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蒙
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师父（王林海老师）身边做书童，常听他回忆起他的老师陈我鸿、朱豹卿先生，讲老先生们传下来的笔墨精神、人格精神；在煦园的日常生活中听他谈天说地，看他作画、习字、陈设、插花，接受“美生”的熏习；跟着他四处游学，听他讲中国人的用心之道，讲“美，只指向心性”；跟他学习书道笔法、身法、心法，在他的心性艺术史里开眼格。就这样，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
一切皆抽象 精神只切实 最近几天，煦园茶席的贡台上摆着一只猫头鹰陶器。王老师同我们讲，这只陶鹰构象简括，韵质肃穆，透出两汉遗物的浑厚和古埃及雕塑里的拒绝感，陶鹰背部尤其雄强外拓，气势扑人。因此这只陶鹰新摆出来的几天里，大家都对它十分喜爱。直到一天早上，王老师拿出他十分心爱的玉器羊摆在猫头鹰旁边，贡台上气候顿时随之一转。经过长年的骨化，这只上古玉羊显得尤其博厚、柔慈，放在陶器傍边对照，一股柔弱中的大“勇”之力轰然涌出；对比之下猫头鹰一丝不见原来的英武之气，竟显出怯懦和猥琐。面对这情境我突然愣住，好像竟在陶器里照见了自己：平日里顽固刚强，待人有失宽厚，比起玉羊的大善，原来同这陶鹰一样面目不堪；玉羊的“善”和“勇”也才因为这对照被我察觉到，使其有机会从心底复活，慢慢化开。 那些似乎只出现在早已逝去的黄金时代的“天性”真的活在我们自己身上吗？数千年华夏文明化育出的气韵、风骨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几周在同道书房的中国文化参就从黄宾虹先生的一幅山水画开始，慢慢向上追溯到书圣王羲之，再追溯到上古真人时代，在笔墨、器物里阅读中国人的本来面目。
世界国族的生命最长者，莫过于中华……这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所遗教训与德泽，都极其朴厚。而其表现的事实，即为艺术。——黄宾虹《艺术是最高的养生法》中华民族所赖以生存，历久不灭的，更是精神文明。艺术便是精神文明的结晶。——黄宾虹《国画之民学》
黄宾虹先生所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到底指向哪里呢？“智慧、善良、勤劳、勇敢”这样的抽象词汇，后辈是否真正活得出来呢？今天的我们以什么样的尺度看清自己的精神格位，又在哪里锚定心性的根基呢？对“须知书画本来同”一句诗已有耳闻，但是一直以来我心目中的传统书画只是利用毛笔、水墨材料，完成平面、色彩构成的一门造型艺术；是需要人文修养的风雅之事，从来不知中国书画的“行气”“观象”为何，更不用说潜藏其背后的“用心之道”。随王老师修习书道之后我才慢慢明白，沿革至黄宾虹先生的书道、画道实际上是经由一管笔，从王羲之笔端一线贯下的华夏文脉。拿起笔修习书道，初学人常以颜真卿墨迹、石刻入手，目的是让自己在笔墨书写中取颜鲁公方、正、平、圆之气，化育自己在日用生活、待人接物里平、和、中、正的行气之法。在唐代，读书人因太宗皇帝对王羲之的扬举，逐渐确立了后世对他“书圣”格位的肯定——王羲之以天心直取的情气，横绝太空于笔端，平衡了李斯之中正、张芝之磅礴、钟繇之天真这三者间的巨大张力，以蔡邕之中和之律统合，使书道具备了以“礼”“乐”化育人心的能力，从此中国人靠一管之笔便可以写出天、地、人的精神，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寄托处。“宇宙在乎手”——纸笔间的点划勾勒与伏羲氏开天一画恐无二致——形力归一、遗形取象，乃至遗象夺神；敏锐如宣纸和毛笔间的启承妙机其微，笔趣、意趣、天趣使天人之际在此找到了和合的中道，因此有“如登灵台，如对至尊”的自肯；“万化应乎身”，书写者的功力、涵养、气质、境界、风神皆收拾于身心灵府，吐纳于笔端；生于天心，生乎大美，人格精神一望而知。书道修习以“心手相师”入手，调身、心之节律，随容势构象、行气走笔而能“变化气质、陶冶性灵”。
这就是为什么王老师在参学过程中一直强调大家要“拿起笔”真修实参，因为随王羲之之后“书统”时代的展开，书道就是读书人“观古今之变”，比定自己在历史轴线上人格精神格位的清晰尺度，更是“究天人之际”以“学达性天”的“金绳觉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书道修习中炼就的“法眼”和修持依行的“法度”，不但让我们读出历代先贤墨迹中所涵养出的人格精神；也可以让我们在魏晋以前无墨迹处识得金石雕凿中凝固下来的“生动气韵”；更有从三代以前无文字处延续至今的日用器物、建筑，扩大到每日生活当下的行、住、坐、卧，乃至天地万物、自然造化中处处涌动的“骨法用笔”。几千年的人文历史和亿万年的自然造化，隐于人、物、器、书、画背后，天性与人性的精神格位在“法眼”与“法度”的标尺上可以清晰做出比定，同时也是印证自己身心修持的清晰刻度。就像我在陶鹰和玉羊的比定中看到的自己，清晰了然，深深明白王老师常说“高下立判”和“精神就是方向”这些话的真义。不明见高下何以见得精神，没有精神，怎么始于足下呢？令人唏嘘的是，在历史跌宕中这条“书道”修持的脉络几番转为暗流，细微处的用心之道纷纷剥落。而今天，书道苏醒的脉搏又在重新涌动。
源头即清 波澜自阔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整整一百年过后，我们面对文字记录的历史可以嗅到一点那个时代的气息。以下一段摘自当时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为中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国亡了！这呐喊里的苦痛今人只能通过文学和影视来想象，文献里的表述化作了脑海里抽象的历史。我们能想象，众多由工业文明催生的帝国鲸吞蚕食着这个“道衰久矣”的古老国家。中国人筹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救亡图存之际，华夏仁人志士拼尽心血将外敌赶出国门，向迎面而来的强势文明俯首求教，从政治、经济、军事、实业，到思想、文化、艺术、生活，苦痛中求索着令入侵者如此强大的动因，在火海中保留下古老华夏的血脉。今天的网络关键词也许可以反映很多人对五四救亡运动的洪流下，新文化思潮涌动的印象：
——在五四运动中，反对中华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等口号。
——梁启超和梁漱溟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反对外来文化沁入、去中华之道统。
——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
在上述文字里，中华文化是“复古思潮”，成了“封建思想”的同义词。 上世纪救亡图存的绝地求生，以“新文化运动”为唤醒民族觉醒的鼓角，可说是对魏、晋以来，尤其是唐、宋以来儒、释、道逐渐被当做学理和教条而僵化失明，民族心性被智识遮蔽的有力破除。而站在民族复兴转折点的今天，正明大义的时刻已经到来。到底是华夏文明从源头就出了差错，还是文明演化中我们无明地剥离了中华文明的“用心之道”，错失了传统文化“转化人性、回归天性”的法度，舍本逐末地把内在本具的“至善”，异化为外在要求的戒尺呢？如果因为文化演进发生了僵化，就让文明本体背上黑锅，是不是等同于因为下游河水受到污染，就该放弃源头活水，四处讨水喝呢？王林海老师在他的《中国人观画的态度》一文中曾引述康有为的一段话，由此反思百年来中国人面对传统的态度：
郎世宁乃出西法，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讲之。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
——康有为
这句话曾经彻透中国读书人的心里。近一百年的文化史、艺术史，这句话对中国人而言是跨不过去的。大家知道了吧！我们为什么没有世界名作，为什么蔡元培要用美育替代宗教，鲁迅要文艺革命。它的发端不含糊了吧！用鲁迅的一段话说：“我们要拿来，首先要这个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好了，现在大家都成为新人了，西方三流画家郎世宁也成了我们的太祖了。中国人心中也装满了许许多多“世界名画”，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力作，却鲜有人知，更不用说中国艺术的精神。中国人连自己的艺术都看不懂，都读不出它承载的精神，那么，我要告诉大家，你也不可能看懂西方艺术。如此痛恨自己的传统，让传统文化为国家的衰败买单，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仍具生命力的国家，过去几千年里，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老祖宗从来没有背弃我们，是我们后辈失去了会契他们精神的能力。
王老师这样说。一个温柔敦厚的老人，以‘止戈’的武道精神教化他的子孙后代。后辈不肖，家道中落，盗贼洗劫，子孙难道应该指责自己的祖先竟没有把自己教化成滥用火器、杀人越货的暴徒么？“知耻近乎勇”，我们用过去百余年的时间，跪下身来向西方学习科学、民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富强，但在民族复兴之际，今天我们已经几乎忘记怎么做中国人，甚至不再想要做中国人了。“中国人是中国文化化育的人。”那么，这条文化脉络的清泉每个中国人都必须努力使自己亲受其甘冽。