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国军抗战老兵问题——兼论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

作者：郭松民 
　　

说起来，我应该算是国内最早关注国军抗战老兵问题，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媒体人之一了。2004年，因为有感于欧美纪念诺曼底登陆60周年仪式上参战老兵所享有的荣耀，我写了一篇新闻评论《感恩老兵》，提出要善待包括国军抗战老兵在内的所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这篇文章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了大量转载、转发，2005年，更被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推荐，获得了第十五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2004年写这样一篇文章，纯粹是源自“老兵关爱老兵”的朴素情感，因为笔者在军中服役多年，也是一个老兵。但当时没有料到的是，这个问题以后会发酵成一个政治议题，并逐渐向闹剧、丑剧的方向发展。
　　

最近两年，媒体以及一些“国粉”志愿者，时不时的会从某个社会角落里发现一个“国军抗战老兵”，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早年投身黄埔，在国军内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抗战爆发后转战山东、湖南，然后参加中国远征军，出生入死，战功累累，1949年后屡遭迫害，晚景凄凉，孑然一身，满身伤病，要么靠捡破烂为生，要么靠乞讨活命，他们如今别无所求，只望国家承认，标准照是颤巍巍的对着镜头行军礼。
　　

和对狼牙山五壮士等共军抗战老兵的事迹百般挑剔，连他们壮烈跳崖时究竟是“溜”还是“滚”都要考证一番的“严谨”态度不同，媒体对这些国军抗战老兵的“叙述”（天晓得，也许这些说不上是可怜还是幸运的老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叙述，只是媒体或志愿者在“叙述”罢了），采取了照单全收，完全相信的态度——尽管许多叙述有如此明显的破绽，比如屈指一算，有的老兵六岁就上了黄埔军校，有的老兵的部队番号根本就不存在——通常会直接冠以“民族英雄”称号，赠生活用品若干、现金若干，许诺会再来看他，然后礼成。
　　

这样的故事频繁出现在媒体版面和网络空间，不仅构成了对抗战历史引人注目的改写，呼应了已经持续多年的“国民党和国军才是抗战中流砥柱”的宣传，而且构成了对共产党一种无言却沉重的控诉——迫害有功于民族的抗战英雄，这是一种怎样的恶行啊！国军抗战老兵的表现越无辜，这种控诉就越有力。毫无疑问，这一系列复杂表演的最终的政治指向，是中共执政的正当性。
　　

但仔细思考所谓“国军抗战老兵”问题，就会发现，这实际上完全是一个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已经被解决了的问题。把“国军抗战老兵”作为一种符号和身份单独凸显出来，是对历史的一种割裂和反动，甚至可以说是对历史的强奸。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不旋踵即发动了全面内战，“国军抗战老兵”们鲜有幸免，绝大多数被蒋介石拖上内战这部战车，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并以这种新的身份在历史的相册中定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他们在内战中的表现给予不同的政策待遇，是完全正当的，根本不存在所谓迫害“抗战老兵”的问题。
　　

决定一个人最后待遇的，当然是他的“最后身份”，而不是他“曾经拥有的身份”。法国的贝当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凡尔登战役的大英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却和纳粹德国合作，组织伪政权。二战结束后，法国人是继续把他当成英雄来崇拜呢，还是作为法奸来审判？结论是审判。
　　

同样道理，许多国军的高级将领，尽管的确有参加抗战的光荣经历，比如杜聿明，作为中国远征军将领差点牺牲在缅甸野人山，但他追随蒋介石参加反人民的内战被俘后，就只能以战犯的身份进入战犯管理所，这是中共对他对迫害吗？当然不是。
　　

客观地说，共产党对这些国军将领是极其宽大慈悲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因为战争罪行被审判，而是全部被赦免了。当然，没有审判内战战犯，政治上的后遗症就是对发动内战的罪行没有法律上的结论，以至于今天总是有人想为蒋介石翻案。
　　

相对于国军将领，历史给予国军下层官兵的机会就更加慷慨。因为在解放战争中，国军部队出现了大规模的战场起义以及被俘后直接参加解放军的现象，数以百万计的国军老兵成为解放军战士，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新的身份赋予了他们政治荣誉和经济保障，没有什么“迫害”的问题。有被俘后参军的“解放战士”甚至成了解放军高级将领，比如曾任解放军常务副总参谋长的徐惠滋上将，就是在辽沈战役中被俘的国军士兵，当年“挑选”他入伍的解放军连长后来反而成了他的下级。
　　

还有一些国军老兵被俘后被遣散回乡了，虽然他们对解放战争没有任何贡献，但他们仍然和其他翻身农民一样分得了土地，享受了解放战争带来的和平红利。一些有技术的国民党老兵，比如汽车兵、通讯兵等，在五十年代大规模建设展开之后，又被招收为国有企业工人，成为领导阶级的一员——共产党没有任何亏待他们的地方，他们今天也不必摆出受了多大委屈的嘴脸。
　　

解放后被镇压、被管制的，主要是那些有血债的、有国民党特务背景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更和所谓迫害抗战老兵没有任何关系。
　　

总之，经历了解放战争这一历史大潮的淘洗，所谓国军抗战老兵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存在的仅仅是“前国民党军政人员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共产党宽大为怀，以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为主的政策的指引下，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
　　

有人可能会挑毛病说：根据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而不是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来决定老兵的命运，这不是把国内战争凌驾于抗日战争之上了吗？对此我要说的是，即便不提解放战争作为人民革命战争以及对建立新中国的意义，仅仅是从民族解放、民族主义的意义上说，解放战争对中华民族对意义也丝毫不亚于抗日战争，甚至比抗日战争更重要。

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网络舆论空间以及一些大学的讲堂上，由此产生一些借颂扬抗日战争来贬低解放战争的种种说辞，如“内战无英雄”、“没有意义的党争”等，却是完全错误的。

抗日战争的意义是伟大的，但解放战争的意义更伟大。如果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摆脱了沦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命运，那么解放战争的胜利则使中国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直持续的半殖民地命运，同时也使中国摆脱了像德国、朝鲜半岛那样长期分裂的危险。

我们不难想像，假如中国真的被分裂，以中国的规模之大和人口之多，中国所遭受的痛苦，将远甚于德国和朝鲜半岛。现在被国人所期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变得摇摇无期。

现在许多国粉津津乐道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成为“四大强国”，但老实说，这真不过是一种虚名而已。历史的真相是：中国作为战胜国，却在安排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会议上受到了战败国的待遇，丧失了大片领土，主权也受到侵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决定把中国青岛从德国手中转交给日本，引发了五四运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由于雅尔塔协定所遭受的损失，却远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里的深远诱因，源自国军在抗日战场上不断溃败的糟糕表现和蒋介石奉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直接的原因，则源自蒋介石和史迪威的争议。

1942年3月，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4个月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史迪威来华，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主要的目的是要用美援武装国军，然后以国军为主力从中国大陆对日本展开反攻。罗斯福的此种打算，固然有加快战争进程，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减少美国青年牺牲的自私考虑，但解放被日本侵占的国土，本来也是中国军队当仁不让的责任，罗斯福此种要求和打算，对中国来说，并没有任何不当。

但蒋介石的“聪明”之处在于，美国参战后，鉴于美国的强大国力，他判断英美必胜，德日必败，既然如此，那在抗日问题上何不搭美国搭便车，保存国军实力等待战后对付共产党呢？有了这样的小算盘，本来就消极的蒋介石对和日本作战更加消极，对美国提出的反攻要求推三阻四，不断提高索要美援的要价，似乎把日军赶出中国是美国的事而不是中国的事。史迪威盛怒之下提出要用美援援助中共领导的八路军，这更犯了蒋的大忌，终至闹翻，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美国，罗斯福也断了指望中国反攻的念想。

但蒋介石的这点小聪明如何玩得过老谋深算盎格鲁撒克逊人？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转而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同意了，但提出的条件也是狮子大开口：包括外蒙古独立（即所谓维持现状）、苏联在新疆、东北的特殊权益，共管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租借旅顺军港等等。罗斯福慷中国之慨一口答应，条件是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其余部分，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的特殊权益——这就是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共同出卖、瓜分中国的主要内容。以后斯大林对中国的解放战争三心二意，对国共和谈反到特别热心；马歇尔古道热肠跑到中国来调停国共冲突，其背后的动机，都是为了落实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的利益。

本文不是对斯大林做全面评价，只是想指出，斯大林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确实有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倾向。

本来，雅尔塔协定是美苏之间的交易，中国完全可以不答应、不承认，但蒋介石为换取美苏支持其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对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的部分采取了照单全收的态度。分别于1945年8月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6年11月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一一确认。不客气的说，蒋介石比慈禧、李鸿章还不如，因为这两个人割地赔款还是因为打了败仗，而蒋介石却是在位居战胜国的情况下，出于一己私利而签署丧权辱国的协议。

如此一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居然陷于和战败国德国以及“被解放”的朝鲜半岛相似的处境，都被划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仅仅是没有被美苏分区占领罢了。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根据德国和朝鲜的教训，不同的势力范围内必然会建立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国家”，中华民族也就万劫不复了。

所幸中国还有毛泽东，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的胜利拯救了中国，使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

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席卷大陆，蒋介石通过《中美友好通商条约》向美国出卖的权益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全部作废；1950年，随着毛主席访苏和斯大林重签条约及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蒋介石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向苏联出卖的权益，也被新中国一一收回。中国由此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摆脱雅尔塔体系束缚的国家。欧洲等到这一天，要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比如德国要到苏联临近解体才能重获统一，苏军也才撤离东欧诸国使之重获“自由”——远东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今天则仍然生活在雅尔塔体系铸造的格局中，比如朝鲜半岛的分裂、俄罗斯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以及美国在日韩的驻军等。

对中国而言，唯一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外蒙古。（顺便说一句，我对目前网上关于要外蒙古“回归”的喧嚣相当不以为然，因为这是一种虚妄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泛滥起来对中国的崛起没有任何好处。但既然这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并被当成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一条“罪状”，也不妨谈一谈。）

要求毛泽东在1950年代就使外蒙古“回归”，是一个没有任何合理性的要求。解决外蒙古问题的国际条件，不要说1950年代不具备，在中国的国力远超俄罗斯的今天仍然不具备，因为这意味着中国要和苏、俄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就好比家里的不肖子孙把值钱的玉器都拿出去卖了换酒喝了，后来掌家的人能收回来多少就收回来多少，有些暂时收不回来，也没有办法了。

历史不容假设，但有时也不妨假设一下：中国解决外蒙古问题最后的时间窗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假如蒋介石能够像罗斯福和史迪威所希望的那样督促国军大力反攻，在苏德战争结束前收复东北，然后挥师西指，则苏军主力正在和德军鏖战，又能奈何？当然，现在谈论这些都毫无意义，我们只能感叹蒋介石的无能以及愚而好自用了。

解放战争对中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意义如此巨大，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如此巨大，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绝不容许任何人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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