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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印度人:知识分子、富豪及贫民

2017-08-29 于此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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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自:互联网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什么标志性建筑,而是人。


圣雄甘地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印度人,他代表了一个时代。


 今天的印度人——知识分子、富豪以及贫民,他们思想、情感和行为,将决定明天的印度。这些,值得我们去阅读,研究,思索。




北大教授所接触的印度知识分子


N 是一名律师,政府高官、商贾大亨都认识他。他最大的苦闷是如何为在全球化冲击下日益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使他们不那么贫困。所以他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是免费的,还得自己带干粮。和N相处的几天里,他每天带我们坐一部印度产的摇摇晃晃的小轿车(印度基本上没有外国车)在椰子树遮天蔽日的乡间小路转来转去。冒着炎热,满头大汗,我们去看他们帮助组织的妇女自助小组如何自制肥皂、纺纱或做手工艺品,还有他们组织的妇女培训班,他们提供资金的幼儿园与小学校等等。N忙前忙后,介绍、致欢迎词、发表讲话、讨论、交流,我想肯定会影响他打官司赚钱,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乡下的工作又有了什么进展,虽然那都是他业余的志愿工作。 




 

Z先生,一位名牌大学的退休教授,早年的美国博士。他退休后没有在大城市里安度晚年,而是跑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在荒山野岭建了一个农村综合研究院。这个研究院的目的,一是研究对农民有用的实用技术,二是把这些实用技术传授给周边乡镇的农民们。他们定期举办青年农民培训班,提供教室宿舍,让他们象学生一样来这里学习、练习。我们去研究院时,正有一群青年男、女农民在学习如何建合理利用沼气的厕所、厨房,他们在一个示范厕所前,围绕着老师,睁大眼睛,安静地听课,眸子里闪烁着明亮的光。我们走过去,他们对Z先生均纷纷致意行礼。研究院里草木茂盛,郁郁葱葱。我们在不大的院子里参观,发现里面竟然应有尽有,有各种蔬菜的种子基地,有鱼苗培育池,还有纺织、制皂教室,甚至还有种鸡、种猪场。可以说,小小的研究院竟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大学,而且学员是真正的农民。 


我们和研究院的老师们座谈,发现他们竟然全部都来自城市,是自愿来这里教学、工作的。一些是退休的教授、专家,一些是年轻的学者、博士,他们其中有大学校长、系主任,他们放弃优厚的待遇与高薪,离开繁华都市,来到偏僻的荒山上。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义务性的,类似志愿服务,几乎是免费上课,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但很多人在这里一呆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的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参加培训的农民。


我暗地里思索:他们的动力是什么?N 和Z这样的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动力,这样忘我地工作和奉献。我听说印度文化中有一个这样的传统,那就是印度教的教义把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头二十五年是青年学习阶段,接着二十五年是家庭阶段,再接着二十五年是放弃物欲,反馈社会,最后二十五年是与世无争,在山中修行,独善其身。总之,人到某一阶段后就不再索取,而是要付出。这据说是印度文化非常悠久深远的传统。这或许是印度知识分子不讲究享受、注重献身的精神源头。可见,宗教的因素有时是难以估计的。印度宗教中,对享乐的贬斥,对吃苦修行的强调,对奉献的高度赞誉,使印度知识分子大都看轻身外之物,不注重物质享受,甚至一夜之间就决定把终身积攒的财富全部贡献出来,用来造福社会。此外,甘地在印度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超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人人说起甘地都肃然起敬,他的事迹连小孩都耳熟能详。甘地的自我节制,甘地的艰苦朴素,甘地的自力更生,甘地的奉献精神,甘地的民族主义,是所有印度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准则。尤其甘地倡导的义务奉献精神、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指引了一代又一代印度知识分子。事实上,在我们的行程中,几乎碰到的每个印度知识分子都能随时随地引用一两句甘地的语录。 




这样的传统与标准,自然塑造了印度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面貌。N和Z这样的人,在印度不是特例,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大片,一大群。数以十万计的热血青年、社会志愿者奔赴乡村、田野、深山和学校,为底层百姓义务服务,无私奉献,呈现出印度知识分子最光彩照人的一面。


印度“盖茨”和中国富豪的不同


《福布斯》2006年世界富豪榜一出炉,就令印度媒体一片欢腾。在2005年的榜单上,只有12个印度人的名字,今年却猛增到23人;不但在发展中国家名列榜首,而且上榜富豪的总资产已压过日本。被称为印度“比尔•盖茨”的普莱姆基从事IT行业,他无疑是印度富豪中财富增长最快的人。与去年相比,普莱姆基的排名上升了13位,列第25位,身价达到133亿美元,成为印度第二富豪。普莱姆基的成功背后必然有过人之处,那么这位印度“盖茨”和中国富豪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很值得探讨。 


站在“影响国家”的立场上谈论自己的发展。他更喜欢谈论IT对印度的影响。不久前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普莱姆基说,“实际上IT的最根本性贡献在于,它改变了印度的国际形象。以前提到印度,人们会说那里有许多吹笛子玩蛇的人,现在人们会说那是一个信息产业发达的地方。” 而中国的一些富豪更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谈论国家某些方面对自己的影响,很少能够想到怎么去“影响国家”,和普莱姆基的国家意识相比,我们的富豪欠缺的不仅是商业意识。 



被誉为印度比尔盖兹的普莱姆基


坚持“绝不贿赂”原则。当年,他新建的人造黄油厂需要一个变电站,在申请时负责官员向他索贿。普莱姆基坚决不给,抗争了18个月。尽管公司受到很大损失,他却不愿破坏自己的价值观。反观中国的一些富豪动辄喜欢把“官商勾结”作为杀手锏在关键的时候运用,而且乐此不疲。并且已经成为了一些富豪在商场打拼的潜规则,形成了“不贿赂官员就无法经商”的怪胎,直接侵蚀了经济发展的健康肌体,后患无穷。 


普莱姆基坚定地认为:“商业道德是一种资产,而非负债。它可能会增加交易时间,但却减少了交易成本。”普莱姆基对商业道德如此清醒地认识实在让中国相当多的富豪汗颜。和普莱姆基相反,我们一些富豪果断地把商业道德作为一种负债,当作洪水猛兽看待,表面上把商业道德时刻挂在嘴边喊得很响,但是骨子里却十分憎恨这个令他们头痛的东西,片面地认为是商业道德羁绊了他们积累财富的步伐,岂不知商业道德不但是一种资产,而且是一种潜力巨大的良性资产,更是事业发展升值潜力无限的潜力股。 


教育对社会影响最大。2001年,他个人出资20亿卢比成立了普莱姆基基金会,资助初等教育。因为他认为教育对社会影响最大,而初级教育阶段对一个人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普莱姆基基金会通过与地方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已使120万学生和27000多名教师受益。中国的一些富豪本身就是“暴发户”出身,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狭隘地认为教育和富国强民关系不大,因此,即使慈善也宁愿做些有头有脸的事情,对教育的慈善即使有也是敷衍性的,潜意识里藐视教育,缺乏富豪责任感的劣根性暴露无疑。 


在生活中,普莱姆基是一个极其崇尚俭朴的人。穿国产衣服、戴国产表是他的标志之一。出差坐飞机他会选择经济舱,他从来都是住三星级的宾馆并且坚持自己洗衣服———他甚至要求他的员工也要这样做;有时候下飞机后赶不上机场免费接送旅客的交通车,他甚至坐便宜的三轮摩托;平时出门经常开着一辆破旧的老式福特汽车。而中国,凡是国内外有奢侈消费的场所,几乎都可以发现富豪们潇洒地挥霍消费的身影,住就要住“总统套间”已经是很多富豪的住宿习惯, “不买最好的,只买最贵的”就是很多富豪的消费理念。如果赚了钱,什么办公环境,什么水电开销,一律以“拿得出手”来对待。这也难怪为什么富豪就像割韭菜,来得快,去得也快。 


就在我们的不经意间,我们的邻国印度似乎在默默无闻中一夜间迅速崛起,让我们不由得感到惊讶,但是,印度“盖茨”这么多和中国富豪的不同之处仿佛又让我们不难明白其中不是秘密的秘密。印度经济快速发展是印度正在崛起的一个侧面,而印度“盖茨”自主创新发展IT行业又是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印度“盖茨”的这么多过人的不同,给中国富豪上了一课,印度“盖茨”就是中国富豪的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富豪的不足,如果说中国的富豪也可以称之为富豪的话,那么印度“盖茨”就是富豪的更高境界,中国富豪应该学习印度“盖茨”好榜样。


小人物帕沃与印度的崛起


印度的崛起,如今已经渐渐压倒了中国的奇迹而成为国际注目的中心。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印度将很快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描述印度的经济起飞,却比描述中国难得多。中国有邓小平,印度没有这样决定性的人物。用谁的具体业绩来直观地说明印度的成就?我找来找去,终于发现了普希帕•帕沃(Pushpa Ramesh Pawar)女士。 


帕沃是一位49岁的清洁女工,她的头像和故事最近出现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她身上反映着印度发展的复杂轨迹。从一个角度看,她是印度经济起飞的绊脚石。她这样的人的存在,说明了为什么印度最近20多年远远落后于中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她的个人生活,却比她在中国的同类小人物要更有希望。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印度的发展会引人关注。 


1989年,作为一个低种姓的妇女,帕沃为了逃避贫困,离开她所生长的农村,来到130英里以外的大都市孟买谋生。她,就是印度的一个农民工。当她来到孟买时,无处可去,就在孟买机场边上的贫民窟里安营扎寨,这一呆就是十几年,成了那里的“永久居民”。如今,她面临着许多中国的贫困阶层都面临的问题:拆迁。随着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孟买机场已经严重超负荷,必须扩建。但她和许许多多她这样的人,顽固地挡住了发展的路:她就是不走。而她手里有捍卫自己权利的武器:选票。她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怎么敢推倒挡了经济发展的路的选民的房子? 


但是,她却摆出一副安营扎寨的架式。印度的穷人即使是一无所有,手里还有张选票,她和她的邻居们,还把自己的代理人送进了市议会。好处马上就来了,政府给他们建立了公共厕所。也正是因为如此,帕沃穷得不能再穷,根本没有依靠,但还是能从银行拿到一小笔贷款。用这笔钱,她慢慢地盖起自己的房子。

 
如今,印度大量引进外资,加速私有化改革。机场获得大量私人投资,急待扩建,因而首 49 31473 49 15537 0 0 2570 0 0:00:12 0:00:06 0:00:06 2869要清理这些非法居留者的贫民窟。如果是在中国,这个过程会在一夜之间完成。但是在印度,哪怕机场有着所有的法律权利和依据,这样的拆迁也会触动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孟买的1200万居民中,有一半是贫民窟居民,他们选举时投票,比中产阶级还踊跃,被称为“选票银行”。谁敢动他们?



印度大选一景

 

去年,国大党主席索尼亚•甘地因为考虑到选民的不满出面干预停止了孟买的拆迁。她今年再次出现在孟买,监察当地的情况。帕沃永远投国大党的票,因为国大党是最亲贫民窟的党。她自豪地说:“那些住在高楼里的人不投票,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去投。”也正是他们的选票,使国大党在上次的选举中意外地获胜。 


孟买市议会的议员史瑞西•圣科尔(Suresh B. Thankur)就是贫民窟出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贫民窟的选票,对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有决定性的意义。任何拆迁的推土机来碰一碰贫民区,那就先得从我身上轧过去。”不仅如此,他还推动市政府,在印度最大的私人航空公司飞机库边上几米的地方,为贫民窟修建了公共厕所。截至2002年,92%的贫民窟居民有了电力供应,而10年前的数字仅为75%。三分之二的居民有了公共厕所。帕沃家前的小巷,已经铺上了平整的路面,算是国大党对自己选民的一点“小意思”,虽然这个地区全是即将拆迁的“违章建筑”。更重要的是,居民们建起了印度教的神庙。这不仅是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且也是向政府和开发商发出的信息:敢碰碰这个地方,就得面对印度民族主义的报复! 


帕沃的家,堵住了印度经济起飞的跑道。这不是个形象的比喻,而是个不折不扣的事实。她和她的邻居、同事,向政府和企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要想发展,先改善我们的生活。如果你们不能改善我们的生活,那就别来碰我们,让我们自己来照顾自己的利益!“


印度许许多多帕沃们的经历,正说明了印度的力量。帕沃比起中国的民工来,起步虽低,却幸运得多。她不用受各种歧视,而是享受着各种政府服务,甚至从银行要来贷款在机场为自己盖“违章建筑”,并操纵政治家为她的利益说话。她的收入水平,即使在中国也达到了小康。她有能力为她的两个孩子提供基本的教育。她二楼新建的卧室,以相当于7美元的月租金,租给贫民窟的孩子上学前班。贫民窟的下一代,恐怕不会重复她的命运。 


黄亚生教授不久前在《金融时报》撰文,对比中印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发展的硬件——基础设施。他极富洞见地指出:中印作为发展中国家,钱就那么多,投到这里,就少了那里。中国把钱都拿去盖了那么多高楼大厦,中国的城市恨不得比美国的城市看上去还要富丽堂皇,这说明在别的地方的投资不足。相反,印度城市破败,钱没有用在盖高楼上,却大力投到了教育上。印度小民百姓拥有的政治权利,使他们在经济发展中有了讨价还价的武器,能够把资源配置权留在自己手里,改善自己的生活、教育自己的子弟。有朝一日,政府和开发商们,会给他们更大的补偿让他们搬出贫民窟,印度的基础设施会缓慢但稳健地改进。到那时,印度的经济会转入快行道,印度的小民百姓,会在发展中分享他们的“民主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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