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平：我的故事，从登珠峰开始
本文原载于2010年第3期《山野》杂志
◤
讲述/李舒平 整理/谢漪珊
图/《再次登山珠穆朗玛峰》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9名运动员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第一次接触登山的我，也在世界之巅的怀抱中接受了一次巨大的熏陶，无论是西藏壮美的自然风光，还是登山的浓郁氛围。到登山队之前，我在甘肃省人民医院当内科大夫。
那时候参加下乡医药队，记得有一次给村里人看完病天都黑了，老乡劝我别回去了，有狼！“没事，我不怕！”那时我刚20岁出头，血气方刚的年纪，拍着胸脯说道。
我拿着当地人打狗用的工具——栓着铁螺丝帽的荆条，踏进了茫茫夜色之中。
旷野无人，万籁俱寂，刚走出一段路，我心里顿时害怕起来，只好勉强打开喉咙，大声唱歌给自己壮胆。那一夜的恐惧和无助一直印在我的记忆中。
人在广袤的自然中是如此渺小，让我没想到的是，以后的很多年我一次又一次在雪山之中重复着这种体会，从震撼到眷恋。
后来国家要在北京成立体育医院，到全国各地选人，就把我挑上了。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没想到成立体育医院的事情又搁置下来。
1974年，再次攀登珠峰的队伍都准备进山了，却突然意识到队医的人选还没有着落，于是我又从体育医院“备案”的人才库里被找了出来。
到了登山队，我才开始研究起高山病来，这一干就是二三十年。
1975年，我29岁，跟随中国登山队来到了珠峰脚下。
那时的登山充满了革命色彩，就如同是党中央下令、解放军打仗一样，来自各个部门、各行各业的人被笼罩在一种巨大的使命感之中，珠峰成了我们的集体记忆。
△1975年，李舒平在珠峰工作中
在海拔6500米，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美丽的冰塔林，那场景让我永生难忘，透明的冰雪映着阳光，晶莹剔透。
从1975年开始，在参加的历次登山活动中，作为后勤保障人员，我却总是能上多高上多高，那种完全融入大自然的浸润之感让我久久难忘。
现在想起来，1975年的那次登山活动就像打了一场大仗，登山、地质、科考、新闻等多个部门的工作者密切配合，才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在再次登顶珠峰的同时，也进行了众多有价值的科学考察工作，填补了很多领域的空白——
把一个三米高的红色金属测量觇标竖立在顶峰，精确地测定了珠穆朗玛峰高程，成功地进行了心电遥测，在珠峰及其附近三百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地质考察，取得了这个地区的气象梯度观测资料，采集了冰雪样品，拍摄了珠峰顶峰的照片和影片……这些都为高山科学考察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生理研究工作者在6500米营地
对在海拔8000米以上特高海拔地区活动的运动员
进行心电遥测
那次登山活动在高山生理研究方面取得很大突破，作为登山队的队医我自然格外关注。
1974年10月，10多名汉族登山运动员被选到重庆做低压舱训练，为期1个月；进山之后又先后在大本营、6500营地进行了呼吸、心血管、脑功能等多项测试。
研究人员将低压仓的实验室测试数据和高山现场的测试数据进行了对比，对在低氧条件下人体呼吸功能的变化、脑功能等进行了细致而完整的观测，这些都为探索人体在高山低氧环境下的适应能力与生理指标变化之间的关系，积累了新的资料。
△1975年，李舒平在珠峰工作
通过研究验证了在平原地区模拟高山低氧（低压仓）条件下，人体急性适应性的表现与到达高原后适应能力之间的关系。那时初步认识到，人体对低氧耐受力的差异性很大，在低海拔生活的人中，耐受力好的很少，大概也就是百分之五六样子。
△医疗组工作人员为运动检查身体
这些研究结果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然而在当时却的确为登山队选拔运动员提供了可借鉴的标准。
当时登山队员以年轻人居多，来自于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兴奋与激动都写在脸上，是一群整天打打闹闹的“孩子”。
记得当时在低压氧仓里表现很好的几名队员，在山上的实际攀登过程中表现都很不错，高原反应轻，体能也好，都到达了海拔七八千米的高度。
1975年的登山科考活动，项目涉及测绘、地质、高山生理、大气物理等学科，参加科考活动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陕西、青海7个省市的13个科研单位和测绘部门，在这70多名科学工作者中，还有许多是第一次来到珠峰地区科考的女科学工作者和工农兵大学生。
无论是在热闹的大本营，还是条件艰苦的高山营地，科考队员和登山队员始终相互合作，打成一片，尤其在高海拔地区，科考工作的顺利完成更离不开登山队员的帮助。
5月27日登顶当天，当登山队员在珠峰顶峰竖起测量觇标时，驻守在距珠峰7至21公里、海拔5600米至6300米的10个控制点上的测绘工作者，立刻同时对珠峰觇标进行了平面和高程的交会观测，取得了完整的测量数据。
刚刚在顶峰竖起觇标时，细心的登山队员发现觇标有些歪，为了不影响测试结果，他们顶着大风又将觇标拔起，重新调整。
加上取岩石标本、采集雪样、拍照等等工作，登山队员们一共在顶峰坚持了70分钟才下撤。
△见到形状奇特的冰蘑菇
登山队员好奇地拿出冰镐“丈量”
科考工作非常辛苦，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精密的科学测试，数据的获得需要付出非同一般的代价。记得当时在海拔7000米的地方进行重力测量，有一名队员的手指头就被冻伤了。
无论是登山队员还是科考工作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承担了沉甸甸的责任，对工作付出着十二分的心血，高涨的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
当时有个科考队的小伙子，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文弱书生”，来到珠峰之后一直身体不好，但仍旧坚持工作，结果到了6000米，哇哇大吐，被抬了下来，躺在医务帐里还强烈要求继续上山。
都说登山运动是“靠天吃饭”，珠峰地区的大气物理研究对登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过，准确预报珠峰的天气却并非易事，往往一天之内就会有很多变化。几次预报不准之后，并不了解情况的记者们无心之中开起了玩笑：“一等天气刮大风，二等天气下大雪……”言下之意，预报不预报都一样，谁预报都那样。
△气象人员在珠峰大本营工作
听了这些冷嘲热讽的“怪话”，气象组的年轻人心里非常委屈，“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天不亮就爬起来放气球、测风、做记录，天气变化快本来就很正常啊……”越想越委屈的小伙子咽不下这口气，冲出帐篷，和说风凉话的新闻记者扭打起来。
人员年轻化是那年登山的特点之一，拿登山队来说，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刚刚接触登山运动的新人。
记得刚到大本营时，担任警卫任务的小战士稚气未脱，帮着登山队建营，什么活都抢着干，劳动量大又休息不好，脸基本上都是肿的，面对着世界最高峰轻狂地说了一句：“这就是珠峰啊，给我俩馒头就上去了！”
现在看来，“年轻”导致的经验不足也是造成当年伤病多的原因之一。除了登山常见的冻伤、肺水肿之外，烧伤、烫伤、肾出血、胃扩张等等伤病全都出现了。
在7000米营地，教练教队员使用氧气瓶，为了防止氧气瓶嘴漏气，用胶圈垫上密封，结果拧着拧着，突然就着起火了，被烧伤的队员被紧急送下山来；还有本来有希望冲顶的女队员桂桑，在帐篷里做饭时，高压锅的排气孔堵住了，没放气就打开锅盖，结果被喷出来的液体烫伤了手和脚，遗憾下撤…
不过，也正是因为年轻，才能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凭借着火一样的热情，圆满完成登山和科考任务。
当时整个社会处于文革后期，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百废待兴，很多运动项目训练也都处于停滞状态，登山是体育界最先恢复的。
和1960年比，登山条件已经有所改善，装备主要是自己生产的，制作觇标、报话机、冰镐冰爪都得到了各个部门的支持。最后冲顶前，空军还派直升飞机将补充的给养送到日喀则机场，随后运到大本营。
作为亲历过那次登山人，如今回想起来仍然会被当时热火朝天的一幕幕场景所打动。
提起1975年再登珠峰，很多人都会想起“登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为科学考察服务”的政治口号，那次登山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使命感。
在我的记忆中，那只是一次和科学考察密切结合攀登，让我第一次被大自然的魅力深深折服。
登山，只是登山。
李舒平，原中国登山协会户外部主任，高山医学专家，2019年3月27日凌晨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订阅2019年全年杂志
送纪念版登山明信片
尊敬的读者朋友们：
为了答谢读者们对《山野》的厚爱，从即日起，订阅2019年全年《山野》杂志，赠送《光影中的中国登山》（第一辑）明信片一套。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商品图片仅供参考，最终以实物为准）
订阅电话：010-67154355
QQ：1423376587
（赠品随刊寄出，数量有限，欲购从速哦~）
ABOUT
《山野》杂志
与中国登山户外运动共成长！
热线：01067154355
投稿邮箱：shanyecma@qq.com
往期精彩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