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 |中国科学能超越美国吗
谢宇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士里唯一的华人
美国科学的最大优势不是钱，也不是人，而是美国文化。美国文化是多元的、开放的、自由的、推崇个人创造力的，对科学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文化，是科学发展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很难复制。中国科学与美国的差距确实在缩小，但是原创性的、前沿性的科学创新太少了，中国现在有钱、有人才，但是缺乏创新的文化土壤
马国川 |文
苏琦 |编辑
“美国科学没有衰退，”美国两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谢宇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美国科学的最大财富和最大优势不是钱，也不是人，而是美国文化。”
自21世纪以来，关于“美国科学正在走向衰落”的议论就在美国流行。随着中国科技的快速进步，围绕“美国科学衰落”的争论更趋激烈。作为一个致力于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家，谢宇和他的合作者一起撰写了专著《美国科学在衰退吗？》，对这场争论进行了回应。
谢宇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后来留学美国，并曾在美国大学任教。2009年，50岁的谢宇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赴美的百万留学生中唯一一位在社会科学领域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华人。
著名科学家施一公在为《美国科学在衰退吗？》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说，“我的直觉与谢宇的论证不谋而合”，“我看到书中大量的科学采集的数据佐证其观点，常常感到既充分翔实又痛快淋漓”。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科学研究的发展，“美国科学衰落论”同样在国内流行。有些人甚至乐观地说，“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
作为北京大学千人计划讲座教授，日常往返于中美两国的谢宇也注意到了国内的议论。他提醒说，中国科学与美国的差距确实在缩小，但是原创性的、前沿性的科学创新太少了，“中国现在有钱、有人才，但是缺乏创新的文化土壤”。
谢宇说，“未来中国科学要有大发展，要在多中心的科学生态中占有优势地位，就要从改善文化、改善体制入手”。
美国科学的三大困境
《财经》：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有一个说法越来越盛行，就是美国科学在衰落。在美国是否也有类似的议论？
谢宇：很久以来，许多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民众就对美国科学的发展前景信心不足，各方面的言论不断地为美国科学界敲响警钟。
200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医学研究所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失去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报告发布后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一年里国会就收到了几十份议案。不过，这种“警钟观点”也受到了一些来自权威机构的挑战：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发表报告认为，美国的科学现状并没有那么令人担忧。
在美国，有这些争论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2012年出版了《美国科学在衰退吗？》一书，就是对这些争论的回应。
《财经》：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你为什么会关心科学发展问题呢？
谢宇：我本科读的是冶金工程专业，毕业后到美国留学，读的是科学史，后来又加了一个社会学专业。博士阶段放弃了科学史，但是我一直对科学史感兴趣。1989年我完成的博士论文《成为科学家的过程》，研究的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科学家。
博士毕业后，我去密歇根大学教书，专注于社会学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在当年没有出版，多年来一些好友经常问这篇论文的最新进展，于是我就邀请一个从前的学生、现在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的亚丽珊德拉·齐沃德作为合作者，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了这本书。
《财经》：从题目上看，这本书与当初的博士论文有很大不同。
谢宇：是的，不仅仅更新了数据，几乎是重写。因为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兴趣有所转移，主要围绕关于美国科学发展现状的争论展开讨论，最终是想要回答美国科学是不是在衰落。因为我们研究发现，美国科学确实存在现实困境。
《财经》：主要是哪些困境？
谢宇：第一，从美国科学家的人口结构来看，科学家中移民的比例增长迅速：从1960年的7.2％增长到2007年的27.5%。与此同时，美国本土出生的科学家比例在下降。
《财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有大批科学家移民美国。
谢宇：但差别在于，起初主要是欧洲移民，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亚洲人占了大多数，种族有明显的变化，数量上的变化也很大。亚洲移民在美国的融入性比欧洲移民差些，自我认识较强，与输出国的联系较紧密，回国服务的可能性也要大些。现在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科学家来自外国。美国担心，如果过度依赖移民科学家，一旦移民科学家供给下降，美国科学将会陷入困境。
第二，从20世纪60年代起，相对于同等教育水平的其他职业来说，美国科学家的收入是相对下降的。特别是基础科学，工资比从事社会科学、经济学、医生和法律工作都低，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也会随之降低。另外，美国大学教育没有继续扩大，所以教职有限，造成了一些专业人才拿不到教职，例如生命科学就是这样。
第三，美国的科学研究经费也有所下降，不像以前那样宽裕。中国的研究经费的增长是很可怕的，每年增长20%多，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的科学家愿意回来，因为他们回来有比较可观的工资。
《财经》：中国科学家的工资比美国还要高吗？
谢宇：和美国的工资差距并不大，但是在中国获得的研究经费会比在美国高很多，而且国内的设备也很好，所以很多人愿意从海外回国工作，这种选择也是出于理性考虑的。
《财经》：美国科学面临这三大困境，未来发展前景似乎确实不乐观。
谢宇：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美国科学正在衰退”的结论。
美国科学没有衰退
《财经》：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美国科学仍然保持优势？
谢宇：美国科学本身还是很好的，比如美国科学劳动力的规模在增长，美国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支持度依然很高，美国高中生选修的数学和科学课程更多且成绩在提高，美国科学专业毕业生人数在持续增加，获得科学学位的大多数毕业生都找到了相关工作……这些方面的数据否定了悲观主义者的看法。
《财经》：不过，其他国家的科学在发展，包括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科学的发展迅速，你怎么看这些国家对美国的科学地位的影响？
谢宇：这是一个好问题。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全球化行业。近百年来，许多前沿的科学成果是美国最先发现的，但国际化的教育使得这些基础知识变成了世界的共同产品。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有机会接触和学习美国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基础科学领域。同时美国人也能够从国外研究者的成果中持续受益。
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并不意味着美国科学的衰退，它可能仅仅说明了当今的美国科学在不断地全球化。在一个其他国家都在努力赶超美国的时代，即使与自身的不同时期相比，美国科学也没有衰退，当然，它也必然不会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不同国家的科学家联系越来越紧密，合作也越来越多。在新的世界秩序下，美国科学要一如既往地保持无可挑战的地位无疑会面临巨大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科学就会因此而退步。
《财经》：不是美国的科学衰落了，而是整个国际环境变了，其他国家的科学在崛起。
谢宇：是的。相对来讲，美国科学的领导地位不像以前那样完全是起决定作用的。在过去90年里，美国是世界科学的唯一中心，现在这个中心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从科学发展史看，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路线很清晰：最早的科学中心是意大利，然后转移到英国，再从法国到德国，最后在20世纪20年代转移到美国。
《财经》：依照科学中心不断转移的历史发展模式，很容易得出“在不久的将来，世界科学中心将从美国转移到其他国家”的结论。
谢宇：得出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和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成功改变了科学，使科学实现了完全的职业化。只有在美国，科学才做到了真正和教学相结合、和实用相结合。在此之前的几个科学中心都没做到这一点。现在各国都仿照美国模式来发展科学，以国家力量来支持科学发展（比如通过资金投入和发展教育）。随着科学的普及，我认为，未来的世界科学可能不像以前那样只有一个中心，而是会形成一个多中心的生态局面。不同的国家以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科学的某些方面，从而对科学做出不同的贡献。鉴于网络交流的便捷性和低价航空的大范围普及，与一流科学中心的地理距离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财经》：这种科学的世界性分工和经济的分工很相像。
谢宇：这种生态雏形已经出现。例如，现在美国人有一些想法，但是不一定能够做很多事情，他们把这些想法带到中国来做，中国人出钱出力，在实际上把美国人的想法做进一步扩展。换句话说，中国有些科学研究就是跟风、验证，是一种劳动密集度比较高的工作。
美国科学为什么会继续保持优势
《财经》：在未来的多中心的科学生态中，美国科学还会保持优势吗？
谢宇：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美国科学的最大优势不是钱，也不是人，而是美国社会的大环境，也就是文化。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有三个特征：普遍主义、重视创新、致力于增进公众福利。美国文化与科学的三个特征相契合。
普遍主义是美国一直坚守的原则，它是“人人机会平等”观念的基石。与曾经有长久的贵族阶级特权统治历史的欧洲不同，美国推崇“个人主义”文化，非常重视个人的独立思考，而非一味尊重权威。不断接受新移民就是美国个人主义的一个体现。一个美国人的成就大小或贡献多少只取决于他做了什么，这就是普遍主义的原则，也是科学一直强调的文化规范。
《财经》：问题在于，普遍主义的原则虽然被推崇，但并没有被完全践行。不断有人批评说，美国社会阶层流动不再像以前那样畅通。
谢宇：尽管没有完全被遵守，但它在美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信念，它的存在会鼓励美国人去追求科学。这种普遍的社会信念会影响那些面临多种职业选择的年轻人的观念，进而影响他们最终的职业选择。
再者，美国文化强调创新。欧洲文化也欣赏创新，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普通民众创造力的鼓励。用托克维尔的话说，美国人“扫除了挡道的特权，而为平等竞争敞开了大门”。科学因创新而发展，科学的繁荣反过来又会促进创新。美国历史就是一部技术创新史。
除了普遍主义原则和强调创新的观念，美国文化还认为，每个个体的成功都能改善整个社会，高水平的成就会增进社会福利。因此美国社会少数取得辉煌成就的人能获得大众的赏识和认可，人们也对社会不平等有较高的容忍度。美国人对那一小部分拥有极高声望和财富的群体很少表现出愤怒、不满或嫉妒。
所以，普遍主义、重视创新、致力于增进公众福利，这些科学所具备的特征，也是美国人的价值观。从世界看，两者的结合在美国是最好的，因此孕育了强大的科学创造力。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能够保持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
《财经》：文化是有持久力的，所以你对未来美国科学继续保持优势仍然有信心？
谢宇：美国文化是多元的、开放的、自由的、推崇个人创造力的，对科学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文化，是科学发展的“软实力”。换句话说，科学的软实力就是一种支持个人创造、反权威的创造性工作。这种“软实力”很难复制。
从长远来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才是美国科学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尽管美国科学面临一些困境，但是美国科学发展的软实力没有下降。在竞争激烈却又高度开放、人人能够受益的社会环境中，美国科学会像过去一样持续繁荣下去。如果某一天这样的环境消失了，那才意味着美国科学的真正衰退。
要加强科学“软实力”
《财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科学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重要参与者。
谢宇：这是人们公认的事实。因为科学进步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所以世界各国都将科技投入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中国的研发经费增速惊人，高等教育也在普及，科技人员的规模迅速扩大。设备完善的科学实验室越来越多，中美两国科学家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中国一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已经能提供总体上相当于美国较好的研究型大学的待遇和科研条件。此外，中国还积极争取引进国外优秀人才，特别是海外华人科学家，尤其那些在美国的科学工作者。因此中国科学与美国的差距确实在缩小。
《财经》：很多人认为，中国科学赶超很明显，将来是有可能超过美国的。有些人就预言，如果更多地砸钱，二三十年中国也可能出现诺贝尔奖井喷现象。
谢宇：这是可能的，得了诺贝尔奖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科学赶上美国了。因为有些诺贝尔奖可能是机遇造成的，有些诺贝尔奖是通过实验靠钱砸出来的。问题在于，来自中国的原创性的、前沿性的科学创新太少了。
科学的精髓在于创新。中国现在有钱、有人才，但缺乏创新的文化土壤。中国文化强调下级服从上级、晚辈听从长辈、尊重权威。这样的文化更倾向于做重复劳动或者是扩大规模性质的工作，你做十，我做一百、一千，这不是创新。
《财经》：经济学家钱颖一说过，创新就是从零到一，中国则擅长复制，因为人口基数大。
谢宇：中国的技术性产品是很成功的，因为产品是标准化的、同质性的，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和技术性产品不同，科学的不可比性非常强。一所大学有几篇文章、几个院士、多少个学生，都可以计算出来，但是科学成果不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完全量化。一个好的想法可能比500个想法都要好，一篇有创见的文章可能比500篇文章都要好。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不是等价的。
《财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谚语“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其实是错的，一千个普通科学家可能比不上一个有创新的科学家。
谢宇：科学家之间是不可比的。完全是创造性的、依靠个人想象力的原创性成果，是不能用数字来衡量的。中国的问题是把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成果以量化的方式来计量和评判。这就是在中国科学发展的困境。中国的管理模式对于产品的批量生产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测量、可以复制，第一个和第一千个、第一万个都是一样的东西。但科学家不是这样，科学产品也不是这样。把商品生产的管理模式移植到科学产品的产出过程，把管理产业的模式放到管理科学家上，就大错特错了。
《财经》：因为中国文化不鼓励创新，所以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也受到了质疑。
谢宇：到美国留学、就业的中国人也很有创造力，所以中国人不是没有创造力，而是文化环境压抑了创造力。年轻人从读书考试一路走来，一直在强调尊重权威，压抑个人创造力，压抑反权威的不同声音。即使读到了研究生，也是跟着导师做“跟班”。这种文化对科学发展是很不利的。
《财经》：也就是说，科学发展的“软实力”是中国的一大短板？
谢宇：中国在科学发展的“软实力”方面还有很大差距。这种“软实力”不是金钱能够买来的，也不是人多就可以堆积出来的。中国如果不改变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原创性的基础科学是很难有大突破的。未来中国科学要有大发展，要在多中心的科学生态中占有优势地位，就要从改善文化、改善体制入手。
中国太强调客观指标了，喜欢GDP，喜欢SCI，因为这样使考核和排名更加简单和易于操作。但是，科学成就不是简单的行政认可，而是要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假如有一天，最有名最活跃的科学家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的科学中心，是源源不断的科学原创思想的诞生地，那么中国科学就在多中心的科学生态中真正占据了令人景仰的优势地位。
作者为《财经》记者，原载2018年4月30日《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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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技强大的全部秘密
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作者：刘胜军
大道至简。美国强大的秘密有四：小政府大社会、自由的教育、自由的金融、契约精神。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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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中兴通讯因为美国一纸禁令就陷入“休克”，这犹如戳破了“皇帝的新衣”那样令国人错愕不已、捶胸顿足、摇头叹息。
反差就是动力。可以说，1990 年海湾战争战斧巡航导弹令国人震惊，唤醒了中国军队现代化。此次中兴通讯如果能帮助国人客观认清现实的骨感，这是改革的机遇。一味悲情呼吁“今夜我们都是中兴人”，只会让我们痛失“猛醒”的良机。
“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性
有人说，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没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不都一样是采购欧美日韩的核心技术吗？
此言差矣。中国不一样，美国只针对中国。
当前，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当其时。回顾历史，第一次产业革命帮助英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第二、三次产业革命让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因此，当前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有很大概率帮助中国超越美国。这是中国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的机遇就是美国的焦虑。新兴大国崛起，原有的大国心里不爽，这是人性，“修昔底德陷阱”是必然的。
特朗普最初抛出贸易战威胁，很多人以为是为了解决“贸易逆差”，但从 301 调查报告、对中国制造 2025 的指责和中兴通讯事件来看，“贸易逆差”只是一个幌子，争夺科技霸权才是真实目的。
核心在于建设创新体制
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是悲哀的。
但如果看到了问题，却给出错误的解决方案，同样是悲哀的。
笔者认为，中国搞核心科技是必要的，但千万要记住以下几点：
• 美国顶尖的科技公司没有一家是国企。原因很简单，科技创新风险极高，而国企的体制却是“风险厌恶型”的。当年中国通讯领域一度有四大巨头：巨大中化(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的简称)。
1998 年，华为销售额 89 亿，中兴 40 亿，巨龙 30 亿，刚成立的大唐 9 亿。如今，巨龙和大唐已经不见踪影。而民企华为成了唯一的希望。
• 产业保护只能“保护落后”。汽车产业是最为沉重的教训。我们通过合资公司，“养肥了”上汽、北汽、东风、一汽、广汽，但他们创新了吗？真正有些创新的是吉利、比亚迪这些当年不被放在眼里的民企。
• 我们的落后不仅是芯片，也不止是中兴。从汽车到电脑、手机、电视、飞机，几乎所有的核心科技都掌握在欧美日韩手中。
• “鱼”不如“渔”。关键要学会创新的体制机制，而非某一项技术、产品。
因此，我们必须搞清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成就了源源不断的核心科技？
里根革命
美国的创新之路并非从一开始就就那么顺利。美国真正走上创新的康庄大道始于里根。里根因此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总统。
在里根之前，美国经历了野蛮发展的镀金时代、大萧条、二战，在罗斯福的推动下，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美国政府越变越大。70 年代的中东战争，令“车轮上的国度”美国陷入“滞胀”的泥坑。
在学界、政界、企业家都充满迷茫的时候，伟人登场了。演员出身的里根没有学过经济学，但他有惊人的直觉和判断力，深谙国家强盛的根本。里根在 1981 年的就职演讲中说道：
政府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所在。
这句话引发了美国的思想革命，帮助美国重回正轨，“里根－撒切尔”组合也在 80 年代引领了全球范围内的思想革命。
里根这句话，翻译成中国式表达，就是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那句：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里根知行合一，果断采取四大改革：
• 大规模减税，税率降低 30％
• 大幅度减少政府管制，推动自由化（deregulation）
• 大幅度减少政府投资，告别凯恩斯主义
• 坚决控制货币超发
所谓里根革命，其本质就是给企业减负松绑，激活“企业家精神”。
“小政府，大社会”，这是美国创新的制度根基。
美国创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民主党总统奥巴马这样评价共和党总统里根：
里根是在以尼克松、克林顿无法办到的方式改变了美国的发展轨迹。他直截了当地触及到了大众期盼的透明和乐观主义。
美国的 3 大秘密
细看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最具代表性的是硅谷模式。几个年轻人在自家车库里折腾，居然成就了英特尔、惠普、微软、思科、苹果、谷歌一个个科技奇迹。
除了“小政府、大社会”这一制度根基，美国创新奇迹背后是三大底层因素，也是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地方：
自由的教育
当今几乎所有的顶尖大学均被美国囊括，美国一个国家的诺奖得主占全球超过 1/3 。仅哈佛大学一所学校诺奖得主就高达 151 人，超过了排名第二的国家英国。
自由，是美国大学的灵魂，也让美国大学在吸引人才方面进入了良性循环。2015 年，哈佛校长福斯特在清华演讲时说得掏心掏肺：
新知识来自无尽的探讨、辩论、思考和一种怀疑精神。每条道路都可能通向新的答案。因此，大学应该是任何一个题目、任何一个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的地方。大学必须培养这种讨论，因为唯有在自由的思想探索中才能有新发现。这些才是世界最好学府的核心标志和共同价值。
中国呢？
马云说：
杭州师范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钱颖一说：
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输知识，而不注重于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进入引领世界的地位。据说去年有几位来访的美国大学校长与我国教育界高层领导会见，当被问到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中表现的优缺点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基础知识好，但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
在此，笔者呼吁落实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大学去行政化”，让教育回归本源。
自由的资本市场
伟大的企业起步于渺小。创业之初，资金是最大的障碍。美国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美国硅谷拥有极为活跃的风投机构，成为创新的助推者。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进行 IPO ，风投套现然后去投资更多的初创企业。已经上市的公司则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机制和激励机制茁壮成长，人才和资金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美国顶级的科技公司几乎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这一切背后的关键是：
IPO 是自由的而非审批的，监管是严格的而非纵容的。
反观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受制于 IPO 审批制和“搔痒式”监管，资本市场孵化的不是创新公司，而是“乐视”、“绿大地”、“万福生科”，是业绩变脸、高位套现，创业板沦为“套现板”。
中国证监会邀请“独角兽”回归 A 股，固然是进步。但是真正值钱的是“未来的独角兽”，这绝对不是靠证监会能选美选出来的！
IPO 注册制改革，对于创新创业太重要了。
法治与契约精神
创新是高风险的事业，但依然吸引无数精英前赴后继，是因为一旦成功就可以获得亿万身价，甚至成为世界级富豪。
因此，从激励的角度看，有两个关键：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家财产权的保护。
法治的背后是契约精神。
下面这个故事生动告诉我们，法治和契约精神是如何炼成的：
• 1797 年 7 月 15 日，一个年仅 5 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
• 后因家道衰落，孩子的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 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给了许多买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
• 1897 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格兰特在南北战争时期担任北方军统帅。孩子的坟墓离美国 18 届总统格兰特陵墓只有不到 100 米。然而，孩子的坟墓非但没有因为要建设总统的陵园被挪走，反而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
• 1997 年 7 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 100 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这段故事特别令人震撼，原因有三：
1.土地被多次转让，但没有一个人违背最初的契约；
2.契约的约束不因时间的流失而被淡化，百年如初；
3.即使是美国总统、美国政府，也毫无例外，必须尊重这样一个简单的民事契约。
契约精神之所以是市场经济的精神内核，在于其与法治文明的同生共亡。如果契约不被遵守，法治从何谈起？
易中天说过，“国人拼血缘，西方人拼契约。”现代文明是陌生人的社会，随着市场经济范围的扩大，人与人的交易关系只能建立在契约之上。
越落后的地方，越是熟人型、关系型社会。越发达的地方，越是陌生人型社会。能否借助契约精神升级到不必依赖“关系”的陌生人社会，是市场经济成熟的标志。
一个社会能否建立契约精神，首先看政府，因为政府握有权力，是强势的一方。政府违背一次契约，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假如政府始终恪守契约，民间力量谁又敢不尊重契约呢？
政府心中无贼，则天下无贼。
中国呢？企业家受了委屈，居然不敢去法院。只能像毛振华怒怼亚布力管委会、黄鸣怒怼德州市委书记那样在风中哭泣。
我们真正的短板
在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钳制之下，中国应有危机感。但这种危机感的出口不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宣泄，而是冷静反思，知耻而后勇。
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真正值得焦虑的不是芯片，而是企业家精神的土壤。如果我们只盯着芯片，等我们搞出了芯片，科技一日千里，美国不知要搞出多少个我们看不懂的核心科技。
记住：我们真正的短板是：政府审批、教育体系、金融市场、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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