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植：NGO是大家的需求｜此间·对谈

吕植，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自1985年至今，她一直在从事中国自然保护的研究、实践、能力建设和政策推动。吕植所领导的野外保护和研究项目遍及中国西部的四川、青海、西藏、云南、陕西和甘肃。

吕植：NGO是大家的需求

记者丨张佳婧 韩若莱 陈亦琪

编辑丨蔡翔宇

C=《此间》

L=吕植

C：您如何理解自然保护的意义？

L：首先是要理清人和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对我来说不是因为自然有多可爱，熊猫、大猫有多萌，而是因为这些物种不管是熊猫也好，雪豹也好，它所代表的生态系统——森林、草原等等，给所有的物种（包括人类）提供生存的支持。空气、水、食物是我们生存所必需的，而它们都是自然的产物。没有自然，我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地球有没有人都能继续，人类不能没有地球。

C：您能具体说明一下生物保护的科研和实践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吗？

L：我们很多研究题目都是实践中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我一个学生在研究三江源的狗。早年那里的藏獒贸易很活跃，所以很多人就热衷于养藏獒，但这个市场很快崩溃了，很多卖不出去的藏獒都被遗弃了，所以造成流浪藏獒的数量激增。我们注意到这些流浪藏獒在生态系统中很可能会起到一些负面的作用。比如，我们看到雪豹猎捕了一只岩羊，马上有一群藏獒来抢，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思考，流浪藏獒对雪豹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威胁？它们的生存情况如何？到底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影响是负面的，有什么可能的解决办法？打狗杀狗涉及到动物福利，尤其在藏区，因为藏族人的宗教信仰反对杀生，不能这么做。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做绝育手术，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我们需要了解藏獒的活动规律和社会结构，以及老百姓对这件事的意愿，才有可能比较妥善有效地解决流浪藏獒过多带来的问题。

再说一个例子。雪豹吃牛羊，给牧民带来经济损失，也给保护雪豹带来负面影响，法律也要求政府进行补偿。通过研究雪豹粪便中的DNA成分，我们可以准确地检测出雪豹摄入食物的种类和数量，以及其中家畜的比例。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评估冲突的严重程度，结合对牧民的补偿需求的调查和对雪豹吃牛羊案例的监测，我们就有可能估计出一个村子对补偿经费的大致需求，直接帮助到补偿政策的制订。

C：您怎样看待生态保护的成效与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的关系？

L：生态保护要真正见效是长期的事情，但是所有生态保护的支持者和参与者都会很在意一两年内的结果。真正的生态成效，比如说雪豹数量增加了，或者它的栖息地增加了，是很难立竿见影的。以大型猫科动物为例，它们比较隐蔽，又多生活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研究很缺乏，因此保护工作要从收集动物的基本信息开始。现在有了红外相机，获取信息容易多了，所以这些年来对猫科动物的了解越来越多，对保护工作的促进也很大，特别是经过公众和环保组织若干年的呼吁，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现在大猫也变得格外热门。

C：您觉得在中国社会中开展自然保护有什么特殊性？

L：我们现在做自然保护都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也尝试让自然保护使当地人受益。这个受益不一定都是经济上的，比如说三江源的藏族老百姓是信奉佛教的，他们有不杀生的文化，保护和他们的信仰一致，也与敬畏神山、崇拜自然的传统理念相吻合。在三江源，老百姓本来就在做保护自然的工作，但是以前这些并没有得到正规保护体系的认可。许多传统社区也有类似的保护自然的文化，因此寻找和促进文化里面和公众中间保护自然的理念、热情和行动，并获得正规体系的认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地方差异大的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有效保护的途径。

这种推动有时一个外来人来做，比当地人做更有优势，我们更能与当地居民和政府进行交流，在二者之间充当桥梁。不同人有不同的视角和优势，我们相对当地居民而言，作为外人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C：您能谈谈您创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原因吗？

L：当时是因为我们一帮人觉得中国的保护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不能只做研究，还要进行实践才能解决保护的问题，通过长时间的实践，往往才能够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这反过来对我们研究课题的设定又有很大的帮助。这样一来研究和保护的需求就更加紧密地挂钩在一块儿，研究成果可以马上投入实践，实践又能够反作用辅助科研的视野和洞察力。所以对我来说，建立这个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就和医学院建临床医院一样，它是科研一个重要的实践基地。

总体来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做两件事情，第一是怎样让当地人成为保护者，这个不光是在三江源，还在大熊猫栖息地和西部，甚至城市里，比如北大校园，推动建立保护小区，由学生和教师来保护。如果每个社区的居民，每个乡村的村民都能够保护他们自己的地盘，城市也好，乡村也好，都能够建立相应的机制来做好生态保护，保护的范围就扩大了，效率也提高了。我们的目标是让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到保护里面。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做这样的示范，社区参与生态保护，并且建立相应的鼓励机制。

第二就是收集基本的信息。除了我们自己，越来越多的生态数据可以由自然爱好者来收集，民间爱好者所积累的生物多样性信息的广度和多年的连续性在某些领域可能比科研工作者还更加完善，如果很好地分析，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所以我们就想把民间爱好者的力量发动起来收集动物植物相关的科学信息，成倍扩大环保信息的来源。信息缺乏是我国生态保护的决策工作中的难点。如果发挥好民间爱好者的力量，填补信息空缺的速度无疑会加快。而且收集信息本身也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知情可以让人更加关注。

吕植老师在青海玉树囊谦参加山水自然观察节

C：您支持了许多草根NGO，您觉得中国现在的NGO目前的生存发展状况大概如何？

L：还是挺难的，我了解到一些机构，包括已经成立了20年的机构，经济状况还是很紧张，特别难维持工作人员正常生活的资金。NGO的从业人员有比较强的志愿精神，但他们也要维持生活，但是中国目前NGO通常很难得到稳定和有规模的支持，所以大家的薪水都比较低。一个比较正常的收入才有可能让NGO作为一个行业持续下去，NGO从事的是社会公益，是大家的需求，理应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尽管现状如此，大家还是凭着一股理想主义的热情在坚持。因为安全感缺乏保障，所以人员流动也比较多。在这样的情况下，NGO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特别是近些年对空气和水污染的防控，民间的参与和监督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自然保护方面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比如说最近云南的水坝修建淹没绿孔雀栖息地的事件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最后结果有可能是保护的一方获胜。民间力量由于没有利益纠葛，能有效推动解决一些地方环保无力解决的问题。

C：您觉得非政府组织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层面上的吗？

L：其实资金短缺是表面，背后暴露的是社会对整个公益行业的了解不足、热情仍旧不够高。现在就整个行业而言，各种慈善、公益的基金会的资金都在增长。但是其中支持环保的只占百分之几，其中支持自然保护的就更少，而且一些基金会是自己做事，支持其他NGO的就寥寥无几了，所以资助型基金会最后只有几家。原因很多，跟国家对慈善投入的免税制度不健全有关，也与一些政府部门对NGO根深蒂固的偏见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中国现在正处在这么一个阶段：我们NGO行业的发展跟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国际上的地位提升的速度是不匹配的。我觉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健康程度，跟NGO是否活跃是有很大关系的。

图片来自采访对象

本文刊载于《此间》2018夏季刊

新媒体编辑｜巴绥涵 牛璐瑶

责任编辑｜张炜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