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志：我还在海上｜此间·人物
他是中文电子打字机的发明者，也是八十年代最醒目的弄潮儿之一，却还是被时代鼓胀的脉搏奔涌的血液翻转冲撞，过去的很多年，很多人遗忘他、忽略他、轻视他、不知道他。
王缉志：
我还在海上
记者｜吕佳心 张炜铖 文若琦 刘博涵
编辑｜张炜铖
清晰度极低的镜头颤抖滞重地后移，王缉志敲击四通打字机打字的远景渐渐展现，８０年代灰扑扑的色调下，王缉志郑重地念：“我是从冶金部自动化所辞职来的，我多年来想要搞中外文电子打字机的愿望，在四通终于实现了。”然后他露出一个笃定而谨慎的微笑。
这是1988年的纪录片《四通人》中的一幕，那一年，王缉志是四通公司光荣的“甘愿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充当问路石、铺路石、奠基石”的科技工作人员，四通公司是要做“中国的IBM”的中国最大的民办科技企业。故事亟待开始，却已经走向结束。仅四年后，1992年，王缉志离开了四通公司。最大的民办科技企业宿命般地在接下来的几年不断消解，故人分崩离析、故地面目全非，只剩下四通赞助命名的北京四通桥，车流滚滚、往来不息。
他是中文电子打字机的发明者，也是八十年代最醒目的弄潮儿之一，却还是被时代鼓胀的脉搏奔涌的血液翻转冲撞，过去的很多年，很多人遗忘他、忽略他、轻视他、不知道他。
“80年代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人来采访，也没有人来关心中关村那时候的事情，但是最近这一年来关心的人突然间多起来了。”王缉志笑着：“我就觉得，现在整个环境又开始重视这个事情了。”
少年漂流
王缉志有一个可能更为著名的身份——知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的第四子，父亲的影响静默而深远，无论谈吐还是作文，王缉志都习惯了旁人眼中不可思议的精准。当他要告诉别人自己在哪时，他会使用常年准备着的地址短语，“短语的内容我是经过反复推敲的，要一点歧义都没有。”这要归功于父亲为他带来的极度严谨的表达习惯，“我写文章不太可能会出现语法不对、句子不通顺或是错别字，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王力一家
他出生在1941年，那是王力在战火中流亡南下的第四年，一家人寓居在离昆明市区20多里的龙泉镇龙头村一个猪圈之上的漏风漏雨的小房子，门上贴一副对联：“闲招白云鹤千里，静读黄庭香一炉”。这一年除夕，王缉志在此出生，当时父亲上课不在——哲学家冯友兰的夫人为他接生。
四岁的王缉志
他的漂流生涯从此开始。1946年，随着父亲被岭南大学校长留在广州，他在广州度过童年，直接从二年级上起小学；1954年，父亲随全国院系调整来到北京大学，王缉志也随之来到北京，住在燕南园60号，此时他还未满14岁，就开始念高中一年级。
新环境让他惶恐，他去清真店买烧饼，小孩嘲讽他“回回！回回！”他以为这是烧饼的名字，“糖三角”倒以为是“糖卖三角钱”。北京的食物难比广州的精致花样,粮票制度让他无法享有顿顿吃细粮的奢侈，“我吃不动也咽不下去馒头，咬一口，好像那个面总是在嘴里边转来转去。”
但生活很快就显现了平静温馨的一面：因为母亲爱莳花草，60号永远满盈绿意，是燕南园里最美的一片花园；高中生活也充满惊喜，他第一次看到雪、第一次做志愿者帮着扫盲，看着苏联电影……他尽管年纪小，学习成绩却一直出众，颇有“神童”的意思。于是，在1956年北京市举办第一届数学竞赛时，虽然他因感冒没有参与学校里的初试，老师还是推荐他参加了决赛。他得了很好的成绩，是北京市仅有的14个二等奖得主之一。同学都说，王缉志应该去学数学。
1957年，正式考取北大数学力学系的王缉志搬出燕南园，住进了北大28楼，成为当年北大数学系年纪最小的学生。但他的大学时代实是多事之秋，又是大炼钢铁又是闹饥荒，还谈了场错综纠葛的恋爱，他的数学成绩也就始终平平。当时大学本科是六年学制，1963年，王缉志毕业，成绩平平的他因为“老师看着父母亲的面子”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作，研究工程心理学，也就是各种产品制造中人的心理因素的影响，颇似日后从商的伏笔。
1969年，按照《五七指示》，知识分子要接受改造，而心理学自文革开始就被认定为“伪科学”，心理所人员只要不是老弱病残都被下放到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俗言“连锅端”。新婚四个月的王缉志离开十平米的新房，别无选择地随之而去。
他们工作的农场原是劳改农场，破败的灰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字。他们终日劳动，住在临时搭建的竹棚，床是板凳、床下是泥，他们坦白于棉花、玉米和小麦，也坦白于泥塘、狗皮褥子和血吸虫——城中的青年们读过《送瘟神》后便以为中国再也没有血吸虫病，到了潜江，面前却是个个患了血吸虫病、因腹水挺着大肚子的当地人。
感染血吸虫病只需三秒，干校的生活却几如永无止境，有人说，“只要能让我回北京去，让我扫大街都乐意。”王缉志同所有人一起陷入无人问津的恐慌与迷茫，“大家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是不是就会在这待一辈子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北京、回家呢？不知道！”心理所的青年们最渴求的，无非是能去北京的一家玩具厂，当个工人，因为“玩具厂还是需要学儿童心理学的人”。
但日子总归有些甜味，王缉志当时负责烧开水，被煤烟熏得睁不开眼睛，他与朋友一齐把烟道里的积炭清理干净，“大大提高了效率，省了燃料”，成功成为“学习《矛盾论》并且用于烧水的实践”的积极分子。他还组织了表演队，担任手风琴手，队里唱指导员的叫王安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未来两个人的命运轨迹会怎样辗转相交。“如果你没得选择，就只能适应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来找到使自己开心的事。”
王缉志与老朋友王安时
时代又翻页了，1971年，因为王缉志学的是数学，而数学比心理学“科学、有用”，积极分子王缉志成为心理所最早的返城人员，成为了丰台北大地一家冶金仪表厂的工人。
王缉志的生活和所有贫瘠年代的普通人无异——他每天早晨5点50从位于西直门的家出发，顺着吵闹又静默的自行车洪流，骑上一个半小时南行上班，途中在车公庄买点豆浆油条作早餐。七点半他开始工作，在轰鸣的机器声和浓烈的甲醇味道中作二极管处理，重复无数次相同的机械动作。管理他的“顶头上司”小组长叫小瑞，一个初中学历的女孩。长日无聊，他学会了使用缝纫机裁剪衣服，借此和车间里的女工们打好关系。这一年他三十岁。
入海
1957年，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十二个格子王缉志只写了八个，前四个北大、后四个清华，排在第一的是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但当年，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是第一次招生，王力主张儿子学计算机，“计算机是比较新的科学。”但王缉志没听，还是选择了他心中“才算是高深理论”的数学。
兜兜转转，1973年，新的知识分子政策实施，王缉志被调入冶金部自动化所，研究轧钢自动化——也就是研究计算机。当时他毫无基础，学习只能凭借着书本和一台内存只有4K，体量却近于一台洗衣机的裸机。好在武钢、宝钢的建设，在日本的学习给了他进一步钻研的机会，他苦学计算机，也“毫无悬念地爱上了计算机”——他平铺直叙内涵而不露的描述就像每一段严谨却暗流汹涌的程序，平实、丰富、自有江湖，“程序的调试过程像是猜谜语一样，要动脑筋判断，这正是编程最有魅力的地方，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工作。”
可是致命的事情是，计算机无法输入和显示汉字，古老的文明只需一击即可在信息时代的逼近中显出孱弱，计算机逐渐被进口入中国，人们对这全新的东西满怀惶惑又充满期待，解决汉字处理的问题成为计算机人热情追逐的对象，王缉志也托关系、找朋友，四处攒出一套计算机，致力研究汉字处理。发现打印机的打印头可以用程序打印图案的他突发奇想，连夜编了一小段程序，在打印纸上打出了“冶金部自动化所”七个汉字。后来，一向语气平淡克制的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回忆这段往事时，写上了绝无仅有的一句语气词，“哈哈！”
七字图形只是孤例，打印机真正能打印汉字离不开汉字字库。王缉志从家里拿来了一副围棋，与冶金部自动化所的同组朋友一起动手，摆出了一套三千多字的点阵字库，编码输入电脑。当然，事情远非如此容易，当时的英文字符终端不比如今每个点都可以轻松相连的图形终端，根本显示不了汉字，他选择“最笨”但也最有效的方法，把一个字符M当一个点来用，终于解决了汉字显示问题。泛着微绿光芒的、局促窄小的进口屏幕上终于在这个深夜显示出四个巨大的汉字。
历史就在那个无法触摸的、与每一个夜晚相同的夜晚永久停留。王缉志无法入眠，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父亲一生中最为亲密的汉字在他的手下有了代码构成的新名字，汉字的新时代开始了。
与此同时，北京的另一个角落里，改革开放已蓄力翻起浪花，1980年，首个“下海”的陈春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办服务部，不确定的新生勃然而起，中关村的时代，悄然开启。
王缉志不想离开汉字处理，他已经投身其中，难舍乐趣，可他的本业还在冶金部自动化所，体制视研究汉字输入为“不务正业”，不少所里的职工产生非议，领导决定让王缉志去东北，干回轧钢自动化的本行，这一干，怕就要投入几年时间。
王缉志不服：“我这时候做这个事正做得有兴趣呢，你让我到那儿去？”
领导回答：“不去？不去就降工资！”
于是他也想办公司。这时是1984年。经人介绍，他坐着公交，去拜访一家可提供资金的公司，负责人海归风范、中英文混杂，谈吐不凡，听到王缉志的请求，他正色批评了起来：“你们这个想法是资本主义的一套，这一套在社会主义社会是行不通的！注定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王缉志悻悻离去，在公司外等公交时，他只觉得“心头满是意外和失望”。
反对王缉志的不止这一人，那个时候没有编制的人是“黑人”，创业是“下海”，字字交杂着恐慌与迷惑，很多“好心人”劝王缉志不要轻易离开原单位，劝说的理由有着最简单的时代逻辑：“工龄就没的计算了，公费医疗就没有了，这可怎么行？”可不脱离体制，实在无计可施，难道去东北轧钢吗？时代在脱轨。王缉志也遇到了轨道外的事，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他遇见了干校老友王安时。
王安时带来了一个不期而遇的好消息，“我们正在创建一个公司，叫四通公司，你不妨找四通的万总谈谈。”
王缉志毫不犹豫去找万总，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四通的门市部，它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走来的，有漂亮干净的门脸与玻璃窗，有锐利的年轻锋芒。他和万总坐在折叠椅上谈了许久，最后万总说：“我跟老王是朋友，既然他推荐你来，我就欢迎你，一块过来。”
漂亮干净的门脸
6个月后，王缉志彻底离开了冶金部，他的工作环境变成了“洋气体面”的玻璃窗里的大柜台。打定了主意的王缉志不顾冶金部对他辞职的驳回，他决心不再回到体制中去。“我要是没有工作了，我就开个无线电修理部，给人修收音机修电视机，我想过了最坏的打算，我不会饿死，我有本领。”他给冶金部的领导写信：“不管批准还是不批准，我辞职了。”
四通谐音“Stone”,有人说，他们是在一起“摸着石头过河。”然而，在四通，摸着石头的他们创造了近乎奇迹的美梦。王缉志在计算机文字处理上的能力毋庸置疑，四通内部也全是锐意进取的和谐，初运行的空白市场等待着有心人掘走第一桶金，四通成立两周年，在北京饭店的宴会厅里召开发布会，第一台中文电子打字机MS2400正式发布，甫一上市即大受欢迎。万总庄重地宣布：“我们尊重知识，承认智力劳动创造的价值。” 四通三周年那天，更好的MS2401发布了，13500元的价格，利润巨大，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家分公司都有了很大的利润，却还供不应求。
MS2400打字机的键盘样品
1988年，四通公司的销售额突破了十亿元，市场占有率达到85%以上，独领风骚、“仅此一家”。市场上并非没有竞争对手，但“销量和四通比根本是差得太远”。四通响应国家号召资助建设了四通桥，拥有十多个分公司、三百多个经销点，是“中国办公自动化事业的龙头企业”，是“真正的现代化公司”。
和王缉志一起开发四通打字机的日本专家岛津先生曾经送给他一对“达摩吉祥娃娃”，小娃娃一红一白、一写“幸”一写“福”，只是没有眼睛。这是日本民俗里的一种吉祥物，据说，每当做成一件大事，就可以画上一只眼睛。四通打字机的成功让他画上了一只眼睛。
达摩吉祥娃娃
湾流
王缉志在《四通人》介绍人才的部分出场，仿佛预言一般地，镜头里下一个出场的人是后来的四通掌门人段永基，他在葱郁的林间跑步，对着镜头双臂挥舞做出运动的有力姿态，同样充满了朝气蓬勃的自信与镜头推进下的肃谨。仅一年后，他便成为了这体量庞大公司的实权总裁——这与王缉志密切相关，他表示自己比较擅长搞技术，“还是让段永基当总经理较好。”
1999年，王缉志在《开发四通打字机的经过中》写下：“让段永基当总经理，可能是我今生中犯下的一个大错误。”
王缉志的话语权被极度削减，中日合作的MS2403与计划独立生产的MS2406同时开发，王缉志与段永基商量，7人负责2406，6人负责2403，人员的技术水平大致平均分配，而当两人同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王缉志被段永基公布的“协商结果”惊呆了，负责MS2406的是13人中技术水平最高的那8位。
他渐渐发现自己无法插手MS2406的开发，意见建议如付东流无人回应，“开发部好像是集团的装饰品，它是悬空的。”；想搞一个电脑音乐事业部，却发现自己永远是缺失理解的少数派；给直系下属发奖金，却发现财务实际的发放与通知不同，原来决定奖金的人已不是他，四通赚得盆满钵满，经销人员脚上的一双皮鞋就值三五百元，几近这位执行副总裁兼总工程师一年的工资。“我被‘架空’了。”
1992年，经历了敏感复杂的“倒段风波”，王缉志离开四通，两手空空，没有应得的专利费、没有许诺的创业股，办公室主任同意他搬走一台MS2401打字机，几个小时之后，办公室主任打来电话，把那台打字机要了回去。
王缉志与和当时一同离开四通的两位副总一起成立了新四通，却很快就惨淡收场，渴望“技术人员说了算”的他得到了旧识两句近于嘲讽的评语，“花不要轻易换盆”和“爱迪生办公司”，甚至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当老板，却没有那样的管理才能。”
接下来的二十年成了持久的商海鏖战。感兴趣于电脑音乐的王缉志与新加坡创新公司合作了创通公司，将“Multimedia”这个概念首次引入了中国，并赋予了它译名：“多媒体”。双方说好，王缉志出技术，对方出资金，注册公司时对方突然变了卦，要王缉志出二百万，王缉志是一分钱没有离开四通的，二百万就是天方夜谭，他到处找门路拉投资，以自己在公司的股份做抵押，拿到了二百万。
创通公司运行了起来，王缉志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技术结合”，新加坡人只是想他帮着卖自己的产品，还派来一个监督的副总，举止之间无非是对中国人的轻视与嘲讽。王缉志无法忍受，把二百万提了出来转身离去。如今“多媒体”以此成了再平常不过的汉语词汇，但绝少有人把它和王缉志关联起来。
好眼光的他又踏着时代的鼓点，瞄准了彩色印刷，“新宝石公司”开始运营，这是一家如今在无所不能的网络上毫无痕迹的公司，搞彩色印刷要从国外进口印刷的照排机，进口，就要上税，王缉志完全按照国家的规定，该上多少税就上多少税，价格就不得不增高，“别人那个为什么卖得便宜呢，就因为他偷税漏税，而我就觉得一切都得规规矩矩地干。确实就干不过人家。”
机遇和环境之外还有更现实的东西——钱，王缉志离开四通的时候，两手空空。“我出来办公司之后，头几年就办得很惨，办得很惨就欠下了很多债，欠下债之后就很难办了，办不下去了。”他常是拆东墙补西墙地借钱还钱，有时东墙没了着落，西墙步步紧逼，最初借来的二百万经不住新宝石失败的消耗，王缉志债务缠身、“走投无路”，公司也只能成了别人的。在银行的40万元贷款无法及时归还，法院的人留下一句“你们赶快筹出40万，否则就麻烦了。”便把王缉志带走，王缉志宿在安排的房间里，只有三把木椅子，再没别的，他把椅子拼在一起，把带来的被子一半铺在椅子上，一半盖在身上，就这样凑合睡了一夜。想着警察所说，最坏的可能是三年牢狱之灾：“有什么办法呢？既来之，则安之。顶多三年，我可以在狱中重新审查这一生中的对与错。”幸而最终老友王安时斡旋，旧东家四通帮着还了钱。不过王缉志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如果他没帮我，我并没打算去求四通。”
他在北京难觅机遇，渴望在更年轻的城市深圳发展，“我可能不适合自己办公司，还是去技术开发吧。”他在报纸上看哪些公司在招人，关于电脑方面的觉得比较适合就去交简历。求职者王缉志递上简历，却因为四通集团前执行副总裁、四通打字机创始人的身份被拒绝，“人家就对我说，你这样的人是不能够在下面做具体工作的，你只能适合当头儿。”他有些自嘲，“我想在一个公司里老老实实当个普通员工，人家不敢要。”
还没完，还没完，他还在寻找机会。
他看中IP电话，决心去拉风险投资，却发现华为已抢先一步。他突然想到，干脆，我就去做风险投资，好，他立刻去做，看书、从头学起。中关村不少人想解决资金问题，“我帮他们去，我教他们怎么找钱。”可忙活了一通，王缉志什么也没有，“他们想要钱是真的，但是付服务费是不愿意的。”
他彻底待业在家，幸而老友帮助，他进入一家公司做总工程师，直到退休。他还是那么活跃、聪明，有着无限惊人的奇思妙想，可项目却中途夭折。21世纪初，他在一家博览会上见到二维码，决定要将此引入中国，但当时扫描二维码的仪器贵而少见，“搞了一阵子也没有收益”。在这之后，他就“彻底在家待着了”。
他好像总是与时代的浪潮失之交臂，但他并不过分介意：“在我非常困难的时候总是出现一些贵人来帮助我。中间有一些轻伤，但总的来说，还不错。”
老人梦见狮子
陪伴王缉志最久的物件之一是手风琴——他自小爱音乐，上大学时因苏联电影里那些拉着手风琴的帅小伙儿由钢琴改学了手风琴。那时他是北大手风琴队的第一任队长，潇潇洒洒，不仅获了不少独奏奖项，还借此收获了一段浪漫曲折的恋情。
大学时拉手风琴
哲学家冯定的女儿冯贝叶曾回忆：“燕南园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家，一家是王力家，因为从他们家旁边走过时，经常听到从窗户中传来拉手风琴的声音，拉的极好。但是只闻琴声，却不知是何人所拉。还有一个就是褚克弘，听他拉手风琴真是一种享受。”王缉志与物理学家褚圣麟之子褚克弘是燕南园里最为熟络的朋友，“经常切磋琢磨”，琴声相合。后来“褚克弘到美国去了，就失去联系了。”剩下手风琴伴随王缉志一个甲子。下干校、进工厂后，手风琴依然是王缉志随身之物，他们组织乐队，合奏共唱《沙家浜》，因此而满怀慰藉与希望。1983年，王安时向四通万总推荐王缉志，不说他计算机水平如何，只说：“王缉志很聪明的，他用收音机听着交响乐，总谱就能够写下来！”
自然，计算机人还离不开电脑，王缉志现在的电脑有三个显示屏——右边的黑色屏幕上是股市行情红红绿绿的折线，左边是微信的聊天窗口，中间才是普通的网页。他的个人主页不少，博客文章有八百多篇，他什么都写，小区物业出了问题，他连载了《安保》、《消防》、《电梯》、《路灯》好几篇文章来维权。
当年骤然“下海”留下的后遗症在退休时才发作，因为当年被冶金部自动化所除名，王缉志的退休金辗转着足办了有十年，最终一个记者朋友帮忙在报纸头版报道，“四通公司前总工程师十年办不下来退休手续”的标题也算夺人眼球，王缉志终于拿到了满意的退休金，三千多块。
王缉志老年
他还没割下老本行的事业——至今仍是一家移动支付公司的独立董事之一，今年6月18号在深圳，公司敲钟上市，他亦参加了仪式，而且很清楚“公司上市那一天的股价是七块多钱”。他还有“兼职”，是老年教育服务“乐莲老年教室”的老年教师，还有今日头条的签约问答作者。
这光怪陆离的新世界还是给王缉志带来了些难以掌控的东西，2014年2月8日，王缉志发表了一篇赞美日本一家电视台的微博，他的计算机生涯离不开在日本的研究学习，他前后去日本也有二十多次，不吝赞美其优点。这条微博的热度不低，可上百转发评论中绝大多数都是如“汉奸”的字眼及不堪的谩骂，“虽然我不在乎人家骂我什么，但是我总是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他使用微博八年，发过近两万条微博，之后就很少再上线了。
现在，王缉志每个月还都要做手风琴演出，社区的、科学院的、北大手风琴协会邀请的，他的手风琴跟了他几十年，１１公斤重，７６岁的他有些吃不消，参考了不少资料，他网购来一个巴扬手风琴——“我在自学。”
“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这样，喜欢学新的东西，只要一出现新东西我就要去学，我就能跟得上时代。”他这样表明自己，爽快、坦荡、有豪侠气。他的生活如此丰富平静，不需要颠簸与迁徙，他也确实很少再回中关村了。
他无法不对后来的四通淡漠，“四通公司现在还存在，不过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为我跟他们没什么来往了。”他念念不忘的是真正的四通的老朋友们一年一度的聚会，四通几年的风雨之后，“很多人都先后离开了”，然而离开的他们还是四通人，每年5月16日，他们聚会一次，在餐厅墙上挂上当年公司领导人的语录，“当时公司领导人说的很多话，大家都觉得很对。我们是有公司文化，有理想的。”他拍下照片，制作视频，仪式感庄重。成立于1984年5月16日的时代旗帜四通公司满盛着他们的青春、智慧与汗水，也诚恳地容纳着他们的功过、得失与荣辱。
四通的老朋友们一年一度的聚会
王缉志害怕自己越来越健忘，他笔耕不辍，想把仅存的细节都留下来，与学业的、与手风琴的、与四通的……他与四通的连接，除了仅剩的记忆与照片，便是那两只达摩娃娃。
它们在王缉志的柜头已经放了三十年，曾在四通打字机大获成功之后被他画上了一只眼睛。但它们也只有这样一只日渐褪色的眼睛，因为那之后，“再没有哪件事情，可以和这件事相提并论了。”
新媒体编辑｜连雨薇
责任编辑｜蔡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