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33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33期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33卷研读会概况
2012年4月10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33卷读书研读会，本次会议的主要报告人是张伟和刘道一，因刘道一生病，孙应帅代读了刘道一的报告，并做了几点补充，会议由余斌主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主要收录了1870年至187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60封通信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与其他人的281封通信。张伟的读书报告主要将本卷通信中的主要内容向大家做了介绍，并结合当前做了某些感想和评论。刘道一的报告则主要结合本卷通信的相关内容，对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法兰西内战》进行了新的解读和阐释。孙应帅就普法战争、巴黎公社等方面的内容做了补充。
全集33卷收录了1870～1874年期间马恩之间的60封通信以及马恩与其他人之间的281封通信。这一卷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内容都很丰富，主要涉及普法战争、巴黎公社革命、对巴枯宁派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与指导、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矛盾等方面。
一
在1870年8月15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分析了普法战争的不同结果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我看情况是这样：德国已被巴登格（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卷入争取民族生存的战争。如果它被巴登格打败了，那末，波拿巴主义就会有若干年的巩固，而德国会有若干年、也许是若干世代的破产。到那时，就再也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德国工人运动了，到那时，恢复民族生存的斗争就将占去一切，在最好的场合下，德国工人也只能跟在法国工人后面跑。如果德国胜利了，那末，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就无论如何都要遭到破产，因恢复德国统一而发生的无穷无尽的争论就将最终平息，德国工人就能按照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国规模组织起来，同时，不管法国出现什么样的政府，法国工人无疑将获得比在波拿巴主义统治下要自由一些的活动场所”。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希望德国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取胜。
同一封信中恩格斯阐述了德国工人阶级在战争中应该采取的原则和策略：“包括各个阶级在内的德国全体人民群众已经了解到，问题首先正是在于争取民族生存，因此，他们立即表示了投入这场斗争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德国的政党要按照威廉的那一套去宣传全面抵制，并把形形色色的次要的考虑置于主要的考虑之上，我认为是不行的”；“这场战争是在列曼和俾斯麦之流指挥下进行的，如果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那他们必然会赢得暂时的荣誉。……这种情况确实非常讨厌，然而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因此就把反俾斯麦主义提高为唯一的指导原则，那是荒谬的。首先，现在俾斯麦同1866年一样，在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给我们做一部分工作，虽然他并不愿意做，然而还是在做着。他在给我们创造比过去更宽阔的活动场地。”“我认为我们的人可以：（1）参加民族运动——只要这一运动是保卫德国的；……（2）同时强调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5）不断强调德国工人利益和法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他们过去不赞成战争，现在也不互相交战”。
1870年9月12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法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中应采取的策略：“假如人们在巴黎能做点什么的话，那就应当阻止工人在缔结和约之前采取行动。如果工人们现在为保卫国防效劳而取得胜利，那他们就不得不继承波拿巴和当前这个满目疮痍的共和国的遗产，他们将无谓地遭到德国军队的镇压，并又会倒退二十年。如果他们等待，则什么也不会失去。边界可能会有某些改变，但这只是暂时的，将来又会被取消。为了资产阶级去同普鲁士人作战，那是荒谬的。……对工人来说，在缔结和约以后，一切条件都将比任何时候更有利。但是，他们是否会在外国进攻的压力下陷入迷津，并在攻打巴黎前夕宣布成立社会共和国呢？假如德国军队需要对巴黎工人进行街垒战作为最后的战争行动，那是很可怕的。这会使我们倒退五十年，而且会造成十分混乱的局面，以致所有的人都会陷入迷误的境地，那时法国工人中将会滋长民族仇恨和盛行空谈的风气！”
“最糟糕的是，在巴黎很少有人敢于在目前情况下正视事实的真相。在巴黎是否有人敢于哪怕是想到，法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积极抵抗力量已被摧毁，因而用革命去驱逐入侵之敌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呢！正因为人们不愿正视现实，我担心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
“由于某种兼并看来无论如何不可避免，我们应及时考虑一种形式使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把这一切都看作无效并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废除。我以前就认为，这样做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益的，而现在，当法国人遭受割让的命运的时候，这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否则这些人会发出可怕的叫嚣。”
这两封信的内容对于正确处理国家间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时候是反对巴黎工人采取行动的，但后来巴黎工人还是发动了被称为巴黎公社、并很快失败的革命，如果巴黎方面能够获悉并听从了恩格斯的意见，历史是否是另一番景象？或者说，巴黎公社的时机是否成熟？（余斌插话：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巴黎工人若不采取行动只会更糟。）
在给拉法格的两封信中，马克思对普法战争的观点存在差异。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发生这个转变还不得而知。
在1870年7月28日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法格的信中，他是希望和支持德国能够取胜的：“我个人则希望双方，即普鲁士人和法国人去厮打，同时也希望——依我的看法，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德国人占上风。我之所以希望这样，是因为波拿巴的最终失败，或许会引起法国革命，而德国人的最终失败则只能使现状再持续二十年”。“我本人正在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以便通过国际来支持这种‘中立’精神（指英国政府在普法战争中的政策），并打乱英国工人阶级的‘被收买的’（被‘有威望的人士’所收买的）首领们的计划，因为这些首领们正竭力把英国工人阶级引入歧途”。
在1871年2月4日马克思致保·拉法格的信中，马克思又表达了不希望法国战败的看法：
“但愿普鲁士人坚持让法国支付四亿英镑战争赔款的‘微薄’要求！这可能甚至激怒法国的资产阶级，而正是他们的权术同地方当局（甘必大使大部分地方行政当局控制在波拿巴派和奥尔良派等手里）的阴谋勾结在一起造成了迄今军事失败的真正原因。甚至资产阶级最终也会明白，让步要比战斗损失更大”。
“总之，如果法国能坚持住，如果它能利用停战机会重整自己的军事力量，如果它能最终认识到，要进行革命战争就 25 53260 25 13771 0 0 6214 0 0:00:08 0:00:02 0:00:06 6214要有革命措施和革命毅力，那末它就还有可能得救”。
（余斌插话：法国对德国发起的是侵略战争，而德国反侵略胜利之后也发起了侵略战争。马克思不希望侵略战争胜利。）
二
1871年4月6日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马克思认为不久前巴黎公社（3月18日成立）很可能会失败，并指出了其主要原因。“看来巴黎人是要失败的。这是他们的过错，但这种过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过分老实而造成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后来公社都给了梯也尔这个邪恶的侏儒以集中敌人兵力的时间：（1）因为它们愚蠢地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梯也尔力图用暴力解除巴黎武装并不是开始内战似的；好象只是为解决对普鲁士人的和战问题而召集起来的国民议会不曾立即对共和国宣战似的！（2）为了避免篡夺政权的嫌疑，它们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当反动派在巴黎——旺多姆广场——失败以后，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去进行公社的选举，而组织公社的选举等等又花费了许多时间。
在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其失败的可能及其原因，并论述了革命的艰难性以及偶然性的作用。
“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象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象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带着兵营、教堂、愚昧容克制度、特别是市侩气味去举行陈腐化妆舞会的那些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这段话表明，既是预见到了巴黎公社很可能失败，但马克思还是支持巴黎公社的革命行动。
三
在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致弗·波尔特的信中有一段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论述，指出了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目的、政治运动与经济运动的区别与联系以及政治运动的策略等。当前世界左翼可以借鉴这些策略，目前应以领导工人开展维护经济利益的“经济斗争”为中心，当经济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治斗争就会变得不可或缺，政治斗争自然成为中心。
“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先的组织”。
“但是另一方面，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从外部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例如，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用罢工等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而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末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视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法国的九月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伙在英国到现在还能够耍把戏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四
在1872年1月24日恩格斯致泰·库诺的信中，恩格斯对巴枯宁的理论进行了概括与批判。这封信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巴枯宁的理论及其危害。
恩格斯认为巴枯宁的理论是“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 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做社会清算”。
“根据巴枯宁的意见，既然国际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而是为了在进行社会清算时能够立即代替旧的国家组织，所以国际应当尽可能地接近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没有一个做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初步提出了其自然辩证法的思想：“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恩格斯对这个思想抱有很高的期望，他在同一封信的附言中写道：“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点意义，请不要对别人谈论，以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对这些东西进行加工总还需要很多时间。”（余斌插话：社会科学的对象相应的是社会活动中的人。人和社会活动也是不可分的。）
在1873年6月20日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有一段论述对正确处理左翼政党之间的关系有启发意义：“当人们象您一样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竞争时，就会容易过于重视对手，并且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都首先想到对手。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二者合起来，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也只占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如果能够只是把群众争取过来，而不要他们的地方首领，那也不错。然而附带总还得接受一大批这样的首领，这些人为自己过去公开发表的言论、甚至为自己过去的观点所束缚，总是想首先证明：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倒是社会民主工党在宣扬真正的拉萨尔主义”。
在1873年6月20日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重点谈论了组织团结的问题：
“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现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宁派就是如此：他们是一切分裂的发动者，可是叫喊团结比叫喊什么都响亮。这些团结的狂信者，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想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稀里糊涂的粥里，但是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锅里，就会陷入更加尖锐的对立之中（在德国，最好的例子是那些宣传工人和小资产者调和的先生们）；或者就是一些无意（如米尔柏格）或有意伪造运动的人。正因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在我们的一生中，任何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都不比这些大嚷团结的人更多”。（余斌插话：国民党中强调精诚团结的人也是制造分裂的人。）
“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末，结果将会怎样呢？宗派主义者，即巴枯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做许多更加愚蠢而无耻的事情；最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就会厌恶地转过身去；气泡就不会破灭，它将由于被针刺破而慢慢地缩小，而仍然一定要带来危机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则会变成无耻之徒的丑剧，因为原则早已在海牙牺牲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
“我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将来会自己来投靠你们，所以，在果实成熟以前，就象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
“老黑格尔早就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政党。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
在同一封信中恩格斯还谈到了革命暂时挫折的问题。“自然，任何党的领导都希望看到成功，这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尤其是象我们这样的政党，它的最后的成功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它在我们这一生中并且在我们眼前已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所以它决不是始终无条件地需要一时的成功的。以国际为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吓得要死的资产者认为它是个万能的东西。国际本身的大批成员以为，这样的情形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深深地知道，气泡是一定要破灭的”。
1874年9月12日—17日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对国际的产生与解散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
“在你退出以后，旧国际就完全终结了。这很好。它是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当时笼罩着整个欧洲的压迫，要求刚刚复苏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争论。当时是这样一个时期：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被提到首要地位。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刚刚加入了运动，或者正开始加入运动。在1864年，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很模糊的，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政党而存在，蒲鲁东主义很弱，还不能夸耀它的那一套特别的幻想，巴枯宁的那一套新的荒谬货色甚至在他自己的头脑里都还不存在，连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可以按照章程的导言中所规定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个巨大的成就应当破坏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合作。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当国际由于公社而在欧洲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时，争论马上就开始了。各个派别都想利用这个成就。不可避免的瓦解开始了。由于看到唯一真正打算按照广泛的旧纲领继续工作的人们——德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产生的妒嫉心，驱使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投入了巴枯宁主义冒险家的怀抱。海牙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一个终结，而且对于两派来说都是如此。还能够以国际的名义做出点事情的唯一的国家就是美国，因而出于健全的本能就把最高领导机关搬到那里去了。可是现在，国际在美国也没有威望了。任何想使它重新获得新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会是愚蠢而徒劳的。十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象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需要有对工人运动的普遍镇压，即象1849—1864年那样的情形。可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世界太大、太广了，要达到这一点已不可能了。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五
关于波拿马：“无论是知名的人士还是普通的人们，总是根据现象、根据外表、根据直接的结果来判断事情的。例如，二十年来人们一直把路·波拿巴奉若神明。而我甚至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也总是把他作为一个平庸的流氓来加以揭露。我对容克俾斯麦的看法也是如此”。（1871年2月4日马克思致路·库）
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这个制度在所有其他国家是自然地产生的，是各个自由民族发展的必然阶段，而在俄国，这个制度怎么会是纯粹作为国家的措施而实行，并作为农奴制的伴随现象而发生的呢？” （1873年3月22日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
关于党报：“党的领导毕竟有某种形式上的权力来监督党的机关报；这种权力对您虽然没有行使过，但是这一次，他们无疑会利用它，而且用来危害党。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做我们所应做的一切，并且竭力加以阻止”。（1873年6月20日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关于经济危机：“但愿美国的恐慌不会具有过大的规模，也不会对英国从而对欧洲产生过分强烈的影响。这种局部性危机往往是周期性总危机的先兆。如果这种危机过于尖锐，那末只会削弱总危机并缓和它的尖锐性”。（1873年9月27日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
关于战争：
“如果两个国家互相证明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这才是战争的最好结局。”（1870年8月15日恩格斯致马克思）
“库格曼把防御性的战争和防御性的军事行动混为一谈。这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家伙在街上打我，我只能挡开他的拳头，而不能把他打倒，因为我如果这样做，就会变成一个进攻者！从所有这些人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他们是缺少辩证法的。”（1870年8月1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
“两国国内的阶级战争非常发展，以致任何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不能长期地使历史的车轮倒退。相反，我认为，现时的战争将会产生双方的‘官方人士’完全意料不到的结局”。（1870年7月28日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法格）
反“利维坦”的言说
——作为思想事件的《法兰西内战》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阶级社会（“承认”的政治）批判理论的关键文本，这一文献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其特有的历史语境与写作意旨也同样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理论课题。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围绕《法兰西内战》的写作、出版与传播的书信为导引，以《法兰西内战》的手稿为蓝图，重构《法兰西内战》的历史语境和问题意识，在对于“可能世界”的命题性把握的意涵下展开对霍布斯式的资产阶级宪政“利维坦”（Leviathan）的批判，进而尝试开启对于《法兰西内战》文本的新的解读与阐释。
一、《法兰西内战》与“反抗”的言辞
政治话语的展开总含蕴一种潜在的紧张关系：为承认而斗争；而与历史事件相因应的思想-写作事件也因此成为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展开了“反抗”话语的多个面向，也最终由之开启了“承认”（recognition）的新的认知维度。
马克思在1871年3月18日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仔细地研究有关巴黎事件的所有材料，收集剪报，从英法报纸上摘录大量的材料。而与此同时，马克思还不断努力为“公社”的革命实践赢得舆论。“为了维护你们的事业，我已经写了几百封信，寄给世界各地凡有我们支部的地方。何况工人阶级丛公社成立那天起就是拥护公社的。”“甚至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也放弃了它们最初那种凶狠的态度。有时，我还能在这些报纸上发表一些对你们有利的文章。”而当巴黎公社被镇压，马克思迅速完成了文稿的写作，并于5月30日向总委员会宣读了宣言；宣言由“国际”通过作为正式宣言发表，并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决定刊印一千份。在这一时期，围绕这一“宣言”而展开讨论成为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的极重要内容。并且，《法兰西内战》的发表也成为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的关注焦点。“宣言在伦敦这里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叫嚣。起初试图对它保持沉默，但是办不到。……星期一，《泰晤士报》发表了非常可怜的社论，《旗帜报》又有反应，昨天，《泰晤士报》也有反应，总之，整个伦敦都只是谈论我们。”外在的压力构造了“强权”与“反抗”的多重意态，但这种阻力无法阻碍革命实践的坚定信念。“它引起了一片疯狂的叫嚣，而我目前荣幸地成了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在度过二十年单调的沼泽地的田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错的。政府的报纸《观察家报》以向法庭起诉来威胁我。看他们敢！对这帮恶棍我一点也不在乎！”
除了外在的压力和威胁，《法兰西内战》的历史语境中还包含来自内部的不和谐之音。这一点，恩格斯在1871年7月写给卡菲埃罗的信中清除地指出，“假如协会成了宗派，那么就会灭亡。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用以说明章程第一条的那种广泛性，这就是说，一切被接受加入协会的人都竭力谋求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可惜，像一切宗派主义者一样，思想狭隘的巴枯宁主义者们不满足于这一点。”在稍后的另一封同样是写给卡菲埃罗的信中（7月28日），恩格斯进一步强调，“我曾经说过，这种讨论不仅在协会内部经常进行，而且在总委员会中也经常进行，因为那里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欧文主义者、宪章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等等。最大的困难在于把他们所有的人联合起来，使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致破坏协会的统一和稳定。”毫无疑问，在这个时期写作并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就担负着这一使命。“《法兰西内战》宣言，在这篇宣言中，我们发表了维护共产主义的主张，……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对巴黎公社进行诬蔑的资本家推动了我们。……当我们和其他人一样为耕种贫瘠土壤分担一份工作的时候，不应当要求总委员会隔不长的时间就发出振奋人心的宣言，这种宣言可能会使相当一部分我们的会员满意，当然也会使另一部分人不满意。不过，如果现实局势要求这样做，我们就应当像发表《内战》宣言并为法兰西内战本身所证明的那样，来适应这个要求。”
进而，也正是在外在与内在的双重迫力之下，马克思得以阐明他的“反抗”理路。在写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说：“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像从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觉条件。”“打碎”资产阶级的“官僚军事机器”正是对“反抗”之彻底性（相对于巴枯宁主义之废除继承权的片面性）的强调，不再是不断反复的革命言说，而是彻底的、全面的、因而也是全新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开启了“世界历史”（“普遍历史”）之新起点的“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真正的”革命虽然暂时遭到了打击，但是它也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人类“阶级社会”的腐败性、虚伪性与必朽性，而“《内战》宣言”的指引之下，“国际”也肃清了内部的纷乱意见，重新直面《法兰西内战》中“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这一命题，进而开始揭示“帝国”这一“在地上没有强权可与伦比”（“Non est potestas super terram quae comparetur ei”）的“利维坦”怪兽的“强制”本性。
二、“帝国”：利维坦的现代建制
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政权有其暂时的历史进步性，但是这种进步却是易变且速朽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斗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随着“现代国家”中“争权夺利”的“狼性”的逐渐显现，马克思笔下的新兴资产阶级所创制的“人造天国”就成为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形象的现代转写，“号称‘国民的整体’或‘国家’（拉丁语为Civitas）的这个庞然大物‘利维坦’是用艺术造成的，它只是一个‘人造的人’；……在‘利维坦’中，‘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动的‘人造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用以紧密连接最高主权职位并推动每一关节和成员执行其任务的‘赏’和‘罚’是‘神经’，这同自然人身上的情况一样；一切个别成员的‘资产’和‘财富’是‘实力’；人民的安全是它的‘事业’；向它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们是它的‘记忆’；‘公平’和‘法律’是人造的‘理智’和‘意志’。”
我们知道，“利维坦”这个源自《旧约·约伯记》中的怪兽形象，是霍布斯用以描绘奠基于第三等级的“狼性争夺”（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的承认秩序之上的权力体（sovereign power）的重要意象，“利维坦的意义就在于，作为一条颇有效果的圣经引语，他以一个动物形象绘写了（veranschanlichen）最强大的世俗强权，这个无与伦比的势力（starke）控制着所有较弱的势力。”在此，这一“无与伦比的势力”就是马克思所论述和批判的“帝国”，源自“帝国”的“承认秩序”与被“帝国”所“承认”，就酝酿出中世纪的“垃圾”被资本的力量“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之后重新生发的奴役誓言：“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我们在永生不朽的上帝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和安全保障都是从它那里来的。”在这里，这个新的“活的上帝”（以“怪兽”的形象达成其神圣）不再依赖“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区分来证成自身，“霍布斯所指仅在于：拥有主权权力者掌有仅他所有而且不可分享的最高世俗强权（Macht），由于‘这种强权和力量的恐怖’（《利维坦》第17章），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大人物，那些‘骄傲之子’，都臣服于他。”以“力”为原则的统治（Conatus），构造“帝国”之“无与伦比的强权”，在这个意义上，“帝国”的理由就是奴役的理由，利维坦的现代建制之下，受困其中的人们只拥有“臣属的自由”，也即当代语境下的消极的、否定性的自由（negative freedom）。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霍布斯式的公民秩序（civil order）颇值得争议，由其所提出并后来被洛克及苏格兰启蒙派自由主义学者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所坚持的无产阶级相对于统治阶级的“消极自由”理念也必将被新的革命性的学说所超越。“现代工业的进步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面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这样的清醒认识之下，马克思也敏锐地指出了“利维坦”的新的变体。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他说：“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在欧洲各国内阁里有其爪牙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利维坦的阴谋被无情揭穿，反抗的言辞释放理性的锋芒，并以决绝的姿态开启全新的革命历程（“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利维坦必将在“公社”与“国际”（即使仅就其理念意义上的持存而言）的抗争之下最终崩解，“消极自由”也必将被“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所取代，彼时，“为承认而进行的斗争”（黑格尔语）也将达致“相互承认”的至高状态。
三、反抗“利维坦”：积极自由的视野
与“消极自由”的寻求“外在障碍的缺乏”不同，“积极自由”要为个人的存在找到一种精神力量，使得个人能够在层层的压制之中按照自己的理性目标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实现自己的自由。这也就正是以赛亚·伯林在其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所论述的，“‘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希望被理性、有意识的目的的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推动。”在这里，“积极自由”的成为“主人”的意愿行为（voluntary motion）无疑正指涉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有关键意义的“主奴辩证法”。“主人是自为存在着的意识，但已不复仅是自为存在的概念，而是自为存在着的意识，这个意识是通过另一个意识而自己与自己相结合。”在存在秩序的较低层级，“主人”必须与一个隶属性的“另一意识”相因应而存在（Kojeve式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解读），“主人是通过另一意识才被承认为主人的，因为在他们里面，后者是被肯定为非主要的，一方面由于他对物的加工改造，另一方面由于他依赖一个特定的存在，在两种情况下，他都不能成为他的命运的主人。”也即是说，在马克思所指称的“阶级社会”中，我对他人的关系——这个他人是能够承认我的人——是一个中介，借此中介，我才能取得对自己的关系，而我对自己的关系又必须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取得。这种双重过关系是在一个双重的对立中形成的，在对立中，每一个人都力图通过对方来获取承认，这其中最重要的形式就是通过压迫对方来获取对自己的承认，或者说是为了以此表明只有他自己处在其位置之上。简而言之，每个人都通过牺牲他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由此可见，“积极自由”不仅是阶级社会固有的主/奴关系的悖论式展开所指向的“斗争”样态，更是对这种低阶的“争斗”循环（尼采化了的“永恒轮回”）的根本超越，“成为自己的主人”，就同时意味着对于“作为奴隶的主人”与“作为主人的奴隶”的双重超越，即对一切阶级-奴役模式的总推翻（“真正的人民革命”）。这也就正是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提出的，“所谓自由，即从一切‘有限’事物中摆脱出来，抓住事物的纯粹抽象性或思维的简单性。”
对“主奴”谓述的“有限”性的超越，在现实政治中就表现为通过对利维坦“帝国”的反抗，以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人类秩序的抽象纯粹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将遍立于全世界。”阶级统治所蕴涵的主奴辩证法，在“承认”中消解“承认”，只能以利维坦式的“力的图示”来构造奴役的权力，但最终却使得人（主体）成为“共同权力”的附属物。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篡夺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在此，当我们以伯林的“积极自由”的定义相参照，就会发现，那种被描述为“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属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的意愿决断（liberum arbitrium）就正反馈出巴黎工人在公社的革命实践中所洋溢的变革之声，而这也必然成为马克思与“国际”所必然激发出的超越之音。“事实是，既然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精华都属于国际，而且都浸透了国际的思想，他们在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就定然会走在最前面。”
以“积极自由”批判霍布斯谱系的“消极自由”观，坚定而清醒地反抗人造“利维坦”，“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来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将生命力归回到社会有机体之中的“解放”，意味着“相互联系的有自我意识的主体通过退它们的不平等的特殊的个别性的取消，因而就把自己提高到对它们的实在的普遍性，即属于它们全体的自由的意识。”“积极自由”在“相互承认”中达到真正的良序，“相互承认的自由”也同时成为积极自由的核心意涵。“普遍的自我意识是在别的自身中对自己本身的肯定的知，其中每一个作为自由的个别性都有绝对的独立性，但由于对其直接性活欲望的否定都不把自己与别个区分开，都是普遍的自我意识和客观的，并且都有作为相互性的实在的普遍性，因为它知道自己在自由的别人中被承认，而他知道这点，因为他承认别的自我意识并知道它是自由的。”“相互承认”的自由通过“革命”与“解放”得以超越阶级社会的生存斗争（“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模式，《法兰西内战》也由此立论其制度性愿景：“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共产主义使得“相互承认”的理想状态成为可能，而积极谋求自身主宰性的自由观念也正蕴含在“可能的共产主义”的理念之中，作为主体的“我”不再受制于“物”，不再受制于阶级或强权的宰制，不再是附属性的、隐含性的存在。在《法兰西内战》这一光辉文本的指引之下，“我们共显：我们会聚于世界”。
结语 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
信念论政治（politics of faith）与怀疑论政治(politics of skepticism)可以作为人类政治话语据以区分的两个谱系。信念论政治目标坚定，勇于行动，视自己所秉持的建构式观念为无上的权威，“‘相信人能在历史中得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完善，不完善是暂时的。”怀疑论政治则总是消极的，不倾向于改变，或者不意愿本质性的变革，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就属于这样的类型，他们与那些共产主义的外在的怀疑者（整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巴黎公社的战士是最坚定的信仰者，他们为“美好社会”的明天而奋斗。“的确，也有人在剧痛迫近时听到相反的命令。风暴起时，他们不以为然，坦然处之，比风暴更傲然、更欣然，更似赳赳武夫，是啊，是痛苦本身给他们带来了伟大的时刻！他们是人类中承受痛苦煎熬的英豪和伟人。”作为思想事件的《法兰西内战》，以其刚毅的笔力、雄辩的言辞，一方面回击第三等级的造谣中伤，另一方面也有利地拒斥了“国际”内部的“怀疑”之声，在公社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破旧立新的“伟人”，持守坚定的信念，追随“国际”的理想与信仰，拒斥来自各方的诋毁与质疑，为世界历史谱写出新的篇章。“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一、对普法战争持续关注并强调工人阶级的作用
普法战争是结束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建立普鲁士支配下的德意志帝国的一次战争。两国外交关系早在1870年就紧张起来。1870年7月9日法国对普宣战，9月法国抵抗政府废黜拿破仑三世皇帝，建立第三共和国，在极不利的条件下抗击德军，但无法击退德军。10月27日，巴赞在梅斯投降，1871年1月28日，巴黎失陷，法国被迫签署不平等条约，赔偿巨额赔款，德军占领法国北部诸省。战败成为1871年3月18日起义到5月28日一共只存在了七十二天“巴黎公社”的起因。
马克思致欧根·奥斯握特（1870年7月26日），谈到《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我坚信，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对抗民族纠纷的复活和现今整个外交的真正力量。”（P132）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1870年7月28日），谈及普法战争，指出两个民族间的战争使他想起有关两个俄国贵族的笑话，这两个贵族由他们的两个农奴犹太人跟随着。贵族甲打了贵族乙的犹太人，贵族乙回答说:“既然你打了我的犹太人，我就要打你的犹太人。”看来，两个民族都顺从它们自己的专制君主，容许本民族去攻打另一个民族的专制君主。（P133）
然而，令人宽慰的新的情况是，“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工人们都在进行抗议。的确，两国国内的阶级战争非常发展，以致任何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不能长期地使历史的车轮倒退。相反，我认为，现时的战争将会产生双方的‘官方人士’完全意料不到的结局。”（P134）
因此和历代战争不同的是，工人阶级要发挥作用，成为制止战争的力量。而与恐怖主义不同的是，不是工人阶级在进行恐怖活动，而是小农、赤贫者等非阶级力量的零星反抗，是作用不大的。
同时，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年12月13日)， “不管战争怎样结束，它已经教会法国无产阶级掌握武器，而这就是未来的最好的保证。”（P169）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0年9月1日），“普鲁士蠢驴们不会了解，目前的战争必然会导致德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正象1866年的战争曾导致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一样。这是我所期待的德国从战争中得到的最好结局。除了同俄国结成同盟并屈从于俄国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独特的‘普鲁士主义’。此外，第二次这样的战争将是俄国的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助产婆。”（P147）这里就谈到了“二次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必然性问题。
马克思致塞·德·巴普(1870年9月14日)，“我很了解，那些鼓吹绝对放弃政治的人(似乎工人就是一些在广大的世界之外给自己创造小天地的僧侣)，当历史的警钟一敲响的时候，总是要陷入资产阶级政治中去的。”（P155）这是对实用主义和埋头走路不抬头看方向、不辨析真理的后果的判断。
马克思致欧·奥斯渥特(1870年9月23日)，“假如您在《双周评论》上发表一篇关于国际、关于总委员会有关战争的宣言和关于这些典型的‘自由的’英国报纸如何对待我们的文章，而我将设法使您的文章也在西班牙、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匈牙利、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我们的报纸上转载，——那末您将对国际作出可能作出的最大帮助!这些英国报纸实际上比柏林的报纸更效忠于普鲁士警察机关。”（P161）
马克思致彼·伊曼特(1870年11月11日) ，“根据我从法国得到的种种消息来看，整个资产阶级都宁愿让普鲁士占领，而不愿让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共和国取得胜利。”（P164）可见世界历史进程中，阶级利益矛盾更甚于民族国家矛盾。
马克思致齐·迈耶尔(1871年1月21日)，“按照我们的章程，只有在公然违背国际的章程和原则的情况下，总委员会才能行使否决权，而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始终不渝地遵循给各支部以行动自由和自治权的政策。”（P176）提出党内民主原则。
二、关注和预判“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
巴黎公社起义是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巴黎无产阶级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为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而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武装起义虽然仅进行了72天，但它却以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世界意义的第一次演习，载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史册。
马克思致彼·伊曼特(1871年3月30日)，“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然，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作自己共同的敌人。”（P198）
恩格斯致菲·克楠(1871年4月5日)，“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
(1)立即草拟致伦敦及外省的英国工联的呼吁书，并加以刊印，分送给所有联合会，以唤起它们支援安特卫普罢工工人。
(2)总委员会派出代表到集中在伦敦的、同我们保持联系的那些大联合会，动员它们也这样做。” （P199）
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1871年4月6日)，“看来巴黎人是要失败的。这是他们的过错，但这种过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过分老实而造成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后来公社都给了梯也尔这个邪恶的侏儒以集中敌人兵力的时间:（1）因为它们愚蠢地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梯也尔力图用暴力解除巴黎武装并不是开始内战似的；好象只是为解决对普鲁士人的和战问题而召集起来的国民议会不曾立即对共和国宣战似的!（2）为了避免篡夺政权的嫌疑，它们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当反动派在巴黎--旺多姆广场--失败以后，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去进行公社的选举，而组织公社的选举等等又花费了许多时间。”（P202）这就对“巴黎公社”的命运进行了研判，并为巴黎公社失败后两天，即1871年5月30日总结经验教训，写作《法兰西内战》做了铺垫。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P206、207）从而对“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作出高度评价。
三、对新闻战中舆论导向的作用的认识
马克思致威·李卜克内西(1871年4月6日)，“你千万一个字也不要相信报纸上出现的关于巴黎内部事件的种种胡说八道。这一切都是谎言和欺骗。资产阶级报纸上那一套下流的胡言乱语还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出色。”（P202）联系当今信息时代和互联网技术革命对新闻舆论的导向作用，更可见需要重视各种思潮观点利用新闻战、情报站、心理战对舆论导向发挥影响力的意图。
四、对革命时机和条件把握理解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17年4月17日)，“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P210）这表明，马克思对革命时机和条件的把握并不机械。
朱亦一对刘道一的报告进行了评论和提问，刘道一由于健康原因暂时没有进行回应，这里仅将朱亦一的评论和提问附上：
经由“思想事件”、“重构”、“历史语境”、“意象”、“蓝图”、“意态”、“转写”、“抽象纯粹性”、“谱系”等概念建构起来的《反“利维坦”的言说——作为思想事件的<法兰西内战>》一文，没有走“八股文”路线，相反，向我们展示了“基于在对于‘可能世界’的命题性把握的意涵下展开对霍布斯式的资产阶级宪政‘利维坦’的批判”。若要实现这种批判，的确如作者所言，需要若干条件：其一、以马克思、恩格斯围绕《法兰西内战》的写作、出版与传播的书信为导引，在后文中，我们也能看到，用“导引”一词的确恰如其分；其二、以《法兰西内战》的手稿为蓝图；其三、对于‘可能世界’的命题性把握的意涵。
当我们在解构而非建构意义上来面对该文本时，从其所引用文献的来源看，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之第16（1处）、17（12处）、18（1处）、33（10处）等卷，有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阿多拉茨基的《马克思年表》、施密特的《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霍布斯的《利维坦》、吴增定的《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保罗·利科的《承认的过程》、李石的《积极自由的悖论》、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小逻辑》和《精神哲学》、科耶夫的《黑格尔导读》、罗克摩尔的《黑格尔：之前和之后》、让-吕克·南希的《解构的共通体》、欧克肖特的《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尼采的《快乐的知识》等文献。针对于此，我的问题是，可能处于不同的理论以及现实论域中的这些书籍，可能所包含的问题意识与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不同的，他们是怎么处于刘文的文本中的？尤其是所引文献跨度之大，涵盖历史跨度、学科跨度、性别跨度、作者的理论水平的跨度等等问题，是否会出现所引“文本之间的战争”？当然，小家伙说出真理的可能性是巨大的，在思想史上挖掘“小历史”也不能否认其存在的历史价值。但当我们把马克思作为理解某种对象，比如“利维坦”时的中介之一时，和马克思对话的对象或许也应当是有所选择的。这边是第二个问题，即当把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史的对象以及作为其他对象的理解中介而存在时，这种做法是否会因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复杂性而导致对目标对象的理解产生别样的折射和偏差？第三个问题：当引入积极自由、消极自由进入文本时，作者用“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而没有用“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继续阐述，因何？
余斌认为，刘道一的报告中“以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人类秩序的抽象纯粹性”不妥，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消灭阶级后将不存在。余斌还认为，刘道一结合西方哲学来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但需要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去改造西方哲学，而不要反过来用西方哲学思想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执行编辑：张伟、刘道一、孙应帅，审校：余斌）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29．
《法兰西内战》手稿是马克思在1871年4-5月间写成的。这一手稿在马恩生前及逝世后很长时期内没有发表过，直到1933年，初稿的一些片断才发表在《真理报》72、76号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803-804．
此处参校克里普克对于“可能世界”的提法：“‘可能的世界’是被规定的，而不是被高倍望远镜发现的。” 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5．
利维坦，《圣经》中的庞然巨兽，上帝在《约伯记》第41章24节就“利维坦”说：“Non est super Terram,quae comparetur ei ; Factus est ita ,ut non metuat。”（“在地上没有强权可与伦比，他如此造成，故无所惧怕”。）17世纪的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霍布斯以这个形象来命名他的著作《利维坦》，以之喻解资产阶级政权与人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之间有别于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议题。本文对“利维坦”意象的接引只涉及与“利维坦形象”相关的资产阶级“共同权力”及其治理的问题，围绕这一核心形象而展开的社会契约与自然法问题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803．
马克思致弗兰克尔和瓦尔兰.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26．
马克思致弗兰克尔和瓦尔兰.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26．
阿多拉茨基主编．马克思年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518．
仅只1871年6月，马克思就在同爱德华·比斯利（6月12日）、尼古拉·丹尼尔逊（6月13日）、路德维希·库格曼（6月18日）的通信，恩格斯在同威廉·李卜克内西（6月22日）、卡洛·卡菲埃罗（6月底）的通信中多次提及《法兰西内战》的写作和产生的影响。而如果仅以《马恩全集》33卷所收入的信件来看，这也就意味着马恩在宣言完成后所写的每一封信（除给家人的之外）都在讨论这一“宣言”。
恩格斯致李卜克内西.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38．
马克思致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36-237．
恩格斯致卡菲埃罗.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42．
恩格斯致卡菲埃罗.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63．
恩格斯致卡菲埃罗.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67．
马克思致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06．
马克思致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10-2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58．
施米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55-356．
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
施米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8-59．
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31-132．
施米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8-59．
相关论述参见《利维坦》第21章《论臣民的自由》，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62-173．
吴增定．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5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5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589．
关于“承认”的三个阶段即“作为认同的承认”、“自我承认”和“相互承认”的细致论述，参见保罗·利科．承认的过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对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概念的区分的经典论述，请参阅：伯林．自由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67-221．而关于“积极自由”的新的论证，以及与法兰克福的“二阶欲望”理论、德沃金的认同理论和威廉姆斯的“内在理由论”的结合，请参见：李石．积极自由的悖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62．
李石．积极自由的悖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
伯林．自由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0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44．
参见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45．
罗克摩尔．黑格尔：之前和之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4．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7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586-58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59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65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588．
黑格尔．精神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4．
黑格尔．精神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3-23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62．
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28．
欧克肖特．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44．
尼采．快乐的知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2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