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马克思异化思想比较
《理论探索》(太原)2014年1期 作者：宋思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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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老子和马克思从不同的哲学思想出发对异化进行了深入思考。从异化的实质看，二者关于异化的逻辑前提、发生机理和发生动因存在不同。从异化的结果看，二者分析了异化对人、自然和社会产生的不同后果。从异化的扬弃看，二者的原则和具体路径存在一定的差异。老子和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比较分析，丰富了马克思和老子哲学的比较研究，对推进老子哲学现代化以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老子；马克思；异化；实质；结果；扬弃
作者简介：宋思运(1975- )，男，江苏徐州人，徐州工程学院副教授、中国矿业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1-0044-04
异化是指原本自然互属或和谐的两物彼此分离，甚至互相对立。异化这一概念本身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旧的概念，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不同时代的东西方两个伟大思想家老子和马克思对异化都有深刻见解，尽管老子并未明确提出异化概念。老子的思路是：人的本质是自然(道、无)——人的异化就是不自然(有、妄为，表现在感性上就是感官，理性上就是知识)——主张回归自然状态(无知、无为)。马克思的思路是：人的本质是劳动(实践)——人的异化就是劳动的异化(人不能完全占有自己的本质)——主张通过实践扬弃异化。重温和比较马克思和老子的异化之思，对于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效应对现代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异化的实质
深入分析老子和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实质，是理解和把握老子和马克思异化之思的基础和前提。两位伟大思想家基于不同的逻辑前提，对异化的内在机理和外在体现都做出过深刻的论述。
(一)异化的逻辑前提：“自然性”存在与“对象性”存在。哲学上对于异化的思考，总是以人和世界的现实存在为逻辑前提的。逻辑前提不同，根本上决定了对异化实质的认识不同。在老子看来，“自然性”是万物的本性，是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老子“自然”概念的内涵是指人与世界本然一体、“物我未分”的混沌状态，本质特征就是自在自为、自然而然，根本是要说明作为存在的事物“本身就具有潜在性和可能性，不必由外附加的”，[1](P29)重点是强调世界万物在没有任何强作妄为的情况下自由伸展状态的合理性，目的是要破除主客体对立所造成的困境，即“要破除成心、机心、我执的束缚，摆脱贫困、贵贱、穷达的禁锢”。[2](P5)马克思认为，人和世界的存在，不是主客对立的存在，而是“物我统一”的“对象性”存在。“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并且“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3](P116)在人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一方面是人自身产生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自然界生成的过程，而这其实又是一个过程，就是实践过程，也是历史过程。正是在实践(历史)过程中，人成为自然的存在，自然界成为人的存在。正是由于老子坚持的“物我未分”的“自然性”前提，而马克思坚持的是“物我统一”的“对象性”前提，使得他们对于异化的思考具有了不同的理论旨趣和现实意义。
(二)异化的发生机理：背离“自然性”与割裂“对象性”。老子从“物我未分”的“自然性”前提出发，认为世界正是持有自然本性而达到“物成其物、人成其人”的自然和谐状态，并进一步给出了自然和谐状态的基础和本原——“道”。“道”是心与物原初发生的领域，既没有与心相对立的物，也没有独立不依于物的心。所谓“道生万物”，就是指世界万物在心物往返交流的澄明之境中相遇照面并显现出来。因此，心与物本身就处在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中，对物我未分、澄明之境“道”的出离，就是异化。我们可以看出，在老子那里，异化表现为：人的“主体性”凸显而“自然性”丧失，人放弃“无为”而变得“有为”，最终使得主客分离并对立。也就是说，当人们通过认识来把握世界、满足欲求的时候，人的本真的存在和人性的素朴就会被遗忘和遮蔽，人就会出离自然状态，走向自然的对立面，也就发生了异化现象。马克思从“物我统一”的“对象性”前提出发，认为黑格尔没能认识到人类实践活动的自我异化是人类异化的基础，只把异化看作精神劳动的异化。福斯特认为，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体系中，自然被剥夺了其现实性，以符合人类的意愿或精神，异化就成为精神对物质的异化——这些都表现为精神对其本身的异化。[4](P85)同时，马克思认为，在费尔巴哈那里，虽然用人的自我异化说明了宗教的人学根源，但由于其感性直观的理论限度，却无法说明人是如何达到这种自我异化的。“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做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3](P90)而实现和完成“自然历史”的就是主客体一体的直接现实性的人的实践活动。因此，割裂“物我统一”的“对象性”，单纯的从主观出发或者单纯的从客观出发来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最终导致异化。
(三)异化的发生动因：“强作妄为”与“异化劳动”。老子认为，现实的世界并不是“现成”的世界，而是依“道”不断“生成”的世界；“道”不仅是历史世界的本源，更是现实世界的基础；不仅“道生万物”而且道始终存在万物之中，即“道不离器”。“道”通过“德”使万物获得自然性，“德”是对“道”的自然性的分有，事物因“德”成为具体事物，这就是事物的存在合法性内在尺度，也就是说，万物的自然性是事物成为自身而非他者的终极依据。根据这一尺度和依据，世界万物的存在必然体现为“道——德——万物”的运化规律和自发秩序。可以看出，老子以其自然思想建构了自然主义的有机宇宙论，“道法自然”是一切事物存在、运行、发展的内在依据，同时也是对事物存在发展的外在要求。事物按照“道”赋予的自然性自行存在、自行发展，而人的任何外在的“强作妄为”都将改变事物的自然性，是有违自然的，是不合理的和不合法的。马克思直接从当前的事实出发，他用“异化劳动”的概念表明了这一事实：“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P52)得到的结论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困。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3](P51)“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3](P61)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得出结论：“从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3](P61)这样也就真正达到了对国民经济学之前提的批判，完成了马克思对于异化概念全新的唯物主义认识。
综上分析，对异化实质问题的思考上，老子基于“物我未分”的“自然性”前提，而马克思坚持的是“物我统一”的“对象性”前提。由此，老子认为异化的实质是由于人的强作妄为，使得人与世界出离“物我未分”的“道”的境界，人与世界背离“自然性”，人和世界异化为非“自然性”存在；马克思认为异化的实质是由于人的“异化劳动”，割裂人与世界的“对象性”，人和世界异化为非“对象性”存在。这些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我们也应当看到，马克思和老子都强调“主客分离”乃为异化的实质，在这一根本点上，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具有惊人的一致，只不过老子更强调“物我未分”的混沌自然，而马克思则强调“物我统一”的现实实践。这是洞察两位思想家对于异化实质认识的一把钥匙。
二、异化的结果
对“异化结果”的认识，无疑是建立在对“异化实质”认识的基础上的。老子和马克思基于对“异化实质”的不同认识，在“异化结果”对人而言、对自然而言、对社会而言等方面的见解具有诸多可资深入研究的不同之处。
(一)对人而言的异化结果：“成心机心”与“异己的关系”。据上文所论，老子认为具有“自然性”的“物我未分”状态是人和世界的本真存在状态。正是异化破坏了人的自然性，导致结果就是人性沦丧，人不再是具有“素朴之心”的人，而是具有“成心机心”的人。在老子看来，人由本真的存在变为异化的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知识和智巧的蔓延。“智慧”导致的“成心机心”使人失去了素朴和自然，人心沦落，人道沉沦，素朴的人向外寻求成为出离道体的人；在形而下的层面，则成为追求物欲满足的人。“智慧出，有大伪”[5](P132)，“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5](P275)“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5](P104)异化改变了人的自然生存状态，人的欲望膨胀，人的主体性增强，感性的欲望和理性的思维，使得人远离了婴儿般的自然状态，破坏了人的思维自然性，激发了人的智巧奸伪等思想，导致人的自然性丧失，人性沦丧。马克思则认为具有“对象性”的“物我统一”状态是人和世界的本真存在状态，这个状态就是实践(历史)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认为，割裂“对象性”关系的“异化”及其在人身上所导致的结果，也必然体现为一种实践(历史)关系。马克思说：“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3](P59)而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生产活动，则同时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生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3](P61)
(二)对自然而言的异化结果：“朴散则为器”与“物化的自然”。老子以宏大的天道自然的视野去审视世界，认为天地万物平等且自然而然的存在，这才是世界的本真的存在，而异化从根本上破坏了事物的自然属性。老子认为：“朴散则为器”，[5](P173)“朴”是事物自身合乎“自然性”，而人的智巧作用于“自然性”的事物上，形成符合人的需求的却不符合事物自然存在状态的“器”，从而导致事物的“自然性”流失，事物背离自身的“自然性”变成“非物”，从而遮蔽了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状态及其所具有的无限可能性，进而引发事物在世界中的自然身份合法性危机，从而带来的是自然失序的灾难性后果。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原则”使人的劳动成为异化的劳动，人通过异化劳动，不仅扭曲了人自身的本质，使人成为一种异化的存在，同时也使得人与自然界的本真关系变得扭曲。自然界所具有的“表现和确认人本质”的价值被彻底否认，自然界完全被视为满足人生存的物质手段，自然界被“资本原则”统治的现代人所物化。同样，在“资本原则”下，人在将自然界物化的同时，将自己的本质所物化，人不再是目的，人成为人的工具和手段，物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尺度，成为人本质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正是人和自然界都完全被物化，才导致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对人、人对自然物的疯狂占有和掠夺，从而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危机以及生态危机的现代性悲剧。
(三)对社会而言的异化结果：“大道废有仁义”与“异化劳动导致异化的社会关系”。老子认为，社会也是“自然性”的存在，社会秩序不需要人为干涉，是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但异化否定了社会的自然性，打乱了社会的自然秩序，破坏了社会自然和谐，引发了社会的无序和混乱。“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3](P132)仁义、虚伪、孝慈、忠臣等现象都是社会的自然性流失后，社会关系被异化的结果。这种结果突出表现在国家政治上，就是统治者把“有为”思维移植到政治管理上，并且通过采用税收、礼法、尚贤等政治技术来加强对社会的技术化控制。政治原本的自然性丧失，进而导致政治退化，政治由自然秩序走向无序。“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5](P207)老子在这里指出了人类政治退化的机理：仁、义、礼、法等所谓人类文明以及伴随由此产生的人类投机取巧心理的发展，使得政治越来越远离自身存在的本质，从而由“自然性政治”退化到“工具性政治”。与老子“自然性”思路不同，马克思还是从“对象性”关系来说明异化对社会产生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生产出异化的社会关系，而异化的社会关系则使人同自己本身的关系成为“对象性”的实践关系，“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3](P60)而“异化借以实现的那个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3](P60)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社会关系并不是来自单个人所固有的类本质或社会本质，而同样也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本身所生产出来的。这个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私有制及其所导致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
综上分析，对异化结果的认识，老子和马克思的思路不同。对人而言，老子认为异化导致人失去“素朴之心”，而具有“成心机心”；马克则认为，人通过“异化劳动”生产出“异己的关系”。对自然而言，老子认为异化使得自然沦为人的工具(器)；马克思则认为，自然不再是人本质的体现，而是被人“物化”。对社会而言，老子认为异化导致了社会失序、政治退化；马克思则认为，“异化劳动”生产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关系。两位思想家在这些方面的思想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上说，老子对异化结果的认识是从“自然性”寻求的，而马克思则是从“对象性”寻求的。当然，这种思想根本上的差异，也会导致对异化的扬弃认识的根本不同。
三、异化的扬弃
异化的扬弃是异化之思最终要达成的目标，也是老子和马克思这两位思想家，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背景下所要承担的共同历史任务，对异化扬弃的思想成果已经成为“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一)异化扬弃的原则：“自然限度”与“实践立场”。老子正是从自然主义出发，寻求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在此前提下人类行为的理性限度。老子从宇宙论的高度探讨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在承认人在宇宙中的合法性地位的同时，根本上否定了人类作为宇宙中心的思想。在此基础上，老子确立了人类的行为界限和人类的行为模式——人类的行为不能破坏事物的自然性。是否破坏事物的自然性则是衡量人类行为是否合理的标准，也是人类行为的界限。老子进一步认为，对于人类而言，人只有在“自然”的存在方式中才能保全人的素朴的本性，人违背自然，强作妄为，人的素朴本性不仅会被遮蔽，而且会走向反面，从而人的本真的存在变为异化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老子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解决异化的路径。马克思通过对于各种异化形式的分析，以历史唯物主义深邃视野去洞察和把握异化之扬弃的历史前提和现实条件。马克思认为是“异化劳动”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异化，包括人本身的内在自然，也包括人所处的外在自然。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P56-57)这段精彩论述，很深刻地说明了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与立场，这个立场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对象性”实践的立场，我们不难理解，人与自然也就是这样在“对象性”劳动(实践)活动中现实的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只有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被揭示出来，人与自然的异化也只有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得以解决。
(二)异化扬弃的具体路径：“涤除玄览、向内而求”与“注重实践、向外而求”。老子基于“物我未分”的“自然性”前提，认为异化就是背离“自然性”而致“物我对立”。因此，要回归“自然性”，向内而求，体道悟道，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进而实现对异化的扬弃。一是反对感性欲望。老子提倡“去泰、去甚、去奢”，节约、清净、恬淡。“为腹不为口，故去彼取此”[5](P104)，老子注重摒弃感官的追求，远离物欲的侵蚀，不被感官欲求所驱使，保持自然的状态。二是反对理性知识。“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5](P241)在老子看来，人对“道”的体悟和把握不需要通过理性、知识向外寻求，愈向外求，离道愈远；愈追求智巧，愈是不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5](P241)，真正的体道者是“不言”的，是不需要理性和知识的。三是坚持体道悟道。老子体道悟道的方式，具体表现为“涤除玄览”[5](P93)的功夫。“玄览”就是将人带入主体虚无的体道知悟的精神状态，向内反观自照本真的存在而达到玄同之境。“道”不是外之于人的世界的展现方式，而是人与世界的自然冥合，是一种天人未分的自然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人类体道悟道、效法“道”的行为模式就是“无为”，达到“物我两忘”境界。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5](P203)，“无为”不是“不为”，老子更强调人要顺应自然而为，不能以人的一己之私违背自然去“强作妄为”。所以，“道法自然”、“无为而为”，既是老子哲学审视异化扬弃问题的出发点，也是解决异化扬弃问题的根本途径。与老子提出的路径不同，马克思基于“物我统一”的“对象性”前提，认为异化不仅指向人，同时也指向人与自然，或毋宁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已必然地包含于人类“对象性”实践过程之中。马克思指出：“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3](P60)基于这样的分析，马克思从根本上扬弃了黑格尔“异化”，认为只有在“物我统一”的“对象性”实践中，才能真正解决人类对自然异化问题，拒绝任何对于异化问题纯哲学的解决方案。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自然异化同人的异化是互为因果的，并且都根源于资本主义，资本原则才是当代“自然异化”的真实根源，而真正解决“自然异化”的最后出路是对资本的扬弃，它与解决“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应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正是在这层意义上，马克思才把共产主义看成是全面完成了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
综上分析，在对异化扬弃的思考中，老子将“自然性”一以贯之，以自然为考量限度，坚持道法自然、涤除玄览、向内而求，从而实现对异化的扬弃。马克思则是彻底坚持“对象性”，自始至终强调“实践”，并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实践，才能实现由“主客对立”向“主客统一”的转变，才能使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并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进而实现对异化的扬弃。
老子与马克思的异化之思，当然是不同时代、不同背景条件下的思想产物。老子面对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认为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人背离自然所导致，人对自身自然本质的异化是礼崩乐坏的根源。而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剥削的现实，揭露异化劳动导致的人与自身、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老子的异化思想是针对个体的、面向主观的、向内而求的。马克思更强调人类实践活动对世界的改造，并且也只有通过改造世界实现人类对自身的改造，最终达成人与世界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这两种异化思想在现代性问题突出的今天，不仅可以并存吸收，而且也有必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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