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骨何须桑梓地，解剖台上亦青山｜此间·特写
埋骨何须桑梓地，解剖台上亦青山
记者丨张佳婧 潘舒婷 蓝丹 贺依林
编辑丨刘博涵
摄影｜肖翰
对于绝大部分人而言，火葬场是此生的终点。一把火，一缕青烟，一抔骨灰，烟消云散，功德圆满。但对于王兵一家16人而言，死亡以后，生命还有下一站。
死后他们的遗体将坐上灵车，去往北京的遗体捐献站，在未来的一两年或者更长时间里，他们会进入“冬眠”，在甜黑的梦境里追忆此生。当他们重见天日时，他们将获得一个新的身份：无数医学生的无言良师——“大体老师”。在他们的“指导”下，无数医学生将认识人体的第一根神经、第一条血管、第一个脏器。
他们的精神会长驻北京长青园公墓，与家人团聚。一家老少挨挨挤挤，围坐在没有骨灰的家庭纪念碑下，与父母话家常、夫妻间说往事……每逢清明，纪念碑的正面摆放着已故家人的照片，常盛的鲜花与家人各自爱吃的水果、小吃。这般摆设与数十年前这一大家子的客厅别无二致。纪念碑的背面是子女们撰写的墓志铭：
“王彰明、孙珍夫妇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老党员、老军人、离休老干部。为了革命事业，他们一生鞠躬尽瘁，两袖清风。逝世后捐献了遗体和眼球。在父母的影响教育下，其六个子女及配偶，均愿意逝世后像他们一样，捐献自己的眼球和遗体，自愿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出最后的贡献。活着是一家人，去世后到此团聚。”
他们的故事要从上个世纪说起。
火种
1987年的一天，65岁的王彰明揣着几本厚厚的挂历去干休所活动室。他展开那些挂历，从报刊、杂志上面的文章到宣传画，挂历上遍布着各类与遗体捐献有关的报道，密密麻麻的剪报贴得如拼图一般。
王彰明同他的老战友、老同事展示剪报，不时加以解说，精神矍铄，中气十足。他说到某医学院的一名教授在病重时立下了捐献遗体的遗嘱，情绪激动溢于言表。老干部们听到这位教授“生前要教学生，死后亦然”时，同样心潮澎湃。王彰明顺势提出捐献遗体的倡议，那天，他的信纸上收获了不少志愿捐献的签名。
那是1987年——“入土为安”的观念仍旧根深蒂固的1987年，全北京甚至还没有一个正规的遗体捐献接受站的1987年。
自那以后，坊间虽时有些风言风语，王彰明仍在干休所办了两场宣传遗体捐献的展览，他珍藏的挂历上，陆续写满了好几页的老头老太太的名字。不仅如此，王彰明还号召自己的家人同样捐献出自己遗体。
一次家庭聚会，他也向自己的家人正式提出了这一倡议。全家十几个人无人反对，当即拍板决定捐献的就有十人。当时在天坛医院工作的女儿王兵自然被委以重任。经过多方打听，王兵在同仁眼库为一家十口办理了眼角膜捐献登记手续，为父母办理了遗体捐献申请并进行了公证，给其余亲属领取了遗体捐献申请表。
从1987年到2014年，27年的时间里，死神的隐形斗篷相继裹走了王彰明的妻子孙珍、长媳何秋延、长女婿胡崎俊，但它永远带不走的，是王彰明在时代的空白处点燃的火种。
自妻子2007年离世以后，这个一直独居的老人每天爬好几趟四层楼的楼梯，自己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生活自理能力极强，从不麻烦街坊邻居，甚至没给子女带来任何负担。王兵心疼年迈的父亲，常和丈夫一同前去照料看望他，子女们谁要提议一起小住一段时间，都会被王彰明撵了回去。王兵不放心，提议给父亲请一个保姆，也被王彰明直接驳回。
直到耄耋之年，王彰明还经常踩着一个三轮车四处溜达，有时从干休所回家的路上遇上街坊邻居，无论大人小孩，他一并顺路载了回来。
但谁能想到，转眼间，这个腰板硬朗、鹤发童颜的老人却忽然病倒。2014年5月下旬，92岁的王彰明因肚子上发现一个硬包住院，接受全面检查——老人家是高高兴兴自己走进医院的。
王彰明不问自己得了什么病，王兵也没主动提起。
住院的第一天，王彰明玩着电脑游戏，王兵在一旁给他削着苹果。似乎只有在医院的这段时光，父亲才会“开恩”，允许他的宝贝女儿王兵陪在他的身旁，享受这天伦之乐。父亲笑，王兵也笑。
这种平静并没能维持多久，王彰明的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医生拿着父亲肺部的CT底片对王兵形容道：“就像上百年的破蚊帐一样，朽的非常厉害。”王彰明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转移至多个脏器。
当时意识还十分清醒的王彰明，把存折现金交给王兵，嘱咐她全权负责与医院协商治疗方案，不必向他报告，只是唯独有一点，要求病危时不进行无意义的开创性抢救。
慢慢地，王彰明病床旁的机器越摆越多，他的呼吸也越来越弱。王兵白天忙着陪护父亲检查、同医生交流、向其他家人随时汇报情况，晕头转向的同时却也其乐融融——父亲很“乖”，给什么吃什么，也很听医生的话。直到后来，王彰明不能正常进食了，王兵就把水果放在碗里，拿勺挤出水来，把果汁灌到杯子里，插好吸管，让他吸着喝。又过了一段时间，王彰明因为“下管”不能吸吮了，王兵就用注射器给他打进去：“来爸爸，给你喝果汁，给你喝酸梅汁。”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来月，以药物治疗对抗肺癌晚期本来就是以卵击石，死神的鞭子已经近在眼前。王彰明的子孙晚辈也一个个陆续赶来。
2014年7月5日晚8点多，王兵的小妹最后一次照顾完老爸。在她离开时，王彰明还关切地道：“路上小心点，慢点走，再见。”老父亲的眼窝里、鱼尾纹里都塞满了笑意。——谁却能料到，这一句再见却是永别。
当晚10点左右，王彰明一时间呼吸极度衰竭，喘不上气来。看着父亲痛苦的面孔，王兵按下了急救按钮，并及时通知了家人们。
抢救进行的同时，北京的夜晚灯火通明，王彰明的家人隐匿在浩荡的车队里，赶往院。
上呼吸机的时候，王兵见父亲的呼吸罩勒得太紧，便起身帮忙调整，使他能舒服一些，没过多久，父亲的脸就不紫了。一家老少也慢慢陆续赶到。王兵俯下身附在王彰明的耳旁，不急不缓地呼唤着他，轮流介绍着，让他知道他的儿子、二女婿、孙子、外孙女、小女儿小女婿都来了。
一个个陪伴了王彰明多年的家人站在他的面前，回应着一个个名字的，是王彰明越来越微弱的表情变化，他没有痛苦的静静地走了。
将近零点时，王兵和家人被医生请了出去。四十多天里的第一次，王兵远远地，在一个角落里放声大哭。
一墙之外，不夜的北京灯火通明、车水马龙，无数家庭的生活热闹如常。
随后不到一个小时，干休所的副政委和门诊部的主任穿着便服就来了。大夏天的凌晨，他们来给王彰明穿衣、送行。一旁情绪彻底失控的王兵，甚至没有能力再看父亲一眼。在那个漫长的夜晚，属于死亡的沉重随着消散的暮色逐渐淡去，伴着温煦的熹微而至的，是开往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灵车——王彰明的生命将在那里抵达下一站。
他身着亲手为自己准备好的军装，军装上的红色领章帽徽，标志着一个个波澜壮阔的故事。王彰明用了一生的时间，教育了他的儿女们有关法律、知识、人格、爱与信仰。现在的他，在离开儿女们以后，将遇见全国最优秀的一批医学生，以大体老师的身份教给学生以生命，以死亡。
原野
时间倒退七年。2007年7月28日，又是一个深夜。王彰明的妻子孙珍撒手人寰，王兵五姐妹寸步不离的悉心照料，终归也没能留住她。在王彰明略显浑浊的双眼噙满泪水的时刻，孙珍的眼球被同仁医库取走，遗体被运往协和医学院。
王彰明信奉“生不带来一分，死不带走一草，一辈子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粉身碎骨、死而无憾”。孙珍说不出这番话，甚至本来也没有捐献遗体的打算，却只是“一辈子跟着老伴走，一切都听他的，愿活着生活在一起，死后走同一条道路。”
王彰明过世以后，夫妻俩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解剖楼内的纪念墙中“重逢”。一张合照、两缕白发、三寸锦盒，执子之手，于此相守。锦盒的正面，印着短短的两句诗：
“最初的诞生和最后的死去一样，都是人生的必然；最初的晨曦和最后的晚霞一样，都会照亮人间。”
2011年9月22日，王兵的大嫂何秋延病逝，享年66岁。何秋延40多岁时，身体就换了两个心脏瓣膜和心脏起搏器。她常说“我就是个机器人，全凭这些机器活着。”她一直非常支持王彰明的提议，直到临终前才最终说服了儿子，捐献了自己的遗体。
2013年9月30日，王兵的大姐夫胡崎俊病逝，享年81岁。曾任民盟市委老龄委副主任的他，退休前是民族文化宫的书法家、画家、篆刻家。
胡崎俊生前不讲究吃穿，不看重钱财，是个乍看之下“老农”一般的人，但却有着“一肚子的墨水”。退休后，他出版了多本有关文字、姓氏等方面的书籍，一心扑在保护中国文化事业上。
胡崎俊的家藏书应有尽有，其它则一概能简则简。家里的墙面，从墙根到天花板，布满了他写的毛笔字。七八十岁的时候，他也常常挤公交车去查资料，没日没夜地编写书稿，检查出癌症以后，更是拼了老命与时间赛跑，一直写到最后一次住院为止。
与癌症抗争的两三年里，胡崎俊的脑瘤却是越来越大，本来就经济实力不强的胡崎俊放弃了高价格的γ-刀手术，决心回家。临终前的几天，胡崎俊见人就嘱托照顾好他的老伴。9月30日深夜，胡崎俊离世，他又瘦又小的爱妻为他擦拭身体，整理衣冠，送往距离最近的世纪坛医院太平间。
次日，举国欢庆的佳节，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市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以下简称北医遗体接受站）的谷培良发车前来，迎接这位“新老师”。
2015年7月31日，王兵的二姐王新华病逝，享年66岁。王新华是全国第一批国家注册的高级建筑电器设计工程师，退休后曾赞助宏志中学贫困学生多年。自2010年被诊断出子宫癌晚期，王新华一共做了3次大手术、26次化疗。生病期间每次手术前，她都会交待王兵，如果她去世了，请做通她丈夫和女儿的工作，让他们同意捐献她的遗体，“我要像爸爸妈妈一样，要和他们在一起。”
在父亲王彰明简单的告别仪式上，王兵主持，一家老少布置好会场，王新华做了一个特别发言：“爸爸，其实我四年以前……就已经是癌症晚期了，可是一直也没有……也没有告诉您，也没能更多地照顾您，我觉得很内疚。”病重的王新华说得很慢，不时哽咽，“但是爸爸妈妈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我会像爸爸一样，乐观向上，正确地和疾病作斗争。”王新华离世以后，遗体同样捐往北大医学部。
据北医遗体接受站负责人张卫光所言，每年来捐献站领取遗体捐献登记表的人数在千人左右，将登记表寄回的人则只有百余名，实际捐献的只有60到80人。
跨越三十年的时间，王兵的家人却始终在履行着上个世纪的约定。王彰明所点燃的火种，终究在一个家族通透、在积极家风的煽点下，辽阔成原野。
自父亲过世以后，王兵一直在与抑郁症斗争，除了清明去北医、长青园看看家人，她偶尔也会翻看家族所记录的与遗体捐献有关的照片、视频。视频里，她去父亲家探望，王彰明拿出他得意的挂历、宣传用的字画，为女儿王兵讲述其中的故事。他穿着白汗衫、大裤衩，用手指一个个抚摸着挂历上的名字。
“我后来在生命纪念碑上看见了部分这些人的名字。”王兵说道。
逆风
2015年11月15日，婴儿的啼哭破世，王兵的外孙女何暖暖来到人间。当时，正值北京雾霾横行的初冬，早产的暖暖体重不达标不能打预防针，没过多少天，何暖暖就被查出了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化脓性脑膜炎，进而导致新生儿败血症，最终引发核黄疸，并且医治无效。
治好了也是重度残疾，更何况基本上根本治不好。”从八一儿童医院到北京儿童医院一致的诊断结果，让两家老人心灰意冷，孩子父母悲痛欲绝。想到孩子留在暖箱里等死，挨不着、看不见亲人的可怜境地，全家人权衡之下，决定由王兵把暖暖带回家。
王兵素来是个“不宠惯孩子”的人，自己的女儿小时候摔了跟头，她从来不扶，只让女儿自己起来。但是对重病在身的外孙女，王兵却一直尽可能地“宠着、抱着、照顾着”她。冬天，王兵在家中穿着一件衬衣抱着她，把她的小脸依偎在自己身上，一边告诉她：“你妈妈身体不好，医生要求隔离你们，你的爸爸妈妈很爱你，妈妈每天给你挤母乳，爸爸远路给送来，没办法呀！只能我替你妈妈来抱你，来给你温暖。”王兵不时还给她唱歌、说笑话，笑脸相待，想让她享受人世间的美好。何暖暖吃不进东西的时候，她就用手挤着奶嘴，一滴一滴的，从20毫升喂到50毫升，凉了再给她热，还哄道：“这是妈妈的奶水，爸爸送来的，吃上这个肚子里头就有粮食了，你就不难受了。”
何暖暖刚发病的时候，因为脓血脑部甚至都已经变形，上小下大，王兵照看她的几日，“却愣是把暖暖的脑袋喂圆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常常由北到南穿城而过，往返一次上百公里来看望小宝宝，瞧她长得好，两家人甚至觉得“暖暖会不会好了呀”。大家不死心，又把她送到医院重新做检查，最后得到的依然是病情恶化、不可逆转的结果。
2015年12月16日，何暖暖永远地离开了人间。按照家庭传统，王兵和丈夫及其女儿、女婿希望将暖暖捐献给北大医学部供医学研究，但是何暖暖的祖父母都无法接受。无奈之下，王兵最后看了一眼自己怀里的小外孙女：年仅31天的暖暖，脑袋圆滚滚的、小脸白白的、大眼睛双眼皮儿、小嘴儿、小尖下巴颏，特别漂亮。王兵甚至还记得把暖暖抱在怀里的那种温度与奶香味。“给你们吧！送她去火葬场，我们就不去了。”
何暖暖
在去火葬场的路上，何暖暖的爷爷奶奶做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同意遗体捐献并原路返回王兵的家。
王兵得知后，马上给张卫光教授打了电话。暖暖是上午在家中去世的，几番折腾下来已是晚上。张卫光当即保证，无论几点，都会有人在北医等待暖暖的到来。从大兴去北医的路上，暖暖一路依偎在奶奶怀里，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陪伴下送到了北医。
北医纪念墙里属于何暖暖的锦盒里，装着奶奶亲手织给她的生前戴着的一顶小帽子，锦盒的正面，印着和她曾外祖父的锦盒一样的诗句：最初的诞生和最后的死去一样，都是人生的必然；最初的晨曦和最后的晚霞一样，都会照亮人间。
何暖暖成为了北医建校至今最小的大体老师。
在生死这两个庞大的议题之间，流动着太多不同走向的风。有远古殡葬传统的遗风，也有吹绽科学大旗的新风。只是火种一旦点燃原野，再大的逆风也不能将其扑灭。
几年前，王兵的女儿从学医的朋友那儿得知了一些解剖课的细节后，曾经反对父母捐献遗体——她舍不得让医学生那样对待自己的父母。王兵告诉她：“解剖是现代医学事业腾飞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在医院所享受的B超和CT那些高科技医学技术，哪个不依赖解剖学的基础？其实绝大多数医学生都是很尊重他们的大体老师的，即使他们中有个别不尊重的，他们也要考试的对吧，总要好好学习的吧，他们也会从我们身上学习到知识吧，大多数人会成为好医生的，那也就足够了。”
2015年王兵外孙女离世时，她的女儿不仅不反对王兵夫妇捐献遗体，更捐献了自己的亲生骨肉何暖暖。“希望她短暂的人生，也能为人类做点贡献，正像她的名字一样，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丝温暖，使她的生命价值得以升华。”
从2007年7月28日至2015年12月16日，这是王兵家族经历的第六次死亡，第六例遗体捐献。
循环
车子停靠在北医解剖楼的门口，何暖暖作为新来的大体老师，将在“六教”接受为期一到两年的“培训”，而一室之隔的，是北医2011年为当时262位无言良师建造的纪念厅。
纪念厅的正中央摆放着大体老师受聘时需要的“上座”，一侧摆放着白色的花圈，拉着横幅，一侧则陈设着纪念墙。纪念墙的正面是一副印着未名湖、博雅塔的可折叠水墨画卷，拉开画卷，里面按照年份摆放着自1999年北医遗体捐献接受站建站以来所接收的全部大体老师的纪念盒。有夫妻共用一个纪念盒的，也有母女共用一个纪念盒的。
这些15×12×10厘米的水晶盒上，刻着每位大体老师的头像，姓名和出生、“受聘”的日期，盒内存放着他们少量的头发与袖珍的纪念物品。有的人是一朵纸花、绢花，有的人是一张火车票，有的人是一块手表，绝大部分人都不知晓其中的故事，但小小的物件就浓缩了他们的一生。
每一个小小的水晶盒，都是一座墓碑。
每年清明，不少大体老师的家属会来到这里，和家人们团聚片刻。北医也会定期组织学生参观纪念厅，或前往长青园公墓参观专门为遗体捐献者建造的生命纪念碑。人们手持鲜花、双手合十默哀。
王兵与大姐在北医祭奠家人
自1999年建站时每年只能有几位大体老师上岗，到如今稳定在60位以上，19年来医学部聘请的大体老师的数量正在不断增长。“实际上，1999年以前，北医也接受了相当多的大体老师，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记录下他们的事迹，他们实际上是更加值得尊重的无名英雄。”谈起令他印象深刻的捐献者，张卫光一连说出了好几个人的名字与故事，有二十多岁风华正茂的北大女孩，也有十几年的北医同事，滔滔不绝。“相较我们的身体而言，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与灵魂。楼上的陈列馆里还摆放着胡传魁教授、马旭院长两位老前辈的骨架。”
由于家中的医学背景，张卫光从小就在解剖楼里长大。对于第一次上解剖课的场景，张卫光已经没什么印象了。谈起自己是否有遗体捐献意向的时候，头发花白的张卫光笑着说：“这是当然有的了，不过我看起来还很年轻。”他人看来神秘甚至神圣的决定，受职业生涯的影响，对他而言只是轻巧的一个决定，也是医学工作者的职分。
北医遗体接受站的办公室门口贴着谷培良的联系电话。每天他都会在这里接受电话咨询，为不便来访的捐献者邮寄登记表。他的手机常年24小时开机。每当有大体老师正式受聘时，不论是深夜还是严寒，他和他所在的团队必定有人亲自前去迎接。张卫光补充道：“接受站是全年开放的，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北医20多个解剖学部的工作人员都会轮流值班。”
在一两年的“培训”之后，大体老师们将正式展开教学工作。根据他们不同的自身情况，他们将在“系统解剖学”和“临床局部解剖学”两门课程当中选择一门“执教”，前者面向北医大部分学生，后者则面向临床医学院的学生。
大二上学期，2016级本科生陈育坤第一次上系统解剖学、第一次接触大体老师。在强烈的视觉嗅觉冲突里，陈育坤多少有些恐惧；正式开课前，他和同学们做了祷告，心境竟然逐渐平和。陈育坤反复使用了“尊敬”、“神圣”、“伟大”等字眼来形容他的解剖课。在大体老师供不应求的大环境下，他说：“为科学献身的这种精神，真的值得整个时代去提倡。”
等到2019年春季，陈育坤会继续学习局部解剖——那将是他未来漫长的人生里第一次亲自操刀。近年来越发注重医学人文教育的北医对学生有更高的要求，每次局解课上下课时学生们都要向他们鞠躬，并且“多多沟通交流”。
系统解剖学的大体老师一旦上岗，就与过去的身份告别，“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是谁，有可能就是北医之前的教授”，但在局部解剖学的课堂上，大体老师则仍旧保留着他们的名字与过去的记忆。“我们要求学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记住他们大体老师的名字。”
“遗体捐献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爱心的传递。遗体捐献者为了医学的发展把遗体奉献出来，实际上就把这个爱心传递给了医学生。医学生以后势必要从事医疗工作，要把这种爱心再传递给他的患者，从死亡到出生再到死亡，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精神重生的过程。”张卫光感慨道。
2017年4月4日，清明。王兵作为遗体捐献者家属代表，在北京第十一届长青园生命追思会上发言，66岁的她讲述了她家族故事的冰山一角，也讲述了北医、红十字会、长青园为遗体捐献工作所做的努力。
在演讲的末尾，她字正腔圆、声音洪亮地道：“同学们，前面提到的这些人和事，他们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你们在学习医学技术时，能对人体、疾病有更加清楚的认知、更深入的了解，毕业以后为广大人民好好服务，为攻克医学难关、攀登医学高峰做贡献。今后在你们行医的道路上，还会有很多的难题。那时，你们想想这些碑上的人们，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能摈弃旧的殡葬习俗，将遗体捐献出来，是挺艰难痛苦的。他们人去了，却把对后人的大爱留下来，想通过你们的行动，把爱洒满人间。”
原点
王彰明离开人世的那一晚，躲在角落里的王兵热泪淌满了整张脸，她的女儿目睹这场死亡时，开始重新思考遗体捐献的意义。
同一时刻，谷培良从熟睡中醒来，接到了王彰明离世的消息，开始安排各项事宜。
长夜漫漫退潮，东方渐渐发白。
聘请王彰明的金杯车随着晨曦一同到来的时刻，一批暑假刚刚开始的北医学生起床，去往北医三院实习。见习外科手术的时候，他们脑中或许偶尔会闪现出解剖课上的场景，在弥漫着甲醛味道的教室里，他们从大体老师身上学习到人体的第一根神经，第一条血管，第一个脏器。
同一时刻，无数死亡如数降临，无数抢救正在进行。在生与死的夹缝中，王彰明被送往北大医学部解剖楼。
补充：北京大学医学部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收站位于北京大学医学部解剖楼317室，联系电话15810955403，联系人谷培良。
（部分配图由受访人提供）
新媒体编辑｜牛璐瑶 郑中华
责任编辑｜张炜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