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27期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27卷研读会概况

2011年8 21 46374 21 10091 0 0 2934 0 0:00:15 0:00:03 0:00:12 2934月30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27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是张建云、朱亦一和梁海峰，会议由余斌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马研系博士生童晋和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员王进良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收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4238封，其中，马克思的书信近一半。这些信件主要集中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13卷，即从全集的第27卷到第39卷。在马克思的书信中，除极少数是他当时已公开发表的以外，绝大部分是他给亲戚、朋友、学生等的私人通信。这些书信，从一个侧面真实记载和反映了马克思的生活经历和事业、思想历程。总的来说，这些书信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马克思就自己的理论研究和著作写作与其他人（主要是和恩格斯）进行的交流和评论（包括对他人理论或思想的评论）；二是对共产主义事业和相关组织的指导和具体建设（共产主义者同盟，德国工人协会等）；三是与书商和出版社联系发表相关文章或专著的事宜（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伯恩施太徳等）；四是关于一些金钱费用上的问题。

对于马恩全集第27卷的研读，张建云是透过书信表面的文字，从哲学层面将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的人的关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共产主义信念等问题进行了解读。朱亦一对这一时期马克思的行程轨迹做了清晰的描绘，并说明了马克思和当时国家机器的紧张关系。梁海峰则从同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作品入手，在联系当时书信的基础上，介绍和分析了这些著作留给我们的一些思考。

从第27卷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进入到书信集部分。与《全集》其他部分比较起来，书信集部分表面上读起来活泼轻松，而实际上内容庞杂，千头万绪，涉及到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研读价值在于，因为作者是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不受什么主题、文体等形式的影响，所以它特别能反映作者的内心世界、潜意识的东西，这是全集其他部分所不具有的，因而有其他部分无法相比的研究价值。

根据书信集的特点，在研读的时候，需要把握一条线索，否则会感觉无从下手，杂乱无章。笔者认为，读原著，最重要的是透过表面的文字，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背后的思想，理论背后的追求，而不能仅看表面的字句，特别是不应该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的具体说明和规定及他们根据当时情况制定的具体原则来权衡我们今天的事情，这样会产生很多误解。也就是说，关键要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什么。

通读27卷，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思想背后的思想、理论背后的追求是这样的：

一、对现实的人的关注

与抽象的人道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关怀的不是抽象的、一般的人的命运，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是经验的人。可以说，对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如在本卷中，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象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末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伸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象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伸。”本卷第24页，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当然，站在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面前，直接地、具体地、公开地进行宣传，比起胡乱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抽象文章、用自己‘精神的眼睛’看着同样抽象的公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在这里他们还讨论了利己主义问题，利己主义是讨论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不可缺少的问题。从第27卷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利己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批判利己主义那么极端。而是站在共产主义的更高境界上，理性、公正地评价利己主义。如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如果说肉体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出发点，那末不言而喻，利己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施蒂纳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而且也包括心灵的利己主义——也就是我们的对人的爱的出发点，否则这种爱就要飘浮在空中了。”在本卷第12页，对施蒂纳利己主义的批判时，恩格斯指出：“这种利己主义已经如此登峰造极，如此荒谬，同时又达到如此程度的自我意识，以致由于本身的片面性而不能维持片刻，不得不马上转向共产主义。首先，最轻而易举的是给施蒂纳证明，他的利己主义的人，单纯从利己主义中，就不能不必然地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就是应当给他的回答。其次必须告诉他：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因此，他就返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管，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二、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

正是从现实的人道主义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如果不能给工人、劳动者、妇女这些占绝大多数的受压迫的、受压抑的人以真实的利益和自由，所谓人的自由就是一句空话，实质就是一种欺骗。马克思恩格斯牢牢站在工人阶级等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被压迫、被压抑的人的立场，为这些人的自由和发展努力。正因为如此，我们从第27卷可以感觉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傅立叶、欧文、圣西门主义者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无论有怎样的批评、批判，但是他们对这三位都是深怀敬意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无论他们的思想怎样具有空想的性质，但是他们都会被列入人类最伟大的志士行列，因为他们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资本家的贪婪无耻进行深刻的揭露。第11页，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说：“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坏，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勇气十足、不那么彻底、不那么巧妙罢了。”恩格斯的父亲希望他作一个商人，一个工厂主，在第21页，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作资产者，而且还要作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为此和家人闹僵了。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而且依靠工人，相信工人的力量。本卷105页，恩格斯在向马克思介绍成立工人协会的情景时说到：“我们的工人们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做得十分出色；没有一句话提到赠送的二十六本书和二十七幅地图，他们以最大的冷淡和最无情的态度对待了伯恩施太德，所以当我结束我的发言的时候，在我手中掌握着足以使他落选的绝大多数票。”“他们感觉到，一旦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就会成为怎样的一种力量。”在第451页，马克思写给费尔巴哈的信：“您应当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受尽劳动折磨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英国的无产者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及法国人。我也不能不指出瑞士、伦敦和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的理论贡献。只不过德国手工业者仍然过分像手工业者。但无论怎样，历史是会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的。”本卷第72页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要是能够公开集会，我们光是木工就能够很快地达到一百多人。裁缝我只认识几个，都是常来参加木工集会的。”

还有一点，就是当时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可以说是那种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状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非常弱势的，这就是当时的时代大背景。立足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你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如此疾恶如仇，善恶分明，为什么那样注意清除革命队伍中的非革命和假革命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对革命队伍中特别是干部队伍的选择和培养，第137页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伯恩施太德和海尔维格做事像个流氓。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黑红黄三色协会反对我们。前者今天将被开除出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也说：“你们把伯恩施太德赶出去，好得很。这家伙已经证明太不可靠，确实必须把他开除出盟。拉马丁一天比一天更恶劣了。这个人在他的所有的演说中只是面向资产者，并且竭力安慰他们。临时政府的选举宣言也完全是给资产者准备的，以便使他们安心。这些家伙厚颜无耻是毫不奇怪的。”在第139页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德朗克在逃走之前被维利希一伙接收入盟（共产主义同盟）。我在这里对他重新考察了一下，把我们的观点讲给他，由于他表示同意，所以我就批准了。即使有一些疑问，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同时，这个人很谦虚，很年轻，并且看来很有领会能力；所以我认为，对他进行一些监督，再加上一些学习，他会好起来的。”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要取得自由和解放，必须要团结起来。第7页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近几年来，工人们已达到了旧文明的最后阶段，他们通过迅速增多的犯罪、抢劫和杀人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晚间，街上很不安全，资产阶级被殴打、刺杀和抢劫；如果这里的无产者按照英国无产者那样的规律发展下去，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用这种方式，即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社会制度是没有用的，要作为具有普遍品质的人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它。如果把道路指给他们该多好！但是这办不到。”

三、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和执著

首先，先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共产主义宗旨的讨论：第71页，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信：“这样，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这是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和状况来规定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宗旨，这三句中，第一句强调他们组织工人活动、进行共产主义事业的目的，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和解放。第二句和第三句都是为了保证实现这个目的需要的社会条件、途径和方法。这些社会条件、途径和方法最终都会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

其次，再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在极度艰难的情况坚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后，马克思恩格斯再也没有动摇过。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是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坚定信念。在这段时间，马克思恩格斯给彼此的信中，结尾都是如“请勿相忘”，坚持，我们的事业会好起来的等。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心境和情怀。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首先恩格斯跟家里闹翻：第32页，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对我的‘灵魂’进行的这种基督教式的征讨是多么刁恶，你是无法想象的。而我的老头如果还发现有《批判的批判》，他就能把我赶出大门。”第142页，恩格斯写道：“从我的老头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在他看来，《科伦日报》已经是叛逆的顶峰了，所以他宁愿叫我们吃一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千塔勒。”冒着巨大危险，随时可能被捕：第148页，马克思写道：“本来，不向报纸投入这样大笔款子，对我更加合理些，因为我被三四起违反出版法的诉讼案所缠，每天都可能被捕，那时我就会像鹿渴求清水那样渴求金钱了。但是问题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个人生活处于极度贫穷、缺钱的状态：在这个全集第27卷里，有很多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谈的都是钱的事，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为革命事业都投入大笔自己的私人钱财，但是还是常常为办刊物等缺少钱而四处奔走。在本卷中，很多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如何十万火急，应该怎么筹钱，等等。最惨的还是个人及家庭的生活常常处于绝境：第150页，恩格斯写道：“需要钱：最迫切的，如果你们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还什么也没有给我寄，那就请立即办好这件事，因为我已经好几天一文不名了，而在这个糟糕的城市里，借是借不到的。”第161页，马克思写道：“我要被驱逐到摩尔比安省，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去。你知道，我不会同意这个变相的谋杀。所以我要离开法国。去瑞士不给我护照，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瑞士本来会很快被严密地关闭起来，老鼠会一下子全被捉住的。”马克思的儿子福克斯因为生活困难而去逝，“她处于极端受刺激和疲惫的状态。她亲自哺乳了这个孩子，并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用极大的牺牲挽救过他的生命。此外，使她难过的是，想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了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尽管他并不是特别缺少照料。”第174页，马克思写道：“如果你能立即寄钱给我，我将非常感激你。我的女房东非常穷，我已经是第二个星期没有付房租给她了，她逼着要钱，逼得很紧。”“这个星期外来的压力很大，使我根本无法动笔。给房东开了一张期票，才暂时摆脱了被赶出住房的危险。”第245页，马克思写道，“我的妻子病得厉害，与其说是体质上原因，不如说物质上的原因多些。再者，我家里现在简直是一文钱没有，但欠小商人、肉铺老板、面包铺老板等等的账却越来越多。”

最后，就是受到各种污蔑和围攻。第588页，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中：“你当然知道，我正处在非常可悲的境地。我的敌人的卑鄙行为；他们甚至从来也不打算在实质问题上攻击我，而是散布一些无法形容的谰言诬蔑我，破坏我的声誉，来为他们自己的无能报仇。维利希、沙佩尔、卢格和其他许多民主派的坏蛋都是专干这一行的。只要有人从大陆来到这里，他们就立即向他劝诱，要他也干这一行。”

但尽管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怀着共产主义的伟大而宽广的胸怀，从未动摇过信念，他们相信，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伟大光明的事业，是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第211页，恩格斯写道：“我们现在终于再次——长时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表明，我们不需要任何名誉，不需要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的任何支持，我们的立场不取决于这类小事情。从现在起，我们只对我们自己负责，而当这些先生用得着我们的时刻来临时，我们就可以迫使他们”。

四、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非社会主义、非共产主义思想的批判基础上，深刻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

1、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是本卷讨论最多的

针对蒲鲁东的协作社：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他也完全忘记了：他的工人根本筹集不了足够的资本，否则他们就能同样成功地独自创业了；在协作社所能提供的费用上节约，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生产者保留下来；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的田园诗，它一开始就完全排斥大工业、建筑业、农业等等；这些生产者不分享资产者的利润，却不能不承担资产者的亏损；——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成百个自然产生的异议，他由于沉醉于他那自以为是的幻想中，都完全忘记了。这一套真是可笑之极！”“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答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 他发现了实现于历史中的进步。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来说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蒲鲁东之所以是错误的，在于“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第331页，马克思写道：“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整个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尽管他从共产主义中剽窃了许多东西，而且是通过卡贝—勃朗的歪曲来认识共产主义的，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社会仍然保存，并获得了正当的理由，只是要铲除其不良倾向……他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者，无论如何是必然要这样做的；又没有确切地说明，工人将怎样占有工厂。他虽然希望有‘强大的工人协会’，但是又十分害怕这种产业‘行会’，以致他尽管没有让国家但却让社会具有解散它们的权利。”

对费尔巴哈主义的批判：第65页，恩格斯看了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费尔巴哈认为“只要人意识到……恶习和愚昧带来不幸等等， 而美德和智慧与此相反……则带来幸福，因此决定人的命运的力量是理智和意志……那时，自然对于人来说也就成为一个依赖理智和意志的实体”。而恩格斯的结论是：反对目的论的长篇空谈；旧唯物主义的翻版。在这里，费尔巴哈责备神学家在对待自然方面犯了错误，可是他在对待现实世界方面却犯了同样的错误。神学家们认为，没有神，自然就一定会变成一片混乱（就是说，没有对神的信仰，自然就会分崩离析），神的意志，神的理智、舆论，把世界联合在一起。对此费尔巴哈笨拙地加以嘲笑；可是他自己也认为：舆论，对公众的舆论、法律及其他思想的恐惧心现在把世界联合在一起。

2、在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在本卷中，主要体现在第477页，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的这篇长长的信中：“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一、马克思的足迹（1818-1851）

1818年：特利尔。

1835年：波恩。

1836年：移居柏林。

1841年：4月，回到特利尔；7月，移居波恩。

1842年：1-3月，从波恩回到特利尔；4月，从特利尔回到波恩；10月，移居科伦。

1843年：3月，去荷兰；夏天，去莱茵省的克罗茨纳赫；10月，迁居巴黎。

1844年：巴黎。

1845年：2月，被逐迁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7月，到伦敦、曼彻斯特旅行；8月，回到布鲁塞尔。

1846年：布鲁塞尔。

1847年：11月，途径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前往伦敦；12月，从伦敦返回布鲁塞尔。

1848年：3月，从布鲁塞尔到巴黎；4月，途径美因兹赴科伦；5月，到爱北斐特；8月，去柏林和维也纳旅行；9月，回到科伦。

1849年：4-5月，德国西北部和威斯特法利亚各城市旅行，途径不莱梅、汉堡、比雷菲尔德、哈姆；5月，途径法兰克福到达巴登，转进曼海姆、路易港和卡尔斯卢厄，途径斯拜尔、凯则尔斯劳顿后到达普法尔茨，期间途经达姆斯塔德、法兰克福到达宾根；6月，到达巴黎；8月，到达伦敦，一直居住到逝世。

1851年：11月，到曼彻斯特与恩格斯会晤。

二、马克思和国家机器

1842年：1月，为《德国年鉴》写作《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由于书报检查的限制，未发表；至1843年2月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1卷发表；6月，马克思为《莱茵报》写第二篇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论文，被检查机关禁止刊登；8月，马克思写《法的历史学派的历史宣言》一文，因检查机关禁止，未发表。

1843年：2月，马克思写《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续文，被检查机关禁止，未发表。

1844年：4月，普鲁士政府就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指控马克思“叛国和侮辱陛下”，并下令在马克思进入普鲁士国境时加以逮捕；此时马克思在巴黎。

1845年：1月，法国政府在普鲁士的压力下，下令把马克思和《前进报》的其他一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马克思从巴黎前往布鲁塞尔）；12月，马克思得知普鲁士政府企图通过比利时政府将他逐出比利时的消息后，退出普鲁士国籍。

1848年：3月1日，马克思接到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斐•弗洛孔的书面通知：撤销基佐政府对马克思的驱逐令，并邀请他返回法国；3月3日，马克思接到国王命令，限定24小时以内离开比利时，同日夜，在马克思准备动身的时候，警察闯进他的住宅，逮捕了马克思，经过18小时的监禁，马克思全家不得不立即离开比利时并前往巴黎；4月，马克思致函科伦警察当局，申请在科伦的居住权，科伦市政委员会答应了马克思的请求；7月22日，法院侦查员就《逮捕》一文再次传讯马克思；8月3日，马克思接到科伦警察局当局的通知，王国区行政机关拒绝给予他普鲁士公民权；8月5日，马克思通知科伦警察当局，已就区行政机关拒绝给予他普鲁士公民权一事向内务部提出申诉；8月22日，马克思向普鲁士内务大臣屈韦特尔提出申诉，要求撤销区行政机关的非法决定，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9月12日，普鲁士内务大臣屈韦特尔答复马克思的申诉，认为科伦当局拒绝给予马克思普鲁士公民权的决定是合法的；11月14日，法院侦查员就“侮辱”检察官黑克尔一事传讯马克思；11月20日，马克思接到传票，责令其在21日接受法院侦查员的传讯；11月21日，法院侦查员就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号召人民拒绝纳税一事传讯马克思；12月2日，马克思由于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若干文章，再次被法院侦查员传讯；12月21日，马克思因11月26日在《新莱茵报》发表《德利加尔斯基——立法者、公民和共产主义者》一文而被法院侦查员传讯。

1849年：2月7日，陪审法庭开庭审理《新莱茵报》因1848年7月5日发表《逮捕》一文被控侮辱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宪兵议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庭上发言，发言稿刊登在2月14日的《新莱茵报》上，法庭宣告马克思、恩格斯无罪；2月8日，马克思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受审，因为其草拟了1848年11月18日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而被控“煽动叛乱”，马克思在发言中证明，人民有权用革命来回答王权的反革命行为，马克思被宣告无罪；3月2-3日，科伦警备部队两名军士来到马克思的寓所，威胁马克思要其说出《新莱茵报》上刊登的关于乌藤霍芬上尉的短评的作者，马克思拒绝，3日马克思就此事向科伦警备司令部提出严重抗议；3月29日，普鲁士内务大臣建议把马克思逐出科伦，莱茵省总督艾希曼表示赞同，但建议待机而行，最好将马克思逐出普鲁士；5月11日，普鲁士政府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普鲁士；5月16日，马克思接到此令；5月29日，科伦违警法庭宣判马克思无罪，其因1848年9月14日《新莱茵报》发表一篇文章揭露议员施泰德曼的关于同丹麦休战问题表决结果的假报告的报道而被控诽谤法兰克福议员；5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去宾根途中因被怀疑为参加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而被黑森兵士逮捕，在被押解到达姆斯塔德，后转道法兰克福，获释后又回到宾根；7月19日，马克思接到法国当局的通知，说当局已经下令把他从巴黎驱逐到某一沼泽地——摩尔比安。

1847年1月至1851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来往书信共有120封，其中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有65封，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有55封。从年代来看，1851年的信是保留下来最多的，共有88封。而1851年之前的书信相对来说之所以比较少，应该是因为从1848年开始，马克思不断受到驱逐和打压，一直处在一种颠沛流离的状态。他虽然于1849年8月底就来到了伦敦，但是一直不能找到稳定的居所。直到1850年12月开始，他才开始在英国伦敦长住下来直到他去世。这期间马克思专心准备他的《资本论》的写作。另外，从恩格斯方面来说，他是1850年11月从伦敦转赴曼彻斯特，从新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这主要是为了给马克思以物质上的援助，使他有可能继续研究经济理论（资本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有了经常性，天天进行。在此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写给其他人的信有82封。附录里包括马克思的妻子燕妮写给别人的信在内，一共有12封。

1847年1月至6月，马克思主要在写《哲学的贫困》一书来驳斥蒲鲁东。目的在于消除蒲鲁东对法国工人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有好几封信提到了这件事情。1847年1月15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提到：“你用法文写东西驳斥蒲鲁东，这很好。在这封信到达的时候，这本小册子想必已经完成。不言而喻，我完全同意你从我们的书（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引用你所需要的东西。”恩格斯这么说是因为《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是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致安年柯夫的信》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对于《哲学的贫困》一书的重要性，在恩格斯1847年3月9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可以体现出来：“如果我们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会妨碍你那本书（《哲学的贫困》）的出版，那末就把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扔掉算了，因为出版你的书（《哲学的贫困》）重要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92页。）马克思在之前的1846年5月5日曾写信给蒲鲁东，从这封信的用词和落款可以看出马恩是非常诚恳和友好的邀请蒲鲁东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的通讯组织，并请他担任该组织在巴黎的通讯工作。这封信还附有恩格斯和日果的留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64-465页。）可是，蒲鲁东5月17日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反对社会主义者用革命的手段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也反对共产主义。他主张“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换句话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使财产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注：蒲鲁东：转引自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译文序，第10页。）当然，他是在承认现实社会的前提下，用温和式的改良来医治资本主义。另外，蒲鲁东明确表示愿意同马克思进行不同观点的讨论。蒲鲁东在给马克思回信的时候，他的新著《贫困的哲学》已经要问世。正是在这本书中，蒲鲁东自认为他用哲学真正拯救了政治经济学，即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主义”，又批评了社会主义的“激进主义”。在上述情况下，马克思站出来写作《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进行专门的批判：“在法国，人家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经济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卓越的德国哲学家著称。在德国，人家却认为他理应是一个拙劣的哲学家，因为他在那里以最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著称。我们是德国人同时又是经济学家，我们要反对这一双重错误。”（马恩全集第4卷第75页）关于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在1846年2月28日写给安年科夫的一封长信中，马克思详细论述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它整个来说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蒲鲁东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确实因为他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的联结中了解现代社会制度。”（马恩全集第27卷第476页）而在《哲学的贫困》的序言里马克思提到：蒲鲁东先生的著作不单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论著，也不是一本平常的书籍，而是一部圣经；其中应有尽有，如“神秘”、“来自神的怀抱的秘密”、“启示”等。但是，因为今天预言家受到的裁判要比普通的作者更严格，所以读者必须甘愿和我们一起经过“创世记”的贫瘠而阴暗的杂学的领域，然后才和蒲鲁东先生一起升入超社会主义的缥缈而富饶的境地。（马恩全集第4卷第76页）

虽然马克思的写作《哲学的贫困》的直接目的并没有达到：一方面，总印数为800本的小册子对同时代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蒲鲁东对法国工人以及对一般罗曼语系国家无产阶级的影响不但没有减退，反而继续增长。但上述情况并不影响《哲学的贫困》的价值及其划时代意义。1880年，在为《平等报》发表《哲学的贫困》写的引言中，马克思自己指出：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8页）恩格斯在1847年10月25-26日写给马克思的信里提到，在他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路易•勃朗交谈时，将马克思这部著作称为“我们的纲领”。（马恩全集第27卷第109页)，也就是说，《哲学的贫困》是同《共产党宣言》同等重要的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著作。最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明确地把《哲学的贫困》和在其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并列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转引列宁全集第3卷第189页）

1847年10月底至11月，恩格斯撰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草案。关于这件事在1847年10月25-26日和1847年11月23-2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有所提及。《共产主义原理》通过对25个问题的回答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领《共产党宣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是《共产党宣言》的准备著作。早在1847年11月23-2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提到：“我们最好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的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共产主义原理》）带去……”恩格斯之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共产主义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起草的《共产主义问答》草案带有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痕迹，马恩并不满意。所以恩格斯起草了与这个草案相对立的自己的纲领草案。

关于《共产主义原理》，以前讨论比较多的是如何理解共产主义革命“同时发生”这个问题。有俄国学者认为，恩格斯说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这个原理表面上同福尔马尔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数国甚至单独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观点不相容。福尔马尔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作为猜测提出这个论点的。列宁是依据帝国主义时代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以及20世纪前25年社会改造的实践论证这种说法的。有学者认为要理解恩格斯的说法必须要明确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区别。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胜利和失败的经验表明，早期的社会主义革命通常不得不去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此之前不能完全摆脱小私有者和小资产阶级的心理模式和道德水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形式形态》里对共产主义提出的条件是：1、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2、与此相联系的是人类交往的普遍化，“地域性的个人被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为，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马恩选集第2版第1卷第86页）1850年，马恩已经预见到美国将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并认为欧洲要不陷入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在这之后，他们再也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

有学者认为马、恩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同时胜利”的思想，并且是坚持始终的。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到《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及其以后的许多著作中，尽管提法有所不同，但“同时胜利”的思想是明确的。他们在早期没有把共产主义分成两个阶段，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才明确提出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因而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在他们那里就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无产阶级相继发生革命，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获得初步解放；二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解放。认为马、恩没有“同时胜利”思想的同志，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含义上有误解，他们把马、恩在《宣言》中提出的“联合的行动”仅仅理解为无产阶级获得最终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而不顾马、恩在无产阶级解放理论上的发展，主观地认为马、恩没有提出和坚持无产阶级的初步解放也需要几国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才能实现，从而否认马、恩有“同时胜利”的思想。

也有学者持相反的看法：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到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许多同志把这些话作为马、恩有“同时胜利”观点的依据，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恰恰相反，从全书的内容看，恩格斯在这里主张的是无严阶级革命能够在某个国家发生。但这种革命不是单独的、孤立的，不是局限于一国内的事情，它同其他国家的革命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和影响。一国革命必然要引起或影响他国革命。恩格斯的上述话正是基于这个意义上讲的。当然，更不能把这里的“同时”简单地理解为同年、同月、同日，而是相互联系或相互影响，存在某一阶段或某一过程的同时，是就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性讲的。具体到每一个国家的革命则又有快慢难易之分。所以，那些认为马、恩有“同时胜利”或者“一国胜利”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观点，在提法上都有片面性，不够科学。因为马、恩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不能把它截然分开，更不能把它对立起来。只有从一国革命和数国革命的相互关系中来理解马、恩关于“同时发生”或“一国发生”的论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848年1月，马克思写作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出版以后在马恩的书信里直接提到《共产党宣言》的只找到了两处。一封是1848年4月25日恩格斯致马克思，提到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英语的事情。一封是1851年1月8日恩格斯致马克思，提到了他安排经常的聚会，和其他同志讨论《宣言》的事情。

这里笔者想谈谈《共产党宣言》的版本问题。这个版本之争也是由于马恩的书信引发的。山东师范大学的李爱华写了一篇文章反驳黄济福关于在《共产主义原理》之后，恩格斯还写了一个同盟纲领的新文稿的看法。国际和国内学术界都认为《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先后有三个稿本，即最初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继之而后的《共产主义原理》，与最终定稿的《共产党宣言》。但黄济福先生在他所著的《〈共产党宣言〉研究》（修订本）中，曾提出过一个不同的新看法。黄先生推断说：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之后，恩格斯还写了一个同盟纲领的新文稿，这个新文稿大体内容和大的篇章结构和《共产主义原理》差不多，但它是用叙述体写成的，更接近《宣言》的形式。这个新的文稿是恩格斯带着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途中和马克思约好相遇，共同加以讨论的同盟纲领的另一稿本。黄济福的依据是：恩格斯在1847年10月25—26日致马克思的信。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当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莫泽斯•赫斯，也按他的想法写了一个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信条修正稿，恩格斯对此表示极大不满，讽刺说“他的确写成了一篇绝妙的教义问答修正稿”。恩格斯对赫斯的修正稿进行了批评，“我就在上星期五的区部会议上对这篇稿子按问题逐个进行了分析，我还没有来得及谈到一半，大家就表示满意了。在没有任何反对的情况下，委托我草拟一篇新的教义问答在本星期五的区部会议上进行讨论”。在这封信的后面，恩格斯注明“星期二”，这应当是指10月26日这一天。这也就是说，恩格斯在“上星期五”即10月22日接受写“新的教义问答”的委托，而“本星期五”即10月29日区部会议要进行讨论，这之间恩格斯有六至七天的写作时间。黄先生认为，恩格斯写《共产主义原理》“只花三天时间”。这可能是误认为恩格斯在10月26日给马克思写信时，就已经完成了《共产主义原理》的写作；或者误认为恩格斯在10月26日给马克思写了信后，才开始动笔写《共产主义原理》，而之前的前三天却一直没有动笔。黄先生认定恩格斯最迟到10月29日就写出了《共产主义原理》，并交由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区部会议讨论。

李爱华则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为恩格斯致马克思的这封信所加的一个编者注误导了黄济福。该编者注加在1847年10月25-26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委托我草拟一篇新的教义问答”后面，指出：“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黄先生认为：这一编者注“是正确的”。而李爱华认为编者的这一注释是缺乏根据的，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想的成分。恩格斯在这里仅仅是说他受区部会议“委托”而要草拟“一篇新的教义问答”，并没说已经写成了一个新东西，对准备要写而实际还尚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就能确定是《共产主义原理》呢？《共产主义原理》应该是恩格斯接受了同盟巴黎区部委托他写“一篇新的教义问答”后，又经过了起草、讨论、修改等一个艰辛的过程才最终形成的。

李爱华认为黄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看法，旨在于为了进一步说明，恩格斯很快写出了《共产主义原理》，但不久就抛弃了它，而重写了一个新文稿。黄先生推断的最主要依据，是恩格斯1847年11月23—24日致马克思的信。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说：“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的非常粗糙，十分仓促。”黄先生据此认为，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之后，又写出了一个“叙述体”的新稿本，并准备把它带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去，只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这个文稿”。这种推论实难令人苟同。应该说，在这里恩格斯确实表达了对《共产主义原理》还是囿于教义问答形式的不满，但仅从恩格斯这句话来看，很难推断出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之后又写了一个“叙述体”的新文稿。黄先生说：按情理判断，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早就应该寄给马克思，正是这样，恩格斯11月23—24日给马克思的信要求他把《信条》考虑一下，很可能指的就是考虑一下《共产主义原理》。李爱华认为这种说法也难以成立。理由是如果恩格斯在10月22日左右就写好了《共产主义原理》并邮寄给了马克思的话，马克思不可能在之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给恩格斯回信谈任何一点关于这个纲领的看法。这不符合情理。恩格斯在11月14—15日，还给马克思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马克思自己已经很顺利地被同盟巴黎区部推选为出席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提出与马克思在去伦敦参加同盟二大的途中会面的约定。如果恩格斯早就把《共产主义原理》寄给马克思了，那么在过了这大半个月之后，恩格斯在这封信中不可能只字不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原理》的意见。

关于如何理解1847年11月23日-2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提到的“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一句中叙述体，李爱华为，应该理解为还没有完全摆脱教义问答形式的叙述体，或者说是在教义问答形式下尽力而为的叙述体。这个被恩格斯称之为“简单的叙述体”的“草拟的东西”，理应就是指《共产主义原理》。而并非黄济福所说的另一个还未发现的纲领草案。笔者倾向于李爱华的观点。一是出于他对恩格斯写给马克思的那两封信里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作出了比较科学和客观的分析。还有一个理由是他所认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情理”。按照马克思的性格，他也不能忍受收不到恩格斯来信的情况。他几乎骂过所有人是蠢驴和混蛋，包括恩格斯的父亲在内，除了恩格斯。1851年1月22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里，马克思开头的第一句话就说恩格斯“像死一样的沉默”。（第27卷第183页）。这距上次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1月8日）仅仅半个月不到。如果说恩格斯真的只花了三天时间就写好了《共产主义原理》而在之后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没有将它寄给马克思，或者在信里向马克思交流这件事，我觉得是很难想象的。

总的来说，马克思的书信是进一步了解马克思的最佳窗口。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理论家。这些称谓他绝对当之无愧。但透过这扇窗户，我们还能了解到的是，马克思作为一个人，一个和我们没有任何区别的凡人，是在怎样一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执着地推进着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虽然他有时候甚至困苦到因为当掉了自己的外套而无法出门的地步，也有因为付不起两个星期的房租而要被房主扫地出门的时候，但他极具革命的乐观精神，并且时刻鼓励自己身边的同志和战友，包括恩格斯在内。这种乐观精神在他的书信里随处可见。马克思也一度富裕过，不过他把自己的绝大部分财产都投入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挚友和最亲密战友，为马克思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支持。如果没有恩格斯，马克思很有可能早被生活的压力压垮了。可以说他们两位是一对空前绝后的组合，虽然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马克思也会出现其他人创造出类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笔者还是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组合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非物质财富和巨大的精神鼓舞。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生活状况，余斌补充到，马克思的经济来源其实并非特别糟糕。他当时是美国报纸的撰稿人，后来自己也创办过销量不错的报纸，只是由于政府当局一直限制他的自由，甚至查没他的报纸和出版物，以及他不断资助各种无产阶级运动，包括许多盟友的日常生活甚至有一段时间还要帮助恩格斯，才导致他在生活上经常陷入经济困顿之中。

关于朱亦一提出的马克思的社会交往少于恩格斯，恩格斯有更多的机会去交往他们的朋友或对手的观点。余斌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交往不会少于恩格斯，甚至有可能更多。因为马克思如果没有足够多的社会交往，他很难为自己的著作收集足够多的资料。另外，作为一名报纸的编辑，马克思应该掌握了大量的作者信息。马克思在生活上也经常资助他的盟友，这也是马克思情报的重要来源之一。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余斌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中留下了大量的研究材料。这些材料并不比他们的手稿里的少。马克思保留这些书信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历史性，可能马克思也想把他的想法保留下来。例如关于机器的出现，马克思在给安年科夫的信里谈到：把机器的产生看作是一般分工的结果，是再荒谬不过了。每一种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1825年以前，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这个时候需求的增长比生产增长更快，机器能够加快生产的速度。当时是市场的需求促使了机器的发展而非一般的分工。1825年之后，机器的发展和运用实际上是工人和雇主之间斗争的结果。这个时候机器的发明是为了帮助雇主抵抗来自工人的压力。这里马克思强调，机器的发明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一说法只是针对英国来说是正确的。欧洲其他国家使用机器是因为与英国竞争的需要。而北美使用机器除了是要和其他国家竞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手不够，与其工业需求不相称。在这封信里，马克思还谈到了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他说直接的奴隶制，也像机器和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举例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而殖民地造就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又是大型工业必不可少的条件。

关于经济学家的来源，马克思谈到，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世界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所以经济学家的长期来源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关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评价，余斌认为从马克思的书信中能看出马克思对他持有一定的正面评价，像蒲鲁东这样的经济学家对人民还是同情的。而今天的很多经济学家对人民则是不同情的，甚至直接脱离了人民的立场。

(执行编辑：梁海峰，审校：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