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强大的背后：百姓愚昧，道德丧失
历史学者秦晖曾谓：“秦制就是赤裸裸的强盗政治”。古人亦有定论，“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
这种自商鞅时代开启的强盗政治，一方面大大降低了秦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又彻底扼杀了秦国民众受教育的机会，窒息了一切监督统治集团的舆论场。
略言之，政府一手鼓励民众致富（努力耕作），一手控制、压榨民众（愚民弱民），最终使秦国沦为“笑贫不笑娼”的国家。
秦律公开把穷当成原罪，规定对那些无力娶妻只能入赘的穷人，不但不能分给他们田地，作战时还要强迫他们冲锋在最前线，就算他们的后代发达了，也要在档案中写明祖先是穷鬼，是赘婿。
此外秦律当中，还给穷人设置了一个专用的侮辱性的代词，叫做“人貉”。可资对照的是，《大戴礼记》“七出”之条包括“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窃盗”，而秦宣太后时代之《日书》显示，秦人不嫌弃女子“不顺父母、淫、窃盗”，但很在意其余四条。
总之，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整个社会道德水准急剧倒退，“笑贫不笑娼”已经成了官方认可和宣传的价值观。
在这种价值观下面，自然不会对宣太后的淫乱造成任何舆论压力，而且宣太后在临终前公然要求以自己最喜欢的情夫来殉葬。
相比之下，当时中原国家的不少君王尽管放荡不拘，但终究不能这样放肆，《诗经》里有很多讽刺中原君王们的淫乱篇章。
这是当时中原国家的一种原始的“舆论监督”，也是中原国家的一种价值观，但这种“舆论监督”和价值观，在秦宣太后执政时期的秦国是完全没有的，其原因是秦国搞了商鞅变法。
以“愚民”手段扼杀民众商鞅为秦制定的国策是以农、战为核心。生活在秦国的民众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从事农耕，要么出征作战。
如果想经商、求学，或者耕作不积极，达不到政府的要求，那么，本人及妻子儿女要被抓起来沦为官奴。
在商鞅看来，除了农耕和作战，其他行业，如商贾、隐士、学者、游士、手艺人都是对国家有害的，合称“五害”。因为这些职业的存在，不利于让民众保持愚昧，所以必须消灭“五害”。
商鞅在这个问题上说得非常直白：“民愚则易治也”，“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国富而贫治，重强”，“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等，也就是说，要让国家富有，就要让民众保持贫穷、愚昧，并且没有知识，只有这样统治者就容易制服管理他的百姓。
为此，商鞅一是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二是不奖赏战功、农耕以外的任何百姓。如此，“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
民众鄙视学问，就会变愚昧，就不会有多余的外部交往，就会安心耕种，国家就不会衰弱。三是士大夫们不许展示自己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才华，以免成为百姓的榜样。这些政策确实产生了商鞅所期待的效果。
据秦宣太后执政时期成书的秦《日书》，秦人普遍没有让子女读书上进的期望，而是祈祷儿子出生后孔武有力，利于耕战；希望生子做“吏”，生女儿“为邦君妻”。
宣太后死后不久，来到秦国的荀子看到的是：秦国没有知识分子，百姓都很愚昧，服饰简朴，相当害怕官府，相当服从的景象。
编校：唱个肥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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