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34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研读会简报第34期
[编者按]
自200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的青年学者们历时五年，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全部50卷的集体学习。
五年间，他们平均每年安排10卷的学习，不定期地举办读书会，由两至三位报告人，分别报告学习体会，然后参会者就相关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整理通报。通报的内容以报告人的研读笔记为主。五年坚持下来，颇为难得。本网将分期刊登这些通报的主要内容，其中一些个人体会明显具有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痕迹，望网友予以谅解，以能够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为盼。
34卷研读会概况
2012年5月22日在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了原理部《马恩全集》第34卷读书研读会，本次会议的主要报告人是朱亦一和孙应帅。会议由余斌主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的第一部分主要收集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1875年1月-1880年12月大约5年53封的书信；第二部分主要收集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同时期和其他人的通信221封及马克思家人燕妮等的11封书信。这里主要学习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同时期和其他人的通信。朱亦一的读书报告主要就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的主要内容向大家做了介绍，并结合当前做了某些感想和评论。孙应帅的报告则主要结合本卷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人通信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解读和阐释。大家并对马克思对科学发展和地外文明的看法进行了讨论。
在对第34卷的阅读中，我想请大家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恩格斯对哲学和科学的态度；马克思对李卜克内西的看法。
以对友人的关心为起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了1875年的通信生活：1875年2-3月的某一天，马克思对恩格斯这样说：“克劳斯博士又回格蒙德自己家去了；他已与妻子重归于好。”
在1876年5月28日，恩格斯这样对马克思说：“你说的倒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体的俄国土地关系和一般的地租，没有什么事情打搅你。我却不得不坐硬板凳，喝冷酒，突然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看来，恩格斯对杜林真的是没什么好印象，对于写作《反杜林论》一书则认为是一件不得不做的苦差，这根源于杜林的影响力。
恩格斯接着说道：“真正的哲学——形式逻辑、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对于哲学的内涵有着自己的看法。但这并不影响恩格斯所开启的工作，即“对古代史的重新研究和我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对我批判杜林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感到我对于这个领域非常熟悉，我能在这方面进行活动，虽然要十分小心，但毕竟有相当的自由和把握。”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反杜林论》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尽管这是经过和马克思讨论过的《反杜林论》，但是，这依旧还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8月25日，恩格斯通过介绍兰兹格特的情况结束了1876年的通信，即“目前在兰兹格特住的几乎全是小菜贩和其他很小很小的伦敦小店主。这些人在往返票有效期间，在这里呆一个星期，然后让位给另一批这样的人。这些人以前是当天来当天走，现在要呆一个星期。乍看起来，以为这是些工人，但是这些人的谈吐立即显出他们的状况大概略好一些，属于伦敦社会最令人厌恶的阶层，这种人在言谈和举止上已经准备好在必然临头的破产以后操起同样必然临头的沿街叫卖的行业。”倒霉的杜林，依然还是被批判的对象，恩格斯认为，“最适宜的读物自然是杜林先生的自然现实哲学。我从来还没有看到过如此自然的东西。一切都被看作是自然之物，凡是杜林先生认为是自然地发生的一切，都应被看作是自然的，所以他也就永远从‘公理式的命题’出发，因为自然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论证。这本东西的庸俗程度超过以往的一切。但是，不管它怎样不好，谈论自然界的那一部分还是最好的。在这里总算还有一些辩证说法的可怜残余，但是只要他一转到社会和历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现的旧形而上学就又开始支配一切，他也就象骑在一匹真正的瞎马上，由这匹瞎马驼着他无望地兜圈子。他的视野没有越出普鲁士公法的作用范围，而普鲁士的官僚统治在他看来就是‘国家’。从今天算起，过一个星期，我们将返回伦敦，那时我立即着手批判这个家伙。他宣扬的永恒真理是些什么，你可以从他把烟草、猫和犹太人看作三样令人厌恶的东西并对之痛加叱骂这一点看出来。”
1877年3月2日，针对前期《反杜林论》第一编各章的校样，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在1877年1月3日到5月13日的《前进报》中的情况，恩格斯想让李卜克内西把校样邮寄给自己，因为恩格斯对这些编辑不放心，恩格斯对马克思说，“这些人可能又在用我的名字刊登他们所编造的胡言乱语。”在信中，恩格斯还指出，“布莱顿确实是一个‘上流的地方’，因此，这里的上流人士多的不得了。这里的水族馆以其繁殖鱼类和两栖类的成就赢得了真正的科学声誉，而伦敦却不知羞愧地进行拙劣的模仿，在韦斯明斯特建立了一个观鱼游乐场，而且还大肆喧嚷，真是丢脸。”在这里，恩格斯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来说明“科学”在其眼中的地位。
7月18日，马克思对恩格斯谈论了对某些杂志的看法，即“假如出现一种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杂志，那的确是很好的事。它将提供进行批评和反批评的可能性，并且我们还可以阐明一些理论问题，揭露教授和讲师们的绝顶无知，同时廓清广大公众（既包括工人，也包括资产者）的思想。可是，维德的杂志只能是伪科学的；它的撰稿人的主要核心必然是那些把《新世界》和《前进报》等等弄得摇摆不定的缺乏教养的无知之徒和浅薄的文人。毫不留情——一切批判的首要条件——在这伙人当中是做不到的；此外，还要经常照顾到通俗性，也就是要向没有知识的读者作解释。请设想一下，一种经常把读者不懂化学作为基本前提的化学杂志是什么样子的。抛开这一切，由于维德的必然撰稿人在杜林事件中的行为，也不能不小心谨慎，我们不得不同这些人保持党在政治方面所允许的相当大的距离。看来，他们的准则是：谁只用谩骂去批判自己的对手，谁就善良，而谁用真正的批评痛斥对手，谁就卑鄙。”
7月19日，恩格斯对马克思说，“同德国资产阶级的智力比较发达这一点相反，一种新的德国庸俗社会主义正在发展，它可以毫无愧色地同1845年的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媲美。”
7月23日，马克思对恩格斯说，“‘公民’、‘思想家’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者’莫斯特想得美妙而又狡诈。总之，准备第二次合并；我们将同杜林先生在一起，因为那里没有他是不行的；同时，在莫斯特一伙人主编之下，他们将利用我们的名字恭恭敬敬地把他们的一切庸俗东西强塞给公众！在这种情况下，我倒宁愿百倍高兴地使维德满意。莫斯特毕竟使我高兴，他使我有机会以拒绝来回答他。这些家伙以为，他们是在同‘驯良的小羊羔’打交道。多么无耻！”
7月24日，恩格斯向马克思转述了自己对《前进报》的“绝妙来信”的答复，即“我想答复如下：第一、不可能答应给一个只署名编辑部而不知道编辑是谁的科学杂志撰稿。代表大会的决议的价值——不管这些决议在实际鼓动方面多么值得尊重——在科学上等于零，它们不足以使杂志具有科学性，因为科学性是不能法定的。没有十分明确的科学方向的社会主义科学杂志是不可思议的，而在目前德国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并相应地产生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至今没有任何保证使所采取的方针能为我们接受。”
8月1日，马克思对恩格斯说，“我认为，李卜克内西（由于推荐糊涂人阿科拉和生意人拉克鲁瓦尔再次大显身手）关于赫希柏格所说的或能够说的一切，都不如赫希柏格的信能更好地刻划出他这个人。赫希柏格是第一个——在我看来他怀有最良好的意图——捐资入党并想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党的人。他显然极少了解或根本不了解他想‘国际地’网罗在自己周围的那些‘国外的’党员和作家。对可敬的贝·马隆，这个连比利时的《自由报》都斥之为浅薄文人的人，他也殷勤接待！”
8月8日，马克思对恩格斯说，“关于欧文。萨金特的著作很容易弄到。更重要的是一本关于私婚的小册子，但弄不到。小燕妮所有的两本厚书，肯定不在她家里。我在那里翻遍了，可能是龙格带走了。必要时，从老奥耳索普那里可以得到欧文的全部著作。然而，我在家里找到了欧文的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即《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年版），欧文在这本书中对自己的全部学说作了简要概述。我已把它完全忘记了。这本书连同傅立叶的《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和《经济的新世界》以及雨巴关于圣西门的著作一起，我今天都带到你家里去。”
1878年9月18日，恩格斯对马克思说，“俾斯麦由于无法驳倒倍倍尔对他提出指责的那些事实，只好进行可怜的诡辩，说什么在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过分颂扬公社以前，他是同情社会民主党人的，——他自己就曾称赞过公社是效仿普鲁士的城市制度！”
1879年8月26日，马克思对恩格斯说，“马萨诸塞劳动统计局局长莱特给我寄来了1874—1879年的全部报告（可见，他根本不知道哈尼以前寄过材料）以及马萨诸塞人口调查汇编，并书面通知我：“今后将乐于在我们的出版物问世后立即寄上。”只有俄国和美国才会这样“讲礼貌”。
9月9日，恩格斯对马克思说，“赫希柏格直截了当地宣称，德国人犯了错误，他们把社会主义运动变成了纯粹的工人运动，并且由于不必要地挑逗资产阶级而给自己招来了反社会党人法！他还说什么运动应当由资产阶级分子和有教养的分子来领导，它应当具有十分和平的、十分改良的性质，等等。你可以想象，莫斯特在多么起劲地攻击这些卑劣言论，并再次以德国运动的真正代表自居。简言之，在这件事以后，我们最好是表明我们的立场，至少要对莱比锡人表明，我想，这一点你也是会同意的。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和赫希柏格唱一个调子的话，那末，我们也许还不得不公开地这样做。”
恩格斯在信中接着说，“自从俄国外交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不得不考虑俄国内部事态以来，它就很不顺利。它的虚无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正在彻底破坏同德国的联盟，以致这一联盟至多只能在短暂的时期内表面上修补一下……”
9月10日，马克思对恩格斯说，“李卜克内西没有主见。”
马克思还认为，“要尖锐地和不客气地说出我们对《年鉴》的胡言乱语的意见，即暂且把一切都明白无误地‘奉告’莱比锡人。如果他们仍旧这样对待他们的‘党的机关报’，我们就必须公开宣布不承认他们。在这类事情上应当不留情面。”
马克思的身体状况依然很糟糕。
第34卷的通信截止期是1880年。
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美国出版。
一个问题是：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哲学——形式逻辑、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是什么意思？
这里主要学习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同时期和其他人的通信。
一、进行《资本论》法文、德文、俄文和其他文字的校订、出版
这一时期，马克思在进行《资本论》法文、德文、俄文和其他文字的校订、出版工作。按照注释所说明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译本由约·鲁瓦译出。马克思对译文作了重大修改，对原文作了大量的修订和补充。因此马克思认为，法文版和德文原版同样具有独立的科学意义。此后第一卷的德文、俄文和其他文字的版本均参照法文版作了修订。
而法国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和出版者莫·拉沙特尔承担了该书的出版事宜。这本书在巴黎拉羽尔印刷所印刷。按照马克思和拉沙特尔签订的合同，《资本论》应当分册出版，总共四十四册，每册一个印张。每两册同时印刷，但是每套五册一次出售，这样总共九套。全书在1872年9月至1875年11月期间问世。
《资本论》的法文译本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开始的政治反动的条件下出版的。1875年年中，法国政府把拉沙特尔在巴黎的出版社的法律权利转给了反动分子凯，这个人千方百计地拖延该书的印刷并阻挠该书的发行。《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在法国和其他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克思自己也说：“法文版耗费了我很多的时间，我自己将永远不再参加任何翻译。”他要求英文版翻译者杜埃“在翻译时除了德文第二版以外还必须参照法文版，因为我在法文版中增加了一些新东西，而且有许多问题的阐述要好得多。”在1878年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时，他再一次强调；“译者应始终细心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尽管在译成法文时，我迫不得已不止一次地使阐述‘简化’，特别是在第一章中）。”
马克思致玛·贝瑟姆－爱德华兹的信中，对他要求尽早出版《资本论》节译本的论断表示惊讶，“我保留有翻译权，而且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有版权协定。因此，未经我事先准许，我当然要阻止任何这类删节本的发行。删节给译者变为背叛者提供了特别方便的条件。校订在巴黎分册出版的未经删节的法译本，比我用法文重写这整部书还要费劲。”同时，对于他在著作引用章程的导言和国际成立宣言的一些段落时硬说成是马克思的话，马克思也摆出事实予以澄清，显示了马克思的严谨态度。
马克思致海尔曼·舒马赫的信中并指出，“杜能和您本人把工资看作是实际经济关系的直接表现，我则把工资看作是外表形式，它掩盖着同自身表现有本质区别的内容。”
《资本论》第二卷的工作日内将重新开始。“但是，如果必须批驳学术界流传的关于马克思的各种无稽之谈，那末要做的事就太多了。例如，有一个俄国人昨天说，某个俄国教授固执地断言，马克思现在仅仅研究俄国问题，而且据说是因为马克思坚信俄国公社将遍布全世界!”
二、与拉萨尔派观点作斗争，批判《哥达纲领》
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未来的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草案，这个草案包含一整套反科学的荒谬论点和对拉萨尔派的让步，只是略加修改就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了，后来以《哥达纲领》的名称闻名。
对此，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实行的合并所持的共同意见。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个工人党的合并抱肯定态度，但是他们认为，必须在原则上健康的基础上，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不向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失去自己影响的拉萨尔派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合并。因此，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这封信是指定给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爱森纳赫派的领导的)中批评了哥达纲领草案，并警告爱森纳赫派不要向拉萨尔派让步。
他说：“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对此，“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象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经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末，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同人民党携手合作了这么多年呢？”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别人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象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种“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象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象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这种组织。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恩格斯并对一些当时的“时髦词语”进行了批评。比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末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再比如：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因此，“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象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
马恩对自己在德国党的作用进行了描述，“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在人们的想象中，我们是在这里指挥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仅仅限于理论上的。”这类似于发挥着“精神领袖”的作用。
对于如此详尽指出纲领错误的意义，恩格斯指出，“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象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还倒退一步。”
由于恩格斯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因此他预言，“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已经恢复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的‘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奋不顾身地起来反对它自己在一个时期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末，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而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又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反动的一帮’中的一部分！”这对各国共产党现实政治中的党内斗争和团结也具有借鉴意义。
恩格斯1875年10月11日致威·白拉克和10月12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再次表达了对《纲领》的意见：（1）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这些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接受。（2）一系列庸俗民主主义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拟出的。（3）一些多半是从《宣言》中抄来的本应是共产主义的命题，但是作了这样的修改，只要仔细一看，全都是些令人毛骨耸然的谬论。
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批评也获得了马克思的肯定，马克思除了写就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逐条对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外，在给威·白拉克的信中，马克思表达了和恩格斯一致的意见：“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的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同样，“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在这里秘密地领导所谓爱森纳赫党的运动”，因此，马克思不得不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意见。他也同样表示，“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可见，马恩之间的观点和言行是十分配合和一致的。
三、一些观点的阐释
1.对于共和制问题。1875年1月21日法国国民议会开始讨论《关于社会权力机关组织法》草案，这是1875年宪法的组成部分。1月29-30日在讨论该法案的修正案时，决定了关于法国国家制度性质的根本问题。1月30日经过决定性的表决，在宪法文本中间接承认，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制度为共和制。
马克思对此评论道：“看来，波拿巴派先生们终于吓倒了奥尔良派，后者现在匆促地照自己的样式给你们搞出一个共和制。但是我认为，这种共和制一旦建立起来，它也就会使奥尔良派的阴谋破产，推翻地主统治并将循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
恩格斯1877年致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也指出，“法国已毫无意义的关于国体的争论即将最终结束，共和制将暴露其本来面目：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典型形式，同时也是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统治瓦解的典型形式。”
2.对于议会制和选举问题。1877年1月10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十二人当选议员，他们获得了将近五十万张选票。对此胜利，马克思致斐·弗累克勒斯信中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国会选举中对自己力量的检阅，不仅吓坏了我们最可爱的德国小市民，而且也吓坏了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阶级。一家英国报纸痛心地指出，‘法国社会党人矫揉造作的激情和德国社会党人求实的行动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恩格斯1877年致伊·鲍利的信中则指出：“我愿意相信，选举使您厌烦了，因为您还不能亲自参加选举。当我们取得政权时，一定要使妇女不仅参加选举，而且被选为代表，发表演说。这里的教育部门已在这样做。”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也同时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要真的患了议会症，“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圣灵就降临到当选人身上，就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永无谬误的宗教会议，就可以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容违背的教义”。
3.对于正义、自由、平等的观念。马克思1877年致左尔格的信中指出，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他们“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他并指出，“工人本身如果象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
1877年出版的《未来》杂志的编辑部提出了一个机会主义的纲领，其中说：“社会主义意向的最重要和最光辉的目的，是公平分配福利……《未来》力求证明，只有当一些个别人无情使用专横的可能性被剥夺以后，才能彻底消灭不正义现象，美好社会制度也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运动的进步的意向，是促进个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幸福共居，加速发展和进步，因此，社会舞台上的改良在这种情况下是适用的”。对此，马克思指出：“《未来》杂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的主要意图就是用关于‘正义’等等的虚妄词句来代替唯物主义的认识。杂志的纲领非常可悲。它还允诺要提出关于未来社会结构的妄诞设想。一个资产者捐资入党后的第一个结果就不妙，而这是事先就应该预料到的事情。”
4.对于全民党和阶级斗争问题。187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鉴》，里面载有《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这篇文章是拟在苏黎世创办的德国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苏黎世管理和监督编辑部的委员会的三个委员（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写的。这份相当于“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是他们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新机关报的真正纲领。对其中的一些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评析，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点，它首先必须抛弃粗鲁的无产阶级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因此，选举资产者吧!”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一切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如果取消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当然，在至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但这种因素“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但是，这对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来说是谈不上的。”“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恩格斯对这类幻想也指出：“反对那些带着博爱主义倾向的大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大学生和博士们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这些人正在钻进德国党内，并企图把无产阶级反对其压迫者的阶级斗争溶化在人类普遍的兄弟同盟之中，而这个时候，人们想使我们与之结成兄弟同盟的资产者，正在宣布我们为非法，取消我们的报刊，驱散我们的集会，对我们实行赤裸裸的警察专制。”
5.对于暴力革命问题。恩格斯分析了1877年法国工人运动实践后指出，“法国在实践方面超过我们有多么远。不管目前成果怎样微不足道，那里总还是第一次不经过暴力变革而取得一点收获，而在一八七一年大屠杀以后不久就采用暴力，则只会在那里导致新的镇压和新的波拿巴主义。现在完全可以预期，工人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争取到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以及进行组织和斗争的其他手段，而这些就是他们目前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现在可以弄清楚理论问题，这很重要，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就会作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并且具有明确的纲领而投入革命。”他并对俄国战争做出预判：“没有成效的战争或者新的失利必定会在彼得堡引起革命。革命将从宫廷和制宪开始，这将是1789年，随后将是1793年。只要在彼得堡召开国民议会，整个欧洲的面貌就将改观。”这实际上预言了俄国在以后的日俄战争失败后的历史进程。
1879年11月，对于1879年10月12, 19和26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4号上刊载的《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的报告》，恩格斯评析道：“党谴责任何战争(就是说，也谴责它本身必须进行的和它虽然如此而仍在进行的战争)并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这样的党不会热衷于国内战争(就是说，即使在国内战争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个论点可以理解为：党谴责任何流血，它就不会主张放血，也不会主张切除坏疽的肢体，也不会主张科学上的活体解剖。讲这样的话干什么？”
6.对于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1875年，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信中预测，由于商业危机日益加剧。从亚洲特别是东印度市场来的消息显示，那些市场多少年来已经日益饱和。“真正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我一直认为这种时间不是不变的，而是逐渐缩短的；但特别可喜的是，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
马克思并指出：“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象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出现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
对1878年欧洲各国间混乱的战事将会引起的社会危机，马克思也预言：“土耳其和奥地利是1815年重新修补过的旧欧洲国家制度的最后支柱，随着它们的复灭，这种制度将被彻底摧毁。将要在一连串战争（起初是‘区域性的’，最后是‘全面的’)中出现的这种崩溃，会加速所有这些炫耀武力、外强中干的国家的社会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灭亡。”
至于农业危机，马克思指出：“它将逐渐加剧、发展，并渐渐达到它的顶点；这将在土地所有制关系中引起真正的革命，而完全不取决于工商业危机的周期。”
当然，马克思也同时指出，“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
而在法国“资产阶级和农民中也正出现愈来愈向左转的过程。不过还有一个困难：这种向左转首先将导致复仇战争，而这是应该避免的。”恩格斯并表示：“我希望在欧洲不要发生普遍的战争。虽然归根到底战争非但不能阻止反而会促进社会的发展(我指的是经济的发展)，但是战争无疑会造成相当长期的、没有益处的力量衰竭。”
7.对于领导权问题。马克思指出：“由于1848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了卖身投靠的工联首领和职业鼓动家手中。”
8.对于工人运动和罢工问题。恩格斯指出：“英国的工人运动多年来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转，而且这种罢工不是被当做权宜之计和宣传、组织的手段，而是被当做最终的目的。”“这些罢工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能把运动推进一步。在生意萧条的最近几年里，这样的罢工常常是资本家为找到关闭自己工厂的借口而故意制造出来的，它不能使工人阶级前进一步，把这样的罢工吹嘘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例如这里的《自由》就是这样做的，在我看来只有害处。”
而在“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的同时，“在德国，工人阶级从工人运动一开始起就清楚地懂得，不经过革命，就不可能摆脱军事专制制度。同时，德国的工人也懂得，这样的革命，不预先进行组织、不掌握知识、不进行宣传和[字迹不清]，即使开始时是顺利的，但归根到底总会反过来反对他们。因此他们是在严格的法制范围内进行活动的。非法行为完全来自政府方面，它宣布工人为非法。构成工人的罪状的不是行动，而是不合他们的统治者心意的观点。幸而，这个依靠资产阶级排斥工人阶级的政府本身，现在愈来愈使资产阶级不能忍受了，因为它击中了他们的最痛处——钱袋。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
9.对于国有化和垄断问题。恩格斯针对德国烟草专卖问题表示：“不应该忘记，今天将工商业职能向国家的任何移交，根据各种情况，都可能有两种意义和两种效果：一种是反动的，向中世纪倒退一步，一种是进步的，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但是，我们德国刚刚从中世纪挣脱出来，目前还仅仅是准备借助于大工业和通过崩溃来进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我国，需要尽可能高度发展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因为它使资本集中并使矛盾极端尖锐化，特别是在东北部。易北河以东地区封建制度在经济上的解体，在我看来，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前进的一步。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全德国工业的和手工业的小生产的解体和为大工业所取代。”“在我们这里没有必要使帝国铁路和烟草专卖成为国有经济部门，至少对铁路还没有必要这样做，这在英国现在刚刚开始有必要；相反，对于邮政和电讯，这倒是必要的。对于这两种新的国家垄断会给我们造成的全部损失，我们将得到的补偿只能是鼓动演说中的新的响亮词句。因为纯粹出于财政和政治考虑，而并非由于迫切的内在需要而建立的国家垄断，不会给我们提供哪怕多少象样一点的论据。”“您可以完全相信，普鲁士国家会使烟草的质量大大下降，并使它的价格大大提高，而使得自由竞争的拥护者们能兴高采烈地宣扬国家共产主义的彻底失败，而人们将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正确的。”而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俾斯麦的无知妄想。可见，对待这一问题，恩格斯也是因时、因地制宜的。他认为“生产合作社和人民中间实行合作的其他形式，在俄国也应当以不同于西方的观点看待。但是，当然它们毕竟还是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
谈到美国的发展方式时，马克思也指出：“人民要想摆脱垄断组织的控制和大公司（对于群众的直接福利)的毁灭性影响，将是徒然的，这些大公司从国内战争一开始就以日益加快的速度控制工业、商业、地产、铁路和金融业。美国的优秀著作家们公开地宣布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反对奴隶制的战争打碎了束缚黑人的锁链，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使白人生产者遭到奴役。”因此，马克思表示“很重视加利福尼亚，因为资本主义的集中所引起的变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这里表现得如此露骨和如此迅速。”
马克思并指出：“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和法国等等。”总之，“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至于英国旧土地制度，反对这个制度的“是英国农业工人，以及英国那个自称为‘激进党’的政党。这个党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党的思想家，他们力求通过破坏贵族的物质基础，即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来推翻贵族的政治统治。而躲在这些理论空谈家们的背后并驱使他们的是另一类人——狡猾、吝啬、会算计的资本家，他们完全明白，按照思想家们提出的办法来废除旧的土地法，只能把土地变为买卖的对象，而最后一定会集中到资本的手里。”
10.对于个人迷信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反对，“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做所为却恰恰相反)。”
四、写作《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
恩格斯1877年致弗兰茨·维德的信中提到，“我为《前进报》写完分析批判杜林的文章（即《反杜林论》）之后，立即就要集中全副精力去写一部篇幅巨大的独立的著作（即《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我已经构思好几年了”。
恩格斯“希望杜林精神已彻底破产，而这件事也就到此结束。不管怎样，党的机关报刊毕竟是丢了脸，因为它们走上了邪路，硬说杜林的东西具有科学意义”。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本著作也十分重视，他在致考夫曼的信中说：“如果您还没有不久前出版的我的朋友恩格斯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我也把它给您寄去，这本书对于正确理解德国社会主义是很重要的。”
五、对进化论等的研究和观点。
1875年，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信中谈及了对进化论的看法：“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在达尔文以前，正是现在到处都只看到生存斗争的那些人（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等人）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氧和食物，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碳酸气和肥料，李比希就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两种见解在一定范围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那末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正象我在第一点中已经指出的，我否认它是无条件正确的，特别是涉及马尔萨斯的学说），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作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
“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
“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假定我们暂时认为这个范畴在这里仍然有效——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也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到了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活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十年必得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末，‘生存斗争’的空谈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生存斗争的含义在这里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不能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另一方面，恩格斯表示“不能同意您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的那种说法。在我看来，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这表明了人类社会斗争与团结的辩证统一关系。
读书解读后，大家就一个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克思相不相信地外文明呢？
1875年，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信中告诉他。“柏林生理学家特劳白制造成功了人造细胞”，“把胶体溶液例如动物胶和硫酸铜等等混合起来，就能产生可以通过内渗而使之生长的带膜的球体。总之，膜的形成和细胞的生长已经超出了假设的范围！这是前进了一大步，而且正是时候，因为赫尔姆霍茨和其他人已经打算宣布一种荒谬的学说，胡说地球上生命的胚胎是从月亮上现成地掉下来的，即它们是靠陨石带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不能容忍这种到另外一个天体上去找答案的说法。”可见，马克思也只能根据当时的科学条件来进行思考和研究，如果今天马克思在世，想来不墨守成规、对每一项科学进步都感到欣喜的他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认识。但是，也有讨论者认为，马克思是严谨的思想者和科学家，不会任意相信和引用未经证实和虚无飘渺的假说，因此，对于地外文明，在没有确凿科学证据的情况下，应当防止被各种假说和谎言所蛊惑、蒙骗的情形。
（执行编辑：朱亦一、孙应帅，审校：余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29页。此处的他们，指的是《前进报》的编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公民一次在19世纪是个特殊的称谓，因为，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中，发言人一般都自称公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
这是在34卷中第一次马克思对李卜克内西进行评价，后面还有第二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0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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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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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0页。（马克思致玛·贝瑟姆－爱德华兹，1875年7月1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页。（马克思致致海尔曼·舒马赫，1875年9月2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页。（恩格斯致路·库格曼，1876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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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2页。（致摩·考夫曼，1878年10月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164页。（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8页。（马克思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5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