主动要求交涉。专案人员叫我把他带到前面一排房的办案室后，我便退了出来站在门口。只见金明从容地推开了靠近关押房院子那边的窗户。
他站在窗边大声地对办案人员说：“我们十个人强烈要求给予我们每天有一定时间的放风！”他是有意要让后排关押房里的人听到。
办案人员大声喝道：“你们的问题还在审查阶段不能放风！”
“我们每个人的所谓的问题互相之间都没有任何的关联，难道你们怕我们利用放风时串供吗？”
“你们这些人都是老奸巨滑的，谁知道你们会利用放风搞岀什么鬼名堂！”
“国民党的监狱都有放风，难道你们连国民党都不如吗？”
“金明，请注意你的身份和说话方式！”
“我的身份是共产党员，我的方式是正常交涉，我们的理由是正当合理的！”
这时被关押在后排房间的九个人也都七嘴八舌地大声说道：“我们要求放风。”“放风是正当的要求！”“每天关在这里都快憋死了！”“不给放风就枪毙我们吧！”
办案人员气急败坏地喊道：“我们说了不行就是不行，你们想怎么样？”
“为什么别的监狱像我们这样的人都有放风，而我们没有？”金明毫不甘示弱地说：“我告诉你们，如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就拒绝提审！直到把牢底坐穿！”
金明一言既出，后排房的人一呼百诺，要求放风的声音回荡在看押点的上空，搞得我们部队也紧张了起来。
哎哟！这完全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交涉行动。这些老人平时是不能互相交谈的，他们是怎样串连起来的？我们的哨兵怎么一点都没察觉出来？这些曾经坐过国民党监狱的老共产党员们真行！有理、有据、有节，令人佩服！
一个办案人员命令我让我制止他们。我有什么办法能制止住他们对人身最基本的要求呢？最后，还是金明叫停了大家。
他对办案人员扔下了一句冷冰冰的话：“你们看着办吧！”说完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几天后，“31号办公室”终于同意了金明他们的放风要求，允许他们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放风，并命令我们放风时在院子里要加派一名哨兵。放风的第一天他们十个人高兴极了。又是握手问好，又是伸腿弯腰，还时常小声说话大声笑。
李一清见我们加派了岗哨，打趣地对我们说：“解放军同志你们不用紧张，如果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从共产党的监狱里逃跑了，那我们真的是叛徒了！”
一席话惹得老人们一阵透人心扉的欢笑。阳光洒在他们的脸上开始泛起一丝光亮（半年以后我离开了看押点。听说，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十位老人开始在哨兵的看押下允许到高墙外的西瓜地里劳动了）。
四、李一清和李尔重比赛背诵《再版前言》
在看押点里关押的老人们是完全与世隔绝的。他们既不能往外通信，也不能收信。他们的家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被关押在这里。他们每天只能反复地看着比当天日期晚两天的《人民日报》来了解高墙外的世界。尽管他们身陷囹圄却 61 24911 61 15212 0 0 6291 0 0:00:03 0:00:02 0:00:01 6291刻关心着国家大事，盼望着能早日“解放”重新为党工作。9.13事件后，我们部队是七天后才分级传达并要求严格保密，如有泄密必受处分！这些被关押的老人们是不可能从我们及办案人员那里获得任何消息的。但是这些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们凭着他们多年的革命经历，在政治上有着极强的敏感性！他们在9.13事件后半个月不到就从报纸上看出了倪端。
怎么样证实呢？他们想出了一个测试我们的办法。有一天放风，金明和王德各拿一本《毛主席语录》，要李一清和李尔重两个人比赛背诵语录中林彪的《再版前言》，一人背一段，谁要是背错了就要在打饭时送对方一块猪肉（每人每月限量一斤肉）。
李尔重是被毛主席赞誉为“我们的作家和才子”的人。他和睦博学、举止文雅，他最大的嗜好就是读书和写字。也不知道他怎么搞进来了一套《资本论》，整天没日没夜地读着，要不然就昼夜不分地写着。关押室里彻夜灯火通明正中他意。有一次我问他，你有这么多检查可写吗？他诡异地笑了笑没有回答我。后来我想，他那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可能就是在关押期间打好草稿的。他好像忘记了是来这里坐牢的，而是在一所被高墙围着的高等学府里深造似的。
李尔重清了清嗓子准备先背了。果然，李尔重把《再版前言》背的又快又准一字不差，金明和王德都喝起了彩，他们还不时用余光观察我和另一个哨兵的表情。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制止的，一旦制止就间接证明林彪出事了；我们更不能赞扬，只能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
李尔重见我们没有上钩就督促李一清背下一段。李一清办事干练脑子灵活，有灰谐也有牢骚，经常对专案组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枪毙我吧！”要不就是你问东他常常答西，搞得提审往往进行不下去。
轮到李一清背《再版前言》了，他可能是出于故意，他背的结结巴巴的，还试探性地问我们这样背行吗？由于部队对此类情况已有保密预案，我只能不卑不亢地说，我们在执勤，请别干扰我们。
李一清和李尔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两人干脆合起来一块背诵，但李尔重背的快，李一清背的慢，俩人总是不合拍。我和另一个哨兵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只好远远地退到了一边去了，显得稍有不耐烦。
这一举动立刻被王德捕捉住了，他对李一清和李尔重说：“你俩别背了，解放军同志都不想听了。
李一清故意地对我们说：“不想听这可是立埸问题呀！”
我们俩个哨兵尴尬地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
金明见状出来说话了：“老李不要再为难解放军了。现在我宣布，李尔重获胜，李一清输李尔重猪肉一块，同时还要输给我和王德两位裁判一人一块！”
李一清又开始耍赖了，“不行，不行！那有一下子输三块肉的道理，你们也太狠心了吧，看我都瘦成‘搓衣板’（指两侧肋骨）了，你们就饶过我了吧，要不你们就让解放军枪毙我吧。”
说到这里，老人们都开心地笑了。
1971年10月1日那天，金明拿着9月28日的报纸放风时对几位老人说：“你们看，国庆茶话会那个人（指林彪）和另外五个人（指黄、吴、叶、李、邱）都没出来，看来是真出问题了。”
又过了几天，专案组才对他们传达了9.13事件。在此之后，对他们的提审也慢慢地少了。老人们觉得乌云即将散去，重见天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许多年以后，王德还说过：“如果林彪不死，当时要死的可能就是我们啦。”
1971年底，我接到了调我回团部的命令，同时升为班长。在离别看押点的那天，我不敢向这些受尽磨难的老人们道别。我只能隔着高大的围墙为他们默默地祈祷，保佑他们在里面少受点苦，早日“解放”！
班里的战友来送我。我对他们只说了一句：“对那些老人好一些吧。”
战友们点了点头，我含着眼泪默默地走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被关押的前辈们都平反了！金明当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长，后又出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王德当了广东省委书记；李一清当了国家邮电部长；李尔重当了河北省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