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中国之药？中日和解为何这样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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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熊培云记录了他受东京大学之邀访学期间的所思所想。他观察受“西风”塑造的日本，更关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并“在日本发现中国”。2016年3月27日下午，青年学者熊培云做北京客单向空间，一同出席的还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建平、日本专栏作家加藤嘉一以及学者止庵，众人开展了一场以中日关系为核心的对谈：日本社会的特点、中日社会的差异、中日和解之困……

熊培云认为，人常常无可避免地做出心理学家所称的“盲视”行为，即我们只看得到我们想看的东西，忽略了不想看到的那部分。因此，在旅日写作的过程中，他采访了各色各样的人——议员，百姓，右翼，学者……以此来减少“盲视”对写作的影响。

石桥湛三与“小日本主义”

2014年，熊培云接受东京大学的邀请赴日本访学。访学期间，熊培云不断地阅读、采访、整理笔记、思考，每天用日记体记下他在日本的所思。本来计划只在日本待几个月，随着观察与写作的不断深入，他觉得几个月远远不够。

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左翼、右翼……它们是《西风东土》中的关键词。从明治维新一直到二战结束，国家主义在日本不断地发育、膨胀。“福泽谕吉说的‘争国家之独立，先争个人之独立’听起来很个人主义，但其实有很大的问题。这还是以国为本的思想，福泽谕吉他们把个人的自由当手段谋求国家的自由。国家主义正是从近代慢慢培育的。”熊培云说，“在近代，国家主义一直有很大的保障，日本把扩张国权当成很重要的使命。”

而上承国家主义、下启“小日本主义”的人是石桥湛山，熊培云认为。到日本的第二天，他便将研究重心放在石桥湛山上，认为石桥是战后日本经济崛起中的“关键性人物”。石桥湛山于1956年12月出任日本首相，三个月后便辞任。石桥希望日本走“小日本”主义，即小政府，大社会。他强调个人自由，推崇个人主义，在战前，他反对满洲侵略，希望日本战败。熊培云将日本1960年代的经济增长归功于石桥推崇的“小日本主义”。而与之相对的，“大日本主义”是国家主义的表现，对外表现为极右，发动侵略，把国家和社会破坏掉了。

《西风东土》的腰封上有这样一句话：“日本是中国之药。”熊培云解释道，“中国有两个地方可以向日本学习，一是组织系统，比如社团；二是意义系统，比如道德，社会自治等。这两个中国以前也有，只不过大革命把这两个都摧毁了。”熊培云对中国的社会发育不是很乐观，认为中国的组织系统和意义系统仍需要慢慢培养。

仇日的民族情绪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网上能看到大量的仇视日本的言论。但熊培云观察到，在日本，和平发展的确是主流。“国家（state）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被剥夺了发动战争的权力。对东方来说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很重要的成果。我们常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最大的权力就是发动战争的权力。”这个压制一方面是源于日美安保条约，另一方面是日本的民主。熊培云援引了康德的一句话“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发生战争的”，他并不完全同意康德，但他认为民主国家结束战争更具有优势。

在民主国家，“大家都有选票，而战争是需要成本的，他们要考虑这对自己的利益的威胁。但在集权国家人人都只是螺丝钉，是国家整体的一部分，战争成本用多用少都一样，发不发动都不是自己说了算。此外，在极度洗脑、渲染仇恨的情况下很可能为了意识形态赴汤蹈火。而如果民主社会，意识形态自由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会适可而止。”熊培云解释道。

媒介素养与对外情绪

熊培云在东京访问的时候，一个朋友问他是否安全，并发给他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一些人在游行示威，而内容类似于“xx人滚出去”之类。熊培云说，他天天在东京，没有遇到这些事情，大家都很友好，就觉得没什么。“这就涉及到我们对媒体的理解。同样的照片，我看到后觉得只是某地方举行了示威游行，结束了就没事了。而如果媒介素养不是很好，或许会认为整个国家都发生了这样的活动，就像看抗日剧一样（亢奋）。”

孙歌说：“媒介素养核心在讲一个问题，在接受媒体内容之前，自己先做一番处理，选择角度，信任还是不信任。”在传媒社会，我们都在接受事实，但所有的事实都是二手的，这意味着我们直接看到的表象都是经过处理的。在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上，如果不加思索地便接受信息，那么情绪可能会很容易受到煽动。

止庵这些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日本。谈及媒介素养，他想起了自己在池袋的一次经历：“那天周日，我看到路口有一辆右翼宣传车，车上有个人在讲演，声调很高，可以说是声嘶力竭，非常吓人。车下面全是人，特别多的人围在那里。我当时想，这要是拍一个照片，那日本就挺危险了。这个时候是红灯，过了一会绿灯了，人就退潮了，一个人都没有。非常奇怪，讲演下面一个人都没了，我才反应过来都是等红灯的。”要是在这个情况下拍两个照片，一个是举国都是右翼，一个则是举国没有右翼。止庵晚上回去后和朋友聊起，朋友说那个讲演的人也是雇的，日本有专门做这个的职业，你别信。止庵说，如果你缺乏媒介素养，对看到的现象做很简单的判断，然后愤怒或者高兴，这都很可笑。

加藤嘉一说，日本较为强调媒介素养是有原因的。“我们是二战发动国家，战败国，军国主义国家。老百姓认为国家、媒体都无所作为，国家欺骗了国民，让国家陷入崩溃的边缘，一片废墟。我们从那个情况下回归国际社会。所以如果再不强调媒介素养，那么民主和社会可能就会退潮，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国民时刻抱着警惕的态度。”

为什么中日和解这么难

熊培云一直在思考、探索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法德可以和解，而中日和解这么艰难？

孙歌说这也是她的心结。她讲到，“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大学做讲演，问台下的学生，假如今天日本政府对我们做了明确的谢罪，你会原谅吗？我们知道和解分两部分，一个是谢罪，一个是原谅。台下学生说我们不原谅。”这个抽样虽然很单一，但多多少少能够说明学生们的民族情绪很严重了。

中日之间的和解需要很精细的分析。

“在国家层面上分析的话”，孙歌说，“我们发现德法和解与中日和解几乎没可比性，德国最难和解的是犹太人，不是法国。而德国和犹太和解不是在1950年代，而是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孙歌分析道，1950年代德法的迅速和解是在美国的控制下发生的，西德和法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后立刻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德法是冷战结构里西方一侧的同盟国。

提到中日和解最常说的是1970年代的中日邦交。但事实上，孙歌说，“我们都忘记了1951年日本首先是和台湾（而非大陆）签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这个也是在美国的控制下签订的，条约排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如中国、苏联。所以说，看起来和解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但是和世界格局密切相关。”

而中日和解要比这个复杂得多。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建平说，“中日为何没有和解？因为中日没有正式的外交。”他解释说，和解是非常规范的国际政治概念，需要在契约层面上结束战争状态，赔偿，谢罪。“日本虽然和台湾签过和平条约，台湾却没能拿回赔偿，因为日本说战争的受害者在大陆。”刘建平说，而在1970年代田中访华时，再讨论赔偿问题，日本的回答是我们已经签过条约了，因此赔偿依然没有要回。

国家之间的和解仅仅是缔结和平条约，孙歌认为，而老百姓在谈和解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意义，并且包含了很多情感因素。“今天妨碍中日和解的，民间的问题比国家间的问题更严重。国家可以一夜之间转变政策，但社会呢？我们可以达成没有隔阂的和解吗？如果不能，障碍是什么？”

“真正的障碍源于中国人的自大和自卑，还有日本人的优越感。”孙歌说，中日最大差异在于中国是高度流动的社会，在空间上人员不断流动；功能上看，即使人不流动，环境、政策也在不断流动。而日本的流动性比较小，对它的历史、现实、未来都比较有把握。在不同的环境下，孙歌说，“过于流动使得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从不缺少自由。从乱扔骨头，到随地吐痰，这些乱象对日本来说都是落后的、不够现代化的标志。但中国人就觉得我们有几千年文明，日本近代才发展起来，国土有限，不过是占了个便宜。中国人有这样的自大，因此也具有自大反面的自卑。”

孙歌认为，国家和平与否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而当一个个个体有意识的克服障碍的时候，战争的基础很可能就会瓦解掉。国家的和解就是内部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内部可以瓦解歧视、优越感、自大、自卑，那么这个社会是最自由的社会。奴隶是发动战争的最好工具，自由人是很难产生战争的。很遗憾，中国和日本都不能说是自由人组成的社会。”孙歌说。

止庵对此表示悲观，他说中国人的种种毛病鲁迅那一代人早就提出来了，“日本是中国之药”这句话最早是鲁迅说的，可是这药“中国人会吃吗？吃过吗？现在之所以说鲁迅的作品很有现实意义，不就是说他的作品还没起什么作用吗？”

加藤嘉一在中国游学多年，关注中日关系已久。他认为国家和解是一种终结，是一个历史节点；而民间和解注重过程，是两条不断碰撞交流的线。加藤嘉一说，在这种过程中，“像熊培云这样的中国人，去日本采访右翼、议员、官员、平民各种人，这种态度是每一个研究中日关系的人都应该学习的。”中国和日本什么时候平等过？“古代日本向中国进贡，近代中国被日本侵略，而现在，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上首次平起平坐，”加藤嘉一说，“我觉得中日和解这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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