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错误的，纳粹出了一本臭名昭著的书
可爱因斯坦看过此书后，一点也没放在心上，他说：“人多管什么用？只要能证明我错了，一人足矣。一百个零加起来还是零。”
首先，证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错误的。在持久批判的同时，纳粹动作最大的一次，是凑了100名科学家，出了那本臭名昭著的书《100名科学家证明：爱因斯坦是错的》。这本书充分利用人们的日常经验、直觉，结合经典物理知识，从各种角度反对相对论，他们能做到证据“确凿”，逻辑严谨，形式上符合日常经验，外行人看了，很容易相信。
后来，纳粹科学家勒纳德和斯塔克居然说出“科学是由种族血缘决定的”这类胡话，几乎让人们认为他们是在反讽纳粹。但不管大家怎么看，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证明爱因斯坦是骗子，因为他剽窃；爱因斯坦是恶魔，他研究邪恶的杀人武器，所以他的理论是邪恶的；爱因斯坦是疯子，喜欢疯言疯语，他的学说也很疯狂；爱因斯坦对女人不好，证据是与米列娃离婚，不忠于艾尔莎，有很多情妇（这倒是真的），所以他讨厌女人，鄙视女人（如果大家信了，爱因斯坦就得罪全世界一半人口）；爱因斯坦是叛国者、颠覆者。瞧，德国国籍也不要了，还不替德国说好话……
在纳粹的疯狂攻击下，爱因斯坦的形象在国际上愈发高大起来。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正义的化身、和平的使者、反纳粹学者的标杆。
三个狠招，招招落空，偷鸡不成还蚀把米。只剩最后一招：追杀。但爱因斯坦跑到美国去了——鞭长莫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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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
作者：杨建邺 来源：《民主与科学》2005年03期
“批相班”于1968年6月炮制出第一篇“文章”，这篇所谓的“文章”，几乎毫无科学见解。他们声称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大言不惭地吹嘘，“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彻底进行社会主义的形势下开展起来的科学大革命”。还说“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革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即将出现在世界东方辽阔的地平线上”。
但这次伟大得“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革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科学革命，到底有哪些基本物理思想有了突破呢？是什么新的思想在孕育、催发科学将发生革命呢？绝对没有！从“批相班”提出的几条“论点”来看，实在荒唐得可笑，人们只会感到中国大地上忽然冒出了许许多多的魏兰德的阴魂，他们根本不懂相对论，却想把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精神置于死地。
例如他们批判说：“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他们甚至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联开第一枪，苏联说我们开第一枪，究竟谁开第一枪岂不无法作出客观的判断了？这哪里是什么“批判”，纯粹是胡说八道。但是谁要是不赞成他们的“批判”，谁就会大祸临头，就会被扣上“卖国贼”、“反革命”的大帽子。
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实在看不下去，指责“批判”者们说：中国和苏联都在地球上，同在一个参照系里，从相对论推不出上述的结论。竺可桢先生不是研究物理学的，但是他能一眼看穿这些“批判”是什么货色。
还有更荒谬绝伦的“批判”，他们说，光速不变原理“深刻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极限这种反动的政治观点”。这可真正是极其荒唐的“批判”！
在进行了如此这般的“批判”之后，如像当时所有的“豪言壮语”一样，他们立即宣告：“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必须迅速发展起来，自然科学发展真正的新纪元一定会首先在我国到来！”
的确是“做梦都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位大学教师在大学课堂上讲“力”时，介绍了常见的一些相互作用力以后，一位“大学生”立即像“批相班”的人一样严厉地“批判”了这位教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力，你为什么不讲！？”教师莫名其妙。“大学生”说：“毛泽东思想威力！这是任何一种无法与之相比较的力！”
由此不难想像，这种比半个世纪前魏兰德、勒纳等人批判相对论还要荒诞的“批判”，会给中国科学带来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到了1970年4月，当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陈伯达，甚至号召中小学生也来批判相对论，说：“中小学生思想活跃，眼光敏锐，兴趣广泛，很有生气。”这简直是拿科学开最低级的玩笑；试想，这样的“群众批判运动”会是什么样的批判？
当时的上海理科大批判组还极尽造谣诬蔑和人身攻击的能事，他们在1970年发表的文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写道：“帝国主义需要相对论这样的‘科学’需要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是下跪。有一点却始终不渝，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这样的文章，居然登上了全国最高级政治杂志。
在一本由上海理科大批判组写的《爱因斯坦》的初稿中，他们完全不顾事实、信口雌黄地写道：“爱因斯坦一生，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有不满现实的一面，是为副；又有反对革命的一面，是为主。”“他高喊，科学家应该联合起来，对政治问题不应当采取沉默态度，应当跪在资产阶级面前，乞求自由、民主、平等。”
通过引用的这极小一部分的资料，就足以看出，在“四人帮”专制时期时，是如何严重地阻碍和破坏科学的进步。1930年，爱因斯坦就说过：
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质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移的定律。
爱因斯坦发现的这条“千古不移的定律”，无论对于历史和现实都有重大的意义。
科学自身的特质，就离不开自由，就与专制是势不两立的，任何专制者都一定会迟早拿科学和科学家开刀。纳粹时期如此，麦卡锡时期如此，“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纳粹时期，专制者把科学分为“德国的”和“犹太人的”的两种；麦卡锡时期把科学家分为对美国“忠诚”与“不忠诚”两种；“文化大革命”时期则把科学和科学家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种，这统统是为了不可告人目的而颠倒是非、指鹿为马，是对科学的污蔑和诋毁。自然科学从来不属于任何特定的阶级，它属于全人类，自然科学中的学术权威也同样如此。
1971年11月，正当“批判”的恶浪一阵高似一阵之时，周恩来在接见意大利前总理、社会党领袖南尼时特意指出：“犹太民族出了一些杰出的人才。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这句现在听来极其平凡的话，在当时对“批相班”幕后指使人可谓当头棒喝。还有许多正直的科学家如竺可桢副院长、周培源教授，对这种倒行逆施作了机智的斗争。例如1971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周培源就公开发表了反对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意见。商务印书馆还利用机会，巧妙地将许良英、李宝恒等人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于1974年和1975年相继付排，并于1976年1月将第一卷印出，第二卷于1977年3月出版；第三卷则在1979年10月出版。
爱因斯坦著作的陆续出版，是我们“最大限度地追踪爱因斯坦的思想、生活及科学活动，从中领略到科学和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深远影响”的最好机会。同时，这也是我们纪念爱因斯坦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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