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32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32期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第32卷研读会概况
2012年3月27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32卷读书研读会，本次读书会的主要报告人是彭五堂和朱燕，会议由余斌主持。参加读书会的还有马研院访问学者、哈尔滨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叶丽、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谢菏生、中国矿业大学博士研究生令狐乔丽，以及马研院的博士后刘召峰和马研系研究生卢刚和陈荣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主要收集了1868年1月至1870年7月之间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与其他人的通信。彭五堂的读书报告重点介绍了马恩之间通信中涉及到的一些理论问题以及这两年半间恩格斯在经济上对马克思的支持。朱燕则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与他人的通信中涉及到的当时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等，并谈了自己的理解和阅读感受。
彭五堂的研读笔记
马恩全集第32卷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968年1月至1870年7月间的通信292封，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的通信82封。马恩之间这一时期通信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资本论》的，包括为《资本论》第一卷撰写书评的事宜，以及《资本论》二、三卷涉及到的一些理论问题。此外，马克思向恩格斯请求经济支援依然是二人通信中频频出现的内容。
一、关于《资本论》的理论问题的探讨
1.地租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地租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首先，马克思研究问题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在1868年1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我想向肖莱马打听一下，最近出版的有关农业化学的书籍（德文的）哪一本最新最好？此外，矿肥派和氮肥派之争现在进行得怎样了？（从我最近一次研究这个问题以来，德国出版了许多新东西。）他对近来反对李比希的土壤贫瘠论的那些德国作者的情况了解点什么吗？他知道慕尼黑农学家弗腊斯（慕尼黑大学教授）的冲积土论吗？为了写地租这一章，我至少要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资料有所熟悉。肖莱马既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情况。”[①]马克思为了研究地租问题，甚至关注起了农业化学方面的进展，其研究态度之认真值得后人学习。
关于地租的一个理论问题是级差地租的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李嘉图和凯里对级差地租形成过程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讨论。1868年3月1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从杜林的书中你可看到，凯里的伟大发现恰恰就在于，在农业中人类是从较坏的土地转向较好的土地。这部分是因为作物是从无水的丘陵等处向下移到潮湿的谷地。而特别是因为凯里先生认为，最肥沃的土壤，正是那些应该变成适于耕种的土壤的沼泽等等。最后是因为在美洲英国移民是从满目疮痍的新英格兰开始的，也就是从凯里视为典型的马萨诸塞州开始的。”[②]
1869年11月19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李嘉图和凯里地租理论的分歧时说：“在我看来，整个争论问题同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没有直接关系。李嘉图说，地租是比较肥沃的土地的收入和最贫瘠的土地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凯里说的也完全是同一个意思。”[③]
马克思在1868年10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你上次在这里逗留的时候，曾经看到1844—1845年的爱尔兰土地关系的蓝皮书。我在一家小旧书店里偶然发现了关于1867年爱尔兰租佃权的报告和记述（上院）。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当经济学家先生们对地租是因土地的自然差别而作的支出还是仅仅是对土地所投资本的利息这个问题进行着纯教条式的争论的时候，我们这里在农场主和大地主之间却进行着一场实际的生死斗争，这就是除因土地的差别而作的支出以外，地租还应当包括多少不是由大地主而是由租佃者把资本投入土地而得的利息。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抗，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④]
2.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创新之处
针对杜林对《资本论》的评论，马克思指出，杜林没有读懂《资本论》，因为他没有察觉书中的“三个崭新因素”：
“（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
（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象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式，这对我很有帮助。）
至于说到杜林先生对价值规定所提出的温和的反对意见，那末，他在第二卷中将会惊奇地看到：‘直接的’价值规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是多么小。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整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整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末事情就始终象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⑤]
这是马克思自己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价，值得我们重视。
3.关于《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思路
马克思在1868年4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向恩格斯透露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思路。这对于《资本论》创作史研究极为重要。他写道：“但是，现在应当让你知道利润率的阐述方法了。所以我把这个过程非常概括地告诉你。如你所知，在第二册中，资本的流通过程将根据第一册中所阐述的前提来论述。因此就有了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形式规定，如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资本的周转等等。最后，在第一册中我们满足于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在价值增殖的过程中100英镑变成了110英镑，那末，后者就会在市场上发现它自己重新转化成的那些要素。但是，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种发现的条件，即各个资本、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收入（=m）互相之间的社会交错现象。
在第三册中，我们将要说到剩余价值转化为它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彼此分离的组成部分。”[⑥]
这份信给我的感觉是这时的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三卷内容的把握要比第二卷成熟。（余斌插话：马克思在这里也提示了第二卷中不同部类之间的交换问题。）
4.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马克思还谈到了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
“顺便提一下，在博物馆里，我除钻研其他著作外，还钻研了老毛勒（前巴伐利亚国家枢密官，当时曾以希腊摄政王之一的身分出现，他是远在乌尔卡尔特之前最早揭露俄国的人之一）关于德国的马尔克、乡村等等制度的近著。他详尽地论证了土地私有制只是后来才产生的，等等。威斯特伐里亚的容克们（麦捷尔等人）认为，德意志人都是各自单独定居的，只是后来才形成了乡村、区等等，这种愚蠢见解完全被驳倒了。现在有意思的恰好是，俄国人在一定时期内（在德国起初是每年）重分土地的习惯，在德国有些地方一直保留到十八世纪，甚至十九世纪。我提出的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这样，俄国人甚至在这方面要标榜其独创性的权利也彻底丧失了。他们所保留的，即使在今天也只不过是老早就被他们的邻居抛弃了的形式。”[⑦]
“关于毛勒：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自由市、享有特权的地主、国家权力以及自由农民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作用，自然是把一切都看作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甚至象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作用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作用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
我们大家被这种判断的盲目束缚得多么厉害啊：恰好在我的故乡，即在洪斯吕克，古代德意志的制度一直保存到最近几年。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当律师的父亲还和我谈到过这件事哩！另一个证明是：地质学家，甚至象居维叶那样一些最优秀的地质学家也把某些事实完全解释错了，同样，象格林那样一些有才能的语言学家也把最简单的拉丁文句子译错了，因为他们完全处于麦捷尔（我记得，他所叹赏的是：德国人中从来没有‘自由’，但是‘空气造成占有’）等人的影响之下，例如，塔西佗的一句人所共知的话：《arva per annos mutant, et superset ager》，意思是：他们更换（通过抽签，后来所有野蛮人法典中的sortes〔抽签〕一词就是由此而来的）田地（arva），而仍然保留公有地（ager同arva相反，是ager publicus〔公有地〕），格林等人却译成：他们每年耕种生地，但仍有（荒）地存在！
同样，‘他们个体地和分散地进行耕作’这句话可以证明，德国人自古以来就象威斯特伐里亚的容克那样，经营单个的田庄。但在同一个地方接着又说：‘他们建立村庄的方式和我们的不同，他们不是把房屋聚集在一起并使之互相毗连，而是每家住所周围都有一块空地’；象上面所描写的那种日耳曼原始村落，直到如今在丹麦的一些地方还存在。斯堪的那维亚对德国的法律学和经济学，就象对德国的神话学一样，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重新认清我们的过去。此外，甚至格林等人也在凯撒那里发现，日耳曼人总是按血族共同体集体定居，而不是单独定居的：‘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一起居住的’。
不过，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ondereigen〔私人财产〕，那他会说什么呢？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⑧]
这时的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特别是俄国米尔公社的土地公有制的看法和以后有一点差别。这时的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土地公有制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只不过是在别处已经被抛弃的落后生产方式（原始形式）的残余。马克思似乎认为，它最终也会向其他地方一样被土地私有制取代。当然这一点的前提是俄国走上与其他国家同样的道路。
5. 关于货币价值与利润率的关系
“现在我想简要地跟你谈谈在通读我的论利润率手稿时我想起的一个‘细节’。这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一个最困难的问题。这就是：当货币或黄金的价值下降时，利润率就上升，而当货币的价值上升时，它就下降，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假设，货币价值下降1/10。这时，商品价格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就会提高1/10。
反过来说，如果货币价值提高1/10，则商品价格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降低1/10。
在货币价值下降时，如果劳动价格不按同一比例提高，那末，劳动价格就会下降，剩余价值率就会提高，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利润率就上升。当货币价值继续下降时，利润率上升仅仅是由于工资下降造成的；而工资下降则是由于工资的变化只能缓慢地与货币价值的变化相适应这种情况造成的。（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的情况就是如此。）相反地，如果随着货币价值上升的同时，工资不按同一比例下降，那末，剩余价值率就下降，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利润率也下降。
利润率在货币价值下降时上升和在它上升时下降，这两种运动是在上述条件下仅仅由于劳动价格还没有和货币的新价值一致所产生的。只要劳动价格和货币价值一致，这些现象（关于它们的解释早为人所共知）就会终止。
这里产生了一个困难。一些所谓的理论家说：只要劳动价格和货币的新价值一致，例如，它在货币价值下降时提高，利润和工资两者就表现为相应增长的货币数额。所以，两者的比例仍然不变。因而利润率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研究价格史的专家们列举事实反驳这种论点。而他们的解释纯粹是空话。
全部困难在于把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搞混了。我们假设剩余价值率不变，例如100％；在这种情况下，当货币价值下降1/10的时候，工资从100英镑（比方说是100人的工资）增加到110英镑，剩余价值也增加到110英镑。同一劳动量总和起初为200英镑，现在为220英镑。这样一来，如果劳动价格与货币价值一致，那末，不论货币价值发生什么变化，剩余价值率既不会上升，也不会下降。但是假定：不变资本部分的各种要素或某些要素的价值由于劳动（这些要素都是劳动的产品）生产率的增长而下降了。如果这些要素的价值下降大于货币价值的下降，那末，尽管货币价值下降，它们的价格也会下跌。如果它们的价值下降只是与货币价值的下降一致，那末，它们的价格仍然不变。我们就来看看这后一种情况吧。
……
但是，货币价值的下降，货币价格的单纯上涨和对增加货币量的普遍的国际性的追求，刺激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特别是工业本身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个历史事实，从1850年到1860年这一时期的例子中，特别可以得到证明。
相反的情况也应用类似的方法加以说明。
一方面利润率在货币价值下降时上升，另一方面利润率在货币价值上升时下降，这对于一般利润率影响到什么程度，部分取决于发生这种变化的那些生产部门的相对规模，部分取决于这种变化的持续时间，因为一些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的上升和下降对另一些部门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这种波动历时较短，那它就仍是局部的。”[⑨]
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与《资本论》第一卷开始部分不同的货币理论，即货币是非中性的。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说：“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把
在1868年4月30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对上述问题作了回答。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分割不会对理论分析产生实质影响。马克思向恩格斯介绍了《资本论》第二、三册的主要内容。包括资本周转，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商业利润等等。
在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批判了商品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它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决定于它为购买者节省的劳动量的观点。
二、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经济支持
1868年到1870这段时间，马克思在经济上完全依赖恩格斯，经常写信向恩格斯求助，间隔最短的仅4天（1868年7月7日——7月11日）。我根据二人之间的通信统计了这段时间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资助。
1868年：
1868年3月4日：
“你从附上的纸条可以看出，如果我到后天付不出七英镑五先令，我的‘动产’就要被查封。”[11]恩格斯马上寄去10英镑。
1868年4月18日：
“星期二我必须为杜西交五英镑学费和一英镑五先令体操学校学费。如果你能马上寄来这笔钱，我将为孩子感到很高兴。”[12]4月20日恩格斯寄去10英镑。
……
1868年9月9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
“亲爱的弗雷德：
一百六十七英镑已于9月8日付清，拿到了收据，并收回了借据。”因为他们二人此前好像见过面。或者中间的信件遗失，没有交代这钱是谁给的，但从前面的信件来判定，这笔钱很可能是恩格斯给的。这笔钱可能是马克思借的高利贷。他在后面的信中向恩格斯解释过：“借款的情况是这样的：你借钱有一定期限。如果你在期满前死去，借款就不用偿还。否则，期满时这笔钱就要连同规定的利息一并偿还。这样，这笔交易才算结束。可见，这不是人寿保险。你拿到的不是保险单，而是钱，要出一张借据。借据自然退还给我了。这种独特的借款形式使整个这件事代价昂贵。这无疑是一种最坏的和代价最高的借钱方式。”[13]
9月12日，马克思又写信说：
“我的处境十分困难。劳拉从你走后就病了，我妻子不得已向她借了十英镑来应付紧急开支，因为我们已身无分文了。
荷兰没有任何消息，因此我应当把这种沉默看作是有意的。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才好。”[14]
9月16日，恩格斯又寄去10英镑。“附上十英镑银行券一张。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波克罕回来时，你一定要叫他采取点措施。你知道，我自己现在相当拮据。你是否已写信给迈斯纳谈过结算的事？”[15]9月1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回信说10英镑收到。还和恩格斯商量向波克罕借钱的事：
“关于钱的问题，无论如何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使我完全不能工作了。我想最好你给波克罕写封信，问他能否设法给我弄到些钱，因为在偿还了信贷公司和其他积累下来的旧债以后，我目前处境非常困难。我所以这样紧还由于有一些特殊开支，别的不说，劳拉很快要去巴黎，需要给她购买用品（而这实际上是加重了负担）。我仔细考虑过波克罕，知道他会认为我有一定的固定收入，但是目前由于稿费等收入还未到手，所以处境特别困难。要让他以为你是背着我给他写信的。当然，你应该向他作保，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答应作保。”[16]
恩格斯回复说：“关于钱的问题，一俟你告诉我波克罕已经回来，我愿意给他写信。但在这方面你必须告诉我当时借款的情况。你的人寿保险额多少？保险费多少？保险单是否还有效？也许还有可能通过同一个公司再得到一笔贷款，或者凭保险单本身领到预付款。但是，如果你完全不让我知道这一切情况，我怎么给你弄钱呢？如果我同哥特弗利德·欧门达成协议（他10月底以前未必回来），那马上又可以变换一些现款，但一切取决于这一点。如果我同他达不成协议，我自己的地位就很不稳。但这一切可能要拖到年底，到那时还有三个半月呢。”[17]
……
1868年11月23日，恩格斯向马克思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上述款项直到今天才能寄出，但同时告诉你一个愉快的消息，今天与印花布业的哥特弗利德谈话以后，也许同他签订的契约能延长几年。如果一切顺利，我打算延长三年，最后一年我这方面不承担工作的义务。这件事如果成功——至迟到明年2月底就能大体上确定下来——，我们就能应付一切困难了，那时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还清你拖欠的一百英镑债务，而且可以做出整个妥善和可靠的安排，以便至少在契约有效期间，我们不再负担沉重的债务。”[18]
当该项协议基本确定后，1868年11月29日，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考虑彻底解决马克思的债务问题。“请你尽量十分准确地答复下面两个问题，并且要立即答复，好让我能在星期二早上收到你的回信。
（1）你需要多少钱才能还清你的全部债务，把你完全解脱出来？
（2）你平时的正常开支，每年三百五十英镑是否够用（治病和意外的紧急开支除外），就是说，这样你是否就无需借债了。如果不够，请把你需要的数额告诉我。这是以还清全部旧债为前提的。这个问题自然是最主要的问题。
我和哥特弗利德·欧门谈判的情况是这样的，他想在我的契约期满（6月30日）时赎买我，也就是说，如果我保证在五年内不参加同他竞争的企业，并且允许他继续领导公司，他将给我一笔钱。这正是我希望从这位先生那里得到的。”[19]
马克思在11月30日的回信中说：
“你对我太好了，我十分感动。
我要妻子把全部账单拿出来给我看了，欠债总额比我料想的要大得多，共计二百一十英镑（其中约七十五英镑是欠当铺的债和应付的利息）。此外，还要加上医生治疗猩红热的费用，账单他还没有送来。”[20]
……
如果不算其中的167英镑，1868年恩格斯给马克思寄去至少285英镑。如果加上那167英镑，就是451英镑。实际数额肯定要超过285英镑，因为很多信丢失了。
1869年：
1869年，恩格斯按照每年350英镑的计划，分4次，每季度给马克思87英镑10先令。
……
1869年5月21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
“亲爱的弗雷德：
杜西和我的妻子星期三从巴黎回来了，我原打算同杜西明天去曼彻斯特，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办不到了。
燕妮、杜西和妻子先后去巴黎，她们为此买了一些需用的东西，这自然就形成了一笔非常开支。其次，我还总共借出去将近十四英镑，由于各种不幸情况碰到一起，这完全是无法避免的。这里的人们当中最能干的一个人杜邦不仅失了业，而且他的妻子还病得要死。他十分俭朴，除非常急需，从不向人借钱，而且很诚实，借了钱总要归还。因此我借了六英镑给他。接着，列斯纳来了，他妻子久病之后死去，处境十分困难。我更不能拒绝他，因为我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欠过他的债。于是我给了他五英镑。最后，可尊敬的李卜克内西写信给埃卡留斯（在他就此给我写信没得到结果之后），让他自己找我来借钱。我对埃卡留斯说，我已经拒绝了威廉。但是埃卡留斯含着眼泪回答我说，——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不至少借给他两英镑，让他清偿所欠的房租，他将要被赶出屋子了。因此只好借给他，不过我同时写信告诉威廉，这笔钱必须由他还我。（最后没有还，见马克思1869年7月3日的信，《全集》32卷第311页）就这样，十四英镑离开了腰包。除此之外，我尚有十五英镑的储备。可是昨天由西蒂来了一位名叫德伦格勒尔（闻其名知其人）（发音与德文“压迫”相近——引者注）的人，他带来纽约的齐施克先生的一封信。齐施克十三年前曾借给我十五英镑，后来他因为侵吞公款（他是向纽约遣送移民的经手人）突然从伦敦失踪了。他现在又回来了，并要求偿付旧债，我本以为因为他贪污了钱，这笔账已经勾销了。现在我不得不偿还，特别是因为他在这段时期结识了海因岑先生，我如果拒绝还债，海因岑就会在《先驱者》报上对我恣意谩骂。这样一来，我便囊空如洗了。”[21]
恩格斯在5月23日回信说：
“亲爱的摩尔：
现附上我许诺给你的钱当中的三张五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后半截装在另一封信中，这封信将在邮政总局关门以后发出，所以在下一次邮班到达时你才能收到。”[22]
1869年6月26日，马克思写信报告恩格斯：
“亲爱的弗雷德：
九十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收到了，谢谢。”[23]看来，恩格斯不但没有扣除上月给马克思的15英镑，还多给了马克思2英镑10先令。
1869年7月22日马克思写信向恩格斯诉苦：
“我这里还发生了另一件不愉快的‘家事’。一些时候以来，我发现我每星期给我妻子的钱，她总是不够用，尽管开支根本没有增加。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再借债了，也因为我上星期一给她的钱昨天又‘花光了’，所以我要她说明一下。于是女性的愚蠢就暴露出来了。在她替我开给你的债务清单里，约有七十五英镑她没有写进去，后来她就想办法从家庭开支中逐渐补偿这笔钱。我问，为什么要这样？回答是：她害怕一下子说出个大数字！可见，女人总是需要监护的！”[24]
恩格斯7月25日回信说：
“亲爱的摩尔：
你不要为七十五英镑着急，哥特弗利德把下次的款子一付给我，也就是说一俟收支平衡表造好，契约签字，我就寄钱给你。只是要注意，以后别再发生这类事情；你知道，我们计算得很紧，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乱花。所以我从7月1日起把所有的开支都记下来，好看一看，有多少钱花在各种无用的事情上了，紧急的情况下应当从何处紧缩。”[25]
1869年8月3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
“亲爱的摩尔：
退回威廉和倍倍尔的信，另外，附上伦敦联合银行一百英镑支票一张，但愿它能使债务永远消失。”[26]
8月4日，马克思回信说：
“亲爱的弗雷德：
一百英镑已收到，非常感谢。现在我要对情况密切注意，以杜绝类似的过错。”[27]
1869年12月16日，恩格斯写信说：
“亲爱的摩尔：
随信附上你所急需的支票。这次我能够开出一张一百英镑的，因为在最后的收支平衡表上发现一小笔少算给我的款子，高弗莱先生必须补付给我，到圣诞节的时候正用得着。”[28]
根据上述记录，恩格斯1869年实际资助马克思的钱是480英镑。
1870年：
1870年3月2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
“要是你明天晚上以前（当然，如果星期日有邮班的话，我们这里没有）能寄给我五英镑支付下一个季度的费用，那就太好了。我妻子告诉我，星期一下午两点要付煤气费，她讲得太迟，正好钱花光了。”[29]
恩格斯27日回信说：
“幸好家里有现款，附上五英镑——S729808，曼彻斯特，1869年1月16日，英格兰银行银行券。可惜碰上星期天，不能寄挂号信，这些狗东西既然能拆信，也就能偷钱。我本想在昨天把余数也办好，但星期六银行下班早，我不能及时赶进城。明天一定办好。”[30]
接着，3月28日写信告诉马克思说：
“亲爱的摩尔：
昨天是星期天，我只好用平信寄给你五英镑银行券一张，S729808，曼彻斯特，1869年1月16日。但愿已和信一起收到了。现寄上八十二英镑十先令期票一张——由“曼彻斯特市—郡银行”开出，由弗·恩格斯指定转让给你，由“伦敦联合银行”即付——，以及荷兰和俄国的各种信件。”[31]
1870年4月14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
“你和穆尔如能寄给我几英镑补贴杜邦，我就太高兴了。他的妻子患肺结核，住在医院里。他本人被原单位撵走了。借口是他的政治观点，真正的原因是，他的全部发明已被他的厂主据为己有。”[32]
恩格斯4月19日回信说：
“亲爱的摩尔：
我忘了星期五在信中告诉你，我家里没有钱，所以未能给可怜的杜邦寄去分文。现随信附上五英镑给他。S611916，里子，1869年7月15日。但愿够他用到重新找到工作。”[33]
从二人的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还是按照上年的做法，每季度资助马克思87英镑10先令。但马克思依然是入不敷出。
朱燕的读书笔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中马克思、恩格斯与其他人的通信共有82封。其中马克思、恩格斯与库格曼的通信最多，有29封。其他还包括马克思和妻子、女儿、女婿、亲家、恩格斯和家人及燕妮的通信（19封），以及马克思与荣克的通信（8封）、以及马恩与迈耶尔、列斯纳等人的通信（16封）。
一、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宣传、推销以及社会影响
共有12封书信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
马恩想办法宣传、推销《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在1868年1月3日在致燕妮·马克思的信中说，“迈斯纳如果能够根据已发表的文章写出一个很象样的广告，在目前即圣诞节之后将是非常及时的。特别是如果能把那些迫使经济学家为自己辩护的地方包括在内的话。”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竭尽全力来粉碎资产阶级学术界和报界对马克思这本书保持沉默的阴谋。恩格斯得到库格曼的大力帮助。通过库格曼的关系，得以为该书打开销路并在资产阶级民主报刊上进行宣传。库格曼在《观察家报》、《维尔腾堡邦报》和其他报刊上就刊登过恩格斯的一系列匿名书评。
因此在1868年1月11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说：“非常感谢您在从事宣传和愚弄德国新闻界时所付出的精力和关注”。
马克思在1868年1月30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中说，
“恩格斯和济贝耳也在《巴门日报》、《爱北斐特日报》、《法兰克福行市报》以及《杜塞尔多夫日报》上发表了评论我的书的文章。”“《星期六评论》—— ‘贵族文化’报纸——在其德文新书评论栏内也刊登了关于我的书的一篇短评。从下面的一段话可以看出，我受到的待遇相对来说还是很不坏的：‘虽然我们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危险的，但仍然不能不承认他的逻辑严密，文字有力，他甚至使最枯燥无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啊！”
马克思在1868年3月17日致库格曼的信中说“我个人的敌人施韦泽在六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针对我的书说了一大堆好话”。
马克思在1869年2月11日致库格曼的信中说：
“波恩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黑耳德博士编写的（书面）简评证明这些学术官僚目光非常短浅。关于我和恩格斯他（黑耳德）这样写道：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书刊中最好的作品。’‘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密切。他是社会主义领域所能提供的最科学、最博学的著作即《资本论》的作者’等等，‘虽然这本书不久前才出版，但它毕竟是1848年前运动的回声。〈！〉因此我在这里把它和恩格斯的书并提。这一著作对当前也是〈！〉很有趣的，因为〈！！〉可以根据它来研究拉萨尔的基本思想是从哪里吸取来的。’
您看这事多妙啊！”
以上几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对这些评论马克思还是比较得意的。
马克思随时关注并收集外界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在1868年4月17日致库格曼的信中说，
“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报》有下列几号谈到我的书：第10号（1868年1月22日）、第11号（1月24日）、第12号（1月26日）、第14号（1月31日）、第15号（2月2日）、第24号（2月23日）、第25号（2月26日）、第30号（3月8日），还有一号，我手边没有，不过上面只登了摘录。”
在1868年7月4日致迈耶尔的信中说，
“到目前为止，在德国发表关于我的书的评论（大部分是很友好的）的有下列报纸：《未来报》、斯图加特的《观察家报》、维尔腾堡的《邦报》、法兰克福的《行市报》以及《汉堡行市报》、汉堡的《指南》等等，还有汉诺威的各种报纸，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些报纸。施韦泽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和《爱北斐特日报》以长篇连载的形式刊登了特别详细的评论。这两家报纸（虽然后者是自由资产阶级报纸）直接站在我这方面。几家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报纸，例如《科伦》、《奥格斯堡人》、《新普鲁士》、《福斯》等等，顽固地保持沉默。在官方政治经济学阵营内，迄今只出现了杜林博士（柏林大学讲师，凯里的信徒）的一篇评论，刊登在今年年初的《希尔德堡豪森补充材料》上（这篇评论语调拘谨，但总的说来是持赞赏态度）。在孚赫和米哈埃利斯出版的经济杂志六月号上，也刊登了一篇文章。”
关于《资本论》的俄文译本，马克思在1868年10月12日致库格曼汉诺威的信中说，
“几天以前，彼得堡的一位书籍出版商告诉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资本论》的俄文译本现在正在付印。这是命运的捉弄：二十五年以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1843—1844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外国又是俄国。”
在收到各界关注的同时，马克思也对学术官僚们的胆怯和资产阶级报刊和反动报刊的沉默阴谋表示了愤怒和无奈。在1869年2月11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中他还说到：
“一个德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师写信给我说，我的书完全使他信服，但是……但是他的地位要求他‘也和其他同事一样’不说出自己的信服。
一方面是学术官僚们的胆怯，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报刊和反动报刊的沉默阴谋，给我造成很大的损失。迈斯纳来信说，这本书在秋季集市上销售情况不好。还差二百多塔勒才够补偿全部开支。他还表示，如果能在几个大城市如柏林等地，哪怕只做到象库格曼在汉诺威所做到的一半，我们早就出第二版了。”
二、关注爱尔兰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坚决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亲自参加了爱尔兰人民的抗英斗争。他们精辟地论证了爱尔兰民族运动的伟大意义，彻底地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反动本质及其策略，科学地分析了爱尔兰民族运动中的阶级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深刻地批判了各种机会主义派别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和谬论，为第一国际和英国无产阶级制定了对待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革命政策，指明了爱尔兰民族运动前进的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是把民族问题放在世界革命的总体中来考察的，以其对无产阶级革命所起的进步或反动的作用来决定对它持赞成或反对的态度，并认定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彻底地解决民族问题。但是他们决不忽视民族问题的重要意义，认为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在一定条件下能推进无产阶级的革命。他们也不是孤立地看待民族问题，总是把它看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使之从属于“工人问题”。对待爱尔兰民族运动的态度就是如此。他们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出发，把爱尔兰的民族运动和英国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强调爱尔兰独立对于英国，以至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意义。
这部分书信中共有四封谈到了爱尔兰问题。
马克思在1868年4月6日致库格曼的信中说，
“在爱尔兰的英国国教教会——爱尔兰教会——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的宗教堡垒，同时又是英国本土的国教教会的前沿堡垒（在这里我是把国教教会当作土地所有者来谈的）。随着国教教会在爱尔兰的垮台，在英国它也会衰败下去，而紧跟在这二者之后（没落）的将首先是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然后是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我早就确信，社会革命必须认真地从基础开始，就是说，从土地所有制开始。”
马克思在1869年11月29日致库格曼的信中谈到，
“我愈来愈相信——问题只在于要使这种信念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扎根——，在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在它还没有做到不仅和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而且还倡议取消1801年所实行的合并，以自由联盟的关系去代替这种合并以前，它在英国本土永远不会做出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情。这是必须做到的，这并不是出于对爱尔兰人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英国人民就还得受统治阶级支配，因为他们必然要和统治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的统一战线。在英国本土的任何人民运动都会因为和爱尔兰人（他们占英国本土工人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不和而陷入瘫痪状态。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个条件—— 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也就不能实现，因为当英国的土地寡头在爱尔兰还保持着自己的非常巩固的前哨时，它在英国本土的阵地就不可能摧毁。但是，在那里，只要事情掌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们自己成为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只要他们获得了自治权，那末消灭土地贵族（其中大部分也就是英国的地主）要比在这里容易得多，因为这在爱尔兰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民族问题，因为那里的地主不象在英国这样是世袭的显贵和代表人物，而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民族的压迫者。”
马克思在1870年2月23日致伊曼特的信中谈到，
“在总委员会给我们在各个国家的委员会的通告信中，我阐述了爱尔兰问题的意义。
为了加速欧洲的社会发展，必须加速官方英国的崩溃。为此就必须在爱尔兰对它进行打击。这是它的最薄弱的环节。爱尔兰丧失了，不列颠‘帝国’也就完蛋了，这样至今一直处于昏睡缓滞状态中的英国阶级斗争，将会激烈起来。要知道，英国是全世界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1869—1870年，爱尔兰人民的反英斗争达到最高潮，据英警察局大为缩小了的统计，仅1869年一年内，农民暴动、刺杀大地主的案件达767起。一次要求赦免芬尼党人的群众大会聚集了20万人。正是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马克思修改了曾经坚持了十多年的主张，即认为爱尔兰的解放必须通过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爱尔兰和英国分离是不可能的，并作出了新的结论。
在1870年4月9日马克思致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的信中，马克思谈到，
“我请你们特别注意下列各点：
对爱尔兰问题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对爱尔兰的剥削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英国土地贵族事实上代表着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所以爱尔兰是英国贵族用来维持他们在英国本土的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另一方面，如果英国军队和警察明天从爱尔兰撤走，那末爱尔兰立刻就会发生土地革命。但是，英国贵族如果在爱尔兰被推翻，那末，他们在英国也就会并且必然会被推翻。这就为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因为在爱尔兰土地问题一向是社会问题的唯一形式，因为这个问题对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来说是一个生存问题，即生或死的问题，同时它又是同民族问题分不开的，所以，在爱尔兰消灭英国的土地贵族比在英国本土要容易得多。何况爱尔兰人比英国人更热情，更富于革命性。
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使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象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同谋者和盲目的工具。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书刊，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祸害还不止于此。它还越过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对立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的隐蔽的基础。它使两国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和诚意的合作。它使两国政府能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用互相恐吓的手段，在必要时用两国之间的战争去缓和社会冲突。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在美国，现在你们有广阔的天地，来按同样的精神进行工作。使德国工人同爱尔兰工人（当然，也同那些愿意联合的英国工人和美国工人）联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现在能够进行的最重要的工作。这必须以国际的名义去做。必须把爱尔兰问题的社会意义解释清楚。”
马克思开展多方面的工作和斗争、积极支持和声援爱尔兰的斗争，还亲自参加伦敦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抗议英国政府囚禁爱尔兰的革命者——芬尼党人；他还让他的女儿燕妮·马克思写文章揭露英国首相格拉斯顿和英国殖民统治的残暴罪行，给了格拉斯顿政府以有力的打击，在国际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关于国际工人协会
自1864年9月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主义就在与它内部的敌人——各种机会主义作斗争。在这些与马克思主义对抗的宗派中，有英国的工联派、法国的拉萨尔派、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蒲鲁东派以及巴枯宁派等。
在第一国际的前半期，即1864—1869年这段历史时期内，“国际”内部的敌人主要是蒲鲁东主义。在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认为小私有制是“幸福和主要前提”的论点，主要讨论了土地所有制问题。大会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保留小私有制是不能实现的和反动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也不能够保留小农所有制，因为它不能使用现代技术，更不能保证农民的真正解放。大会通过了必须把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和土地收归国有的决定。蒲鲁东主义者在土地所有制问题上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私有利益的整个意识形态的失败。至此，蒲鲁东主义在“国际”内部的影响逐渐消失。
在第一国际的后半期，即1869—1872年这段历史时期内，“国际”内部又出现了另一机会主义派别——巴枯宁派。它是比蒲鲁东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上述各宗派中，以巴枯宁派的危害性最大，马克思主义与它的斗争最为激烈。
（一）关于对巴枯宁的斗争
巴枯宁是一个极端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罪恶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于国家，国家创造了资本，是万恶之源。因此他号召在二十四小时内摧毁一切国家。他的政治纲领是，主张各阶级平等，把废除财产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运动的出发点。他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特别反对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
1869年9月，“国际”在巴塞尔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粉碎了巴枯宁主义者夺取“国际”领导权的企图。在马克思起草的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批判了巴枯宁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及其危害性。
巴枯宁把废除财产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出发点。马克思指出，废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继承权不能作为革命的起点。财产继承权是一种法权，废除这种法权不是革命的起点，而应是它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提出废除继承权的要求是不切合实际的空想，除了转移无产阶级斗争目标外没有任何革命意义。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反动的。
马克思在1869年2月15日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
“我的老相识——俄国人巴枯宁——策划了一个不大的反对国际的狡猾阴谋。他在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最近这次伯尔尼代表大会上同它闹翻并退出这个组织以后，加入了我们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他很快就把我们好样的老贝克尔缠住了。贝克尔时刻渴望采取坚决行动，但他非常缺乏批判能力。他容易受诱惑，是个象加里波第那样的热心人。于是，巴枯宁秘密地准备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它将同时既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分部，又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国际性组织，宣布自己的‘特殊使命是研究’无产阶级运动的‘最高哲学等等的原则’；实际上这个计划如果再加上狡猾的手腕就会把我们的协会置于俄国人巴枯宁的领导和最高控制之下。他进行活动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他背着我们把他的新纲领（由老贝克尔带头署名）寄往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他还向那些地方派遣了自己的特使。前不久他们才把这些文件寄给伦敦的总委员会。我们用一项正式的决议击退了这个乳臭未干的俄国人的进攻。我们所有的分部一致赞成这个决议。”
马克思在1870年4月19日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揭露了巴枯宁的理论实质：“它实际上包含三点：
（1）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废除继承权，这是圣西门派的旧废物，骗子手和无知之徒巴枯宁充当了这种废物的责任出版者。十分明显，如果有可能通过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内完成社会革命，那末地产和资本马上会被废除，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继承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设想有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那末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末，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种理论完全是以陈旧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依据的，这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至于巴枯宁，他只是想炮制他自己的纲领。如此而已。这是一个极罕见的纲领。
（2）‘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
（3）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它的任务只是在工联中组织起来。而工联借助于国际总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现存国家的地位。你看，他把我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的讽刺画！既然把现存的国家改造成协作社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末我们就应当允许政府，即统治阶级的这些庞大的工联做它们认为应当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同它们打交道，那就是说我们承认它们。原来如此！旧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应当研究工资问题，因为你们想消灭雇佣劳动，而为着提高工资水平去同资本家作斗争就意味着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这头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
（二）对具体事务的指导或指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整个“国际”的活动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分不开的。马克思对国际内部的一切事务，大到章程制定、决议起草、报告撰写，小到会员证的收费、印发，可以说做到了事无巨细。这部分书信中有关国际工人协会事务的内容非常多，大概有20封与此有关。
马克思在1869年3月3日致奥伯温德的信中说，“除了完成我的著作《资本论》第二卷以外，剩下的不多的空闲时间又完全忙于国际工人协会的事务。”
马克思在1870年4月9日致迈耶尔和福格特的信中说，“由于经常发病，事实上从12月初起，我仅仅出席了两次总委员会会议，因此为了讨论总委员会所面临的一切比较重大的问题，小委员会便在我家里开会。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每一分钟闲暇的时间（而我至今尚未痊愈）几乎都用在工作上。”
这一时期“国际”的发生的重要事件是召开了巴塞尔大会。巴塞尔大会是1869年9月在“国际”进一步牢固和发展，各国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接连不断的获得胜利的时候召开的。马克思虽然没有出席大会，但他却是会议的实际领导者。他直接领导了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在1869年7月-8月的各次总委员会上马克思对所有的大会议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制定了总委员会在大会上应当执行的总方针。同时马克思给第一国际的许多活动家如李卜克内西、德•巴普等人写信，讨论大会的有关问题。这样，马克思的最亲密的战友得以在大会上贯彻马克思所指定的政治路线。此外，马克思还为巴塞尔大会起草了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届年会的报告。这一报告在大会上宣读的时候，多次为赞同的掌声所打断。在大会进行过程中，马克思给大会主席荣克寄去了其他的有关文件，其中包括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当荣克接到这些文件后，告诉其他委员说：“现在我们全副武装起义了。”
而马克思1869年9月25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评价了巴塞尔代表大会：“我很高兴，巴塞尔代表大会闭幕了，而且会开得还比较好。每当党带着‘自己的全部溃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我总是感到不安。在登场人物当中谁也没有站在原则高度上，但同上等阶级的愚昧无知比较，工人阶级的过失是微不足道的。在我们沿途经过的德国城镇中 64 54526 64 35191 0 0 6332 0 0:00:08 0:00:05 0:00:03 6333，没有一个城镇的地方报纸不对‘这个可怕的代表大会’的活动充满了恐惧。”
四、其他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疾病
这一部分有17封书信提到了马恩及其家人的疾病，包括痈、腋下脓肿、严重感冒、猩红热等。
马克思在生病期间仍然坚持学习和工作：马克思在1868年3月6日致库格曼的信中说，“在我生病期间（现在但愿病很快会痊愈），我是无法写作的，但是，我吞下了大批统计学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材料’，对于那些肠胃不习惯于这类食物并且不能把它们迅速消化的人来说，这些材料本身就足以致病”。
（二）家庭成员之间的融洽关系
马克思的家庭是充满快乐、幸福、平等的美满家庭。即使贫困交加、疾病与死亡相威胁，他们的家庭也总是充满爱和欢声笑语。这些绰号往往同他们读过的作品中的某个主人公相关。马克思夫人被叫做“妈咪”，女仆海伦·德穆特称为“尼米”，三个姐妹中的老大小燕妮叫“中国皇帝奎奎”或“狄”，老二劳拉叫“白鹦鹉师傅”，老三艾威林叫“中国皇子古古”或“杜西”，他们那个最宝贝的早逝的独子埃德加尔叫做“穆希上校”，一岁半的小外孙龙格，因为贪吃，把生腰子当作巧克力塞了满嘴，还吃得津津有味，就被马克思戏谑地称为“小狼”。连最亲近的几个朋友也给封了雅号。
（三）行动自由、通讯等受限制，受监视
马克思在1869年2月15日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出版以后，我到巴黎恐怕不会十分安全。因此，你们在信里丝毫不要涉及我的秘密计划。”而在1869年3月3日，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就写道，“告诉您一件事，您看法国警察服务得多么好。我想在下星期一二到巴黎去看我的女儿。上星期六，一个警探到拉法格那里，问马克思先生是否已经来了，说他找马克思有公干。先警告一下！”
马克思在1869年11月29日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这里对邮政通信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因为我从汉诺威寄给恩格斯的一封信无疑被拆阅过，然后又很笨拙地封了起来。恩格斯把信封保存下来，让我亲眼看一下而相信确有此事。”
（四）路德维希·库格曼对马克思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
马克思在1868年3月17日致库格曼的信中说，“亲爱的朋友：您的信使我既不愉快又愉快。不愉快的是，因为我知道您的物质状况，如果我同意接受这样的礼物而损害您家庭的利益，那我就太不象话了。所以，我把您寄来的十五英镑当作借款，到时候我要还。愉快的是，这不仅表现了您的深厚友谊（而在这个尘世上，友谊是私人生活中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而且还因为您帮助我摆脱了由于婚事临近而造成的十分困难的处境。最近四个月来，除付医药费和诊费外，我在购买蓝皮书、关于银行业的调查材料和美国报告等等方面花了很多钱，所以实际上没有给我女儿剩下什么。”
马克思在1868年10月12日致库格曼的信中还说，“您知道我多么受惠于您。撇开您对我个人的帮助不算，您为我的书所做的事比整个德国加在一起都要多。”
（五）关于妇女问题
马克思在1868年10月12日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国际妇女协会——它的领袖是戈克（应读作：格克）夫人——给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寄来一封信，询问妇女能否加入我们的协会？当然已经客气地向他们表示了同意。”
马克思在1868年12月5日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您的夫人是否也参加了伟大的德国妇女解放运动？我认为，德国妇女应当从推动自己的丈夫去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开始。”
马克思在1868年12月12日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请转告您亲爱的夫人，我从来没有‘猜疑’她听命于白痴将军夫人。我提的问题只是开开玩笑。何况妇女对于国际是无可抱怨的，因为它选了一位妇女罗夫人担任总委员会委员。说正经的吧。美国‘劳工同盟’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而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还受某种狭隘观点的束缚，多情的法国人更是如此。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六）为资本论第二卷的写作收集资料
马克思在1868年7月4日致迈耶尔的信中写道，“非常希望您能经常给我寄些报纸来。如果您能搜集到某些有关土地所有权以及美国土地关系的反资产阶级的材料，那对我是特别有价值的。由于我在第二卷里要研究地租，所以我非常欢迎专门批判凯里先生的《谐和》的材料。”
马克思在1868年9月14日致迈耶尔的信中写道，“请把您能够了解到的关于铁路同地产的关系的全部情况写信告诉我。”
马克思在1868年10月7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您不必等待第二卷，因为它可能还要推迟六个月才出版。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何况第一卷已经是一个完整的部分。”
（七）关于价值量与科学的任务
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至于说到《中央报》，那末，那个人已经做了尽可能大的让步，因为他承认，如果设想价值这个概念一般说来还有点什么意义，就一定要同意我的结论。这个不幸的人看不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要从简单的商品出发开始论述。
在这里，马克思还写道，“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马克思指出，“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科学的王牌了。
但是，够了，非常够了。这无论如何表明，这些资产阶级的传教士们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懂得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
（八）对俄国的关注
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关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及俄国土地所有制关系等问题。这部分书信中有5封涉及到了马克思对俄国情况的关注。
马克思在1869年10月18日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我收到了一封圣彼得堡的来信。一个俄国人给我寄来了他写的一本关于这个黑暗不堪的国家的农民和整个劳动阶级状况的著作（用俄文写的）。”
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年圣彼得堡版）一书是丹尼尔逊于1869年10月12日（俄历9月30日）寄给马克思的。丹尼尔逊表示希望，该书能为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的后面几部分提供必要的资料。正是这一著作促使马克思开始认真研究俄语。
马克思在1870年2月23日致伊曼特的信中写道，“弗列罗夫斯基的书《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是一部卓越的著作。我很高兴，现在能够查着字典相当快地阅读它。这本书里第一次充分地描述了俄国的经济状况。这是一部非常认真的著作。作者在十五年中周游全国，从西部边境到西伯利亚东部，从白海到里海，唯一目的是研究事实，揭露传统的谎言。当然，他对俄罗斯民族的‘无限完善的能力’和俄国形式的公社所有制的天意性质还抱有一些幻想。但这不是主要的。在研究了他的著作之后可以深信，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并在日益临近，自然是具有同俄国当前发展水平相应的初级形式。这是好消息。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其余一切国家，甚至包括美丽的法国和有教养的德国在内，都只具有次要意义。”
从1869年11月29日和1870年2月23日两封信的间隔时间可以看出，马克思用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从对俄文一窍不通到了可以查着字典相当快地阅读的程度了。足见其语言学习能力之强。
（九）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恩格斯的自白》中，恩格斯对幸福的理解是：饮1848年的托沙-马尔高酒。1848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候，或许对于恩格斯来说，与马克思一起奋斗工作的时间是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更何况是《共产党宣言》这样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纪念。或许托沙-马尔高酒就是当年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奋斗时喝的酒。
（执行编辑：彭五堂、朱燕，审校：余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7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7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1-1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70-7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1-53页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5-67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4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39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40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4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45-14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99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0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0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01-302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0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0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24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2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36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3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02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53-454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55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56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63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67-4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