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28期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28卷研读会概况

2011年9月27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28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是孙应帅和彭五堂，会议由余斌主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2年至1855年间的书信。孙应帅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通信的主要内容和时代背景。彭五堂则围绕马克思1852年3月给魏德迈的信中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论述，总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上半卷）主要收集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1852年1月-1855年12月大约4年222封的书信。（下半卷）主要收集了卡·马克思同时期和其他人的通信64封及夫人燕妮的20余封书信。但就马恩之间的通信来看，平均每年2人之间的通信大约有50封左右，大约每周就要通信1次，其中1852年1年就有92封，大约每3天左右就要通信1次，通信频率是较高的。

一

从通信内容上看，则一般较短，有的就类似于今天的短信问候或通报一样，告知正在写书稿、校对。还有就是租房、孩子出生病故、生活花销、恩格斯的经营活动等常年常谈的话题，甚至牙痛、痔疮之类的话题都在交谈之列。至于对其他人物、观点的评价，则充分显示了2人的个性，比书稿更酣畅淋漓和直接，“蠢驴”、“畜生”、“恶棍”等字眼不时出现，愤怒、轻蔑和不屑的情绪也时常浮现。

这一时期，恩格斯主要在写《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稿，译校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两人也在指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工作，为“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提供证言辩护（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等。之后，同盟伦敦区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自动解散了，并宣布同盟还在大陆上继续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自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被捕以来，它在大陆上实际上己经不存在了”。（马-恩，1852年11月19日，P197）

对于文稿交流。如：“同时还附上布·鲍威尔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你的文章（即《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在那里招来了种种肮脏的反应。你会对鲍威尔关于‘军队’的发现感到好笑。”（马-恩，1852年4月24日，P50）。而恩格斯则要求马克思为他的文章写一些提纲，“为了我们能够较快地及时写完，最好你能就最后几篇文章，即有关德国革命前景及我们党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的地位的文章，简短地写一个提纲。这个最后部分恰好是最重要的”。（恩-马，1852年4月29日，P55）。

提及《共产党宣言》的新情况时，恩格斯说，“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这是在《宣言》（即共产党宣言）中没有预见到的两个场所：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了新的大市场。这是必须注意到的。”（恩-马，1852年8月24日，P115）。

二

200多封通信中普遍较短、主题也较零散，对人物、事件、观点的评论往往是几句话或一段，不是很详尽和逻辑严密，前因后果的交代也很简略，甚至要编者加以注释才明白。

如，乔·朱·哈尼在将《人民之友》第1期寄给马克思后，马就其中的“自由、正义”观表态，“昨天乔·朱·哈尼给我寄来了他的重新出版的、篇幅略有增加的《人民之友》第一期。但愿他是为此而离开世界八个月，并藏身到愁闷的苏格兰去了！不过，为了使你尝到这个甘美果实的味道，一句话就足够了：‘不变的、普遍的、永恒的正义被宣布为最高原则，这项原则将同时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的行动准则，以及试金石等等。’”短短几句，未加评论，但又似乎正话反说地表了态（马-恩，1852年2月4日，P17）。又如，“卢格在我给你寄去的《雅努斯》中企图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人道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而据为己有，亲爱的，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妙极了！我的老天爷！’”（马-恩，1852年4月30日，P59）。

三

对于“普选权”，马克思以辛辣的笔锋评论道：“西蒙把话题转到伦敦的第三个危险的政党，即以恩格斯和马克思为首领的‘钦赐一切的政党’。说什么我们想用暴力把‘自由’钦赐给人民。我们是比俄国皇帝还要坏的暴君。我们第一个以‘讥讽而轻蔑的态度’对待‘普选权’，等等。我们用我们的‘钦赐欲’，早己把一切都败坏了。可怜的家伙！难道普鲁士皇帝、三月同盟、帝国摄政福格特都是我们钦赐给德国人的吗？我们要钦赐他一脚。波拿巴甚至什么也没有教会这些蠢驴。他们仍然相信‘普选权’，而且一心一意地进行着可怜的计算，他们应如何再一次把他们的卑鄙人物钦赐给德国人民。”（马-恩，1852年2月23日，P26）。

对于“民主制”，马克思提到，“前几天，皮阿(费里克斯)召集支持他的法国人开会，并且向他们提出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现在应该公布出来了。在那里面自然也出现了‘上帝’。出席者之一反对在革命的纲领中给‘上帝’一个位置。皮阿根据‘直接民权’的原则，把问题提付表决。‘上帝’以七票的多数通过。至高无上的神再度得到拯救。从前人们说：上帝不抛弃自己的奴仆。现在应该说：奴仆不抛弃上帝。互相庇护。”（马-恩，1852年8月30日，P120）。

对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个提法的翻译，恩格斯在对皮佩尔的译文（即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的英译文）评析时作了较详尽的解释：“‘资产阶级社会’，被译成‘中等阶级社会’，这从语法和逻辑的角度严格说来是不对的，就好象把‘封建社会’译成‘贵族社会’一样。有教养的英国人不这么说。应当说：‘资产阶级社会’，或者根据情况说：‘商业和工业社会’，并且可以加一个注：我们理解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指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工业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发展阶段；现在欧洲和美洲的所有文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这种阶段。因此，我们建议用‘资产阶级社会’和‘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样的说法来表示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虽然前一种说法更多地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不同于它取而代之执政的那个阶级（封建贵族)，或者不同于它使之在社会和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农民，等等)，——而‘商业和工业社会’这个说法更多地是专门指这个社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恩-马，1852年9月23日，P139-140）。“公民皮佩尔未免太大胆了，为了回避翻译(bürgerlich)[资产阶级的]这个词的困难，到处都用‘立宪的’来代替它，理由是，‘立宪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在同一个意义上加以使用的。我倒想知道，‘立宪的’在这里应该是什么意思？往下更妙了，把‘资产阶级社会’，毫不客气地译成‘立宪社会’。这样干根本不行。”（恩-马，1852年9月23日，P142）。

1853年出版的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一书，认为，“第三等级包括除了贵族和僧侣以外的一切等级，而资产阶级起着所有这些其他成分的代表者的作用。”对此，马克思评论道：“如果梯叶里先生读过我们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资产阶级当然只是在不再作为第三等级同僧侣和贵族相对立的时候，才开始和人民坚决对立。至于说到‘昨天刚产生的对立’的‘历史根源’，那末他的这本书提供了最好的证明：第三等级一形成，这种‘根源’就产生了。”（马-恩，1854年3月18日，P382）。

对于曼彻斯特工人罢工，恩格斯认为，“我觉得，工人是完全对的，但同时，他们的头脑里显然还有一些旧的工联主义的传统观念，似乎只能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机器，只能采取某种传留下来的老办法才能工作。但是这些荒唐的东西他们很快就会抛弃的。”（恩-马，1855年12月12日，P463）。

对于俄国公社问题，恩格斯说道：“说实在的，巴枯宁之所以捞到了一点东西，只是由于谁也不懂俄语。而这种把古代斯拉夫公社所有制变成共产主义和把俄罗斯农民描绘成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陈旧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骗人鬼话，将会再次被十分广泛地传播。”因此，他决定要在当年学完斯拉夫语。（恩-马，1852年3月18日，P38）。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在那里，自由竞争被看成极丢脸的事。”（恩-马，1853年6月6日，P260-261）。

对于奴隶制时代的土地制度，马克思认为，“不久前我又仔细研究了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古)罗马史。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具有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特殊形式。从罗马历史最初几页起就有着重要作用的债务关系，只不过是小土地所有制的自然的结果。”（马-恩，1855年3月16日，P438）。

四

对于经济危机的分析和预测，恩格斯曾提到“遗憾的是，（英国）商业危机和议会解散同时爆发的希望不大。这里商业仍然繁荣。来自美国的消息非常好。危机之所以能推迟和还能再推迟一个时候，是由于：(1)加利福尼亚——无论是到那里去做生意，或是大量黄金转入流通，或是往那里移民，总之，加利福尼亚给整个美国很大刺激；(2)1849年和1850年高昂的棉花价格对只是从1851年春天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棉纺织工业是一种束缚；(3)棉花价格一年半以来几乎暴跌百分之五十。……(4)对投机的普遍恐惧，而这种恐惧使人甚至连金矿和航运都不愿意认真经营。根据我所观察到的一切，我可以断言，再有六个月象现在这样加紧生产，商品就足以充斥全世界；此外，等到商品到达目的地和关于市场完全充斥的消息传来，以及到人们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而普遍感到恐慌这个中间阶段结束，大约还有四个月。这样，1852年11月至1853年2月这段时间是最可能爆发危机的时候。”（恩-马，1852年3月2日，P33）。

“在英国，由于购买谷物，英格兰银行己经开始黄金外流。同时西蒂区出现疯狂的投机。在上星期，证券交易所发生破产事件。最后，在北美，正如我从《纽约先驱报》上看到的，铁道、银行、住宅建设等方面的投机活动最为疯狂，信贷系统等等扩展到空前未有的规模。这不就是正在逼近的危机吗？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没有比革命者要为面包操心更糟糕的了。”（马-恩，1852年8月19日，P113）。对此，恩格斯表示赞同，认为，“至于危机是否马上会导致革命——所谓马上，是指六至八个月以后——，这取决于危机的强度。”（恩-马，1852年8月24日，P115）。

“波拿巴帝国的蜜月是非常妙的。这个小子总是靠借债度日。只要使信贷所在法国尽量普遍，并且让法国一切阶级都能利用，大家就都会相信，千年王国己经到来了。此外，还有一个为股票投机和铁路骗局而设的专门私人银行。这个家伙始终不变。实业投机家和王位追求者两者并行不悖。如果他不发动战争，不尽快地发动战争，他就会被金融毁灭掉。”（马-恩，1852年12月3日，P204）。

“与这幅贫困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拿巴家族的骄奢淫逸和交易所的投机。整个信贷体系有名无实，竟变成了流氓无产者皇帝和犹太人富尔德指导下的一种庞大的纯粹骗人的企业。交易所、银行、铁路、抵押银行和其他各种类型的骗人机关，应有尽有。路易-菲力浦的末日制度正在重现，不过同一切龌龊的东西混为一体，而帝国和复辟王朝的可补救之处却不具备。”（马-恩，1853年10月12日，P303）。

这些分析和预见对今天经济危机的发生和滞后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

恩格斯通信中表现出了其军事天才和兴趣，如对此一时期的英法战争和俄土战争，他写了不少信件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预测，“威武的路易·拿破仑必定发动战争，这象白昼一样明显，如果他能同俄国达成协议，他大概会向英国挑衅。”在分析了一些具体军事规划后，他研判“一般来说，我认为路易-拿破仑发动战争只有两种可能性:(1)对奥地利即对整个神圣同盟开战，或者，(2)对普鲁士开战，如果俄国和奥地利容许的话。但是，后一种情况很难说，而他是否敢于向神圣同盟挑衅，也很成问题；无论英国还是神圣同盟都不会把皮蒙特、瑞士和比利时让给他。”（恩-马，1852年1月22日，P10）。

对奥军和土军在奥地利加入反土耳其战争时的行动方式，恩格斯分析道：“对奥军来说，正确的战术是立即经尼什向索非亚推进，而对土军来说，正确的战术也是从维丁向索非亚撤退。由于土军的路程较短，所以他们将先于奥军到达该地，从而能够在巴尔干设防固守，或向阿德里安堡退却。……”（恩-马，1854年3月23日，P330）。“横渡多瑙河纯粹是防御性的。它证明俄军正在放弃瓦拉几亚的大部分地区。……”（恩-马，1854年4月3日，P334）。

而马克思则回应道：“我发现，你的军事文章(关于‘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和多布鲁甲的形势)正在得到辉煌的证实。”（马-恩，1854年5月3日，P353）。“你今天对俄国的兵力作了令人叹服的计算。”（马-恩，1854年10月17日，P396）等。

不仅如此，马克思也间或会从政治角度分析一些军事战争形势，并征询恩格斯的意见，并将恩格斯的一些战争形势分析评论发表出来，“为了写匈牙利战争，你再看一看下面这本书也许有好处：西吉兹蒙特·塔利上校《匈牙利独立战争时期科马罗姆（科莫恩）的要塞》，威廉·腊希顿译（译自德文），累登霍耳街詹姆斯·马登出版。既然你想认真钻研全部军事学，我在下面再给你开一张有关这个问题的书单，或许其中哪一本你觉得有购买的价值：……(大约推荐了10本军事著作)”。（马-恩，1852年8月19日，P108-109）。

对于东方问题（非“远东”），马克思在评论“门的内哥罗问题”时分析道，“不管怎样耍手腕和在报纸上空谈政治，东方问题决不会成为欧洲战争的导火线。它总是会通过外交途径而被压制下来，直到总的殴斗把这种压制情况也结束为止。……一旦发生总的殴斗，土耳其将迫使英国站到革命的一边，因为英国在这里同俄国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伊斯兰教帝国必然崩溃。它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处于欧洲文明的影响之下。”（马-恩，1853年3月10日，P226）。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中谈到自己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时，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有简洁而深刻的阐述。他写道：“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一论述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结论：第一，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斗争，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一种过渡状态，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新的社会形态的过渡阶段，而一种暂时的形式，而不是一种正常的、长期的政治形态。马克思得出这两个结论，是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逻辑的自然结论，也是对他参加革命运动实践经验的总结。

一、“专政”制度的起源

马克思信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原文是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dictatorship一词来源于dictator，原意为“独裁官”。它源自古罗马的一种特殊的行政方式。维基百科对此的解释是：

独裁官（Dictator）是罗马共和的政治职务。独裁官（拉丁文“下命令的人”），也通称为magister populi（人民统领），Praetor maximus（最高裁判官），以及Magister Peditum（步兵统领），是特殊长官，他的职能是执行特殊的任务，超过任何一位正规长官的威权。罗马元老院通过元老院议决，授权执政官去提名一位独裁官。不论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独裁官都不能超过一位；并且于他在职务的时间中，独裁官在法律上不为任何行为负责，无论以任何理由。独裁官是最高的长官。

罗马共和国时期，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为执政官，一年选举两名。他们实际上就是国家元首，负责统帅军队，主持元老院会议，执行元老院通过的法令，并在外交事务中代表国家。但当遇到威胁国家安全的紧急情况时，短时期内需要集中权力迅速采取对策。为了避免两名执政官扯皮，公元前501年，罗马共和国通过了独裁官制度，规定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罗马元老院授权执政官提名一位独裁官，掌握绝对权力，处理相关事物。独裁者的任期一般为6个月。罗马共和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独裁官有费边·马克西姆、苏拉、凯撒等。

到了近代，法国大革命时期曾出现雅各宾派专政。1793年5月到6月巴黎人民第三次起义，把资产阶级民主派即雅各宾派拥上了统治地位。雅各宾派一上台，通过救国委员会实行专政，以对付严峻的局势。雅各宾派专政的另一个重要机构是公安委员会。在国民公会的名义下，它拥有任免高级军官、部长、代表政府的特派员、法官和陪审官的权力，它提出各种措施，它通过特派员控制军队和将领，它以无上的权威对各郡发号施令。为什么把雅各宾派执掌政权成为雅各宾派专政？我没有查阅具体史料，我猜想有两个原因：第一，雅各宾派排除了革命中的其他政治派别，单独掌握了几乎所有政治权力，架空了国民公会；第二，雅各宾派采取了雷厉风行的措施，实行恐怖统治。在政治上，根据公安委员会的报告，国民公会通过了许多镇压法令，包括《惩治嫌疑犯条例》。许许多多的嫌疑犯被逮捕起来，有的被革命法庭监禁，有的被处死。为了对付欧洲的反动势力，法庭处死了路易十六王后；为了打击吉伦特派，处死了二十多个吉伦特派的代表人物。根据1794年6月10日的牧月法令，惩罚办法一律定为死刑，如缺乏物证，可按“意识上的根据”和内心观念去进行推断和判决。整个恐怖时期，大约有30万到50万人被当作嫌疑犯关入监狱。从1794年6月10日到热月政变发生时的7月27日，在短短的48天内，仅在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在经济上，为了克服经济上的艰苦困难，国民公会下令严惩囤积居奇的商人。公安委员会派人到各地去登记粮食，征发粮食，改善粮食的供应。在人民的压力下，雅各宾派政权实行了限价法令。根据全面限价法规定，各地最必需的商品和日用品的售价，提高价不得超过当地1790年价格的三分之一；粮食、烟、盐、肥皂价格全国一致。这个法令同时限定了工人的最高工资，规定提高数不得超过1790年工资的一半。雅各宾派是在法国革命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采取这些措施的，它取得了成功。法国内外局势很快得到扭转，混乱的局面得到控制。

马克思在1843年至1844年间专门研究过法国国民公会的历史，对雅各宾派专政的情况比较熟习，这无疑对他后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具有启发意义。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

马克思初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是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写道：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是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接下来的一段话很有名：

“代替那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从上面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夺取和掌握政权并利用政权的力量（暴力）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的过程看作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是暂时的，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专政的目的是消灭旧的生产关系。

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德国革命活动，他在《新莱茵报》的时评中多次呼吁执政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人实行“专政”以对付反动势力的反扑。马克思写道：

“国民议会本来应该处处以专政的办法反对腐朽政府的反动企图，这样它就能在人民中间取得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任何反动势力都会碰得头破血流。可是它并没有这样做，却眼睁睁地让美因兹遭受暴兵们的肆意蹂躏，让其他地区的德国人成为法兰克福庸人的恶意挑剔的牺牲品。”

当时普鲁士自由派首领康普豪森在群众支持下于3月18日上台执政，但他忙于筹备立宪议会而没有用强硬手段控制局势，结果反对宪政的各邦当局举兵反扑，很快于6月20日推翻了康普豪森政府。马克思就此评论道：

“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政党就在官僚机构中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为了协商宪法而召集了国民议会，它和国王是平权的。一个临时机构里有两个平等的权力单位！正是康普豪森先生想借以‘拯救自由’的这种分权，正是临时机构里的这种分权局面，必然要导致冲突。反革命的权奸、军阀和官僚都藏身于国王背后。资产阶级站在议会的多数方面。内阁想充当调停人。但是它太软弱，不能坚决维护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一举而推翻贵族、官僚和军阀的权势；它也太笨拙，它的财政措施每一次总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所提出的都是各个政党所不能接受的，因而正好引起了它所希望避免的冲突。

在任何一个尚未组织就绪的国家机构里，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这种或那种原则，而是社会安全。内阁要想防止议会和国王之间的冲突，只有遵循社会安全的原则，并且即使在自己和国王有发生冲突的危险的时候也不畏缩。”

马克思不反对选举制这样的民主措施，甚至主张直接选举，反对间接选举。但他认为，实现民主的前提是利用专政的暴力手段彻底消灭反动派，保证新政权的安全和稳定。

马克思第一次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他写道：

“隐藏在‘无政府党’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的，首先有‘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较为一贯地力求推翻金融贵族统治而使工商业免除旧有的束缚。这是代表工商业、农业利益的社会主义，这种利益因为与那班参加秩序党的工商业、农业巨头的私人垄断利益不相符合而受到他们摒弃。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和任何其他一种社会主义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地道〕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只有当无产阶级尚未成长到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以前，才在理论上代表着无产阶级的。

……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制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落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引者加粗），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马克思还称赞巴黎无产阶级在六月起义中提出的口号“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是“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

在这里，马克思仍然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变革中的一个过渡段落”。

1850年4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跟旅居伦敦的布朗基派法国流亡者和宪章主义者的革命派代表达成了一项有关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章程》（维利希起草）共6条，其中第一条就写道：“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接下来，就是马克思1852年在给魏德迈的信中的论述，过渡阶段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限定时期。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写了《法兰西内战》一文，对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给与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

1871年9月25日，马克思在纪念国际工人协会成立7周年伦敦庆祝大会上的演讲中，再次肯定了巴黎公社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对巴黎公社有过很多不正确的理解。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引者加粗），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引者加粗）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一书写的导言中，再次肯定了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他写道：“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那么，巴黎公社实行了哪些革命性措施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第三部分作了详细介绍。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武装的人民；第二，公社的领导人通过普选制选出，并随时可以罢免；第三，从上自下的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过去高官显贵享有的一切特权和公务津贴都被废除，建立廉价政府；第四：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第五，法官和审判官均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罢免；第六，在省一级，旧的集权政府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第七，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他们的共同事务；各个代表会议又向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随时可以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权限委托书的约束。第八，民族的统一不是要破坏，相反地，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

这些措施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废除特权，官民平等；二是平等选举，民主自治。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绝不对立，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无产阶级民主。

1874年—1975年间，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针对巴枯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作了回应。他阐述了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写道：“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质。他写道：“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恩格斯在1872-1873年写作的《论住宅问题》一书中也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必然要求。他写道：

“总之，朋友米尔柏格在这里指出了如下几点：

（1）‘我们’不实行‘阶级政策’，也不力求实现‘阶级统治’。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因为它是工人政党，所以必然实行‘阶级政策’，即工人阶级的政策。既然每个政党都力求取得在国家中的统治，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必然力求争得自己的统治，工人阶级的统治，即‘阶级统治’。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策，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作为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引者加粗）作为斗争的最近目的。米尔柏格既然宣称这是‘可笑的’，也就是置身于无产阶级运动之外，而投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行列之中了。”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中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中，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他写道：

“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排斥民主。他写道：

“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从上面马恩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四个结论：第一，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指的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单独掌握国家政权，行使政治权力，它把其他阶级排除在政权之外。第二，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的政治形式；第三，对非无产阶级而言，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暴力，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铲除旧的国家制度和设施，从经济和政治上彻底消灭私有制，并通过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第三，对无产阶级而言，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充分的民主制度，这些民主因素在不会随着过渡阶段的结束而消失，它们将成为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成分。因此，片面强调专政的暴力成分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曲解。

(执行编辑：彭五堂，审校：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