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酒席”：后乡土中国的一个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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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酒席”：后乡土中国的一个表征
作者 | 萧子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本文原文《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10期），推送时略有删减，中国社会学团队精选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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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的根本属性是乡土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农村也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转型，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着愈演愈烈的变化。本文利用“流动的酒席”这一有趣发现为切入点，并进一步探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和新时期乡土中国的一些变化，或者说后（新）乡土中国的表征。重点提出“后（新）乡土中国”的概念，认为“后（新）乡土中国”是对受到现代化影响和冲击而发生双重变化，甚至在不断建构、解构和重构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高度概括。“后（新）乡土中国”是指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尽管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嬗变，获得了诸多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特征，但是依旧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性和乡土性。加微信shw983，看更多内幕猛料。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发展与推进，中国城市和农村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转型，甚至可以认为农村的巨变程度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也在逐步打破，因此，农村变革的广度和深度甚至有超越城市的趋势。传统的乡土社会和乡土中国在这一时代巨变中发生着断裂和嬗变，中国农村复制着城市的发展模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普遍的农村已经从农业密集型社会逐步向工业型社会转变，从计划性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和转型，可以认为，当前的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均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和转轨。
本文结合笔者在韶关乳源瑶族自治县必背瑶寨、游溪村、东坪新村等地田野调查的发现——“流动的酒席”，理论联系实际，重点审视当前中国农村保留的乡土性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农村潜移默化发生的嬗变。
一、一个有趣的发现：“流动的酒席”
2016年7月，笔者有幸入选并参加第二届“岭南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研究生暑期学校，该暑期项目由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主办，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孙宏开研究员、张继焦研究员、黄行研究员等做人类学、民族学的主题讲座。期间，主办方组织学员到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必背瑶寨、尤溪村、东坪镇新村等地进行田野调查。笔者原本参照何海狮博士（2015）的研究思路，做一个关于乳源瑶族自治县瑶族家先、家屋和家观念的研究。但是，笔者在7月12日，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流动的酒席”。
那么，何谓“流动的酒席”？笔者在游溪村调研期间发现，很多民屋墙壁中张贴着一些广告，其中有两则广告非常特别，广告内容如下：
“福临门流动大酒店（总店），下乡承办各类酒席，份（分）量足、回味好、价格实惠（428元-628元/席），1839445XX87（罗师傅）、1839445XX88（许师傅），地址：韶关市乳源县乳城镇侯公渡共和村委罗屋新村。”
“福到家流动大酒店，下乡办酒席，398-588元/席，口味好、份（分）量足、价格实惠，送请柬，满十桌送一桌，电话：1357077XX47，地址：韶关市乳源县城。”
笔者看到这则广告的时候，立马联想起自己的故乡赣州市兴国县Z村，近年来自己的故乡也开始流行这样一种流动酒席，那时笔者就断定中国普遍农村应该都已经开始流行这样一种形式的酒席。而且，7月13日，笔者到达东坪镇新村调研时也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的设想，在新村一瑶族民屋中看到一则广告，具体内容为“方圆饭店，移动餐厅，电话：1372755XX00，0751-525XX63 地址：乳源县游溪镇财政所对面。”当乳源瑶族自治县的田野调查结束后，笔者又利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暑期班的机会，在昆明和大理周边村庄进行了调研，同时回到自己的老家，同样也发现了这一有趣现象。
因此，笔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流动的酒席”是指一种近年来在农村较为普遍出现的新型酒席形式，它是农村居民出于便利性等目的而让县城和乡镇酒店承包酒席，并将各种材料运送到酒席举办所在的村庄，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形式，是商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产物，甚至可以认为它是当前中国社会从乡土社会（乡土中国）向后乡土社会（后乡土中国）或新乡土中国转变的特殊表现和表征。那么，从这里看到，传统酒席向流动酒席的转变就是乡土中国向后（新）乡土中国转变的共生性产物，因此，探究乡土中国里的传统酒席和传统酒席中彰显的乡土本性应是这篇文章要重点探讨的第一步。
二、传统酒席与乡土中国
1.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的根本属性是乡土性，或者进一步说“乡土中国即是指中国基础乡村社会的基本属性是乡土性。”（费孝通，1998）当然，也有多位学者对乡土社会和乡土中国进行了辨析，其中不乏有观点认为“把乡土中国等同于乡土社会并非是费孝通先生的本意。”（饶旭鹏，2012）笔者认为，乡土社会和乡土中国的确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归根到底研究的都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这里所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 社会的描述，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费孝通，1998）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没有必要过多多赘述二者的区别，并认为在本文中“乡土社会”和“乡土中国”这两个概念可以等同。
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差序格局、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长老政治、血缘与地缘”等重要概念。《乡土中国》一书是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和乡土社会的一个全面剖析，他认为中国农村的乡土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或者说主要有三个典型特征，即非流动性或者说流动性较小的主体、地域特征或者说地方性较强的社会空间、熟悉的社会关系或者说社会情义。
2.传统酒席中的乡土本性
“表征”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专业术语。周晓虹（2014）曾辨析集体表象、社会表征和集体表征等概念。他认为“我们其实可以将传统、习俗、国民性、集体记忆或集体无意识，以及时代精神、社会价值观、社会氛围、社会共识甚或意识形态都视为集体表征的不同形式。”而且他进一步认为“传统、习俗、国民性、集体记忆或集体无意识更多地表现了集体表象的历时性或积淀性的一面。”那么笔者认为，传统酒席是传统中国或者说乡土中国的乡土性的一个表征，传统酒席必然表现着乡土本性，必然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
笔者认为，传统酒席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中必然酝酿着人情债机制和人情味机制等，里面也必然蕴含着血缘、地缘和帮扶等重要乡土概念。当然，本文重点探讨的是传统酒席中蕴含的乡土本性，因此对于其中蕴含的“礼物”、“馈赠”等内容不做过多赘述。
对于传统酒席所包含的乡土本性，首先要论述的是酒席中的帮扶机制。众所周知，在讲究人情的中国社会，婚丧嫁娶都是大事。“即便是在物质贫乏的年代，一场酒席也是联络感情的重要介质。”（龚亮勇，2015）但是与城市不同，早些年，农村地区的酒席是由主家亲自操办，请亲朋好友搭手也是约定俗成的。也就是说，传统酒席中的帮厨和帮扶更多是基于情义和血缘、亲缘等。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其中江西Z村、昆明S村和韶关Y村等被访对象对于酒席中的人情味道有着如下论述：
“帮忙的亲人少了，都是花钱请人，大家都是匆匆忙忙吃饭，然后远方亲戚吃晚就赶路离开了，不像以前会提前到我们家帮忙，或者酒席完再到我们家呆几天。”（Z1）
“现在都有钱了，尤其是如果家里人不多的，家族没有人帮忙的就会选择让酒店的人来村里做酒席。”（Z2）
“办酒席人情味少了，炫耀的成分多，所以我很少去村里帮忙了，除非真的是非常亲近的人家里有什么好事要帮忙。”（S1）
因此，对于传统酒席中的帮扶机制，可以总结认为传统酒席的操办过程无微不至地体现了乡土中国中最为普遍居民的一种血缘和姻亲，期间蕴含着一种不涉及经济利益的情义和帮扶机制。无论是“远亲”还是“近邻”，中国传统酒席的操办过程中，既体现了一种差序格局，又体现了一种地缘关系，酒席的操办过程中应该由与主办方最为亲密和关系最近的亲人予以帮扶，同时主人的最为友好的邻居也会加入到酒席操办的各个环节当中。
其次，传统酒席体现了一种集体记忆。正如前文所言，传统习俗更多是体现了集体表征的一种历时性和积淀性。但是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剧，历史积淀和传统氛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轻，忘记传统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理所当然和顺其自然的事情。传统酒席向流动酒席的嬗变就是这一种趋势的较好说明。
三、“流动的酒席”：后（新）乡土中国的一个独特视角
田野调查发现，由主人操办、亲自进行烹饪的传统酒席正在被“流动酒席”这样一种商业性明显的模式所替代，而且这样一种模式已经开始如火如荼，在中国的普遍农村都已经慢慢出现。至于“流动的酒席”的出现甚至是风靡，或许是人们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嬗变，或许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和现代性的结果，或许“流动酒席”的出现只是现代经济背景下人们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当然，无论从何种角度对“流动酒席”的出现进行解析，都无一例外体现出一种变迁性和历史性的典型特征。因此，笔者认为“流动的酒席”在当下农村的风靡体现了中国农村的一种嬗变，从一个重视血缘、地缘关系、差序格局和人情的乡土社会逐渐转向“乡土性与市场性同时并存”的后（新）乡土中国，进一步认为，“流动的酒席”作为一个独特视角，对于剖析目前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新的意义。
基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重新对现代化（性）背景下的乡土中国和乡土社会进行一个全新的解析定义。随着近年来“乡土中国”被重提和热议，不少学者基于对新时期的乡土中国和乡土社会考察、理解，提出了“新乡土中国”（贺雪峰，2010；徐舜杰，2010）和“后乡土中国”（王小章，2015）。根据在韶关、昆明等地的田野调查经验，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的乡土中国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嬗变，乡土性受到市场经济和利益关系的冲击，血缘关系逐渐淡化，地缘和业缘关系的重要程度逐渐加强，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农村既迎来了科技与现代共生的时代，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种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集体记忆丧失。因此，当前的乡土社会更多可以定义为“后乡土中国”而绝非是“新乡土中国”，或者说可以用一个“后（新）乡土中国”这样一个复合型概念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后（新）乡土中国”是对受到现代化影响和冲击而发生双重变化，甚至在不断建构、解构和重构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高度概括。“后（新）乡土中国”是指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尽管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嬗变，获得了诸多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特征，但是依旧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性和乡土性，即乡土中国的本质属性尚未发生质变，甚至可以断定其本质特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断被打破，城市的各种特征不断延伸到中国农村，农村逐渐获得了时代特征和现代化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变。但是中国农村和乡土中国暂未转向一个全新时代，即“新乡土中国”，因此，当前的中国农村应该是处于“新”与“后”同时并存的时代，并且进一步可以归纳认为，“后（新）乡土中国”具有如下表征和特征：
1.“新”与“后”同时并存。正如前文所言，中国城乡二元机构在不断打破，但是从本质上讲，中国农村和中国乡土社会尚未转向“新乡土中国”，中国农村依然保留和延续了不少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熟人关系等，农村农业和村落发生了变化但也还保留了较多传统特征，可以认为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关系的存在与延续，使得农村社会保留着部分的“乡土性”特征，而没有彻底转型为城镇化的社会。
2.不流动与（大）流动同时并存。众所周知，传统社会是一个安土重迁的社会，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流动性是少的，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受户籍制度的影响中国农村的流动几乎为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农村从不流动的村庄逐渐转为一个流动甚至是大流动的社会。具体而言，空间、职业和地位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嬗变。在韶关的田野调查就发现，除少数老年人还保留着农民最为典型的特征，绝大多数的村民去到了城市，从事出租车、家政行业等行业，同时我们发现在以同姓居民为主的村庄，少数异性居民在本村无法获得政治主导权，但是居民通过教育、外出打工等方式依旧可以改变其社会地位，甚至获得了城市居民的身份。
3.乡土结构分化与融合的多样并存。“后（新）乡土中国”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农村聚落逐渐发生分层，逐渐获得了一些新的特质，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发展，工业村落、旅游村落和移民新村等类型逐渐出现和发展，上述村落类型构成了“后（新）乡土中国”。结合田野调查，我们知道韶关乳源瑶族自治县必背瑶寨就属于旅游村落，东坪新村就是一个移民新村，而尤溪村就尚属于传统村落向工业村落转变的过程中。可以认为，村落层次的分化是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的新型表征。
4.“私”与“公”同时并存。前文一直提到“流动的酒席”这一特殊现象，笔者认为从传统酒席向流动酒席的转变就是一种人情向生意的转变，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种“私”的表现。当然，从韶关乳源瑶族自治县部分村落的调研中发现，愈来愈多的村落推行农村议事会这一机制，这一机制体现了地方性的弱化和公共性的公共性的增强。（萧森，2010）
结束语
7月下旬，笔者回到江西Z村参加酒席，加微信shw983，看更多内幕猛料。同样在乡镇里发现了诸多类似“流动酒席”、“上门办酒席”的广告。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多返乡报告的涌现，以及《中国在梁庄》、《新乡土中国》等图书的出版都反映了中国文人对乡土变迁的情感震撼和对农村发展路径的反思。正如前文所言，“流动的酒席”在当下农村的风靡体现了中国农村的一种嬗变，从一个重视血缘、地缘关系、差序格局和人情的乡土社会逐渐转向“乡土性与市场性同时并存”的后（新）乡土中国，进一步认为，“流动的酒席”作为一个独特视角，对于剖析目前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新的意义。当然，本文尚存在很多不足，这里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陈光金所长、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执行院长符昌忠研究员的肯定和指正，笔者将在后续的研究中对“流动的酒席”进行完善，并尝试对其进行更为深度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