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环境扭曲心理——《斯德哥尔摩》

今天介绍美国电影《斯德哥尔摩》。

片名Stockholm (2018)，别名盗亦有路(港)。

提到“斯德哥尔摩”，大家第一反应应该就是瑞典首都和第一大城市。当然还有斯德哥尔摩电影节和斯德哥尔摩场地音乐节，这些都是和“斯德哥尔摩”密不可分的标志性事物，但最为著名的应该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了。

这个心理疾病的得名和发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起银行抢劫案密不可分。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和Clark Olofsson企图抢劫斯德哥尔摩市最大的银行，抢劫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

劫匪与警察对峙了130小时后放弃投降。可是蹊跷的是事件发生几个月后，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表示出对劫匪的同情，甚至拒绝出庭指控劫匪，还为劫匪筹措法律辩护资金。

有趣的是，四名人质表示不恨劫匪，反而对营救他们的警察保持敌意，甚至其中一名女职员爱上劫匪Olo 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个蹊跷的事情引起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兴趣，他们开展研究后发现，这种心理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心理反应。随着研究深入，学者们也就将其称之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本片还原了这起银行劫案中的人们心理变化过程，让观众们进一步了解这个大名鼎鼎的心理反应的“成名之路”。

研究表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发生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完全控制受害者的行动自由、切断受害者与外界的信息沟通、让受害者确信自己掌握了生杀大权、偶尔对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

抢劫银行的两个劫匪或许并不是心理战大师，只是碰巧同时满足了这四点要求，于是四名人质便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对劫匪产生了令人无法理解的感情。

对于个体来说，受害者遇到施害者时，因实力悬殊，生命权完全被对方掌控。

受害者的一举一动完全被施害者，时间久了，保障生存的最基本事物都会被认为是施害者的施舍。而受害者则会慢慢对施害者感恩戴德，甚至觉得施害者是宽容怜悯的大善人，逐渐转变为维护施害者，觉得只有施害者安全才有自己的安全。

受害者无助地屈服于暴虐时，也就是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时候。

对于极端个体来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证明了人是可以被驯养的。

如果将视角放大，对于一个群体、一个阶层，同样适用，个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上升为权术。

如果再将视角变化一下，不同种族之间的驯养似乎也可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描述，驯服野马、猎鹰等过程似乎都以摧毁猎物心理为最终目标。

想了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不妨看看本片。影片拍摄了1973年银行劫案的发展过程，重点就是人物角色的心理变化过程。

人质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恐惧、害怕、同情、帮助四个过程。

他们一开始对突如其来的银行劫案感到恐惧，意外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大家都很惊慌失措；随后他们看到了劫匪的凶悍，身处毫无安全感的环境之中，内心十分害怕；紧接着在劫匪展露真性情后，人质们觉得劫匪并不是那么穷凶极恶，劫匪甚至为人质争取生存物资，甚至还有交朋友的可能，人质内心开始慢慢同情劫匪；在劫匪有意无意的小恩小惠下，人质们开始自发地帮助劫匪，比如帮助逃跑、对抗警察等。

其实想破解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不难，只要不怕死就行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何况是纸老虎犯罪分子呢。

想要不患病的死去，还是患病后的活着，这似乎成了问题。 

极端环境扭曲心理，

毕竟好死不如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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