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学校没有班主任，学生是如何自主管理的？
（图注：学校公共空间）
近日，来自全国各地二十多位老师在北大附中上了一堂书院与发展工作坊的课程。老师们选这堂课的目的很简单，北大附中取消行政班、取消班主任后，怎么管学生？
在公立校的课改中，北大附中不可谓不知名。此前媒体的语境中甚至用公立校的“脱轨”一词来评价其课改。这一切始于2009年王铮从深圳中学调任北大附中任校长。酝酿一年后，2010年北大附中尝试取消行政班，实行走班选课，不再设班主任、年级主任岗位，取而代之的是导师制。
同年，北京十一学校也实行了选课走班、分层教学的改革。更早一些时候，北京四中也尝试过实施导师制。这是第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率先改革的学校。如今，伴随新高考普遍的“3+3”模式，不再分文理科后，选课走班几乎成为全国各地初高中都在酝酿的事情。已经走的面临重重困难，师资、硬件、生源无一不是挑战。还未走起来的则处于焦灼的观望中。一个普遍的困惑是，走班制取消班主任后，学生怎么管？乱起来怎么办？此前的接触中，不止一位校长向芥末堆坦称顾虑，“不敢走起来，怕乱。”
但全国形势似乎已然到了不走不行的态势。浙江省甚至把高中的分层走班教育写入了十三五教育规划中，并要求高中段学校主干课程90%以上要实行分层走班，分层分类教学课程比例要超过50%。
探索六年之久的北大附中无疑成为全国各地初高中关注的焦点。实际上，在取消行政班，不设班主任和年级主任后，北大附中确实探索出了一条学生自主管理的书院制，且不断完善。自由、开放的气质与理念贯穿其中。
书院，学生的自主管理的社区
北大附中新生的入学准备做得很早。从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起，学生就要确认邮箱进入新生入学系统，开始学习学校各项规则及选课要求。其中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学习内容就是了解学校书院制的规章制度。这关切到一个学生未来两年将要归属于哪个集体，也决定着其未来两年可能形成何种气质。
（图注：北大附中书院制的发展历程）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明德、至善、新民及熙敬是北大附中高中部目前的八大书院。每个书院都有各自独特的传统和风格。格物书院强调社区服务精神，正心书院强调以人文素养为基本底蕴，明德书院以“敢为天下先”为目标。
书院制的前身是单元制。自2009年开始实行的单元制是以学科学习的共同点来划分学生群体，分有文科、理科、竞赛、出国等四个单元。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同属于一个单元。但后来逐步实施的过程中，学生反映，选择了某一单元后便无法选择另外单元的课程，这与他们的实际需求相矛盾。2013年，北大附中将单元制改为书院制。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从制度上被分开。新的书院制单纯作为学生取消行政班后的生活集体，不再有课程。
“书院就是搭建的一个学生社区，通过议事会和自治会培养他们的社区公共意识。”北大附中书院指导老师赵阳介绍，在书院制下，学生所面临的都是自发的生活场景，遇到问题时会自然而然地想解决办法。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公共事务管理能力。
每个新生入学后都要报选其中一个书院，并要经过书院的考试选拔。加入之后参与商议、决定书院事务及活动。
现在高二的张磊加入了格物书院，谈起原因，他解释当初这个书院的试题难度适中。加入书院后，除了议事会的例会和换届选举等日常事务之外，他还参加书院举办的一些活动，在校友日给书院打印一些3D纪念品出去卖，为书院挣得一些运转资金。这让他觉得很好玩。
（图注：书院活动室）
让张磊感到难度适中的题目其实是他高二的学长学姐出的。值得一提的是，每个书院都是高一高二学生混合。招新是书院每年重头戏之一，高二的学生要策划整场招新活动，从设计展示书院文化的海报，寻找契合书院的新生，到出题，建新生群，录取新人，设计破冰游戏。整个过程由书院自己组织。老师只在录取时把关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书院运转的资金由学生自己来筹。戏剧节、书院杯篮球赛、舞蹈节和书院杯足球赛是书院的盛事，赛事奖金是书院主要的资金来源。所以这也就成为各大书院每年重点参与的活动。
四大赛事分别设在高一高二的四个学段，是学生自治的主要体现。入学教育时，各个书院就会做赛事动员，鼓励学生参与，并选修相应的课程。
一开始也有很多高一学生处于观望状态，什么都不参加。“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能力，就是得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李静说，经历一年之后到了高二，这些学生就会非常积极地参与。也有些学生高一参加书院的很多活动，到了高二就投入更多精力在学业上。
无论哪种，学生都是可自由安排的。
（图注：高中部的学生演出海报）
自由的尺度
没有班级、没有班主任，唯一的一个集体还是全由学生自己管理，听起来北大附中的学生似乎拥有诸多绝对的自由。自由的尺度在哪儿？下面听课的老师开始发问。
李静展示了一张环形三色图。她解释，最核心的绿色部分是学校鼓励和倡导的行为，黄色警戒是学生对自己行为要求产生的一些结果，“比如迟到、旷课，请假没有按时销假，经常不交作业，类似这种，只对自己产生影响的事情。”这部分严重违反会被追究和处分但程度很轻。红色禁区则是严重危害别人的事情，是电网，包括考试作弊，拆看别人的信件，打架骂人等。处罚措施与其他学校相差不大。
图中的黄色区域内有一圈虚线，李静特意提示，这是投诉部分。入学教育上，每一位新生都会听到学校这样的一句话，北大附传说是没人管，实际真的没人管，但有一个底线，学校是公共场所，你的自由不能妨碍其他人享受自由。虚线投诉部分便是作为底线的规则支撑。
依靠社区中自然人的感受来构建规则和公共道德，这是学校设置这层虚线目的之所在。学生在这里展现出的自治能力与道德规范曾一度让老师们也感到惊讶。
坐在下面的老师们显然对“处分”的度产生了兴趣。“处分后学生想不开做极端的事情怎么办？”“处分会不会受到家长压力？”更多问题被一一抛出。一位女老师听完回答后，仍然一脸疑惑，喃喃自语，这个挺难的，我们现在也在摸索。
放开初的规则设定困扰着这些制定者们。毕竟一直以来的“管”的思维不会立马转变。
至少知道不喜欢什么
（图注：学校的公共空间）
还让听课老师们感到困惑的是，高一高二采取“放养”的管理模式，到了高三立马转回应战高考的封闭式生活，学生能适应吗？
北大附中参加高考的学生只在书院待两年，升入高三后，就要脱离书院，移步到校门旁的高三楼，开始像其他学校一样的高三状态。
关于设置这一模式的考虑，校长王铮给师生的解释是，把高考当做一场游戏，选择走这条路的学生就要遵循这个游戏规则，所以高三仍然要像其他学校那样封闭式学习，全心应战。但若把三年全部花在一张高考成绩单上，又非常可惜，所以高一高二要放开，为学生提供多元的课程与活动选择，提供真正的学习环境。
“我们看这一两年的扩招，其实放也不太容易。”李静观察，很多学生从小学到初中都是从最应试紧张的阶段过来，到高中突然放开，并不容易适应。她强调，在北大附中放手的这两年，最希望这些学生达到的目标是能够做到自我思考，知道自己要什么。
她还认为，高三收紧状态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进入高中的学生一般不出国就都知道必然要经历高考，这是绕不过的一个坎儿。学生的心是可以收回来。周丽觉得这时候学生的内驱力反而更强，“他就觉得我时间不多了，就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去完成高考的要求，所以学生自发的学习劲特别强。”
但不可否认的是，高三学生的学业压力不会小。张玉是生物竞赛课的老师，也是北大附中的毕业生，她直言，因为高一高二没有特意针对高考要求去训练，学生到高三的学习强度非常大，基础好的适应比较快，前两年学得少的就比较吃力。
张玉认为这是书院制下不可避免的问题，总有那些不自觉的学生，不会利用零散时间，也不会规划学业，造成时间的浪费。
导师是学生学业成绩的最后也是最大一层保障。对于不会规划时间，放开玩起来影响了学业的学生，每次考试后都会被导师请去详谈，学业出现严重问题的教导处也会介入，了解其中缘由，辅导并帮助其解决问题。北大附中每个导师带有15个学生，这也保证了每个学生都能受到导师相对深入的关注。
实际上，放开后学生也并不一定如预想中那样完全松懈学业。张磊的学校日常除了参加书院事务之外，还加有创客中心和航模两个社团，看起来课外活动非常多，但他坦承，玩的时间也没有。“进这个学校你要是不自觉的话其实每次考试都被淘汰了，不自觉的话你的学业成绩和等级就会低，很多东西是会受影响的。”
尽管书院制也有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张玉仍然倾向于这种管理模式，因为它更能培养、锻炼学生的规划能力。关于实施过程中学生出现的各种问题，校长王铮的想法是，学校应该也是一个真实的社会情境，学生在其中发生的一切也应该是真实的。学校要呈现教育中发生的自然而然的事，不掩盖问题，通过制度去约束，出现问题时再引导。
李静觉得反而一直压下去的模式更易激发学生与老师、家长的矛盾。强压之下家长和老师往往不知道学生想要什么，学生又觉得家长老师要求的不是自己想做的。“所以我们用两年的时间让他提前感受下什么是你想要的，最起码能知道什么是你不想要的。”李静说。
这是“放”的最终意义所在。
但“放”并不容易，即便是已经探索出一套相对成熟的管理模式的北大附中，也仍然在不断强调可能出现的问题，仍然是在不断试错的阶段。对那些刚刚开始做的学校难度尤其大。
不管怎样，各地校长老师们的共识是，必须要有所行动了。一位深圳的中学老师感慨，当条件足够的时候，中国的基础教育需要像北大附中这样一些尝试者、探索者。回到自己的学校，他认为可以在局部进行类似的试验，“我们可以在某一个学科，或者从某一个书院建设开始。”
（注：李静、赵阳、张磊、周丽、张玉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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