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旭：涉中国防学术话语的修辞研究

提要：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国防及安全问题。作为‘当代中国国防话语研究’的一部分，本文聚焦‘涉中国防学术话语’，尤其是其中的修辞，目的是（1）探索国际学界有关中国国防力量的概念、论点、论据以及对策建议如何通过修辞产生的，（2）评判这些涉中国防学术话语修辞的文化意义。基于一篇澳大利亚学者 2013 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背景材料，本文指出，所谓的“中国威胁”、“中国国防话语不可信”、“中国是美国安全体系的潜在敌人”等等，都是蕴含二元对立思维、“美国安全中心论”、“军/国强必霸论”的各式修辞手段。文章还提出了我国国防话语研究与实践的新问题。

01

问题、目的与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以及整个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我国的国防与安全问题日益显得重要,这同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催生了媒体、政府、军界和学术界的各种看法和建议。那么，我国的国防力量究竟正面临着什么样的舆论环境？国际社会，尤其是军（事学术）界，他们的思维方式、认知状况、态度愿望是如何的呢？关于中国国防与安全问题，国际社会究竟是如何表述和传播的呢？他们有什么样的依据、判断和对策建议？

    对于上述宏大的问题目标，本文将致力于实现一个具体的研究目标：涉华军事学术话语是如何通过修辞手段来构建中国国防力量和应对措施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1）发掘涉华军事学术话语关于中国国防的修辞特征；（2）评判这种修辞的优点、缺陷，尤其是形成的国际权势关系。前者是描述性的、解释性的，后者是伦理性的、文化政治性的。

    国际学术领域里的国防话语（如期刊、书籍、报告、会议、论坛），是我国各领域（军事、学术、外交、传媒、国际关系等）国防话语的一种参照物、信息源和交流对象。它不仅直接影响相关学界的思想和研究动态，而且间接反映并影响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国防政策、战略思维及战术实践。因此，为辅助、提高中国的国防学术与国防实践，作为当代中国国防话语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研究、借鉴、应对相关的军事、国防、安全、和平的学术话语。

    这里的学术话语中的修辞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也是我们观察的视角和方法。当前，修辞的概念、理论研究正蓬勃发展（Cavin,2006;Ceccarelli,2001;Hess,2011;陈汝东,2004;李军,2010;霍四通,2012;龙金顺,2012;聂焱,2002;史灿方,2006;谭学纯,2001;徐朝晖,2000;张炼强,2000）。在本文里，为术语的准确和概念的清晰，我们用的‘修辞’是指言说者在为了某些交流目的而使用的语用策略。最为常见的交流目的为：描述、叙述、解释、说明、论辩，等等；最为常见的修辞形式是：描述的选辞、论辩的策略、解释的方法、叙述的结构，等等。修辞是话语的常用成分，在话语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尤其在书面（学术）话语里就更显得重要，因为其他的话语信息（如作者背景、写作过程、社会时局）往往是隐性的或不可知的。作为研究方法和材料，我们将对一篇涉及中国国防的国际学术期刊论文作个案调查。这是由一位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者撰写的，从所收集的近六十篇 2010 年以来公开发表的研究论文、报告中挑选出来的，因为这篇论文在目的性、讨论对象、发布的渠道方面都具有典型性。

    通过对澳大利亚学者文章的修辞分析，我们发现，作者以二元对立思维、美国安全系统中心论和“强国 / 军必霸”为论辩依据，同时运用一系列修辞手段（模糊、对比、主观推测、他人自称），塑造了一个中国“危险”、“威胁”、“伪装”的形象。换句话说，所谓的中国“危险”、“威胁”、“伪装”，不是因为有什么现实依据，而是出自学者使用的各式修辞手段。

   我们还发现，作者正是以这些修辞手法所构造的中国“危险”、“威胁”、“伪装”，作为科学思辨或科学研究的基础，提出了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应该采取遏制、围堵中国的战略建议，并为具体实施该战略提出了制造混乱的战术建议。因为表达前提的修辞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牵制，所得出的结论也就误入歧途。

     对此我们应从文化修辞的立场出发予以深入分析和批判。

    从话语的角度探索军事、国防问题在我国并不多见（窦卫霖等，2012；李海龙，2010；周红红、刘淑萍，2013），而探索中国国防话语理论和实践更是罕见；形成全面、系统、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方法、问题的框架还任重道远。另外，近年来国内还出现过一些“军务外语能力”、“战略语言”等学术建议，但关注对象一般是抽象的、规范性的语言形式，缺乏跨学科的实证研究基础。而在国际上，虽然有一些学者从交际、传播、话语的角度关注国防与安全问题，但是他们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框架是从非国防、安全研究领域里借用过来的，缺乏跨文化和跨学科意识（如Graeger,2005;Smolash,2009）。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文化话语、修辞的角度去看外国军事研究，是为国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路径。可以说，没有国防话语研究，便没有国防战略研究和军力研究。同时，军事学术话语的研究也为我国国防话语的斗争、交流或合作提供参照与基础，因为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型、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的话语，它如同一般性的国际国防学术话语，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涉及中国国防与安全的国防学术、国防战略、国防战术、国防外交与贸易。尤其在当前中国崛起、世界骤变、美国西方围堵中国的形势下，我们必须积极地与其接触、交流和互动。为辅助、丰富、加强、提高中国国防话语的研究与实践，我们必须将涉中国防学术话语作为“当代中国国防话语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分析和借鉴这种涉及我国军事、国防、安全与和平的学术话语。

    下面，我们首先展示本研究的理论、方法框架，然后描述本文的具体研究方法，接着展开修辞的个案研究，最后对研究结果作综合评判，并提出我国防话语研究及实践的对策。

02

理论与方法框架

    涉及、针对中国国防的话语，作为一种国际国防学术话语，可以涉及中国诸多的军事、国防、安全方面的话题，如中国的军事力量、战略、战术、主权、领土、安全、反恐、军事外交、军事贸易。它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相关军事集团、学术团体以及个别学者对于中国国防乃至国际秩序和安全的认识、态度、立场、思路、意图等等；会评估中国国防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地区的国防状况（如特征、弱点、优势）；会表达对于中国国防、军事力量及相关行动的战略和战术建议；会折射相关国家的军界、学术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同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型的、具有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的话语，如同一般性的国际国防学术话语，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涉及中国国防的相关国防学术、国防战略和国防战术。尤其在当前中国转型、世界骤变、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堵中崛起的形势下，针对、涉及中国国防的国际学术话语，显然更是我们亟需破解的话语。

    从理论上看，我们认为，关于中国国防的国际学术话语，是一种语言、文化、历史、政治、军事、国际关系等多元因素交融的文化话语现象（施旭，2010；Shi，2014）。在当前由美国西方支配的全球化形势下，这种话语充斥了国际的、文化的霸权和斗争，因而也具有各种复杂的国际问题。从本质上说，关于中国国防的国际学术话语，如同一般的国防学术会议，不仅仅是学术活动，而是聚合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历史、国际关系等多重因素的文化话语现象。特别是由于美国西方的霸主地位和不平衡的国际话语秩序，这种话语是一种文化权势较量的实践活动。这里，我们特别要警惕那些带着学者的帽子搞政治、军事叫嚣。

    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修辞。我们强调，‘修辞’是言说者为了某些交流目的所使用的语言形式——“语用策略”。它可以是词、句子、语篇结构。所谓“交流目的”最常见的是：描述、叙述、解释、说明、论辩、声明、警告等。这些也常常出现在军事学术话语里。西方修辞理论，偏重说话人的目的，因而往往以说服力为衡量标准。而我们这里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Chase,  2009;   Ding,   2007），把修辞看成伦理活动，所以将以明确的文化政治立场来评判国防学术话语（见下文）。这一思路恰好与我们的中国话语理论相吻合（施旭，2010；Shi, 2014）。

    从话语研究的方法论说，我们的修辞研究将在文化话语研究和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框架下进行（施旭，  2010；Shi,    2014,   2015）。这就要求我们注意掌握相关国家、相关文化的军事学术话语的本质、特点与规律；也要求我们一方面批评地利用现有的军事学术思想，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作为我们的文化话语(修辞）研究方法的一部分，我们采取明晰的文化政治原则，即判断、评价、建议话语修辞实践，必须（1）捍卫国家意志（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统一）；（2）坚持国家的平等、和平、合作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坚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如世界观、价值体系）。

03

材料的收集与整理

   本文所研究的材料，是作者开展的“当代中国国防话语研究”的一部分、一个分支：“涉中国防学术话语研究”。这项子课题研究收集和整理了以中国国防以及相关国家、军事同盟集团（北约）与中国国防关系为研究和讨论主题的近 60 篇英文学术期刊文章、研究机构报告、听证会文本。时间段为 2010-1014  年。这一选择主要因为（1）美国是在 2010 年正式向国际社会公开其“亚洲再平衡”战略，（2）中国于 2010 年开始在钓鱼岛附近展开军事活动。材料文稿是由作者所教的二十多位本科生在课程训练之后，从互联网上反复筛选出来的。为了准确、充分地收集研究材料，作者及研究助手在此之前以及与此同时还从网络、报刊查找了相关的信息资料。从上述的材料准备情况上看，可以说，所取材料在内容、形式方面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

    本文将聚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John  Lee教授发表在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的论文。论文题为：Australia’s  2015 Defence White Paper：Seeking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to help manage China's peaceful rise(2013年,第35卷,第3期)。期刊的所有者为地处新加坡的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该文章的目的是为澳大利亚将要发布的国防白皮书提供意见和建议。本文选自上面所提到的材料库，是因为它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很大程度的代表性，尤其在话题、出发点、观点方面。

04

材料分析和评估的原则与策略

    材料处理分两个层次：首先，我们对材料进行分析型研究：挖掘和描述典型、特殊的修辞现象；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材料进行综合型研究，采用整体、联系、对比方式做解释和评判。

    从文化话语研究的概念和理论上说，虽然我们应该全面地审视话语情况：听说主体、形式 /旨意、符号 / 渠道、时空语境、历史 / 文化关系，本文将聚焦于话语的形式 / 旨意这一部分：修辞的形式、意义及文化阐释（施旭，2010）。然而很显然，军事学术文本是最直接地影响读者，而文本修辞又是话语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文章一开始已经预示，我们修辞研究的问题,是由更广阔、更重要的中国国防现实需求原则所决定的：弄清国防研究话语阐述涉中观点、建议的基础、工具和策略是什么。换言之，在修辞手法上，这种话语在描写、解释、论证、比较、叙述中国防力量、意图和战略方面有什么样的特点？了解了学者、研究者构建其观点、建议的修辞方法和工具，我们便可以揭示这种话语的缘由、优缺点、可信度、目的，等等，而且为应对这种话语指明方向。

    我们的分析方法主要是质性的，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弄清学者究竟在运用什么样的修辞来实现交际目的，特别是形成有关中国国防的观念、观点的修辞。但同时需要指出，本文所研究的材料是从前期收集的近六十篇文本中挑选出来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本个案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射出总体材料的特点。

05

危险的修辞

    下面我们的分析将围绕学术论文所构建的“中国假想敌”、“中国威胁”、“中国不可信”、“西方掌控权”、“应对中国的战略战术”等概念、命题展开，但是我们的关注点是形成、支撑、构筑这些概念或命题的修辞，而这些修辞将是多样的。

    制造“中国假想敌”的修辞

   （1）文章的一个突出的修辞特征，就是首先建立美国（联盟）安全中心论，然后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将中国放到对立面，结果制造出中国的敌意，使中国成为假想敌。具体地说，作者始终隐含地坚持这样一个出发点、观念和价值，即：美国、美国的军事霸权是世界安全的中流砥柱和保障；这也意味着，属于美国军事同盟的国家同样是这一安全堡垒的组成部分；而且，这种秩序应该加强、并永久保持下去。另一方面，作者又提出，中国是美国安全系统之外的国家，形成二元对立的态势，结果使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安全的敌人。这立刻让人想起小布什在 9.11之后的表达，“在这场反恐斗争中，如果你不在我们阵营里，你就在敌人的阵营里。”请看下面的例子里：

   …the first reason why China looms large is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Great Power in East Asia to rise outside the US-led Western alliance system since the World War Two. It is also the first time in the post-war period that a major economic and trading power in the region has emerged outside the American-led security order. (Lee, 2013: 401) 

    这里，作者明确、郑重指出，中国是美国的安全同盟体制之外的庞然大物，注意大写的 Great Power，因而形成二元对立之势；而且作者运用了委婉语 loomslarge，间接地表示中国的威胁，但也因此更确切地表明了相对于美国安全构架的敌对性。下面例子同样把中国放到美国安全体系之外，加之深层次隐含的美国安全中心论，则使中国变为潜在的敌人：

    Whereas adventurism by Japan and South Korea is likely to be restrained given those countries reliance on America as a security provider… China is not subject to either of these two constraining factors. (Lee, 2013: 402)

   （2）更有甚者，在全文所持的美国安全中心论的基础上，作者将任何阻止美国进犯、控制自己国家边境的行为都表述为反动行为，也因而使该国成为敌人。

   This [‘Chinese military doctrine’] is... designed to deny US forces the capacity to acquire and/or maintain sea-control over the so-called First Island Chain which surrounds China’s maritime periphery and stretches... As the Pentagon observes: China has developed measures to deter and counter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particularly by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A2/AD focus appears orientated toward restricting or controlling access to China's periphery... (Lee. 2013: 402) 

    这里作者明确指出，中国有意阻止美国进入本国边境位置，而且称美国也有同样的观点。由于文章背后持美国安全中心论，指出中国的对抗行为，实际也就把中国划到破坏安全的对立面上去。要注意，因为说的是中国在自己的边境地区设防，所以作者的美国安全中心论，其实是强盗逻辑。

   （3）作者还框定理解中国国防话语的方式，以消解其意图，并用美国安全中心论点方法制造中国的“敌意”。下面，作者从美国安全中心论出发，否定中国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行动的批评，将中国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行动的批评定义为挑战、改变地区和平与稳定秩序的敌对行为。

   It is in this context [‘Beijing will be more willing to challenge aspects of a contemporary albeit still evolving regional and strategic order it di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creating’] that Beijing’s criticisms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American alliances in the region …as evidence of an obsolete and provocative‘Cold War mentality’directed against China should be understood. (Lee, 2013: 401)

   ...Chinese criticisms of existing alliances as exhibiting a‘Cold War mentality’and a factor for instability are largely attempts at gradually diluting the regional appetite for hosting US military assets in the region... (Lee, 2013: 401)

    制造“中国威胁”的修辞

   （4）用模糊、含蓄的词眼，让读者感觉到中国的挑战性、攻击性。

    …putting constraints on Chinese assertiveness and encourage its peaceful rise (Lee, 2013: 395)

    Assertiveness 通常表示言论或行为很有自信心或具有肯定意味的词。然而，因为文章说对此加以控制，而其要鼓励中国和平崛起，那么该词一定隐蔽地呈现更加剧烈的言论或行动。

   （5）类似的情况是，用“印象派”的手法，即用主观臆断的方式，而学者又无需为指控负责，来渲染中国的威胁性。

    Whereas these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Japan, do not have the capacity or inclination to challenge America’s naval pre-eminence in the region, China appears to have the ambition and potential means to do so. (Lee, 2013: 402)

    虽然 Appears表达不确定的观察，但是文章指出的是，中国既有意图（“野心”），又有手段来挑战美国，而且还用日本及其他国家来反衬中国的“危险性”。

   （6）通过隐约的方式运用“国 / 军强必霸”的陈旧思维定势或“常理”，聚焦中国的军事增长，以将其渲染成不安全因素和威胁的来源。其实，这种修辞方式也反映出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

  In other words, China’s military rise remains the primary source of instability and threat to the Asia Pacific and Australia may need to participate in US-led military operations against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no matter how remote that possibility might be. (Lee, 2013: 400) 

    这里作者未能给出任何中国威胁安全的事实或例证，也不考虑军力增长对于中国是否合乎国情，只是一味地将中国的军力增长用作中国危险、挑衅的根据。下面的例子同样隐秘地运用了这样的逻辑；另外，大写 GreatPower更是耸人听闻。

 Canberra’s attention is appropriately directed towards its thre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in Asia—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while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tential region-wide instability is primarily driven by China’s re-emergence as a Great Power. (Lee, 2013: 396) 

    运用“军 / 国强必霸”的原理，作者通过彰显国力的悬殊，几乎可以任意揣测中国的行为动机：

   China’s insistence on bilateral negotiations with much less powerful claimants presumably allows it to use all tools of statecraft, seduction and possibly intimidation available only to a much larger power. (Lee, 2013: 410)

   （7）正是因为有了“军/国强必霸”的“常理”做铺垫，作者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与小国比较，以凸显前者与后者巨大的军费差异，“中国威胁”便成为“自然”。

   When this region is taken as a whole, China is responsible for 32.5 per cent of military spending, followed by Japan at 18.9 and South Korea at 9.2 per cent. If one considers that the most powerful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Singapore, Indonesia and Thailand accounted for 3.1, 2.5 and 1.7 percent of regional spending respectively, Chinese military dominance over the region in budgetary terms is clear. (Lee, 2013: 401-402)

    这里，尽管中国与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尼和泰国在人口、面积等维度上有巨大的，作者却将这些国家进行对比，而且把后三者表述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因而把中国的军费放大到不容接受的地步。

    制造“中国不可信”的修辞

   （8）文章不仅通过美国中心论的手法将中国放到对立面上，而且还运用不信任的口气和不接受的说法，消解中国话语的正当性、可信度，甚至用篡改历史面貌的手法，诋毁中国的真实意图。

   …while the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integration of China into the region is a promising foundation for China’s self-described‘peaceful rise’, it is unclear whether Beijing will remain a contended free-rider within a region hitherto characterized by American pre-eminence, as did Japan, South Korea who remain American allies. Unlike post-war Japan, China does not see itself as a‘defeated’power, rising from the ashes of a regional and global war, but one seeking to repair what it sees as its century and a half of humiliation and subjugation by foreign powers. This leads to the uncomfortable prospect that Beijing will be more willing to challenge aspects of a contemporary albeit still evolving regional and strategic order it di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creating. (Lee, 2013: 401)

    这里，作者把中国表明的和平崛起加以引号，并强调这是中国自己描述的；然后对中国的发展提出怀疑；同时不忘提醒中国不属于美国安全联盟；尤为缺乏国际历史正义感的是，作者将二次大战战败国日本与战胜国中国作对比，提出中国没有像后者那样承认自己的“失败”。如此种种，所以提出，中国可能将力图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

    构筑西方霸权的修辞

   （9）以二元对立思维和美国（盟国）安全中心论为依据，不仅推导出中国的“危险”、“威胁”、“欺骗”形象，因而同时也构建起自我（作为美国盟国的澳大利亚）的身份和地位，即“危险”、“威胁”、“欺骗”的应对者、控制者。下面，作者将中国（崛起）作为由澳大利亚/美国同盟来管理、摆布、控制的对象。这突出地显现在“manage/managing/management”这一选词上。先看几个例子：

   题目：Australia’s 2015 Defense White Paper: Seeking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to help manage China’s peaceful rise

   …why managing China is the key variable when it comes to strategic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Lee, 2013: 395)

    The importance of managing China’s peaceful rise (Lee, 2013: 400，小节题目）

    ...what a middle power like Australia can do to help in the management of China's peaceful 

rise. (Lee, 2013: 405)

    其实，“manage(ment)”的实际含义，就是要控制、围堵、遏制中国，特别是从文本整体表达的意思上来说，只不过为避开“冷战思维”的批评用了一个原来表达“经营”的字眼。没有再比下面的总结性语句更加能说明“manage/ment”真实意义/图的了：

   The key is to pursue asymmetric strategies[原文斜体]that can help manage China’s rise.(Lee, 2013: 409)

    谋划对抗战略战术的修辞

   （9）既然已经把中国刻画成了安全秩序的敌人，所以作者在文章最后提出应对中国的国防战略，即：反其道而行之，具体地说，用反义词凸显其战略：如果中国要“简化”事物，那么澳大利亚就要“繁化”之。换句话说，文章使用了相互对抗的词语来刻画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

   In summary, the Chinese strategy seeks to simplify[原文斜体]the region...As a counter-strategy, it is in Australia’s overriding interest and within its capacity to complicate[原文斜体,见以下两例] matters for China... (Lee, 2013: 411)

   In seeking to engender caution and restraint from Beijing, it would be in Canberra’s interest to complicate the strategic calculation for China. (Lee, 2013: 412)

    作者还有更加具体的战术建议：使中国面临的地区、情况、环境复杂化。

   Doing so [“to actively aid and encourage the rise of friendly, democratic and stable states in Southeast Asia”] would improve Australia's standing with Southeast Asian states, complicate Beijing’s attempts to neutralize as many countries as possible ...and thereby provide Australia further strategic and diplomatic buffers and depth against a hostile East Asian power. (Lee, 2013: 413) 

    注意，这里把中国表述为“东亚敌对国家”，明确地提议建立冷战的围墙和沟壑。

    而且文章更近一步，提出何以促成复杂化的局面的战术，即促使美国阵营的不坚定分子守住阵地，让中国束手无策。

   Australian strategic planners should also realize that Canberra has an abiding interest in ensuring that China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challenge or erode key pillars of the existing US-led alliance system... This will help the regional‘strategic holding pattern’ to persist by encouraging potential‘swing states’ to hold the line and not change their strategic trajectory 

towards China. (Lee, 2013：411)

    这里用了“坚守阵地”等一系列战争术语，来建议澳大利亚在亚洲各国之间应该推行的遏制中国的战术。

06

综合阐释与评判

    这里让我们首先对上述修辞分析做一个总结。第一，作者始终隐形地表述“美国安全中心论”，即“美国的安全联盟体系是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第二，作者以同样的方式持“军/国强必霸”的观点。第三，在这两个观念的基础之上，作者聚焦中国的军力和军费增长，并反复强调中国是美国安全体系之外的国家；这样一来，“中国危险”、“中国威胁”的概念得以证明，“中国假想敌”得以成立。第四，为渲染中国国防力量的增长、中国的“危险”，作者运用了大小国的反差、颠倒历史的对比、限定理解的方式等手法，来支持自己的臆断。第五，在表述澳大利亚、美国安全同盟系统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作者反复以“控制/掌控”一词，构筑前者对于后者的霸权地位和战略。第六，在构建了“中国威胁论”的基础之上，文章以反义词、战争术语等刻画了应对中国的战略和战术。

    纵观 John      Lee 撰写的文章的总体文辞，尤其是在此语境下的各种修辞，我们可以做以下评判。从文化话语研究、特别是文化修辞研究的角度来说，文章所凸显的中国“危险”、“威胁”、“不可信”、乃至“东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潜在敌人”等概念，不是来自什么现实基础或例证，而是由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美国（同盟）安全中心论的霸权观念、中国他者化、渲染中国军力增长和消解中国话语等一系列修辞手段推演而来的。没有这样的修辞手法，也就无所谓中国的“敌意”与“威胁”。

    那么，我们要问，难道这些思维方式、安全观、历史观、“中国是美国安全系统的敌人”是普世和必然的吗？中国的军力增长、中国的话语意图，只能从这种角度去解释吗？如果从人类多元文化、中华“天人合一”（以及“天下”、“和而不同”）、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下现实的角度出发，美国（同盟）安全系统并不能算人类唯一的，中国国防力量的存在与发展也不必定以为前者为敌；同理，中国有自己的历史观、发展观，更有自己的和平的文化传统。说到底，作者、文章力图表达的有关中国国防的概念、观点极大地受到了西方思维方式和美国安全中心论点扭曲，因而仍然是冷战框架下的老调重弹，而在其中，其各式修辞手法又起了重要的构建作用。

07

结语

    本研究揭示，学术话语中所展现的中国“危险/威胁”的国防形象、“令人质疑”的国防话语、“充满敌意”的国防战略、以及控制、围堵、挫败中国的战略建议，都出自各种修辞手段，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修辞手段蕴含了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美国安全中心论”和“军/国强必霸论”。那么，对于中国的国防话语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极为重要和急迫的任务是，一方面要广泛、系统、深入挖掘制造分裂、对抗、仇恨的修辞手段。另一方面，要揭露和解构深层次的陈旧、狭隘、霸道的分裂思维和敌对观念，同时也要从多元文化、中华文化的角度提出新思维、新观念，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平衡和谐的方向发展。

文献来源

施旭(2015) 涉中国防学术话语的修辞研究《外国语文研究》5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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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金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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