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抗日名将孟庆山（22）

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及成立冀中军区，这是两支部队走向正规化、革命化的重要一步，也是冀中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但是，在两支部队整编过程中，由于部队编制、干部职务都是由大变小，路、支队、大队改为团、营、连，总指挥、司令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有的由平行关系变为隶属关系，有的几个单位合成一个单位，因此，在部队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一些原河北游击军的部队到了原人民自卫军的领导手下，也产生了一些不服气和其他矛盾。有的人找到孟庆山，愤愤不平地说：“你原来在共产党的红军里当团长，他老吕原来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团长，冀中的抗日局面是咱们共产党打开的，为什么让他当正司令，而你却当副司令？”

孟庆山微笑着说：“咱们共产党是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不能争个人的地位和权力。上级这样安排，是基于全局的考虑，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这些人本来憋着一肚子火，到孟庆山这里来发泄发泄，还想得到孟庆山的支持和安慰，没想到孟庆山的胸怀是这样的宽阔，对此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对于河北游击军在改编中出现的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孟庆山和保属省委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改编的顺利进行，防止了分裂。

整编中，晋察冀军区领导与孟庆山商量，建议把河北游击军第一路军调拨给平汉路西山区的第三军分区。孟庆山毫不犹豫，坚决执行，并专门找了徐佩坚、田同春谈话，帮助他们补充装备，统一官兵思想。

同时调拨去的还有游击独立第一师。

第一路军编到第三军分区后，改称独立第四团，徐佩坚任团长，田同春任副团长，在保卫晋察冀根据地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12月，在野北战斗中，团长徐佩坚和上百名战士英勇牺牲；副团长田同春一直随这支部队战斗到新中国成立。解放后，田同春先后担任河北省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大校。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在改编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惨痛的事情。

孙必寿原任游击军独立团第三营营长，是孟庆山组建河北游击军后建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军事主官。他作战勇敢，敢打敢冲，是游击军很有前途的军官。游击军和自卫军合编以后，孙必寿被调到军区担任手枪队队长。冀中军区司令员是吕正操，军区司令部许多部门负责人都是吕正操原东北军691团的人。孙必寿脾气刚烈，与军区的一些人发生了一些矛盾。孙必寿气不过某些人的做法，有一天，他没有请假就回了老家孟仲峰。孟仲峰村个别混入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阶级异己分子，向冀中军区报告，说孙必寿私自卖枪，每天和地主喝酒赌钱。当时正值肃反锄奸，军区的个别领导，未加审问，就把孙必寿抓起来活埋了。可怜的孙必寿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而且还背上了叛变通敌的罪名，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被平反。杀害孙必寿的时候，孟庆山不在冀中而在路西（京汉铁路西）。他回来后，查清情况后，下令把参加杀害孙必寿的凶手陈锡周、宋暗中等活埋了，为河北游击军的第一个营长报了仇雪了恨。

河北游击军第二师是孟庆山到冀中后收编委任的第一支地方武装。师长段士增、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杨万林、团长崔凯都是参加1932年“高蠡暴动”的老党员，暴动失败后，仍坚持革命斗争活动。“七七事变”后，中共保东特委指示发展抗日武装，根据当时“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原则，动员了很多村庄地主的枪支，武装了抗日队伍。同时，部队驻防到哪里，就有哪个地方的地主出粮食。一些地主听说共产党肃反除奸的消息后，他们串通一气，利用他们的子弟混入部队之机，“联名”写信诬告第二师抢劫老百姓的财物。

冀中军区接到联名信后，军区领导几次开会，研究段士增和第二师的问题，一位主要领导说：“段士增他们抢粮食，开粮店，是土匪行为，应该枪毙------”

孟庆山极力反对。他说：部队成立初期，要打仗、行军，紧急情况下，向地主的粮店借些粮食也是正常的，不能说是土匪行为。他们几个老党员，在发展抗日武装工作中由贡献。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处决他们。

这时，有人说：联名告状信上说段士增家盖起了小楼，国难时期，他借筹备给养发财，按规定应该严惩。

孟庆山说：“告状信说什么就是什么吗？那也得调查核实呀！”

会议开了几次，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安平会议后，部队进行整编，命令第二师到河间集中。段士增他们部队因为其他事耽搁了几天。这下可被抓住把柄了，“旧账”“新账”一起算，硬是给段士增他们按上了“托派”的罪名。

5月中旬，游击军第二师4000余人，在段士增、杨万林的率领下，开到河间接收整编。冀中行署和冀中军区主要领导给孟庆山打电话，命令立即将段士增等三人抓起来。孟庆山一再解释也不管用，只好执行命令将他们三个抓了起来。

随着“肃托除奸”运动的发展，情况越来越严重，有关领导几次给孟庆山打电话，命令孟庆山将段士增、杨万林、崔凯处决。

孟庆山苦口婆心解释：“这三人都是咱们部队的好干部，虽然有错误，但实在不应该枪毙呀！”

领导批评他：你是红军干部，包庇托派，会有什么后果，你难道不清楚吗？

听了这话，孟庆山心里一颤。他在苏区的时候，亲身经历过肃清什么“取消派”、“AB团”的政治运动，知道凡是力图保护“取消派”、“托派”性命的人，往往也被杀掉。

1938年5月24日，孟庆山率第九分区机关转移到高阳县莘桥镇，夜里，孟庆山翻来覆去睡不着。为了快捷保持通讯联系，孟庆山经常把电话机放在枕边，这天也照例将电话机放在了枕边。

当时线路较差，电话串了线，电话机里传来说话声，是某个领导与另外一个人讲话：如果再不处决段士增他们，就连孟庆山一起处决------

听了这话，孟庆山一激灵，一下子坐了起来，脑子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许久，孟庆山把牙一咬，大声喊警卫连：把那几个“托派”提出来，处决！

警卫连长闻令没说话，带几个人到后院，将看守室里的段士增、杨万林带了出来。

段士增二人见半夜里把自己押出来，明白将会发生什么事。走到前院，看见孟庆山和几个随从站在月光下。

段士增走到孟庆山跟前，问：“老孟，这是干什么？”

孟庆山往前走了几步，眼睛湿润了。“老段，上级几次来命令，让执行你们，不执行不行啊------”

段士增激动地说：“上级就不调查调查？他们说我家盖起了洋楼，可俺娘住在土坯房里，炕席都是半拉的------”

孟庆山低了低头，显然是想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老段，别说了，你们走后-----家里的事------我们照顾”说完，向警卫连长挥了挥手。

杨万林也激愤地说：“暴动没死，大战河间没死，却死在自己的党里-----”

“共产党真是遇见鬼了，放着敌人不杀，却杀自己人。老孟，你也别违抗命令，我们走了！”段士增仰天长叹道。

在冀中“肃托锄奸”过程中，河北游击军的许多干部战士被冤杀。如游击军政治部主任侯平、供给部长熊大正、第八路军总指挥刘可忠、第五路副总指挥张静明等。

解放后，段士增的儿子拿着请求为父亲冤案平反的材料，找到了孟庆山，请他写个证明。孟庆山不仅热情地招待了段士增的儿子，而且亲笔写下证明材料。

孟庆山也多次对爱人黄克谈到这个冤案，谈到自己担负的责任。

孟庆山生前，一直关注着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一直再为他们的平反做努力。可是，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没有把这事办成。

在“肃托锄奸”中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陆续平反昭雪。高阳县还为段士增、杨万林他们立碑，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