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

国家安全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施旭  冷唐蒀

摘 要: 从话语传播角度出发，建设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框架、标准要求和行动策略是其基本内容。在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容布局上，应着眼于“交际原则”和“交际体制”的统筹系统;在话语体系建设的目标要求上，应追求主体鲜明、体制健全、队伍精良、原则分明等多项指标;在体系建设的组织安排上，应确保高层支持、组织完备、通力合作的制度;在体系建设的方法策略上，应坚持植根本土、放眼世界的方针。

关键词: “中国威胁论”；全球传播;安全化理论;话语体系;文化

一、国家安全问题的话语化中国的迅速崛起，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使我们的国家安全成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性课题。从国内看，环境恶化、能源短缺、产能过剩、恐怖袭击、分裂猖獗、群体暴力、网络犯罪、文化流失等都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同时，国家利益的不断延伸，又对安全保障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另外，作为新生大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周边安全和国际和平又负有特殊的责任。如今正是世界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中国能否抓住改革国际安全秩序的良机同样是对新生大国的考验。而在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安全秩序治理等的国内、国际传播政策及实践上，我国尚未形成明确的、适应新时代的话语体系。再从国外看，一直有“中国威胁论”的全球传播。西方大国的政府、军方、媒体、学界，从西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零和博弈、国(军)强必霸论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化传统无知，无视当代发展现实，过度解读中国安全实践，渲染中国“危险”“强硬”“有野心”“不可信”“不透明”，宣扬中国推行“珍珠链战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军事扩张”。尽管中国反复郑重声明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肆意歪曲抹黑的舆论经久不衰。而在此话语庇护下，更有围堵牵制中国战略深入推进的企图。世界“一超”运用其同盟体系，借以军事、政治、经济、法律伎俩，危害和挑战中国国家安全;阻断高科技联系，限制教育科研交流，挥舞“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大棒，更不用提掀起贸易战、横行东海南海，如此等等，都是挖中国国家安全墙角的系统步骤。新时代、新环境、新形势下，应该如何消解抹黑中国战略意图的国际舆论?如何让世界认清和理解中国发展之路以及安全实践?如何传播国内、国际安全情势?如何引导涉及国家安全的公共舆论?如何表达、说明、解释国际安全治理、国际安全秩序改革的中国方案?而更加基础、核心的问题是，是否应该和应该如何建设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迄今，国内学界尚未就国家安全问题形成全面、系统、明晰、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和操作路线;现有的研究成果，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证的，均属凤毛麟角，处于国家(国际)安全研究的边缘而未深入。实践上，在交流、沟通、宣传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欠缺这方面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疑问。这些漏洞和短板如不及时补救，国家安全将会受到可预料的和不可预料的侵害。对于上述艰巨沉重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破解。首先，通过对“话语(体系)”与“国家安全”辩证关系的揭示，说明建设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的必要性:“话语(以语言使用为特征、由多元变量交织的社会实践)”与“国家安全”辩证相联:话语可以生产、构成、维系、巩固/削弱、威胁、转化国家安全;而其中的“话语体系(交际规则和交际体制之和)”决定话语的效能(说服力、公信力、影响力、感召力等):完善的话语体系，可以有效地促进保障社交任务的完成;不完善的话语体系，可以削弱阻碍社交任务的完成;因此，(逆)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霸权化、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条件下，内外安全挑战机遇交错情形下，必须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那么，如何建设该话语体系?本文提出一套较为具体的建设方案。概要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1)作为一项国家系统工程，首要的是有国家最高领导层对国家安全传播的政策指导和制度安排，这即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2)在此统领下，交际原则方面，要夯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面指导作用，制定全球传播的政策和战略(目标和任务)，积累丰富的中华文化智慧资源，厘清国家安全的中国历史、现实、未来特色，掌握世界主要国家安全话语体系。(3)在交际体制方面，要健全传播管理、执行、监察机构，加强专业队伍培训，拓展传播平台，提高传播技术，疏通传播渠道，营造积极的国际传播环境。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吹响了国家安全工作“结集号”，在2017年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牢固树立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的要求。为此，中国社会科学界———不仅是国家/国际安全和国际关系研究界———要肩负起新时代的责任，抓住学术拓展的机遇，深入探索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的新问题。

二、“文化话语”视野下的“国家安全”在主流的国家/国际安全研究领域里，“国家安全”往往被看作是主观上不感到威胁、客观上不存在威胁的状态。但是，近二十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受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启发，提出了“安全”的“话语观”或者说“安全化”理论。在他们看来，安全(security)并非客观的，或是主观的现象，而是社会构建，尤其是言语行为的产物。其理由是，人们可以通过言语行为(speechact)来制造、维系、转化安全或不安全，并有可能以此达到各自的目的。当国家机器或社会精英将一般公共事务表述为“危险”情况，那么，原本的公共事务，便可能成为安全问题，而且这样一来，往往国家资源可能被调动起来加以应付。这一观点不仅拓展了安全研究领域，转变了安全理论，而且也凸显社会行动，特别是语言使用在国家安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中国学者也加入了“话语安全”的探讨，而且他们进一步阐发了西方“安全话语研究”对于(人的、国家、国际、传统或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创新意义，挖掘了中国价值(如“保合太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和中国经验(如“上合组织”“亚投行”“一带一路”)对于丰富安全话语理论与实践的潜能，还提出了中国主张(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安全”“共建安全”“共享安全”“合作共赢”)对于世界安全秩序改革可能带来的贡献。然而，实现了范式“革命”的安全话语理论(包括中国的补充)，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威胁论”作为一种舆论造成的国际社会安全疑虑，甚至导致一些国家采取应对措施，但是不能说明为什么一些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持不同的观点(为什么中国却提出“共建/享安全”)，也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中国声音未能生成理想的效果。这正是因为安全话语理论缺乏整体、文化(差异性和竞争性)的视角:受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局限，忽视“话语”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放大前者，隐去后者;只片面注重言辞文本，缺乏对语境要素如交际主体(如身份、地位)、媒介渠道(如多语种、互联网)、历史关系、文化关系的关注。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忽视人类(安全)交际的多样性、竞争性，只关注言者的自我利益目的，忽视交际各方之间的差异关系和权力关系。囿于国际关系理论窠臼，安全话语理论未能提出突破霸权主义的话语战略，因而无法引导国家安全治理和国际安全秩序改革。“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表明中国人自古便认识到了“话语”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然而，究竟什么是话语?有什么特征和特质?与国家安全是什么关系?至今，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安全研究界并没有清晰、全面、整体、系统的认识。我们认为:(1)人类交际(human communication)由多元相交的要素或变量组成:对话主体、言行意旨、媒介渠道、目的效果、历史关系、文化关系;(2)人类交际的核心特点是“文化性”(社群之间交际的差异性和竞争性);(3)从文化的角度看，人类交际体现在不同社群的“话语体系”及其“话语”实践之中。在此框架下，话语即是:特定文化和历史关系下个人或群体为了某种目的运用语言等符号通过某种渠道进行的社交实践(单一的或系列的活动)。话语是动态多维的现象，渗透贯穿于社会生活全过程;既是物质的(如对话主体、媒介渠道)，又是精神的(如价值判断、想象理解);不仅是“软实力(包括说服力、影响力、吸引力)”，也可以是/成为“硬实力(包括地位、法令、网络、技术)”。一个社会、机构、群体的话语总有一定的稳定性。它能够被再生产、被识别、被理解、被传承、被遵从，皆因背后有一定的“话语体系”:特定话语群体，是在一定的语境下，为完成特定目标任务，在话语实践中所依循的“交际原则(观念、价值、策略)”和“交际体制(社会组织、机制、设备、技术)”的联合系统;与其他话语体系形成一定的张力关系，呈开放、辩证、变化状态。话语，是依附于具体语境的交际实践;话语体系，则是贯穿于一系列话语(交际实践)的系统。需强调的是，话语(体系)的根本性质是文化性，即多样性(反映在概念、价值观、规则、策略、技术等各交际环节上)，并且多样的话语(体系)之间存在各种权力关系(互动、竞争、合作等)。中西话语便属于不同体系。人类多元话语体系，相辅相成，相生相克，辩证统一，正所谓“和而不同”;人类多元话语体系，也有一定的历史规律，在相互竞争中形成某种“话语秩序(即人类交际的权力关系形态)”，并螺旋式地从低层次文明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当今国际话语秩序中，西方强国话语体系占了上风，但是“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以迅速崛起的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发展中、新兴国家群体，正在重塑、建设、发展自己的话语体系，消解西方话语霸权，改变“西风压倒东风”的全球话语秩序。那么，作为文化多元现象的话语(体系)，与“国家安全”有什么关系?应该容易看到，话语(体系)可以指涉、界定、定义、描述、宣称、解释、评价、指导国家安全;可以制造、维系、加强、转化、削弱、毁坏安全;可以谋划、制定、传达、执行安全战略和策略，如此等等。反过来，国家安全(及和平、战争)，不仅仅有客观、物质层面，也有心智、欲望、符号层面;尤其不容忽视的是，国家安全，离不开个人或机构组织的言语、交际、传播活动。总之，话语于安全，不单是外在关系，更有内在辩证关系:作为依托语言及其他符号进行的社交实践，话语可以生成、维系、增强、消解、转化、利用国家安全(主观感受、客观状态、实践活动)。国家安全，不仅与话语普遍辩证相联，而且与面向国际社会的话语———国际传播———有特别重要的关系。首先，从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综合国家安全观)看，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见《国家安全法》，2015年7月1日);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内部安全可以抵御外部压力，外部安全可以保障内部发展。从这种国际视野看，国家安全话语必须具有面对国际社会的层面和功能。次之，由于国内和国际社会(环境)的差异，话语对象之间又有差别，而且“国际社会”内部也有文化性，因此指涉国家安全的话语必须相应地区别对待，以达到不同的目标。再次之，在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文化多元化、多极化、大国博弈的语境下，涉及国家安全的话语，往往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具有国际传播的效果或后果。因此，在国家安全维护和治理中，许多国家、政府、军队都有意识地将“国家安全话语”作为国际传播的工具、手段、方式。再者，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安全”“共享安全”“合作共赢”，那么，如果国家安全话语具有全球视野，它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安全，而且也有利于世界人民。也因此，本文提出建设“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的论题。

三、建设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在国家安全保卫、大国关系经营、国际秩序协调中，世界大国以及相关组织机构都在积极利用和发挥国际传播的作用。可以说美国是利用国际空间和渠道传播国家安全战略最为积极、最有经验的国家。从它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反恐怖主义国家战略》《美国军事战略报告》，可以看出一斑。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演进中，不仅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如邓小平、毛泽东所言，又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有根据国家和国际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如“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国家安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建设。1998年以来发布了九部国防白皮书，2002年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2005年与俄罗斯共同发布《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2007年建立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制度，自2011年起定期参与香格里拉对话，2012年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2014年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2014年还提出了“亚洲安全观”，2015年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2016年参与第5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并组织了“中国与国际秩序”专场论坛。不难看出，中国政党和政府近年来一直持续不断地在不同的场合，通过不同的渠道，以不同的形式，建设性、创造性地传播自己的国家安全观念、主张、法规、政策。然而，也必须看到，中国国家安全事业发展虽然遇到历史良机，但也面临严峻挑战，而因为相应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可以成为国家安全保障和建设的构成部分和重要手段，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那么，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则势在必行。需要指出，这里不是说建设国家安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就无须关心国家安全的国内传播。对内传播话语与对外传播话语相辅相成，并联相通，同为国家安全保障的不可分离的支柱。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特性在于，它往往有不同的主体(对外传播组织、机构及平台以及国际社会)、不同的环境(国际关系)、不同的问题(主权、外交、外贸、国防)，因此应该有相应的观念、内容、手段、条件等。何为“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在世界(国家安全国际传播)话语秩序西强我弱、话语格局多元竞争、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依循中国的传统或西方的模式，抑或替代西方霸权体系，抑或建立一个一劳永逸的理想体系，显然都不可取也行不通。因此，文化创新、文化包容和文化自觉必须成为首要目标原则。依据此方针，该话语体系应该具备以下特点，或者说达到以下要求:主体鲜明:体现中国性，即折射中华文化传统，反映中国当代现实，彰显民族未来理想，包容世界多元文化(比如，具有中华文化的“天下”情怀、“和而不同”理念，传播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经验)。体制健全:具备完整、系统、协调的组织管理、装备配置、行动程序。比如，有地域、领域、功能不同的政府、媒体、学界、官方和非官方智库人员、渠道、平台，以实现全方位的交流传播。队伍精良:拥有训练有素、品质优秀、技能专业的全球传播团队(比如，具有与世界不同民族交往的能力)。原则分明:有全面、明确的国际传播工作的指导思想、规则、标准。例如:“信息准确”:国际传播中掌握全面、充分、准确的信息和知识;“解释有力”:国际传播的内容与形式贴近现实，具有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行动高效”:不仅及时有效回应问题，而且主动而有节地设置议程，等。策略丰富:储备、掌握充分、多元、巧妙的交流传播手段、措施、方法。比如，对于突发事件有经验，有预案。沟通顺畅:体制内外、机构上下、国内国外在国际传播问题上具有通讯、沟通、交流高效顺畅的能力。比如，国家不同机关在特定问题上协调口径，相关信息能够及时到达相关部门。接轨世界:在国际传播的渠道、内容、方式、对象上，能够表达及时、清晰，又能使国际社会乐意倾听、容易理解、自觉接受、主动反馈。比如，与世界相关媒体机构、组织建立业务联系，掌握与不同民族沟通的策略与技巧。监察有方:具备检查、反思国际传播效果的方法、工具和手段，并能够根据反馈结果指导实践。比如，具有检测国际反响、国际舆情的工具。与此同时，这些“节点功能”又聚合成综合能力，并成为总体国家安全保障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维护和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有了发展方向和目标，显然还需要实践。一方面，作为国家能力的话语体系是否完善，是否有效完成使命，只有在实践中才得以检验。另一方面，建设完善的话语体系，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卓绝的努力。因此，要尽早高效建成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行动策略的研究、选择和筹划至关重要。下面我们尝试提出一些建议。

四、建设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的行动策略第一，国家最高层对于全球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给予指导和支持。这即是说，国家最高领导层(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决策、指挥和支援作用，同时相关组织机构须给予协调与配合。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其核心主体是国家。那么在中国，有了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的建设工作将势不可挡。在此框架下，应当建立明确的政治理论指导和政策安排。2017年2月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牢固树立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的指导思想。这即是为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建设提出了总纲，而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思想指导的组成部分。第二，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工作组。国家安全全球传播是专业性极强、涉及范围极广、影响程度极深的工作。面对经久不衰的“中国威胁论”话语体系，迎着世界秩序变革的机会，成立专门的指挥、管理、协调、监测机构，统领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事业，必将有力地支撑国家安全保障工作。第三，开辟“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的系统研究。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应该成为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关于国家安全国际传播的研究，便不可能有完整的国家安全研究，而且这也是研究的拓展与创新，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一方面，应该就传播话语体系建设与实践设置相关科研平台和项目;另一方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智库、学者要拓展深化国家安全国际传播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持续不断推动传播创新。相关任务可以包括:对未来国家话语体系、国际话语秩序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进而研发、谋划对外话语体系完善及运作的战略和策略(包括议程设置)，弄清国际传播的舆论形势和趋势，筹划全球传播的短、中、长期目标、范围、原则，确立实现不同时期目标的具体任务，规划传播的渠道网络，厘清传播的体制、组织、机构、平台，分析合适的群体对象、环境、时机，设计传播教育、训练、智库、科研项目，厘清各传播环节之间的关系。最终，为中国叙事和中国主张———如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公正平等的世界(安全)秩序———的全球传播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第四，植根本土，立足民族。这是增强主体性、创新性、消解文化霸权的重要资源和手段。中华文化拥有国家安全的宝贵财富，如整体观、辩证思维、“天下观”、“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保合太和”、“协和万邦”，等等;有不能忘怀的惨痛遭遇，也有社会发展的独特境况。因此，在话语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如制定政策、设置议程)，力图体现中国历史维度，弘扬中国文化智慧，反映中国现实需求，昭示中国未来发展。具体的工作有许多，比如:为消解“中国威胁论”话语体系，确立对“中国国家战略(意图)”“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标准表述方式和多元传播机制;为主动填补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的认识空白，提供一个多平台、多渠道让世界了解中国意图和政策的架构。第五，放眼世界，胸怀人类。在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中，展示世界大国责任的担当，呈献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谋划实现人类文化多元、平等、自由、和谐、繁荣的战略和策略，描绘一个新国际秩序的理想图景。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接受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冲突和排斥，拒绝“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修昔底德陷阱”，另一方面要积极向国际传播强国学习，探索与国际社会共同的观点、价值和利益，呼吁合作与共赢。除此之外，通过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项目，建立和巩固南南、南北、东西对话机制。第六，消解西方偏见霸权。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有着独特的国际任务，因其身处特殊的国际语境，那即是西方大国统治的、以排他性同盟系统为重要特征的国际安全秩序，而且在此秩序中有围堵中国的战略(包括“中国威胁论”话语体系)。那么，要实现一个完善的中国体系，并使其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建立一个能够转化、消解这一国际语境的机制将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不破除西方大国政治神话，不解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怎能有“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逻辑上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但在话语体系的实践上，两者可以结合进行。第七，建立话语体系的效能监测机制。因为对外传播成本高且结果复杂，调查、检验、评估、调整国际传播实践的工作必不可少。那么，不仅要有关于对象和问题的反馈反思的机制，而且由于涉及的地域和领域广袤，这些机制还必须形成较为统一的系统。此外，有关部门不但要关注传播实践在不同地区取得的效果，把握全球舆论对传播内容的接受程度，还应该对传播工作的及时性进行评估，从多个角度监测并排查对外传播过程中的隐患和失误。第八，各部门、机构、团体通力合作。上面提到，全球传播话语体系建设工作是系统工程(涉及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社会、科学等不同领域、部门、团体)，且需要五年至十年的努力探索实践(从思想到行动，从精神到物质)，因此，各相关部门、机构、团体必须高度重视，精诚合作，充分协调，以共同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对外话语体系。

总  结构建、巩固、发展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不仅是时代语境的新要求，也是学术探索的新课题，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话语，包括起支撑作用的话语体系，既是国家(不)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国家安全保障和建设的重要工具。鉴于中国国家安全对外传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文化话语研究为视角，建设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而完善的话语体系，必须主体鲜明、体制健全、队伍精良、原则分明、策略丰富、沟通顺畅、接轨世界、监测有方。为实现这一重大而艰巨目标，要有国家最高层指导和支持，应成立国家级专门工作组，须开辟国家安全全球传播研究，坚持既植根本土又放眼世界的原则，持续消解西方偏见霸权，建立效能监测机制，各组织机构还要通力合作。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国家安全全球传播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加强，国际涉华安全议题场阈中国被动应对甚至失声的局面将会得到扭转。我们秉承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神内核，在尊重受众文化特殊性的基础上，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及其理念积极发声，扩大参与涉华议题讨论的覆盖面，提升国际安全“中国方案”的影响力，平衡国际话语秩序的“中心—边缘”一边倒模式，喧嚣的霸权话语一旦走弱，“中国威胁论”终将化于无形。

【文献信息】施旭,冷唐蒀. 国家安全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49(01): 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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