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真正的文明还有多远？
前言：文明不是西装革履
一项在1500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中国人则在世界最差游客中名列第三。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正在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请不要站在马桶上！”
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教养，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样。欧洲耗费了三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国民教养的塑造。后发民族俄罗斯，耗费一百多年向法国学习礼仪和音乐，日本人则先后向中国和欧洲学习技术、制度和教养，于是，他们脱胎换骨，摇身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号称“礼仪之邦” 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暴力当革命，把失礼当率真，把低俗当可爱，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
作为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教养是礼貌、风度、修养、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体。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和感受。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远为重要。
文明不是西装革履，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教养和规范，人们头脑中的意识才是它存在的土壤。
文明更不仅仅是不随地吐痰，它包含了太多现代社会理应传承下去的，理性又充满人情味的观念，但可惜的是，我们连不随地吐痰这一点都还没有做到。
一、依然有很多不文明现象刺痛我们的双眼
用拳头说话——我们总是借暴力解决问题
从邻里冲突、医患矛盾，到城管执法、征地拆迁，很多人习惯依赖暴力解决问题，似乎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方法。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722人进行的调查显示，49.3%的受访者确认身边不少人习惯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厦门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徐增觉得，人们选择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与当前许多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走不通或者不容易走有关。相对于一些常规渠道，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成本更小、效果更好。当人们发现周围人都用暴力解决问题，而且效果还不错时，大家就会纷纷效仿。现在一些人选择暴力手段解决问题，重要原因在于当前社会中司法的权威性不够，许多人觉得司法不公平、靠不住，打官司很费力，于是就转而选择最原始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一些公权力机关的暴力执法行为给整个社会起到很坏的示范作用。对于老百姓而言，如果遇到公权力机关的暴力对待，一般很难找到发泄口，只能忍气吞声。久而久之，他们更容易将自己的不满转化为暴力行为。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骇人冷漠肆意蔓延
见到有人失足落水时，人们冷漠旁观；见到有人跳楼自杀时，人们当热闹来看；见到农民工来到城市被收容时，人们熟视无睹；见到见义勇为者被歹徒报复殴打时，人们惟恐躲之不及……冷漠在全社会蔓延。正是这种冷漠，使得社会的底线脆弱不堪，正是这种冷漠，使得超越底线而不用付出昂贵代价，也正是这种冷漠，使得对底线的突破成为人们见惯不怪的常态。
人们往往把社会的冷漠、人与人间的互不关心，把悲剧面前人们的无动于衷，归咎于社会风气的败坏，以及法律条文和相关案例的负面作用，这些并非没有道理，但任何社会、任何风气，都是从一个个“我”开始构建的，倘若每个人面临类似情况时，都能首先要求“我”多一份热诚，多一点关心，那么即使社会风气不能就此得到根本扭转，体制弊端不能因此得到根本改变，也仍然会让遗憾和悲剧少一点。
扔东西才有面子——铺张浪费愈演愈烈
不断攀升的物价使得居民生活成本骤升，然而生活中的浪费现象依然无处不在：从不随手关灯、关水的“小浪费”到婚丧嫁娶中的大摆酒宴，再到各种商品的豪华包装……中国青年报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94.3%的人感觉身边的浪费现象普遍，而哪方面浪费最严重？92.6%的人首选“公款吃喝”。
对饭店餐饮的调查中，顾客多点菜、再剩菜几乎成为常事，学校和单位食堂剩菜现象也很普遍。据一位餐饮业人士透露，自己的饭店每天有约600公斤的剩饭。另一位饭店经理也透露，商务宴请、政务宴请、聚餐、婚庆等客人大都不打包，这种浪费对饭店也造成清理负担。有调查显示，中国每年的餐桌浪费多达2000多亿元人民币。
评价一个人时，如果说他浪费多，他很可能若无其事，泰然处之。甚至有人标榜浪费可以让自己显得有气派、大方、不小家子气等，不以为耻，反引以为荣。这是我们社会必须要警惕的问题。
你的就是我的——剽窃造假层出不穷
我们这个民族，以前对学问的崇敬，斗转星移间变成了对学历的攀比。于是乎，在学历这袭华美的袍下，爬满了学术的蚤子。学问的空壳，学术的腐败，层出不穷。造假、剽窃、贿赂、圈钱，不一而足。
国际期刊《晶体学报》曾一次性发现70篇来自中国的论文造假，引起了一片舆论声讨和遣责。不少海外学界人士都直言不讳：和中国学者合作，需三思而行。美国的教育界发现在中国的申请学生中存在代考、代写申请论文、虚假推荐信、考试舞弊等造假行为，此后多年，美国各大学校都把怀疑的眼光投向了中国学生。
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族亦然。一个连诚信都匮乏的民族，绝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创造有意义的文化现象，更不用妄谈崛起。
大家抢我也抢——无序哄抢让人汗颜
汹涌的人流，鼎沸的人声，拥挤的的人堆，挥舞着的双手，满足或是焦急的脸，日本核泄漏时的抢盐风波席卷全国……其实，这种似曾相识的场景我们并不是第一次看到。当年“非典”疯狂抢购板蓝根的时候，前年抢购大蒜和生姜，去年抢购绿豆……除了柜台或窗口不一样，其他都一样——一样的一拥而上，一样的杂乱无章，一样的子虚乌有盲目跟风。
那年冬天，河南郑州惠济区菜农韩洪刚承包的60亩萝卜由于销路不好，收购价每斤只有四、五分钱，他决定免费赠送给市民食用。此事被媒体报道后，短短几天韩洪刚60亩地里的20万公斤萝卜都有了着落，但与此同时，其他蔬菜却遭了秧。“红薯至少损失个三四万斤，还有那个辣椒最少有200多捆吧，菠菜被采走的也有三分之一还要多。”
该自己的也哄抢，不该自己的也哄抢。能得到的哄抢，得不到的也要抢。跟自己有关的也起哄，与自己无关的也起哄。而在国人马蜂性的改造完成之前，我们的公民社会、民主与法制，都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搞个样子不管里子——形式主义惹人烦
中国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形式主义，学校、政府、党政机关、企业、公司，处处都有形式主义的影子。“形式主义”并非中国所独有，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形式主义”；但只有中华民族才把“形式主义”发挥到极致。
“形式主义”最突出表现在基层政务官的“政绩”上。一个又一个的“形象工程”在中华大地如雨后春笋，把祖国的上空点缀得“政星灿烂”。此外，“扶贫帮困”上的形式主义常常得不偿失；会务参观上的形式主义总是事与愿违。
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在成长过程中至少要经历五道亲友同事参与的庆典仪式：出生庆典；周岁庆典；十岁生日庆典；上大学庆典和结婚庆典。除了结婚庆典在情理之中外，其余的四道庆典纯粹是“形式主义”使然，因为这四道庆典很少遵从主人的意愿，除了家人借主人的名头堂而皇之地收受“礼金”外，几乎没什么现实意义。
国家要想兴旺发达，民族要想文明进步，就得勇敢从“形式主义”的怪圈中走出来，坚决和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告别。
公共场合无所顾忌——公德缺失羞煞人
社会公德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而国人的社会公德却常常让人感到脸红：随地吐痰、破坏公物、公路口车争人挤乱闯红灯；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赤身裸体，满口脏话，旁若无人；垃圾乱丢，宠物乱放，噪声扰民，车辆乱停乱放，只顾自己不管他人。
公德意识的缺失已经使国人把“脸”丢到了国外。“中国人，便后请冲水”，“请安静”，“请不要随地吐痰”……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标志着“中国人”成了不文明、粗鲁的代名词。不要以为是这些国家歧视中国人，而确实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换来的，我们应该深刻反省自己不检点行为，重视这些警示牌，把它看做比“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更让我们感到耻辱，因为前者是帝国主义列强蔑视中国，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而后者是以我们自己的行为换来的！
二、有些文明观念我们至今没有学会
人人平等，更要机会平等
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说，“把一个人的地位硬生生地抬高到超出常人老大一截，这种做法从自然的平等权利的原则来讲是毫无根据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
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
近年来，国人却惊奇地发现，经济一路狂奔，似应放慢脚步，等一等落于其后的“机会平等”。丛林法则、赢者通吃、阶层固化……再次拉响机会不公的警报。古典的智慧是，一个良好的社会，财富是不会平等的，但机会可以且必须平等。只有机会平等，个人努力才有所依附，财富才能比较迅速地被创造出来，并且得到较合理的分配，弥补起点不公导致的结果不公；只有机会平等，不同阶层之间才能找到共识，社会怨恨才有可能平复，阶层断裂才有机会弥合。因此，可以说机会平等是和谐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
西方文明在重视人性，尊重人性方面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中充满了对人的尊严的热情歌颂，在《哈姆雷特》中，他借哈姆雷特的口赞美说：“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正，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使！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有了对人的尊重，有了对尊严的重视，我们才能有意识地保护和捍卫起码的人权。
只有让渡人民以应得的公民之权，尊严存于人人之中，才会肇致民族之刚强、国家之兴旺。因为民族的刚强和国家的兴旺要以人民的尊严为动力，要以人民的尊严为依归。只有人民有尊严才能捍卫民族之刚强和国家之兴旺，离开了人民的尊严，国家的兴旺和民族的刚强就是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它再也飞不了更远，再也飞不了更高。只有以人权和尊严作为基础和动力，刚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追求自由，但并非绝对自由
法国1798年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自由即所有人皆拥有的，做一切不伤害其他人的自主权。除了保障社会上其他人享受同样权利外，此天赋的权利不应有任何限制。”“不自由毋宁死”成为法国的一个重要格言。
但同时，自由不是无限的，自由不是践踏法律，自由不是将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一个真正追求自由的人，第一，必定是尊重法律，并且清楚法律和道德边界的人，第二，必定不是一个道德虚无或所谓道德中立主义者，不会对“罪”无动于衷，而会是一个愿意去追求并行出好的道德标准，并积极传扬好的道德标准的人，从而成为社会中坚、主流力量的人。
诚信是做人之本
一位美国商人说：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
在美国著名的弗吉尼亚大学，有一条规定，每个入学的新生都必须在杰弗逊的铜像面前宣誓，不得背叛荣誉体系，“我以我的荣誉担保，我没有说谎、欺骗和偷窃。”在平时的作业、论文或者考试中，也必须要在首页上写下一段誓言：“我以我学生的名义起誓，我在这次作业（或考试）中没有给予或接受任何帮助。”
美国的诚信教育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的，他们的考试从来不需要监考老师，也不用监视器，因为只要你作弊了，就一定会被同学揭发。被举报作弊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在美国很少学生作弊。或许我们会疑惑，揭发后会不会导致同学关系的破裂？但在美国人的眼里，他们则会认为这是一种正义的表现。美国的父母会在很小的时候，就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能说谎，不能欺骗别人，欺骗是一种很丢脸的行为。
人不可以无耻，知耻才有文明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国人心目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管子那句名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从族群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耻”，是老祖宗留下的一种丰厚遗产。
在西方油画中，不少描绘亚当和夏娃的作品里常有树叶遮住了二人私处。正是这小小的树叶，让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人”的意识的觉醒———人有别于动物，人有羞耻感。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人们随地吐痰，甚至公然大小便，可是随着文明的进步，在公共场合随意喧哗、抽烟等等，都已被认为是羞耻。可以说，羞耻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的文明素养的体现。
令人痛惜的是，“耻”与“耻感文化”如今似乎淡出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消失于某些人、某类人的人生字典中。一个“耻”字，中国古代哲人反复警醒，可为何现代人却频频越过警示线而毫不羞愧？从学术剽窃到医疗腐败，从教师协助学生高考作弊到飙车撞人后仍大言不惭，“耻感文化”在我们身边的各个领域一再缺失，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呼唤这种自省力量的回归。
自觉维护契约原则
孔子在《论语》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中国俗语里，也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说法。中国晋商在经营实战中也把信誉视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中国文化最底层，向来重视“诚信”，和“契约精神”。
西方的契约文明是近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在特征上，契约文明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即契约原则开始成为一种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在基本原则上，契约文明表现为交换正义，即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强调以互利的方式实现自利；在制度保障上，法治秩序是契约文明的制度支撑和保障机制。
契约精神被公认为最能反映自由、公平和效率的时代特点，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追求诚信、自主和公正的愿望，维护契约双方的基本利益。
学会民主，践行民主
民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看到的一种精神。此种精神的根本点是：我承认我，同时也承认旁人。反之若“有己无人”，便是反民主。民主精神的核心是“尊重”——尊重每一个个人的权利，每一个个人也尊重他人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彼此妥协，达到一种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平衡。
一个具备良好的民主精神的社会，就是托克维尔所描述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和最微贱的人并存，巨富和赤贫并存，最聪明的人和最愚昧的人并存”的社会。民主不仅仅是制度程序问题，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态度，一种习惯。
尊重女性和孩子，照顾弱势群体
女士优先是一种现代文明规范，尤其是在公共场所，其道理正在广为社会公众所知。比如出门时让女士先行，上下车让女士在先等等。当这种场景在影视作品里出现时，大家也觉得非常美好。但是，我们经常看到，地铁和公共汽车进站时，里面的人未下，外面的人已一拥而上。先下后上都做不到，女士优先更成了一种奢望。
1912年4月15日午夜，大西洋，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在首航中撞上冰山而沉没，1502人遇难，705人生还生还者多为妇女和儿童。著名银行家古根汉姆，从容换上华丽的晚礼服，对太太写下遗言：这条船将不会有任何一位女性，因为我占据救生艇的位置而留在甲板上。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全世界都见证，无论是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还是纽约世贸大厦即将坍塌的时刻，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不暇思索，把生的权利和希望，首先留给儿童，首先留给妇女。
懂得照顾弱势群体的社会，才能真正散发文明之美。
从小树立社会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是培养学生的社会良知（包括道德），以保证学生的“热情”不与社会相脱离和冲突，即不能培养学生极端个人主义，这是现代文明对于人的基本要求。但我们的孩子过于崇尚个性，往往是讲自由、要权利，却不愿意承担与它们相配套的责任和义务。自我责任意识有了，你才会去尽社会责任。一个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你还指望他对社会尽多少责任？即使尽了，也可能是一时冲动。
美国华裔安田，给金钱味很浓的《非诚勿扰》带来了点不一样的空气。他说，如果有一千万美金，可以开一个基金，照顾孤儿，照顾社会上最贫穷的一些人，或者给一个学校，让他们多一些奖学金……或者“为人民服务”。他说这话的时候引起满场的笑声，一直疯癫的他却很认真地说：社会责任感对我，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社会责任感，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里，每个人在心里和感觉上对其他人的伦理关怀和义务。社会并不是无数个独立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尽管社会不可能脱离个人而存在，但是纯粹独立的个人却是一种不存在的抽象。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对社会负责，对其他人负责的责任感，而不仅仅是为自己的欲望而生活。
尊重每个人的隐私
在《创世记》里，神在伊甸园外，尽管他明确知道亚当在哪里，但在进园之前，一定会先喊：“你在哪里啊？”这个典故精辟地阐明了禁止惊扰别人的道理，尊重他人隐私是犹太教相当重视的价值。
在西方社会里，除了年龄外，工资收入、家庭情况、婚姻状况、经历情况、宗教信仰等也属于个人隐私的范围，人们很注意尊重别人的隐私，也很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个人独立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人类社会自第一次提出隐私权概念以来，它是一道维护公民私生活的秘密的壁垒，是一种保持内心自由、保持个性的人格权，是追求一种静谧的能够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是个体自由的一种崇高境界，是抵抗外界不当干扰、保持内心恬静的一张盾牌，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三、对世界的误读，扭曲了对文明的认识
性开放不是性泛滥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中国性观念异常保守，“性”一度成为民众谈虎色变的话题。而今天，西方的“性开放”理念被饥渴的国民以最大的热情全盘接受并发扬光大，以至于西方人谈到中国都在感叹，中国姑娘实在太开放了。那么西方的性观念到底是怎样的，是不是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安全套是中学生的必备装备，生人上床如握手，换情人比换衣服还快？
其实，我们对美国的“性开放”确然存在严重的误读。美国主流社会的“性观念”则远比我们保守，大众传媒和公共场所也远比我们“干净”，公共场所根本看不到涉及色情的宣传广告，电视也非常干净，连骂人的脏话都被删掉。美国大部分州都禁娼，所有与色情有关的场所都必须在指定的位置，尤其要远离教会、学校。即便如此，他们还时常遭受一些周边居民的抗议。
美国人的婚姻家庭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滥情任性不负责任。美国人在计划结婚之前是有些随便；可一旦结婚就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家庭始终摆在首位，连工作也得从属家庭，很少结了婚的人还会经常去娱乐场所和别的男女玩浪漫或一人深夜不归泡吧。美国离婚自由，可在婚姻期间大多能对配偶保持基本忠诚，尤其是有一定经济条件和文化教养的绅士阶层更能以身作则。性绯闻不但令政务官吃不消，绅士若是沾上性绯闻也一样会失去社会的尊敬。
“个人主义”蕴含利他主义
西方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个人主义”；但西方“个人主义”的内涵与中国人的理解有很大的出入。我们是从字面上理解“个人主义”的，即“个人利益第一”，在这种价值取向引导下，国人以“自我”为中心各自为政，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无视他人利益和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
西方“个人主义”的真正内涵与中国人的理解刚好相反，从本质上来说西方“个人主义”其实是“利他主义”。西方文明强调社会是由单个的生命个体组成的，每个生命个体都不能被社会忽视，都应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都应尊重他人这个利益实体的存在，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忽视甚至侵害他人利益。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只注重自身利益而无视他人利益，或者因为集体利益而践踏个人基本权益，这个社会就会陷于自相残害的利益冲突之中，最终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到伤害。如果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利益，不因集体利益践踏个人基本权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会和谐统一在一个共生共荣的共同体之下，每个人的利益都会稳步增长……
因为西方文明讲求尊重个体，尊重他人利益，欧美国民特别注重“公德”。随地吐痰、插队占道等中国司空见惯的社会景观，在欧美国家很难看到。助人为乐也成为西人习以为常的美德。人们在公众场合说得最多的话是“对不起”和“没关系”。一个人遇到不幸时，素不相识的国民都会给予真诚帮助……
选举不是为钱拉磨
长期以来，美国“民主”虚伪论在我国甚嚣尘上，理由主要有两点，美国选举全靠金钱开路，不管是总统，州长还是议员都消耗甚巨，而这些钱都来自于资本家的捐款，没钱玩不转，这种民主是掺了水的假民主。二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资本家无利不起早，花了这么多钱肯定是要有所回报，美国两党不过是代表不同资本家阵营的利益，不管谁上台，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剥削人民，效忠资本家服务的。
美国选举确然要花很多的钱，但金钱并不能决定选举结果。美国的竞选机制使穷人和富人拥有相对公平的竞选机会，并设置了富人用金钱操纵选举的壁垒，在运作方式上使金钱的影响降到了尽可能低的限度。
也许有人会问，给候选人提供竞选经费的富人难道不会提出相应的条件，待候选人当上总统后再利用手中职权维护并拓展他们的利益吗？
美国总统在国内的行政经济活动受到司法机关、议会和媒体无孔不入的监督和制约，权力空间极为有限，以权谋私的机会很少。地方各级政府都是当地民众直选的，在宪法框架内只对民众负责不对总统负责，总统升不了地方行政首长官也降不了他们的官，因此也不可能在地方政府安插亲信或插手政府采购和地方公共工程。在上述境况下，总统能利用公权为竞选捐助人谋求“私人利益”吗？
“拜金主义”并非金钱至上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人与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联系了。对金钱的追逐也因此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基于这一认识上的误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致富经验”，自然把“挣更多的钱”作为人生的终极奋斗目标。新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拜金主义”的始作甬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才发现在西方金钱并不是“万能”的，西人对金钱的热情也远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那种程度。
当成千上万的中国富翁不惜伤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用非法手段聚敛巨额财富，肆意挥霍巧取豪夺来的不义之财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多数外国富翁把通过勤劳智慧挣来的正当财富回报社会，晚年把绝大多数甚至全部财富捐给慈善机构或学校。当美国的多数富翁在晚年都争相把财富捐出来回报社会时，当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的巨富把数额大到吓人的财产全部捐出，用于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时，我们能说这个国家的国民信奉“拜金主义”吗？
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巧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泥潭，又自认为这是学习西方的结果；难道不是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悲剧性误读吗？
四、克服固有弊端才能走向文明
我们疏于公共空间
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
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古代一个官员坐着轿子来到了某个公共空间，前面一定有差役举出两块牌子：“肃静”、“回避”，公共空间一下子又不见了。
那么，似乎只好让知识分子来关心公共空间了，但是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这个毛病，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个重要论述对比一下就更明显了。康德说，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我们疏于实证意识
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无数。
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 “缺少数字化管理”。他特别举了明代朝廷档案《明实录》的例子，发现那里记载的数字大多很不准确，甚至极为荒谬，但从撰稿者、抄写者、审核者，到阅读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区。这个盲区，在中国现代有增无减。
实证意识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这种倾向，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讲是非、不讲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实，弄不清真假，哪来是非？现在让人痛心疾首的诚信失落，也与此有关。假货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祸害最大；谣言哪个国家都有，但对中国伤害最深。
总之，中国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造谣无责，传谣无阻；中谣无助，辟谣无路；驳谣无效，破谣无趣；老谣方去，新谣无数。
我们疏于法制观念
我们的社会，比起世道，更加需要的是一个健全的法制，保障合法利益，充分做到惩恶扬善。
在中国文化中，“好汉”总是在挑战法律，“江湖”总是要远离法律，“良民”总是在拦轿告状，“清官”总是在先斩后奏。这类“总是”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当然，这也与中国法制历来的弊病有关。
中国文化对法律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广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很多官员在忙着表演离开法制程序的所谓“亲民”举动，把上访看作起诉，以调解替代审判，用金钱慰抚非法，结果，是非混淆，法律蒙尘，凶者得利，善者受损。
我国建立了基本的司法体系，也出台了很多具体的法律，可以说是一个“法制国家”了；但是，权大于法，有法不依、贪赃枉法的现象还很常见，司法腐败还很严重，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同志尚须努力。
我们不重视创新
中国最尊重的学问家，往往是“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创新的观点让世人受惠。
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中华文化历史长，成果多，回过头去学习、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想到创新？结果，我们的文化，多的是整理、校点、收藏、注释，少的是实地考察、荒原历险、大胆探索。中国最尊重的学问家，往往是“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创新的观点让世人受惠。中国最推崇的艺术家，往往是各方“无争议”，却不知道任何创新都是对原有规范的挑战，不可能“无争议”。
对于一个背负着几千年历史、文化负担沉重的民族来说，尤其需要除旧布新的勇气和魄力。只有通过创新，现实的人们才能在历史的城墙上添砖加瓦，并激活那些沉潜于历史之中的智慧和潜能。只有用增量激活存量，那些沉寂于历史深处的一潭死水，才会变为源头活水，以更汹涌磅礴或鲜活通透的力量来润泽后人……
我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中国人喜欢“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喜欢“对内一套，对外一套”；喜欢“表面一套，私下一套”。
秦汉以后的两千多年，是中国社会伦理一直是儒、法双轨。双轨的特点体现在统与治依靠不同的伦理体系，社会以儒家学说作为社会思想的统一，即说。但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之策，即做。所以，常常说中国人是说一套、做一套，有一定的社会伦理根源。
中国人喜欢“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喜欢“对内一套，对外一套”；喜欢“表面一套，私下一套”。中国人之间的相处，表面上云谈风清，暗地里暗流涌动；看起来相敬如宾，实际上彼此算计；说笑起来坦诚无邪、设身处地，行动起来往往心机深沉、手段了得……也就是说，中国人往往表里不一。中国的夫妻相处之道，似乎是不见硝烟的战场和此消彼长的较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但是中国人的智慧都用在了“与人斗”上面，用到了揣摩、猜测、算计上面。
我们死要面子活受罪
面子之盛：吃饭穿衣，社交应酬，人前人后，单位家庭，朋友亲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中国人看重面子，好面子，顾面子，都希望自个有面子，最好还是“大面子”。可这面子毕竟是“面面上的”，是表面的东西。既然是面子，就会有里子，表里不一就很有可能。这就难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事情发生了。
面子之盛：吃饭穿衣，社交应酬，人前人后，单位家庭，朋友亲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情面子事也分两种，即表情跟衷情。表情是面子上的“情意”，也可以解释为情分或意思。它的情是虚情，意是假意。当面笑脸相迎，转身人走茶凉。甚至很多时候，双方都相互不记得不认得对方是谁，只是为了各自所需前来“看面子”的。
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面子是咱中国人的宝贝。面子几乎主宰着我们日常生活。人际关系，要靠面子来维持与处理，社会生活，要靠面子来决定与操作。
结语：我们需要静下心来擦一擦文明的镜子
教养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专利，更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无关，而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标准。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系。它是文明的旗帜，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对于无教养的国度，任何华丽的“盛世叙事”，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梦而已。
作为一种优美的意识形态，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政治灌输方式，易于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在GDP指数保持高位的今天，全民教养指数却在继续跌落，并有归零的危险。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药方，能够挽救这濒死的教养。西方人费了三百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或许要耗费更多的年份去重构。是时候该停下来，仔细擦擦文明这面镜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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