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洞悉过人性,才会明白:无论你是否做好了准备,生活,都是一场随时可能被“踢掉凳子”的绞刑。2000年,南京。来自德国的普方一家四口死了,死于江苏北部沭阳县的四个无业青年之手。直至十多年后,这起惨案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惨案发生在2000年4月1日的深夜。几个年轻人手头没钱,来到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他们本打算挑一家不亮灯的空宅下手,碰巧那家装修,没什么东西可用来卖钱。行窃时他们被来自德国的户主普方发现。也许有过激烈争吵,也许是企图和解却被误会,两边的人都听不懂对方的意思。深夜的惊惧中,这四个年轻人选择慌忙杀人灭口。除了普方和他的妻子,死的还有他们15岁的女儿和13岁的儿子。 案发后,这四个人很快被抓,并被判以死刑。他们的年纪和死去两位孩子的年龄相仿。最小的凶手,只有18岁。
庭审时,普方的家人也到了现场,面对四个满脸稚气和惶恐的凶手,他们很意外。”他们就像是逃课或闯祸后的孩子一样,完全没有想象中那般凶狠。”
普方的母亲经过心理挣扎,做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决定:她给法院写信,希望这四位青年不要被判死刑。“我们觉得,他们的死并不能改变现实。”
当年11月,这四个人被执行死刑后,普方惨案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和普通的凶杀案一样,再过几年,知道普方一家的人越来越少,这个不幸的家庭自然会被彻底遗忘。但为了寄托对普方一家的哀思,普方的朋友朱利娅和南京当地的一些德国人,共同设立了“普方基金”,资助苏北贫困地区儿童上学。朱莉娅(Julia Güsten),普方协会创始人之一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一直深深触动着她:那四个青年,从小生活在苏北农村,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进入社会后,都是打些零工,没有正式的工作。 朱利娅认为,如果他们有能力挣钱,就不会去行窃了。“如果他们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会有自己的未来和机会。”于是一群德国人主动上门,找到时任南京当地“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的张利伟,说想成立慈善协会,把他惊到了。“‘以德报怨’这个词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但是真正做出来需要超越非常大的限制,包括伦理上和文化上的。”从此,普方基金开始为苏北贫困地区的一些学生提供助学金,帮助他们完成中小学教育。孤儿、女孩、单亲家庭和父母患重病的家庭,是他们优先资助的对象。随着中国义务教育逐步免除学杂费,他们将资助对象延伸到了高中,地域也扩大到了皖南。选择资助对象时,他们会询问当地行政部门,哪些家庭需要帮助,给每个孩子建立档案,每年检查孩子学习状况。“如果学生不去上课或成绩不及格,我们就不会继续资助他们了。资助对象一旦不勤奋学习,我们就会把钱给其他孩子”,朱莉娅说。普方基金为这些学生提供住宿费用和学习用品,还向某些地区提供了沼气和热水器。 每年12月,圣诞节前夕,普方基金会都要去南京国际学校——普方夫妇的孩子曾就读的地方。在校园里那棵两层楼高的树上挂满信息卡,卡片上附着受资助孩子的姓名和照片。国际学校的学生,随机选出一张,给卡片的主人准备新年礼物。每年临近圣诞节,那棵圣诞树下,都会堆满几百份打包好的礼品袋。袋子里是学生和家长们精心挑选的手套、围巾、水彩笔和巧克力……“人被杀了,还来做好事?”“你们实在不值啊!”一位女士在看到普方协会会员每年都自己掏钱租车、亲手把礼物送到孩子手里时这样说。她不知道的是:第一年,南京国际学校的师生精心准备了100份“帽子围巾手套”,委托给当地人员派发。后来普方的会员们碰巧问起才知道,很多孩子根本没见过这些礼物。从此,每一份礼物,他们都要亲手转达。“受到资助的孩子们很感恩。”朱利娅说,孩子们会给基金来信,告诉他们,以后也希望成为帮助别人实现梦想的人。目前网络上能查询到的最新数据:截止2019年夏,普方基金会已经资助了江苏、安徽两省1800个贫困家庭的儿童,尤其是残疾儿童和女童完成了中学学业(据搜狐号”法律读库“《德国人普方灭门案:是剥夺一个生命,还是挽救万千灵魂 》,作者:邵万雷)。这数量不算“惊人”,但朱利娅说,很多大型的慈善团体经常不知道钱捐去了何处,普方基金很清楚如何控制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资金的流向,不会被他人转走,这很重要。” 这一场跨越国界的人性博弈,就这样,悄悄地换来了一群又一群孩子的更光明未来。孩子们的生活中完全没有普方一家的痕迹,却又和这一家人,有着某种联系。深刻洞悉过人性,才会明白:无论你是否做好了准备,生活,都是一场随时可能被“踢掉凳子”的绞刑。足够善良、足够热爱生活,你依旧无法阻挡这世上有着不可控制的人性之恶;犯下滔天大祸、后果无法弥补,做恶之人自己踢倒了“人性之凳”,却反被人性救回,用忏悔和折磨,填满这短暂的一生。朱利娅说,“我不知道最后这位母亲是否真的原谅了他们,但她不想法庭判处死刑,这并不意味着她原谅了凶手。这四个年轻人并不值得同情,他们罪孽深重。但只需要把他们关押起来,不让其与社会接触,不再危害社会就可以了。”普方协会的成立,是一群西方人,在中国逐步实现与“世界共通的冲突——贫富差距”的对抗。“造化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普方基金的网站上方,那句话始终没有变过:教育,成就一生。普方基金会2017年前往江苏进行春季探访的总结报告截图 / 普方基金会官网除了人性的宽恕、除了看到一个悲剧发生后的“偿还”与“大爱”,真正刺痛人心的,是教育能在何种程度上,塑造、影响、并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只有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清醒和自觉的认识。”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才会明白,怎样在生活的炼狱中发现更好的自己。同时,用更好的自己来面对他人;在艰难的生活和黑暗的日子里,保持对生活的希望;怎样发现人性闪光的那一面,始终对他人怀有信心。 “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不是大富大贵、名利双收、甚至,不完全是“岁月静好”,而是在看得清生活之苦的同时,心灵与精神依旧能不被世俗与功利的追求蒙蔽。更是最基本的,不会为了一时私利与情绪,作出有违人性之事。也许你也看过这样一条视频,近几十年内,中国的GDP在以怎样令人揪心又骄傲的速度而增长。飞升的数据与经济底气,无疑给了人足够的自豪与骄傲。但同时,看得见的骄傲背后,我们要等等自己那还没有做好足够准备的心智与思维方式。愤恨、谴责、惩罚、与反思,一系列的情绪,都只是防御再防御。发现问题,解决它,才是有智慧的进攻——无论对于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社会,还是整个国家。
附:《德国人普方灭门案:是剥夺一个生命,还是挽救万千灵魂? 》节选2001年夏天,我出差去德国。出差之前,我写信给普方先生的岳父母,询问是否可以去看望他们,并去给普方一家扫墓(普方先生的亲生父母早逝,他和岳父母关系亲密)。
我受到了热忱的欢迎。他们家在南德一座风景秀丽的小镇,普方太太的父亲Helmut Geiser先生开车到火车站接我。
他的家人全部都到了,普方太太的母亲Irene Geiser太太、哥哥Axel和姐姐Ute为我这个中国人准备了丰盛的午餐。
但是,我知道大家其实对午餐都没有胃口。他们在急切地等待着我向他们讲述我所了解的案情——尽管我已经在很多的邮件和电话中,向他们做了叙述。
沉默的午餐匆匆结束后,我开始回放我所了解和想象的案情经过,我看到了Geiser太太和Ute开始抽泣,终于,克制的呜咽变成了悲哭。
家里的三个男人,Geiser先生,Axel,还有Ute的丈夫Lehnert先生,始终保持着克制,他们没有哀哭,只是不停地擦拭着眼角的泪珠。
我也向一家人介绍了“普方基金”项目,这令他们感到了一丝宽慰。
Lehnert先生开车带我去了墓地。他在标致汽车公司做工程师,一家人生活在法国,今天是举家特地从法国开车过来的。
在美丽静谧的墓园,普方一家四口朴素的墓碑,矗立在微微颤动的青草中。
普方一家四口的墓地
Geiser太太已经事先为我准备好了鲜花。当我弯腰献花时,我仿佛看到了咆哮着和凶犯搏斗的普方,看到了惊恐万状厉声尖叫的Thorsten。
现在,没有谁可以再伤害他们了。
从墓地回来,已是傍晚,我本该告别。但是,Geiser先生对我说,邵先生,留下来吧,今天晚上就住下来,我们可以再聊一聊。我实在无法拒绝他们的邀请,于是答应了。让德国人在一天内准备两顿正餐,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点了披萨外卖。晚饭后,Geiser太太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相册,一页一页地给我看,普方太太的童年,普方夫妇年轻时相亲相拥,她的活泼可爱的外孙和外孙女。一边看照片,她一边流泪。他对我说:我告诉自己要坚强,要继续自己的生活。我现在还经常打网球。但我太太不行,她生活的意志已经垮了。第二天告别的时候,Geiser先生拿出一个大玻璃瓶,里面塞满了中国的硬币。他说:邵先生,我和我妻子以前经常到中国,去看望我们亲爱的女儿一家。这些硬币都是当时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找零攒下的。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去中国了,你把这些钱带回去捐掉吧。告别时,我没有说,也不可能说,我该多么感谢这对老人,因为我当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给法官的那封信,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哪怕是遭受了最大的痛苦,也不能改变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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